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1562年3月19日～1633年11月12日），字礼卿，号节寰，河南归德府睢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月二十五日，袁可立出生于河南归德府睢州，父亲袁淮时年已四十二岁。父亲对于祖父袁永康的早逝经常悲痛，一直侍奉着祖母李氏，虽然生活窘迫，也尽力让李氏开心。并教导袁可立考取功名，尽忠报国。万历十七年（1589年），袁可立考中进士。

万历十九年（1591年）八月，袁可立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连审御批大案。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是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一不是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一说陆可教）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即座师陆公为公虑之”。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知府）‘倚公如左右手’”。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因依法按治宰辅申时行内亲吴之祯而得罪申时行，应天巡抚李涞巴结献媚申时行，遂诬劾太守。万历十九年五月，“中丞（李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石昆玉“以强直失当途欢。中丞台以乘墉而攻，无弗胜者。竟夺于，清议咋舌。（李涞）自免去。”李涞迫害石昆玉的由头是“擅动吴县库银”，案情惊动皇帝，查了一两个月，结果是子虚乌有，于是公论汹汹。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时行和李涞挟私报复。万历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申时行上疏自辩：“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抚臣李涞之参石昆玉以钱粮，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显明其心迹”，说查处石昆玉有县令和巡抚的举报材料，我不过秉公执法而已。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因李涞与宰辅申时行、王锡爵交厚，有司惧其威，无敢问者。“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江南四郡的大僚惧怕惹祸上身，推来推去没人接案，最后把这个烫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里。

袁可立“以锄奸为己任”，百辩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 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李涞以万历十八年四月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十九年九月去官。历史记载是首辅申时行仅仅离职四天后，（御批）“应天巡抚李涞准回籍。”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后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问案释疑，理雪冤狱，“给谏公（袁可立）李七年，而出人死罪者以数千计。按部所过，囹为之空。”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董范之变”，又称“湖州案”。董份，浙江乌程县（属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董份之孙董嗣成本想让贫苦小民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以为善举，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聚众哄抢闹事。

又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遮道陈牒”，“填塞途巷”。七月，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按临湖州，仓促办案，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子范汝讷服毒而亡。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上见疏大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应望戍烟瘴，应参为民”，王汝训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均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举国惊叹”。从抚按到知府衙役，几尽塌方式被问罪，所涉大小衙门官员无敢再有过问此案者，而百姓状告不止，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风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惶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袁可立前往处置。“公至，即博收讼牒往各邑理之，以杀其势”。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袁可立顶住压力，认为法不及众，劝董、范两家见好就收，竭力保护弱势民众，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巨魁势孤就擒，一指顾间而变定”。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十不及三，而贫民获益者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三人“相继下世”。转眼间人财两空。说来董份和陆树声是同年，而陆为袁可立同年董其昌恩师，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分，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时也，命也！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南大司马周世选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十一月二十五日，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袁可立请他们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不纳，然心识其为琉球物也。不数月，海上报擒活夷二十口，夷器若干。巡抚檄公查验，而二夷已毙杖下，其十八人皆鴃舌不可辩，夷器中三刀即公所掷还者也。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

结果上报京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事起于万历二十一、二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说善论，乔善书能武，各有时名。”壬辰（1592年）、癸巳（1593年）年间发生的一个事件，酿成了后来三人灭顶之灾的“乙未事”。起因就是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招募乡兵御倭保家，年轻气盛，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鲜衣怒马，瞠目语难，招摇都市，遂有告其谋叛者”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画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坐实。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十九日，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的万历皇帝：“朕意此恐风闻，若擅发行必骇众听，惑乱人心”，三司大惊。“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实就不是三个人头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酒狂，初非倡乱不得误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奏疏被压了下来。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人犯被押赴刑场，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不顾巡抚阻扰，请以乌纱前程作保暂缓处决。

后经袁可立多方查证，发现他们的招供状全是子虚乌有错讹百出，最终洗清了冤屈。“公独谓是狂生，无他”。而所谓的“称‘朕’”，不过是王的一个家丁好说书，给大家说讲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灯口无遮拦学说对答即兴称“朕”。真是谋反哪有如此大张旗鼓的。秦、王先后死于狱中。当乔一琦从死牢被解救提出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

