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西安的古称，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素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美誉，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继蓝田猿人、半坡氏族之后，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0世纪间，曾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西安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居中国古都之首，也被赋予最早的东方世界之都。

长安（拼音：Cháng ān；英文：Chang'an；韦氏拼音：Ch'ang-an；关中古音：Cháng nǎn）意为“长治久安”，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华夏文明史及东方文明史上最负盛名的全球著名都城。

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千余年，先后有21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是十三朝古都。在建都长安的诸多朝代中，周、秦、汉朝、隋朝和唐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当时的长安已成为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在公元前195年—公元25年、公元580年—公元904年的两段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长安向世界展现了文明中国拥有的自信、开放、大气、包容、向上的民族精神，铸造了炎黄子孙永远为之自豪的文化高地。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长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以世代传承的雍容儒雅，满腹经纶，博学智慧，大气恢弘，成为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文化的名片和中国精神的芯片。

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时期就是以长安为起点。唐代长安城下属有万年县和长安县取万年长安之意。长安为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同时也是与雅典、罗马和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长安城”，在西周时称为“沣镐”。“沣镐”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沣京和镐京的合称。“沣镐”所在地区称为“宗周”。秦时称“内史”，至西汉初年，刘邦定都关中，西汉高祖5年（前202年），置长安县，在长安县属地修筑新城，名“长安城”，意即“长治久安”，改长安城所在地区为“京兆”，意为“京畿之地”。

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隋时，隋文帝在“大兴县”营建新都（长安县东），命名为“大兴城”。唐朝时，以中轴线重新划分长安县与大兴县，并更名“大兴县”为万年县，取意“万年长安”，重新恢复“长安”之名。元代，“长安”丧失首都地位，“长安城”所在地“京兆府”易名为“奉元路”。明朝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之名由此而来。但“长安城”仍称“长安”，归长安县管辖，“长安”之名并未废除，一直保存至近代将“长安城”剥离“长安县”独立设立“西安市”为止，“长安”之名废止。

长安地区很早就有都市存在，早在100多万年前，蓝田人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高陵杨官寨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城市历史推进到了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东亚最早的城市，城市边缘有一条长达1945米的环壕。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联系。

长安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周朝的国都，西周的国都酆京、镐京（前1111年—前770年）。

镐京又被称之为酆镐，酆、镐本是沿着酆河而修建的两座颇具规模的城市。沣水西称酆京，沣水东称镐京，史称“酆镐二京”，分别由周文王与周武王营建。不过，习惯上将这两座城市看成一个城市，因为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作用。酆京在西周后期更多地承担了祭祀的带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镐京则作为行政中心而存在。西周的首都就是丰镐两京。

经近现代多年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沣水两岸约1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只发现了多座宫殿、宗庙、贵族与平民居址、车马坑、青铜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业作坊。此外，据《诗经》等文献记载，还当有辟雍、灵台、灵沼等礼仪和游乐性设施。特别是记载都城丰镐规制、并成为后世都城设计圭臬的《周礼·考工记》中，明确记有“前朝后市”这一规划与建筑内容，结合《周礼·司市》篇中所记，当时“市”已有多种类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同时，还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从担负“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职能情况看，丰镐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再结合西周经成王、康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至中期工商业日益兴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从事工商业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这一历史发展状况看，丰镐城中不仅集中居住着一大批王族宗室与公侯贵族，还有人数不断增加的百工、商贾。他们与各类“市”相结合，使丰镐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经济功能也愈益突显出来，因而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

秦建都咸阳，古代咸阳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两岸，地理位置涵盖今天的西安和咸阳部分区域。

