大顺（1644年—1645年），是明末由李自成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的农民政权。

“大顺”国号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从字面上看，“顺”含有顺应、顺从之意，古代举兵者常以“顺天”、“顺民”为号召。李自成以“大顺”为国号，可能也含有“顺天应民”之意。但更倾向于“大顺”国号的直接来源很可能出自民间流传的一则刘伯温作的谶语“遇顺则止”。在李自成的决策班子中，宋献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被“奉为军师”。李自成对宋献策极为器重，李自成选取“大顺”为国号，很可能是接受了宋献策等人的建议，以应谶语“遇顺则止”。

明朝末期，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明廷面对皇太极在边外的威胁和内地的灾荒，为了节省开支，精简机构，明廷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沉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所以率先引起农民起义。

崇祯二年（1629年）甘肃镇边军因扣饷之事发动兵变，杀参将王国和榆中县令，把总李自成加入王之爵部起义军。

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转投张存孟（不沾泥），担任队长。

崇祯五年（1632年）张存孟被俘杀，李自成投奔闯王高迎祥，称“闯将”。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岩加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百姓的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义军克洛阳，福王朱常洵被杀。十一月，义军克南阳，唐王朱聿镆被杀。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义军克汝宁，崇王朱由樻被俘。十二月，义军克襄阳。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义军克承天，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自称“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同月，义军克南阳，杀唐王朱聿鏼。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同时在政治上、军制上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建立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同月，李自成杀罗汝才和贺一龙。四月，李自成命李过杀叛将袁时中。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义军与明军对垒于郏县，时值大雨滂沱，明军粮运不继，在汝州兵败，义军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十月，义军破潼关，杀孙传庭。同月，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迎降，义军入西安，俘秦王朱存极。十一月，义军克延安。李自成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同月，义军先克平凉，俘庆王朱倬纮，再克宁夏，杀韩王朱亶塉，完全控制了除西宁之外的陕西三边各地。同月，李自成遣前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陷平阳。同月，克兰州，肃王朱识鋐被杀。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明秦王府为宫殿。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

永昌元年（1644年）二月初二，大顺军渡黄河，克汾州、阳城、蒲州。初五，克太原，晋王朱审烜被俘；十三日，克潞安，沈王朱迥洪被俘。克彰德府，赵王朱常㳛被杀。克怀庆，郑王朱翊铎不知所踪。三月，大顺军克宁武关，杀山西总兵官周遇吉。同日，姜瓖献大同城降，杀代王朱传㸄。十五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十六日，大顺军过昌平，抵沙河。十八日，大顺军攻占外城。十九日，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二十二日，李自成得知崇祯已死，下令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朱由检于田贵妃墓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入京之初，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朝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明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因此，李自成准备招抚吴三桂后再行登基，再派大军南下以完成一统大业。但由于吴三桂一再拒抚转为公开对抗，李自成决定东征，以铲除吴三桂的势力。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军到达山海关与吴三桂部展开了激战，由于清军突然从阵中冲出，大顺军措手不及，大败。李自成率骑兵数千急忙退至永平。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内即皇帝位，行代明称帝仪式，立妻高氏为皇后，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次日，撤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五月，蕲侯谷英率兵在庆都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六月，李自成留陈永福部守太原，将主力收归于陕西。同月，李自成疑杀制将军李岩，内部失和，士气大衰。十月，清军克太原，分兵南下晋东南，长治守将刘忠不敌，率部转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仅剩西南一角为大顺军控制，李自成山西防线基本瓦解。同月，李自成为扭转在山西、河南的颓势，组织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发动了局部的反攻，连克济源、孟县，在柏香镇大败清军。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针对大顺政权的方面。

永昌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刘宗敏先战不利。

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清军阿济格部进入陕北后，以部分兵力围攻榆林、延安的大顺军李过、高一功部，亲自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二月十八日，清军占领西安，二月十四日，清军招降了驻守河南府（即现在的洛阳）的大顺军平南伯刘忠。三月，大顺军逼走南明将领左良玉，占领武昌，李自成计划乘舟东下，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但大顺军尚未准备充分，清军分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仓促弃武昌向东南转进。四月，清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接连大败大顺军，切断大顺军东下去路。李自成见东下已无可能，便掉头向西南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转入湖南。五月，李自成率兵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