最终活下来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从军报囯，“思奇功雪前耻”，后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冬，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内召当锝谏省”。时有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者巡苏州，官员们都畏惧他，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长揖不拜”，林材就此怀恨，挟私报复阻遏，当地驻军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从容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罪行张榜于五都衢，“重棰问抵”。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说者逐出门外，众阉恨之切齿。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挺然不为动。”袁可立不给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京师称“真御史”。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臣，凡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迨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轮，贵戚敛手。”万民呼“袁青天”。

泰昌皇帝赞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御史袁可立请录谪臣，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疏上，夺俸一年。

九月，雷震景德门，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袁可立再次上疏：“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又尖锐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接把矛头指向万历皇帝：“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疏上，触帝怒，继忤次辅沈一贯，“乃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降三级调外任用。因吏部疏捄，于丙申（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奉（旨）降杂职边方用。因辅臣疏捄，奉旨革职为民”，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方与同官奕，闻报，从容敛枯棋入奁，起无变色，策蹇出长安门，众共惜之”。史称“震门之冤”。“及抵里萧然，图书数箧”。

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二十六年间，三次即家征召“御史”，并不赴。“而公雅尚高洁，其视一官若敝屣也”，终万历一朝不复出。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联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

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力请大修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贼不敢窥”。二十年后的崇祯八年，睢阳卫战败而亡，其子袁枢赖此城破家募勇御顽敌，完保睢城一郡生灵。“新旧二城，大司马创修之，小司农保全之，袁氏世德其忍谖乎！’”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卫辉何守。寻得减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罢官后从不出入公府，这次亲自出面去卫辉府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见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沉冤得以昭雪，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三月二十日奉旨遣祭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十六日在河南睢州家里就地晋升太仆寺少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

天启元年（1621年），封疆多事，辽沈、广宁相继失守，全辽沦陷。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

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向天启皇帝大胆提出七项建议：

“一收残兵，以省调募。河西之兵虽败，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纳，必为（虏）用，是籍兵也。近复议调西兵，旷日持久，何资涸辙，宜数容其入□，驭以□威，稍汰老弱，收转败为功之效。

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宜急勅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

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威克厥爱，兵家所违。且论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职，国法谓何？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河西既失，则之门户当严。本兵既出视师，当遂驻镇， □ □调集附近诸军列营口外。又自抵都门，置重兵数处势相联络，如常山率然以便策应，则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摇也。

一实京营，以固根本。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按籍而数之，营兵不可谓不多矣。然为役占为包揽，聚如乌合，散若鱼惊，其精强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设法核其实数，分为上、中二□ ，严加训练。上者以战，中者以守。饷以因之，庶□ 缓急可赖也。

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城守之计，以食为本，则粮饷之储不可不预目。今宜寻访于忠肃公故事，通州之储悉运入京师。而又谕令在京勋戚巨室之家各庄盖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测，城守固矣！

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悬官之空乏。自东事屡败，而文臣武臣相继陷没，主爵者苦于无人可用。臣□ 读圣谕，以公侯悬赏，欲得出奇建功之人，□ □ 洋洋圣谟，急于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况下僚伏，草莽如田畴、魏胜者更夫不少，若循资以求，则真才安得脱颖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贤文榜，令各陈所长，赴部实騐，果异赝鼎，列名上闻，群策并举，无难灭矣。”

疏上，帝一一嘉纳允行。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与首辅叶向高等二十人“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取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孙承宗一道担任殿试考官外，还以左通政代通政使身份成为天启皇帝侍班帝师，“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这为日后袁可立出镇登莱、晋位中枢奠定了基础。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此时的登莱已成了与后金占领的辽南一水相隔的前沿，担负起了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海前线的后勤转输和练兵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则刚刚因贪赃被免，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孙承宗和袁可立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天启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使持节视师海上”。“公受上眷知亦深矣“

袁可立拜命就道，从河南睢州出发路经金乡就遇到白莲乱军，袁可立带领家丁冠带披甲直冲敌垒，连自己60岁的夫人都亲上战场擂鼓助阵。“公填抚登镇，适莲妖东奴交讧，而夫人从公戎马，亲抱桴鼓不以为惧。”“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袁可立传檄发登兵“七千余名”与山东巡抚赵彦调兵剿而抚之“，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

袁可立抚登三载，坐临登莱，开创东江，厉兵秣马，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毕自严、总兵毛文龙、沈有容等戮力策应。“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

袁可立锐意规划，整肃军纪，操练水师，打造战舰。沿海增置炮台，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

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

袁可立抚登期间，市农工商安居乐业。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计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莱巡抚。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最盛时期。天启三年四月，上“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