咸阳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后秦国的都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国都仍在咸阳。当时的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包括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以咸阳为中心，东迄黄河，西达千、渭河之滨；北起九山和林光宫，南至秦岭北麓，东西400公里，南北200公里的范围内，都建有离宫别馆。渭河以北主要有冀阙、咸阳宫、兰池宫及各具特色的“六国宫殿”；渭河以南有举世闻名的“阿房宫”，供皇帝游玩的甘泉宫和上林苑。渭河穿流于咸阳城的宫殿间。一座宽6丈、长380步的木桥把渭北、渭南联在一起。咸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秦末汉初，长安其地时为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是秦始皇的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汉初，高祖刘邦下诏，相国萧何主持营造都城长安，开启了汉帝国的宏大基业。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但群臣大多是从东方而来，纷纷反对。刘邦征询张良，张良说：“东周虽然比秦晋两世好，但雒邑城郭仅数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击。反观关中有函谷关、陇蜀的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庶，北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东方牵制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运京师，当东方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的没错。”于是刘邦决意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赐刘姓。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置长安县，高帝七年，定都于此。刘邦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汉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墙。汉武帝设京兆尹治理长安，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并在城西扩充了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

在西汉的200余年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期，长安城一度毁于战火。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长安改称西京。及至汉末，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两汉时期，长安一直作为都城存在。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外，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其中未央宫是从汉惠帝开始的许多皇帝的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划分为160个“闾里“。市场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称为“长安九市”。在城西有面积广大的上林苑，苑内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宫等。在城南有一组王莽时期建造的礼制建筑。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构建体系统。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东汉建立后，历代皇帝常常前往长安祭祀宗庙。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汉室势微，初平元年（190年），西凉军阀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192年4月，董卓被王允、吕布刺杀，192年6月，董卓部将李傕等人又攻入长安，后又相互连兵攻杀。

隋文帝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当时的汉长安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

公元582年（开皇二年），文帝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学家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先造大兴宫城，后造皇城。开皇三年（583年）在城西侧开挖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宫城。第二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黄河。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同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608年，又兴建永济渠运河。大业九年（613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大兴城的总体格局至此形成。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为长安，此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间先后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

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西汉长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总面积87.27平方公里。外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门，南面正门明德门和丹凤门为5个门道外，是都城的最高等级。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时期修建大明宫，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三座宫殿合称“三内”。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城内有四条沟渠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城东南角有一座人工园林——芙蓉园，园中有曲江池。

长安城（外郭城）开十二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明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中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除正门明德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据实测，明德门址东西广55.5米，南北长17.5米，每个门道宽5米。特别是明德们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宽达150米至155米。其他的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也普遍在35米至65米之间，而顺城街宽20米到25米。明德门原有台阁式门楼建筑。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820米，南北宽1492米，周长8.6公里。城四周有围墙，南面正中开承天门（隋称广阳门），东西分别是延喜门和安福门，北墙中部开玄武门。宫城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太极宫（隋称大兴宫），称作“大内”，东侧是东宫，为太子居所，西侧是掖庭宫，为后宫人员的住处。今天西安城内西五台和北城外自强西路北侧铁路中学内的土岗则是为数不多的大兴宫城遗址。

皇城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南北宽1843米，周长9.2公里。城北与宫城城墙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其余三面辟有五门：南面三门，中为朱雀门，两侧为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面各一，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向南经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通，向北与宫城的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5条，道路之间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社稷等祭祀建筑。从城市的平面布局来看，规划者严格讲求左右对称。全城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之间的连线，也即承天门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为南北向中轴线，以此为中心向左右展开。为突出北部中央宫城的地位，以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等一组组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压在中轴线的北端，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之后，随着不断增添新殿，才使这种格局有所变化。

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设的典范，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

日本国的平城京和平安京、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高度效仿了长安城的规划结构。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安城墙，留存至今，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一直心怀迁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标最中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提到“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朱元璋顿时心动，但不形言表。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天下：“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指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其实已经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太子朱标个人也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长安作为最为国人仰慕的汉唐国都，王者气派天下独步、无可匹敌。

然而世事难料，太子朱标返回南京后于第二年病逝，谥号“懿文太子”。

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很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了。

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凄凉。

明末，李自成率军攻破陕西，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从西安出师攻灭明朝。然而，吴三桂投靠清朝，以致清兵入关，攻灭大顺政权。明钱谦益《袁伯应南征吟小引》：“今长安关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为蚁贼残破，伯应（袁可立子）之忧愤视子美又何如？”

1900年，清廷利用义和团排外，并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北京，西狩长安，留驻长安约一年之久。在此前后，光绪帝与国内维新派人士都强烈主张放弃北京，迁都长安，变法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抗战到底。