永昌二年（1645年）八月，大顺军余部会师于松滋草坪；九月，复立李自成弟李自敬为主。与南明达成抗清协议，西路大顺军余部改编为忠贞营，东路 大顺军余部与其他南明义军混编为忠武营。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忠贞营攻荆州，二月，清军八旗主力忽至，忠贞营仓促应战，大败，刘芳亮战死。三月，李自敬、田见秀等降清后被杀。忠贞营余部遂以李过为主。

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忠贞营余部攻长沙，遭到清军主力攻击后，被迫退入广西。忠贞营余部开始改用南明永历年号，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李过病逝于南宁，忠贞营余部继由李来亨、高一功统领。

永历四年（1650年）十二月，李来亨率忠贞营余部出广西入湖南，至湖北兴山，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抗清根据地。

永历十二年（1658年）十一月，夔东明军为挽救南明危局，再攻重庆，谭弘、谭诣杀谭文降清，夔东明军反攻重庆借以拖住由川入黔清军后腿的计划化作泡影。

永历十六年（1662年）七月，清廷在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组织了对夔东十三家的三省联合围剿。刘体纯自缢，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俘后惨遭杀害。

永历十九年（1665年）二月，清军围李来亨部于茅麓山。八月五日，大势已去，李来亨携全家自焚，大顺军余部最后一支队伍最终被消灭。

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在攻占北京的同时，继续分兵略地，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层政权。北直隶、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各地州牧县令纷纷上任。降将马科则率军进攻四川，川北州县也多降附置官。

大顺版图，东自山东，西至甘、宁，北沿长城，南达淮河、长江以及川北一带，掩有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仅山海关除外)、陕西整个北方五省。再加上西北方面的甘肃、青海、宁夏一大片，与川北的保宁地区，湖广省荆州、襄阳承天、德安四府，以及江北、徐淮地区，占有了当时中国的一半以上。故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是大顺政统治的全盛时期。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阳置上相、左铺、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等官，地方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以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其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以喻上猷为吏政府侍郎；萧应坤为户政府侍郎；杨永裕为礼政府侍郎；丘之陶为侍郎兵政府；邓岩忠为刑政府侍郎；姚锡胤为工政府侍郎。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京设天佑殿大学士，由牛金星充任。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宋企郊为吏政府尚书、陆之祺为户政府尚书、巩焴为礼政府尚书、张嶙然为兵政府尚书。

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更定六政府，使大顺政权机构进一步健全。改内阁为天祐殿，牛金星继任首辅。六政府尚书分别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户政府尚书杨玉休、礼政府尚书巩焴、兵政府尚书喻上猷、刑政府尚书安兴民、工政府尚书侯恂，又改翰林院为弘文院，六科给事中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司为尚玺司，通政司为知政使，主事为从事，废詹事府。太常、鸿胪司属礼政府。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增授府同、理刑、州判、县佐等官。三月，李自成在襄阳以孟长庚为荆州防御使，张虞机为荆州府尹，陈荩为扬武防御使，姚锡胤为安陆府尹，李之纲为襄阳防御使，朱铨为襄阳府尹，吴大雁为南阳防御使，刘苏为南阳府尹，黄阁为信阳防御史，金有章为汝宁防御使，邓琏为汝宁府尹，刘懋先为均平府尹。同月，李自成“移文于伪防御使，考取生员，一二等者，送伪吏政府选官”。十一月，李自成遣试郡县诸生，上等任六政府从事，次任守令，又次任佐贰。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根据开国需要，不仅“命伪官试州县生员”，“檄各府举人赴西安候选”，同时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改八股文为论文。三月，李自成改巡抚为节度使，布政司为通会，兵备道为防御使，知府为府尹，知州为州牧，知县为县令。四月，大顺礼政府开科取士，出题“天下归人也，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录武十名，送吏政府选用，又示“各省直乡试侯旨定期，即于中秋举行”。