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抚登数载，“海无传烽，亭有息鼓”。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枢辅孙承宗评价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飞船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至千余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

天启二年（1622年）十二月，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再次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更呼吸岛帅（毛文龙），驶千帆继其糒”。时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又“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从此琉球、朝鲜海运得通，开创了中国军队国际护航的先河历史。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复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大兵出海，“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离散百姓。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亲自“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为之饯行，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后金放弃“金、复不守，而以西虏二万人守盖”。这时袁可立的布局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大兵压境震慑南四卫，暗中策应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反正归明。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两镇兵马奇兵出袭，“督兵过海，乘虚捣之”。“时星驰至垒，恍光弼之按子仪军也。”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袁可立）命总兵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讫四月内，贼见登兵北来，毛帅之兵又交相接应，……五月登兵与岛帅布置相应。”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天启三年六月十八日，总兵毛文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于二十八日“至镇江、汤站、凤凰城等处安营下寨，以图进剿”， “四面出奇以蹑其后”，“从昌城过满浦以捣其巢”。朱家龙从千家庄出击，王辅从凤凰城进军，曲承恩出兵昌城，易承恩直捣满浦。“复地自金州至永宁堡、旅顺、岫岩、盖州……汤站、凤凰城并镇江一带，计地千有余里。”

袁可立设计策反后金女婿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膏腴之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金州、旅顺和复州、永宁等地的收复，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石城、宽叆等地连为一条弧线，对后金形成了一道大大向前延伸的屏障和包围圈，不但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也令明朝千里海疆重新得到整固，形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天启三年九月秋收，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和金、复等地，掠夺抢收秋粮，驻守复州的李永芳部四面出击掳掠百姓。“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公（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天启三年十月，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他综合谍情，“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十月，（虏）果驮载（火炮），分兵两路袭我，而诸将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 ，（虏）遂移营遁去。”

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于复州、 永宁和金州、旅顺一带两路设伏，乘夜以火把袭城，“于松山诸处”以火箭射焚敌营秋禾，彻夜透明，杀声震天，后金大败而去。十月初五，大将张盘在登镇沈有容的策应下，复于城外设伏，夜三更火攻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及相邻数堡。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袁可立“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以图实现“恢复之功”。“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并王绍勋、管大藩俱听登莱抚臣（袁可立）催督，结纵连衡，相为犄角。”袁可立檄令两镇兵力及标营互为策应，“每出奇兵，馘俘累累”。“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拨。”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之机，以万余骑绕袭旅顺，以报袁可立火攻夜战的惨败之仇。袁可立据谍待敌而动，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令明军在旅顺城外险关设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沿海各岛间奇袭策应，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后金大败，落荒而逃。

起用袁可立是天启帝的一大亮点，辽南一盘棋，下活了整个辽东，由原来的节节败退丧地失城转为以攻代守收复辽南。

袁可立未出，金人陷沈阳陷辽阳又陷广宁，京师戒严，朝野震动。袁可立出镇，修战舰练强兵联诸岛收辽南，策反降将，主动出击，退敌于千里之外。狡虏蜷伏一隅，三年不敢动。上兵伐谋，良将不战。袁可立之战，贵在主战，贵在不战养威，不战而屈人之兵，善战而以战止战。舳舻列阵，奴酋胆寒。

袁可立去职，张盘死柳河败，阁老不能持辽局。金人无惧，劳师袭远，掠觉华攻宁远，玩“议和”断邦交，弄明师于股掌之上。文龙死登莱溃朝鲜又残，明国再无完瓯。袁可立去留天壤有别，高下立见。人夺可立天夺大明。惜哉！

由于种种原因，孙阁老积数年之力打造的关宁大反攻未尝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于后来的关宁军在孙阁老离职后的数年间坐困耗资拖垮大明财政，总是在自己的防区内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袁可立的登莱战区竟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屈指可数到敌占区内主动出击叫战收复失地的正面战场，只是后来由于满清对袁可立的封杀使那段历史过于模糊，竟然形成了史家的弱项和空白，把袁可立离任后明军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的悲情战事当成了明清战争的主流和全部，实在是对明军的莫大讽刺。

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自后金与明交战以来，攻城掠地，战无不克，明将谈金色变，能勉强守住阵地就称“大捷”。袁可立出镇登莱节制辽海，直接把战线推进到后金既占辽南四卫北端腹地，而刘爱塔被策反更让金人蒙羞，一反后金间明玩谋的既往战史。甚至毛文龙部直逼其老巢，都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可以说，袁可立是满清碰到的真正对手和死敌。