西周定都丰镐以后，丰镐两京成为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第一座城市，《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关于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经典记载丰镐内宫室朝寝宗庙建筑街衢井然，《诗·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筑城伊，作丰伊匹”；“维丰之垣，四方攸同”；“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这里，不仅记述了周文王伐崇胜利后营建丰邑并自岐邑迁都丰邑以及武王宅镐的史实，而且表明丰邑是有坚固的城垣和护城河的。在另一首周人讲述开国历史的史诗《诗·大雅．皇矣》中，称“以伐崇墉、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坚固城墙的；“作丰伊匹”表明丰邑堪与崇城相匹敌。《诗·大雅》载：岐邑“立皋门，皋门有伉”，表明先周的岐邑建有城郭并具有高大对称的城门。至于西周王朝苦心经营200多年的镐京，无论是规模和形制，与岐邑、崇城和丰邑相比，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传》昭四年云：“康（王）有丰宫之朝。”《诗·小雅·巧言》载：“奕奕寝庙，君之作之。”《诗·大雅》载：“宫，肃肃在庙。”一些西周金文亦载宗周（镐京）有宫室庙堂。这些文献不仅表明丰邑和镐京内建有宫室、朝寝和宗庙建筑，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尚书·召诰》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即镐京），则至于丰。”从周成王自镐京徒步至丰的记载来看，丰、镐应是相距不远的。近代学者从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考释，西周早、中期诸王曾在丰邑执掌政事和主持各种典礼来看，虽“武王宅镐”以来政治中心迁至镐京，但丰邑还具有周都的部分功能。对丰镐考古建树颇丰的胡谦盈先生称“所以史家向来将丰、镐并称，或说二者是周都双城，是很有道理的。”郭沫若将一些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京”考释为丰京，卢连成先生将西周两片甲骨刻辞中带“草”字头的“蒿”字和一些西周金文中的“蒿”字释为镐京之“镐”。无独有偶，植物学上“丰、镐”二字原意就是生长在丰水两岸长势茂密的草本植物，作为跨丰水的周都双城动土前原应有此等荒野景观。西周丰镐两京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成熟阶段。

秦定都咸阳，可谓是战略意义重大。为横扫六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从而也拉开了秦王朝封建集权统治的序幕。随着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秦不断地把六国的宫室复制在咸阳北塬上，造成咸阳虽宏伟壮观却缺乏统一规划的混乱局面，统一以后，战略重点由战争转向经济文化建设，秦王朝开始对城市建设的布局进行调整，总结并继承前人的经验，把“象天法地”作为城市设计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赋予新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内涵，使咸阳的整体布局与天象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具有其鲜明的结构特征。

一是与自然天象的和谐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宫渡渭，……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记：“秦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营室对应阿房宫，阁道对应横桥，天汉对应渭水，紫宫对应咸阳宫。与星象位置对应的还有城中的市井、手工业区、商业区等。就这一点而言，秦所设计的咸阳城是对其前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

作为“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秦都咸阳，早在建都前，就以其“被山带河、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景观引人瞩目，闻名遐迩。渭城古渡被当时称为“天下第一大渡”，当时百姓俗称其为“水旱码头”。从其地理形制上看，秦都咸阳不仅为辖制关中、辐射全国的要冲重地，更是发展经济、富民强兵的“天府之国”。

二是规模的宏大与开放性。作为“中国第一帝都”的咸阳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考古工作者依据史料记载，对秦咸阳故城进行了多次的调查，踏查总面积达165平方公里。但至今未发现咸阳故城的城郭遗迹。已确知咸阳城有内城和外城郭，而非内、外城，因此它的整个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