《大顺律》是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大顺政权颁布的法律，各种史料中均未见记载。当《大顺律》残本的出现，引起了收藏界和学界的普遍关注。

《大顺律》半叶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存卷十四全及卷十五半叶。推测《大顺律》沿用《大明律》的编纂方法，其所收的法律条文也照搬了《大明律》的内容，而且从条目到行文内容与注释文字全文照搬《大明律》，只是《大明律》为三十卷，相同的工律内容被编排在第二十九卷和三十卷。由于工律是明律中的最后篇目，由此可见《大顺律》应当只有十五卷，《大顺律》或是在沿用《大明律》的基础上对《大明律》加以压缩编排的结果。

大顺在军制方面，随着组织上的统一而作了重大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起义军划分为担负攻城野战的五营和镇守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的地方军；二、授予各级将领以正式的职称。

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改前明武官之称，改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仍设左右都督。又改总兵为总权，副将为副总权，守备为守旅，把总为守旗。但职名并未统一，有的仍沿用总兵、副将等称。其专事征伐的有：权将军，一品；副权将军，二品；制将军，三品；果毅将军，四品；威武将军，五品；都尉，六品；掌旗，七品；部总，八品；哨总，九品。

中营，旗纛为青色；权将军刘宗敏，权将军田见秀，制将军贺锦，前果毅将军任继荣；后果毅将军吴汝义，正威武将军张鼐，副威武将军党守素，左威武将军辛思忠，右威武将军李友。

左营，旗纛为白色；制将军刘芳亮，副制将军刘希尧，左果毅将军马世耀，右威武将军刘汝魁。

右营，旗纛为红色；制将军袁宗第，左果毅将军白鸣鹤，右果毅将军刘体纯。

前营，旗纛为黑色；制将军谷可成，左果毅将军谢君友，右果毅将军田虎。

后营，旗纛为黄色；制将军李过，左果毅将军张能，右果毅将军马重僖，贺兰，路应标，高一功。

中军资料缺，或由李来亨直接指挥；左军为左都督骑威将军、左都督忠威将军高国玉、左都督骠骑将军王学礼、左都督骑武将军李可明、左都督龙骧将军王希忠；右军为左都督威崇将军张尽孝、威略将军郭升、虎骧将军杨山、右都督武怀将军李玉、都督同知湘雄将军、都督同知湘滕将军李学秀；前军为左都督骠威将军佘加日、左都督骠骠武将军王从新、左都督忠义将军、左都折冲将军梁国运、右都督崇怀将军周士贵；后军为左都督赞怀将军侯应照、右都督镶怀将军高凌云。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建立政权之后，即分兵据守防地，其初，李自成攻城掠地多不守，及渡汉江，长驱入荆，见无一兵，遂有据志。先据荆襄，次及承天、德安，渐及汝南，分设卫兵：通达卫制将军任荣光以兵六千守荆州；通达卫左威武将军兰养成以步兵八百守夷陵；通达卫右威武将军牛万才以骑兵六百、帅标都尉张礼以水兵六百，分守夷陵；帅标威武将军王文耀以兵六千守澧州；扬武卫果毅将军白旺以兵三千守安陆；都尉董云林以兵六百守荆门；帅标威武将军谢应龙以兵三千守汉川衣马家隔；左卫都尉马世泰以兵六百守显陵；襄阳卫左威武将军高一功、右威武将军冯雄各领兵二千；汝宁卫威武将军韩华美以兵八百守信阳；均平之果毅将军周凤梧以兵二千守禹州、郑州。

占领北京后，李自成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这种局部的胜利只是导致了全局的失败。白旺七万之众完全可以牵制住左良玉部，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本应调到北京地区，等到稳定辽东局势以后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是易如翻掌。李自成计不出此，说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战略头脑。