袁可立“精骑射剑术，以故治兵兵练，治赋赋理，较士士服。”

黄道周说：“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明崇祯本《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因以数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先生力也。“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

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的布局，大兵出海，对后金呈步步进逼压倒之势，精心设奇策反收降了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袁可立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登州总兵沈有容不愿意接纳，但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袁可立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但不久为后金死党中军王丙告密，“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几年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

袁可立莅任登州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后金掠去18年的刘爱塔，这一未遂兵变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后金的伪军体系和情报系统被摧毁殆尽。奴”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尽管后来由于党争排挤导致袁可立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只可惜刘爱塔归顺后没有受到经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龙还谎称为其阵前招降而否决了刘爱塔主动归降的初衷，又引发刘爱塔死后一连串悲剧事件。但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金人曾给予其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恼羞成怒倍感屈辱，成为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立传，毛文龙也仅以寥寥数语附于他传之后。陆时化的一部书画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竟然因为“《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先生急取板稿尽毁之。”

“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袁可立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被连续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

”洎大司马（袁可立）建牙渤海，东定汛波，西廓妖党。岛帅借挽输力，数挫奴锋，累俘相继而至。“

天启二年冬，袁可立多方呼吁，从内地大肆调兵筹饷，创建毛文龙的东江镇。为向前推进防御，竭力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天启二年五月初二，袁可立通过杨嗣昌向皇帝请饷道：“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一些轻沿海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毛文龙）奏请”的反对和非议。

袁可立早年含冤罢官二十六载，复出后出任天启帝师经筵，此次东征受顾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志。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关于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明朝廷有明确事权：“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线就是“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最后得出来一个既无奈又想维持局面的两难结论：“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奉旨核其兵饷，由此为毛帅忌恨，嗾使言官弹劾袁可立。

这时忽然就冒出来一个由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进士同年组成的利益集团煽惑做大了袁、毛之间的矛盾，由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几个东林党同年方有度、宋师襄、庞尚廉、李乔仑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兵部侍郎。”

有后人考证认为，这些言官中既有阉党也有东林党，大多为同年进士的他们经常抱团制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生死冤家》）其中这个率先攻击袁可立的方有度，曾向袁可立的军中举荐安插过一个汪崇孝，因带兵鼓噪哗变受到弹劾处理，方有度就此记恨袁可立。而举人出身的李乔仑加入到这个群体中则是直接受其同乡宋师襄指使。

时朝中党派相攻者无虚日，党争和激进言官的空谈误国已经影响到军政秩序。袁可立维护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对毛文龙的支持，“力柔其（毛文龙）骨”，虚怀以待，劝毛“臣子勿欺”。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为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选择“功成身退”，但天启帝十分眷顾袁可立，连上七疏辞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后被袁崇焕所杀， 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后来的己巳之变证明，袁可立离职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辽东战局是个三输无一赢的局面。袁可立在去职八个月后仍在为毛文龙上请功题本已经说明袁可立对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是心有不甘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增援策应毛文龙。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于是才有“登抚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

天启四年，大批清流相继遭罢，袁可立也被迫卷入党争旋涡而去职。沈有容无有所依，决然随袁可立去官。自此，毛文龙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和节制。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以“廷推”再入兵部，与阉党终日周旋，后因反对“吊孝议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龙被矫诏杀害，三个月后发生了明金交战以来后金首次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再三年，失去主帅的毛兵部卒发动登莱兵变，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彻底崩盘，心力交猝的袁可立溘然长逝于家。

天启三年（1623年）春节过后，登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灯酒会，期间忽然接到兵部令，说是山东巡抚赵彦应潍县县令的请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发大兵平叛，潍县县令说驻防潍县（今潍坊）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要发动兵变，将官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而潍县一带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乱作一团。且登莱水师向以辽兵为多，此事处理不好恐扰军心。

接报后的袁可立并没有应兵部和山东巡抚之请马上发兵，他私下派人找到总兵沈有容了解核实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况，因为二人都是经沈有容召练过来的辽将，对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担保说二人对大明忠心可嘉，只是军中和地方上因为物资供应问题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乱之事还望斟酌核实。为确保无虞，袁可立令书飞骑以犒酒的名义暂时解除了二将的兵权，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对二将予以安抚，告谕潍营兵士，合营将士皆感泣袁可立睿智和宽厚赦免之恩，从此更加听命。而时已至午夜，酒会正酣，一场惊动大明兵部和山东、登莱两地巡抚的未遂事变被平息于帷幄之中。“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违背明朝一贯主张的普世价值，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他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天启三年六月十一日，朝鲜派出328人的庞大使团来登州拜见袁可立，以求获得明政府的册封，口呼“老爷”，尽显大明国威。