三是城市布局的科学性。自秦孝公至秦惠文王，咸阳城分为三大部分，城区集中在渭水以北，东部为宫殿区，西南部为工商、居民区，西北部为陵墓区。其中在二道原以下的河滩阶地，东西约四五公里的空间，分布着手工作坊和生活区。官营作坊在宫殿区的附近，民间作坊在离宫殿之西五六里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考虑到旧城规模太小，而人口日益增多，便将市区由渭河北面跨过渭河，向南发展，其秦都咸阳的城市规划甚至囊括了整个关中地区。渭水以北广大地区有六国宫室群；渭水以南地区有章台宫、阿房宫为中心的建筑群等，整座都城均以市区为中心向外辐射，沿着渭河两岸绵延伸展。咸阳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都城其城市整体而已体现着秦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许多方面都把战国以来的城市建设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水平。既有庞大的宫殿群显示皇权的威严，又有壮观的市容市貌标示都城的地位；既有绝佳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人文景观的依托，又有营造的人文景观反衬自然景观的秀丽。既是秦王朝封建统治者穷极奢侈的明证，又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四是建筑风格的包容吸纳性。秦始皇在城市建设上却表现了前人未有的兼容和开放，尤其是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每灭掉一国，都将其宫室而已描绘成图案，然后在咸阳北原仿型建造，形成了一个风格各异，争奇斗艳的庞大建筑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坐之咸阳北坂上。”写仿并非照搬，只是临摹其主体建筑的风格。秦宫建筑群的风格仍然体现了以秦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才有了唐代诗人杜牧“秦王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漪罗”的诗句。

《汉书·翼奉传》云：文帝时，汉长安城“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诸离宫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选室、温室、承明耳”。《三辅黄图》说：“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长安城。”“明光宫，武帝太初四年起。”桂宫，“汉武帝造，周回十余里”。北宫，“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建章宫，“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汉长安城的营建经历了整个西汉时期。既然汉城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汉长安城规划思想也不是一次定型的，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

在汉城营建的第一个时期，从萧何主持长乐宫、未央宫、武库、太仓等的营建开始。《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同书又引《庙记》云：“未央宫有玄武、苍龙二阙、朱鸟堂。”玄武阙在宫北，简称北阙；苍龙阙在宫东，简称东阙。崔豹《古今注》卷上说：玄武阙画玄武，苍龙阙画苍龙。《史记正义》：“颜师古云：‘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汉城建设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有关汉城的北斗与南斗说，见于《三辅黄图》卷之一：“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黄图》一书，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相传为六朝人撰写，但作者姓名佚失。可见，六朝时期已有“斗城”之称。与之相关的汉初先民之天文观念，《史记·天官书》有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合称为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合称为杓，总称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会政治意义《史记·天官书》里讲的也很明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上述的“七政”也有相类的含义，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北斗象征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长安久长的含义，与汉初当政的刘邦、吕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团的意愿相吻合。从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的取名，南城墙安门、西安门、覆盎门的设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汉承秦制，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刘邦入主咸阳时，正是十月份，此时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歇冠子》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所以，汉城北墙建成北斗形状，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建城指导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长安城”，也是元年正月，与上述条件相通。但是，北墙的建筑年代按《史记·吕太后本纪》索引引《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萧规曹随，继后为丞相的曹参，对萧何的“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北斗的“斗”在秦汉以前都是作为舀酒的用具，如《诗·小雅·大东》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秦汉以后，一方面作为一个容量单位来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继承了先秦时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转借为舀水之用，那么汉城北墙北斗之形的含义就更加令人深思。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即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班固《西都赋》所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

汉城平面图构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时期完成。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城的规模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建章宫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门大街中轴线作用失去意义，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观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寿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备，从战国时期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政治上的“重威”、市场功能的增强、交通的发达、文化的开放，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都会。

汉武帝个人思想信仰和汉城营建的关系。《史记·孝武本纪》说：“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上初至雍，郊见五峙。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蹄）氏观”。“天子令太祝立其祀长安东南郊”祭祀泰一。元狩二年，“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也。”“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元封三年，因天旱，下诏“其令天下尊祀灵星焉”。后因柏梁台发生火灾，听从“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之，用胜服之”的建议，“于是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司马迁笔下汉武帝的一生不但与神仙、巫祀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与汉城的大规模营建活动相始终。

《三辅黄图》说汉武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秦之上林苑的范围虽无详记，但根据文献推测，东至宜春苑，北起渭水，南达终南山，西跨沣河。汉武帝时期，一改汉高祖之“故秦苑囿园地，令民得之”的诏令，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成为“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的大苑。之内的离宫别馆达一百余所，都是“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西都赋》）。