大顺在军队中实行五等爵制。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以下封伯、子、男。

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可成、亳侯李锦、磁侯刘芳亮、英侯张鼐、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希尧、绛侯贺锦；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武阳伯李友、平南伯刘忠、文水伯陈永福、桃园伯白广恩、确山伯王良智、京山伯陈荩、鄢陵伯刘苏、伯爵任继荣、伯爵辛思忠、伯爵党守素、伯爵刘汝魁、伯爵白鸠鹤、伯爵张能、伯爵牛万才、伯爵蔺养成、伯爵左光先、伯爵牛成虎、伯爵马科、衡山伯、繁峙伯、宁陵伯田虎、临胊伯高一功等。

王爵李自敬，国公田见秀、国公李过、义侯李双喜、赵侯、襄南侯、岳侯刘世俊、侯爵宋献策、伯爵牛金星。

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定王朱慈炯为定安公、崇王朱由樻为襄阳伯、邵陵王朱在城为枣阳伯、保宁王朱绍圮为宣城伯、肃宁王朱术（木受）为顺义伯。

李自成制定了三条最严格的军法。第一条是前者返顾，后者杀之。第二条是有一马儳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第三条是民盗一鸡者死。

战争期间，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洞沟李自成义军矿冶遗址位于栾川县陶湾镇红洞沟村委所在处，遗址南北长160米，东西宽60米，大致呈长方形。该遗址区被村民采矿所出矿渣填埋覆盖。过去曾在该遗址内发现了许多炼铅、炼银遗留下来的炉渣、铅块、铅饼等。遗址西边山坡上有一洞口，洞内曾经堆放大量的铅锌矿石。

该遗址为明末李自成义军采矿和就地冶炼提取铅、银的地方，对研究古代采矿、冶炼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李自成在经济上剥夺明朝官府和富人的财物，号召农民起来进行“割富”斗争，平均赋役负担，平买平卖，公平交易。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二，李自成颁谕开二十四局，铸永昌钱。

“永昌通宝”面文楷书直读，光背无文，有小平、折五、折十共3个种类，其中折十虽然史料有记载，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实物。“永昌通宝”细辨版式很多，但最大区别是“永”字的两种不同书法风格。试铸小平版，“永”字是点直角永，与明钱钱文书法相仿。这与李自成反明理念相悖，钱出炉后即遭到弃用。李自成认为既然建立了新朝，有了自己的钱币，所铸用的钱币文字应该有新的行文标准。因为他信服五行之说，认为大明属火，大顺就应以水灭火。便将“永昌通宝”的“永”字书写为二字和水字以上下结构排列，既保持了“永”字的原形，又顺应了以水灭火，以大顺取代大明的理念。所以铸量较大，“永昌通宝”多为二水永，正常永字的“永昌通宝”较为少见。

主词条：均田免赋

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思想，完全不同于地主阶级的所谓“均平”思想。它是在此以前的历次起义农民经济思想的发展。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起义农民要求劫富济贫和争取平等生存权利所体现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发展成为直接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赋役的思想，表明明末大起义的农民已经认识到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并实行田租剥削，是使广大农民贫困的根源。

曹树基认为永昌元年（1644年）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1.5247亿人是对大明和大顺统治地区的人口总推测。

永昌元年（1644年）大顺建国后各项制度逐渐完备，其官制仿效明代官制。李自成为避其父名“印家”之讳，其政权印信不称“印”，称“契”、“符”、“卷”、“章”等。铜柱钮“辽州之契”即李自成建“大顺”国号当年所颁行的地方官印，是“大顺”政权最早的官印。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大顺政权铸九玺。

梆子腔产生以后，有两次大型的全国范围的传播。其中一次大型的传播是由山陕商人的商贸活动带动的，主要发生在乾隆嘉庆年间。关于山陕商人及山陕会馆对梆子戏传播的贡献，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而梆子戏另外一次大型的传播活动是明末农民起义部队的流动所引起的。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对梆子戏的传播的重要意义，已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也多有学者提及。