但迫于明与后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实，袁可立又疏请“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袁可立从全局和明方的利益出发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复辟。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令祗奉国妃，如国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属于“篡权”这一严正主张一直搅动着数百年后朝鲜历史的神经线，朝鲜君臣认为这一切麻烦全部是“当初因袁可立题本”造成的，说“袁可立之构诬，至于来査”，于是对袁可立切齿忌恨，直到五十年后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多次派出使团来中国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甚至“结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贿赂”等手段斡旋满清官员以图改写和销毁前史，《永宪录》和《池北偶谈》等史亦有记载。凡此种种，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满清“文字狱”中遭受毁劫和封杀。

直到今天韩国的史学家们仍在不停地改写和美化这段残忍篡权史，所以朝鲜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是与明朝官方的记载大相径庭的。朝鲜人自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单方面结论，那就是“袁可立初凭流言乱传，而至于请讨，及后廉得实状，乃有册封之请。”而故意忽略掉袁可立从大明实际利益出发为其“册封之请”是迫不得已之举，是为了让朝鲜出兵助明，严酷的辽战形势已经不允许袁可立在这个事情上太较真。观今日韩国“逐鹿”之政，可知其千古宫廷争斗之严苛，即便是袁可立这个千古名臣搅和进去也会被其任意改窜历史的惯性责骂和碾压折腾得一塌糊涂。

鉴于现代国际实用主义格局，现今的韩国更是想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因素最大限度地抹除殆尽。

天启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授策海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边事告急，以廷推起袁可立兵部添设右侍郎。六年闰六月初九，为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

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满清颠覆大明政权的终极目的认识得异乎寻常深刻，坚决反对议和。“经略（袁崇焕）遣人为（老酋）吊祭，公恨其辱国非计，飏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毛文龙被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渐趋瓦解，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

三殿大工正兴，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至是殿工兴，忠贤借督工无日不与呈秀相见，屏人密语移时，呈秀授党人姓名。”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之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持正，下决心将袁可立排挤出朝。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

皇帝念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准驰驿乘传归。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诰封三世，父如子官。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遭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本意排除党争取中立，终日忙辽务，但思想倾向东林，与高攀龙、冯从吾为同年，黄道周、倪元璐为其门生，魏忠贤由是恨他，同时一些激进的东林人士甚至联合阉党宋祯汉寻衅攻击他。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致书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走向了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阉党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轧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素享清望“而无可乘借”。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尽量远离党争多做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党争纷扰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己巳，虏薄都城。公条上方略，密致当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议，袁可立皆谢绝不出。虽有辅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绝意仕进，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抚按荐牍屡腾，而公雅尚高洁，其视一官若敝屣也!”“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布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可立刚直成性，再削再废，于辽战最急之时弃置于家，所用未尽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倪元璐官户部尚书，曾作《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亲赴睢州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王铎亲为袁撰写神道碑和墓志铭。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为袁可立同年知交。缪昌期、周道登，俱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与孙承宗共议战守，出镇登莱，满人蜷伏。户部尚书李汝华，与袁可立同乡，子孙数代延世交好，为睢州美谈。

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岁高龄亲撰《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袁可立三周年祭日前夕，董其昌无疾而卒。

天启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袁可立“生平于书无所不窥，旁及书画，真草秀润流丽，隶书风骨道劲。而画梅苍古，则赵孟頫也。”“兼以早善笔礼，真、行、草、隶皆有古人风致。复工画梅，棱杆如抽铁。”至今在蓬莱阁苏公祠内留有其诗文手迹刻石，其骨力透穿石，与其人品相得益彰。

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将领，成功策反奴婿刘爱塔，强烈反对与后金“议和”，而建州之事是满清统治者之大忌，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清乾隆四十二年，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满人以所谓有“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迄今所见董其昌《容台集》各个版本均被抽毁篡改而找不到《节寰袁公行状》只言片语。直到清光绪十七年，“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金陵陷落后，其子袁枢当四十五岁，秉父志“死忠死孝”不仕满清，抑郁绝食数日而卒。因保城有功，睢州人屡请，死后六十年才得以被清政府入祀乡贤祠。“袁氏自司马至赋诚、赋谌三世矣，诗学尽其家传云”。