隋大兴城的整个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形走向。隋代初年，宇文恺在建造大兴城时，对这里进行了别具匠心的设计，有意识地将这里开辟为“曲江”风景区。关于宇文恺为什么在城东南开曲江池的原因，《雍录·唐曲江》中解释为：“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以为池”，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王维坤先生从中唐权臣郑注所说：“秦中有灾，宜兴役以禳之”来推测，隋初宇文恺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显然也是出于“厌胜”的目的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大兴城东南高、西北低，风水倾向东南，皇宫、太极宫设在北部中侧，在地势上总也无法压住东南，应该采取“厌胜”的方法进行破除，如把曲江所在的凹陷挖成深池，并隔于城外，圈占成皇家禁苑，成为帝王的游乐之地，这样就可以永保隋朝的王者之气不受威胁。王维坤先生还探讨了这一思想的其他方面的理论依据，即《列子·汤问》《淮南子·天文训》《论衡·论天》以及《博物志》等文献的记载。综上所述，关于隋大兴城的总体规划思想归纳为《周易》“六爻”思想、“强化王权”思想、“天体设计”思想以及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所表现出的“厌胜”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又可归纳为“法天象地”、“强化王权”思想

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西汉长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在西安故都的辉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曾经是隋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更在于它是一个在不甚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化弊为利，将理想化的设计发挥到极致的建筑杰作。其规划思想更是中国历史的宝贵财富。

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经过发展，形成了“非均衡对称性”的格局，这主要体现在大明宫等建筑物的兴建上，而促使唐朝统治者对长安城进行重新规划的原因，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唐长安城“从宏观地形到微观地貌，体现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尊重与充分利用”，唐代对长安城进行局部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因地制宜”。唐长安外郭城的规划布局主要受皇宫、皇城所处位置及当时的等级观念、生活习俗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唐代前期与后期百官家庙分布地域的研究，唐代官私家庙在长安城中的布局明显受政治及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唐长安城内官私家庙的规划思想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因素而定。唐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的是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突出政治军事职能，商业性质不强。”

仰韶文化时期，雨量也较今丰沛。因而当时应为亚热带暖热潮湿之气候。竺可祯断定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年降水量估计较现在要多。而全新世中期的后一阶段龙山文化时期，从半坡与姚村剖面之抱粉分析资料中已可看出，由于乔木花粉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少，篙等草本花粉有所增多，这一阶段气温较仰韶时期略为偏凉，但仍较现今温暖，降水量较仰韶时期却明显偏少，当然仍较现今丰沛。这一结论还可从扶风县案板遗址之动物遗存和抱粉分析结果得到证实。在这一遗址之龙山时期文化层中，一方面发现有竹鼠、耍等喜暖湿动物种属，同时又发现有较多的啮齿目、偶蹄目等草原型动物种属。在抱粉中，木本植物花粉比例略有降低，草本花粉略有增加。木本花粉中阔叶树种已不如前一时期繁多，但仍较多出现针叶树种中松属变化不大，仅柏属稍有增加。这一花粉组合反映的是针、阔叶混交林与草原兼有的植被，仍较温暖，但已呈现变干趋势，是温暖半湿润气候。就地带性而言，仍应属亚热带气候。

西周建立前之先周时期，也即夏、商这两个奴隶制王朝时期约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世纪。这一时期之气候状况，根据扶风县案板遗址抱粉分析资料，应与龙山文化时期一样，也是温暖半湿润气候。周原的卜骨中发现有“狩咒”的刻辞，兑，在古代即指犀，这与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获兑”的记载相互印证，也证明先周时期关中地区与太行山东南麓一样，气候是温暖的，也是较为湿润的。

秦王朝与西汉前期，因承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关中地区气候依然保持温暖湿润状况。《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及的“渭川千亩竹”及《汉书·地理志》中所述关中地区“有粤、杜竹林，南山檀拓”，均为当时气候暖于现今之确证。有学者通过对秦兵马俑一号坑出现的大量淤泥及在陵园范围内专门修建的防水堤坝、完善的排水系统、高质量的排水管道等现象的研究，得出了秦代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多雨的结论。