明末农民起义部队中时常有演剧活动。李自成军中即有戏班，帐中常有演戏，如吴伟业所说：“车优与女陬者，……常在帐中供奉。”1640年（崇祯十三年）河南义军将领袁时中被明军将领黄得功打败之后，与李自成合营。李自成为了拉拢袁时中，将义女李慧梅许配给袁时中。为了庆贺女儿的婚事，李自成下令城外竖高台十座，列绮张绣，“徵梨园伶人十部台，并奏乐技演曲其上。”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即搜缝人优人，”可见他对观剧演剧的爱好。李自成掠得陈圆圆后，命陈圆圆献艺，陈圆圆“奏吴歈”，而听惯了西北“秦腔吼”的李自成当然听不习惯陈氏的吴侬软语，皱着眉头感叹缘何如此美貌之人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筝、琥珀，己拍掌以和之”。西调繁音激楚、酣畅淋漓的风格，才能让李自成有“热耳酸心”的审美享受。

李自成侄子李过后裔保存有大顺政权的谕旨、诏书、敇封、塘报、密报、奏疏、告示、晓帖、檄文、典章、祭文、守则、军令状、协约、借据、信札、日记、大事记、试卷、判谳、诗赋、图册、宗教、杂录等，已整理出3543件。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克西安。对于西安城内的耶稣会士，大顺军以礼相待，加以保护。破城后“被获”的传教士郭纳爵、梅名高曾被农民军的负责官员讯问，得知他俩是“远道来华，惟为阐明真教，因即命释放，并禁骚扰教堂。”耶稣会在北京传布的规模，远胜西安。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朱由检悬尸煤山，明朝覆亡。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外国传教士决定离开北京。但有位教士继续留在教堂内，此人即汤若望。这样，汤若望就成了李自成进京后的历史见证人。后来，他在自传《生活回忆录》中，作了生动的记述。据汤若望记载，大顺军刚进城，有过局部盲目的屠杀行为，汤若望等人因此把教堂大门紧闭。但屠杀旋即被农民军领导人所制止。教堂的门重新打开。一些农民军走进去，好奇地看着里面陌生的一切，没有发生任何唐突行为。只是经过教堂的允许，他们取走了一条绒毡。第二天，在教堂门口“挂有牌示一方，上书勿扰汤若望的命令”。此后，教堂一直受到农民军的保护。在李自成进京的三天后，汤若望曾应邀进宫去见了大顺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受到他的茶酒款待，并留晚餐。但汤若望没有记录这位高级将领的名字。分析当时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刘宗敏。因为汤若望在回忆此事时说过，他走进第一间屋子时，瞧见许多明朝的高级官员正在被拷问索炯，而走进召见他的那位领袖的房间时，又看到一些女优伶正在歌舞。当时农民军负责拷晌追赃的正是刘宗敏，常召女优弹唱侍宴，寻欢作乐的高级将领，也有这位刘宗敏。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长安颁布了《大顺钦颁永昌元年甲申岁皇历》。

主词条：李自成行宫、李自成墓

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令其侄李过返乡将原马鞍山真武庙改扩建为行宫，并将马鞍山改为盘龙山。据米脂县志载，李自成曾两次返里，在此居住。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大顺政权更定大顺汇典，改大明门为大顺门。初五，礼政府颁《永昌仪注》一卷，改前乾清宫“敬天法祖”额匾为“敬天爱民”。