“客有谈中外事，虽汜然不应，而眉端隐隐有蹙容”。崇祯六年，登莱兵变结束，袁可立呕心沥血开创的登莱防线海线彻底崩溃，冬十月十一日，心力交瘁的袁可立薨逝于睢州，与徐光启同年生死。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最著名的书画大家董其昌、王铎、黄道周、倪元璐、陈继儒等为其题碑作赞，可见其人格魅力之一斑。“讣闻，上遣官视葬，有司陈祭，博士弟子员乡三老俎豆之于学宫之旁。”又于宅西“复筑祠一区”。

袁可立和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崇祀苏州府名宦祠和登州府名宦祠，既是明清两代众多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祀的一位，又是明代登莱十四任巡抚中唯一被特祀的一位，并入家乡睢州乡贤祠春秋致祭。崇祯帝在袁尚书府第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可谓盛典。

首辅孔贞运指出：“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 ”对扶危定倾的袁可立来说是中肯而贴切的。

其府第后院“藏书楼”下为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

2010年，睢县人民政府立清官袁可立雕像于东关。

2014年6月，河南省文物局暨睢县政府对袁可立的别业袁家山开始自建山400年来最大规模的环境治理和维护。

2016年4月，袁可立事迹研讨会在睢县召开，袁可立历史研究再上新台阶。

2018年，《神探袁可立》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在央视电影频道公映播出。

2019年11月7日，袁可立墓碑在睢县落成。

2022年初，为弘扬袁可立清官廉吏精神，睢县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大规模扩建袁家山文化园。

著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

孙承宗：“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

首辅孔贞运：“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

孔贞运：“悲夫！公郎中而霁外，宏摹而密理。其治狱多阴德，肺石无寃，似于定国。其不事风采，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其奏议剀切有当，帝心似陆，宣公至若决策，击贼蹙之远徙，则裴晋公淮蔡之断也！客兵尽汰，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

孔贞运：“孰使十六年来，海无传烽，亭有卧鼓，则惟公之赐。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

董其昌：“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备兵防海赞理兵饷，建威消盟，纪功盟府，有文蟒朱提之赐。又以平莲妖功晋秩少司马，荣宠甚盛。”

董其昌：“呜呼！公才兼数器，心运四虑。藉令一再 出，不于毛帅、魏珰之世，得独任行意，展布四体，韩、范功名，岂顾问哉！且建功名之心，不胜其护惜节气之心。”

董其昌：“善刀而藏，见机勇退。试考当年，后公秉钺同公佐枢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松柏让贞，嵩华比重已。”

董其昌：“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泰昌帝朱常洛：“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

天启帝朱由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民族英雄黄道周：“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黄道周：“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名士陈继儒：“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陈继儒：“生死无暇，荣哀兼备，盖先朝之宝臣，而亦后来学士大夫出处之榜样也。”

陈继儒：“公司理吴中，执简柱下，上书忤当路，削籍二十六载。登朝十有二年，剔历卿寺，节抚登莱。感激上恩，慷慨时事，议收辽左之残兵，汛扫邹藤之妖党，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拔。”

始祖袁荣，安徽凤阳府颍州（今阜阳）人，于明洪武二年以武功仕睢阳卫，后代世袭卫百户，遂家于睢州。生子亨、义、宏。二世宏、三世杰、四世林。五世锦，官陕西韩城县教谕。自此“振振森森，书香不绝”。六世永绶、永康，永康生江、淮、河、洛、渭，七世淮即袁可立之父。三世皆以可立贵，称“三世司马”。八世可立，累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赠光禄大夫，世称其族“睢阳尚书袁氏”。

《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载睢州袁氏有二，袁可立家族称“尚书袁”，另一支由山西洪洞县迁民而来，称“兵马袁”，“并非一家也。”

袁枢：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𡪾，官至河南参政。明亡情志抑郁、绝食而死。

女儿三人。

孙子三人：袁赋诚；袁赋谌；袁赋諴，早卒。

曾孙子：名不详，见《皇清太学生吏部注选州同知尹思袁公(袁可立曾孙)墓志铭》

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河南通志》《归德府志》《睢州志》等有载。

袁家山，是一处全国罕见的明代船形建筑群，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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