据此可判断，秦与西汉前期同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气候暖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年均降水量也多于现在。西汉后期，即武帝之后，关中气候又开始转寒，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年以前，仅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年六月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年三月有“大雨雪”的记，而自武帝元狩元年以后，则先后在元鼎二年公元前巧年三月、元鼎三年公元前年四月、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年三月和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年四月发生大雨雪事件。前后相，后期之气候显然较前期寒冷。又据汉成帝时曾任议郎的祀胜之所著之农书记载，西汉后期关中种麦以夏至后日最为适宜，“早种，则穗强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夏至后日，尚在白露前。关中种麦一般均在秋分之后，较西汉后期要晚约天。这也表明当时气候要较今偏冷。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有“十一月，京师大风雪”的记载。这显然较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大霜酷寒之气候要和暖。但这一时期关中旱象仍较多，如开皇六年八月“关内七州旱”，开皇十四年五月“关内诸州旱”，八月“关中大旱”。说明关中仍较干旱。唐继隋后，历时年一年，且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强盛的王朝。因关中为王瓷所在，因而关于这一地区之气候状况史籍上记载较详。据《旧唐书》及《新唐书》中之帝纪与“五行志”之记载，有唐一代关中地区冬无冰雪的年份有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麟德元年、总章二年、仪凤二年，武则天皇后垂拱二年，唐玄宗开元三年、开元九年、开元十七年、天宝元年、天宝二年，唐代宗大历八年、大历十二年，唐德宗建中元年、贞元七年，唐嘻宗乾符三年。这在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唐代气候确是偏暖的。结合唐长安城内外仍长有梅树”，皇宫中种有柑橘并能结实的事实看，当时气温要高于现在。

唐代气候较为暖热还可从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从发掘出土的唐代各种人物俑和墓室壁画中可以发现，当时不论男女老幼衣着均比较单薄，特别是仕女，更是坦胸露背，蝉衣轻盈。而以后之宋、元、明时的人物俑，大多以身着棉袍厚衣为主。同时唐代帝王贵族常往山区之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华清宫等离宫别馆避暑，京城官员也每在盛暑之日获准放假，不用上朝。这些生活习俗，也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关中之气候状况。当然，唐代史籍中也有一些关中地区冬季大雪苦寒的记载。但若将冬无雪与冬有大雨雪的记载两相进行比较，就可看出，在唐代前期和中期，即唐德宗贞元年间一年以前之世纪，气候是以暖冬为主，气温偏高。而在唐代后期，即贞元年间之后的世纪，则以寒冬为主，也有春、秋出现霜雪害稼的现象。这表明到唐代后期，气候又一次转寒，且延至五代时期一年。

总的看来，隋与唐前、中期为接近亚热带的暖润气候，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左右，年均降水量也略多于现在唐后期及五代时期，气候又转向凉干。

《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料民于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

隋唐两代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国力强盛，而隋、唐又都定都关中，使陕西人口迁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遂将陈后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迁于长安。此年三月，“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今南京市），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从南方迁入长安人数之多可以想见。除陈后主及太子、诸王28人以外，还有陈朝尚书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200余人皆被迁于长安。

唐代对人口迁徙有许多明确规定。遵循秦汉以来，“强干弱枝”的传统政策，严格限制京畿人口迁出。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政府明确规定：“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按照这些规定，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地区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往外地。据记载，唐太宗曾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但移往何处，移出多少人口却不明确，这次迁移人口仅限于“尤少田者”。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曾从关中等地向洛阳迁移人口。据《唐会要》卷84《移户》载：“天授二年（691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内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移来自7个州，而史籍仅提到雍、同、秦三州，其余4州缺载。隋、唐两代没有像秦、汉那样大规模向关中移民，但隋唐时迁入陕西的人口并不少。迁入的人口主要有各地士族、一般官僚士大夫，沿边各少数民族乃至西域诸国人，全国各地的僧侣、商人等，日本、高丽等外国学者、僧人等。