民国十五年（1926年），郭沫若随军北伐，到李自成墓凭吊。1955年，通城县人民委员会在原址重修其墓，阴刻郭沫若亲笔所题“李自成之墓”5字，墓东侧刻郭沫若所撰墓志，西侧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题词。全墓用石块砌成，雄伟挺拔。1997年因公路改造南移500米重修。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苜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苜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之众。“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壮大，马守应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闯王旗帜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带活动，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这期间马守应还率军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击败明军主力的战役，发挥了积极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马守应为“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李自成北上进攻北京的时候，马守应继续坐镇承天、荆州、澧州等处。牵制了这一带的明朝军队，成为独当一面的势力。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制将军贺锦部攻略甘凉等地，克连城，西宁卫副总兵鲁允昌被俘杀；围东山，西宁卫副总兵李天俞只身逃西宁。进逼西宁，西宁卫指挥使祁廷谏率子祁兴周与义军作战，并联合西宁卫都指挥同知李洪远于次年诱杀贺锦。辛思忠攻克西宁时祁廷谏、李天俞被俘，执送西安拘禁，李洪远与妻祁氏及家丁百二十人死于乱军中。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制将军贺锦部进逼西宁时，西宁卫指挥同知祁国屏率军抗击义军。

在大顺建立前后始终针对大明发动战争，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际，曾让守陵太监申芝秀由彰仪门缒入明宫“请崇祯逊位”，遭到崇祯帝拒绝。大顺余部后被南明隆武帝招抚，号“忠贞营”。

在大顺攻占北京之后，与吴三桂对峙作战之时，才与大清方有接触。但因大顺与大清逐鹿中原之争，更甚至是窃取了大顺政权的胜利果实，故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虽然顺治帝曾发《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及《顺治帝招刘体纯等诏书》招降顺军，但顺军一直无动于衷。

张献忠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后至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前，一直是拥戴李自成的，在李自成建国后又奉永昌年号。当李自成山海关兵败、退出北京，张献忠所领导的大西军克成都后方与大顺军兵戎相见。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在逐步完善官制的同时，按照历朝惯例，也建立并实行了文武官员的服制，大顺军将士的服装制度是其重要内容。首先，大顺服色用蓝。从史载李自成和大顺官员的穿着情况看，服用蓝色是在建国后付诸实施的。如李自成在西安即位后，“亲阅校射，身被蓝布袍”；进京时，“毡笠缥衣”，缥衣，是淡蓝色的衣服；东征吴三桂出京时，“绒帽，蓝布箭衣”。刘宗敏在北京接见听选明官时，衣着是“方巾蓝衣”。其次，对服装样式、领子、补子等有明确规定。再次，品级有区别标志。大顺官服上衣补子上有兽，标志官员品级的云朵，位在兽的左上角。这与现代军队军官肩章上的军衔等级标志，有相似之处。另外，大顺军官服，“先在营者”与“新降臣有别”。“先在营者冠服如品，新降臣止方巾色衣。”品级人流者与未人流者有别。人流者“冠服如品”，“其未人流者箭衣大帽”。有的服装，军民有别。“其乡民不得穿箭衣，以别军民。”军官着装，上朝等正式场合、战时、平时有别。将军上朝穿官服，战时穿箭衣和“箭矢不能人”的“棉甲”。军官与士兵服装的区别，只是军官多一官服，战时、平时的着装与士兵无异，即使是李自成，也是如此。蓝色官帽与蓝衣协调配套，应是正式场合穿戴，而白帽应是作战等非正式场合戴用。

黄陂三鲜是湖北武汉黄陂的传统名肴，三鲜是鱼丸、肉丸、肉糕三样菜合而为一的统称。当地有“没有三鲜不成席，三鲜不鲜不算好”之说，每逢过年或红白喜事，必有三鲜上席。相传崇祯年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取了黄陂城，当地百姓拿出过节才用的鱼丸肉丸肉糕招待起义军，并将其合烧，一菜三鲜，味道极美。从此黄陂三鲜逐渐出名。

武城旋饼制作历史悠久，源于武城县郭庄村（今故城县建国镇郭庄）。相传，旋饼技术是明初由山西洪洞县移民时流传到武城。明末，闯王李自成进京路过武城时，发现路边席棚内烙制馅饼的工艺稀奇，于是便下马品尝，并大加赞赏，遂依其特点赐名：“旋饼”。据旋饼师傅讲，叫旋饼的依据主要是因饼先是在手中、鏊子上不停旋转，再之，就是具有旋吃旋做的特点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