在唐代，关中地区是旧士族迁入的主要地区。唐长安汇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少数民族商人乃至外国商人。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昭武九姓分布于今新疆、中亚一带，史称其“善商贾”，这些昭武九姓商人沿丝绸之路东进，在长安者众多。据《资治通鉴》载，安史之乱后，西域“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贞元三年（787年）经检括“凡得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原为西域使者，由于安史之乱后西域道路不通，遂久居长安，成为标准的移民。长安的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也不少。如长安西市就有波斯商人开设的“波斯邸”（《太平广记》卷16）。西市还有不少胡商（少数民族商人）开设的饭馆、酒馆等，并以胡姬陪酒。李白《少年行》之二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沣河两岸，为西周文王在河西岸所建丰京和后来武王在东岸所建镐京的遗址。遗址范围包括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新旺村、冯村、洛水村、普渡村、斗门镇及昆明池故址，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建筑基址1000平方米。1933年、1951年以来勘查发掘，发现夯土台基、古水道、墓葬、车马坑、房屋、窖穴，出土大量青铜器物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

丰邑遗址：遗址区东西宽约2.5公里，南北长约3公里，总面积约7.5平方公里。区域内分布有沙河村、马王村、韩家庄、韩南村、纪家村等。

镐京遗址：大致呈正方形，边长约3公里，总面积约9平方公里。区域内分布有普渡村、上泉北村、落水村、官庄、牛角村、南村等。在丰邑范围内曾大量发现比较密集的包括房屋、陶窑、窑穴、手工作坊、道路等居址遗址，并于这一带发现了十余座夯土遗址，其中呈“丁”字形的四号基址总面积达1826.96平方米；在马王村村北一所基址内还发现了陶水管道。从1961年起，先后在普渡村之西发现一些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在落水村发现大量建筑用瓦和白灰面墙皮、红烧土块；在普渡村西发现的“工”字形五号基址总面积达2891平方米；在普渡村之北和上泉北村之东发现有十余座陶窑，在斗门镇之东和白家村之北见有一些西周灰坑。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边丰河故道河床中发现西周重器多友鼎。河古桥遗址的考古成果同样为通过地理学而找出的丰镐遗址提供了证据。考古显示：“沙层厚达7米……第6层为灰细沙层，因此未发掘，加之往下水位在此层内随四季变化不断升降，厚度不详，沙层纯净，颜色呈灰黑状，内多含有秦汉陶瓦片，不具有后代遗物。”今天，沙河桥址河床标高388米，客省庄、韩南间沙河口标高392米。结合地理变迁数据可推断出，西汉时沙河河床标高在381—385米之间，西周时丰水在客省庄到严家渠一段河床标高约在382—386米之间（今标高385—390米），与推断的丰邑所在地标高389—392米和镐京所在地标高386—392米，有高差4米到6米，足可以使百年一遇的洪水难以犯上河堤。可见西周时，客省庄之北的渭河一级阶地上是完全有建都条件的。

秦咸阳城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乡和正阳乡一带，为战国时期秦国都城。城址东西长6公里，南部因渭河北移而遭破坏，北部咸阳原上有大型宫殿基址十多处。宫殿区附近有手工作坊遗址及居民区、墓葬区。1974—1975年发掘的一号宫殿为高台建筑，宫室用回廊、坡道连接，结构复杂，布局主次分明，墙壁涂朱绘画，出土大量建筑构件。

阿房宫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郊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带（三桥镇之南赵家堡和大古村之间），又名阿城。是秦朝皇宫的前殿，它创建于惠文王时，扩建于秦始皇时期。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开始营造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秦始皇在位时仅建成一座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宫前立12个铜人。中国有“晚唐小李杜”之称的诗人杜牧作《阿房宫赋》云：“露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地考察后，确认其遗址建筑规模和保存完整程度在世界古建筑中名列第一，属于世界奇迹和著名遗址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宫”。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区西北约3公里处，占地36平方公里。汉高祖时始建长乐宫、未央宫，惠帝元年（前194年）筑长安城，添建长22.7公里的城墙，武帝时兴建北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修上林苑，开凿昆明池，规模始备。城墙用黄土夯筑，高12米多，每面各三座城门，每座城门有三个门道。城内有八条大街，宽45米，互相交叉。

隋大兴、唐长安城面积高达84平方公里，是世界古代面积最大的都城，有大明宫遗址、承天门遗址、西市遗址、东市遗址、天坛、明德门遗址、含光门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延平门、开远门、曲江池、兴庆宫等等遗址。

缪希雍《葬经翼》：“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也。”

《史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史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史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史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史记》“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