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中国明末大臣、民族英雄。

孙承宗祖籍河南汤阴县，其高祖父孙遇在明朝永乐年间被朝廷迁至饱受靖难之役破坏的高阳，定居于县城北二里之西庄，在孙承宗之前世代务农，未有登科入仕者。孙家家境日益殷实，但孙承宗之父孙麒为人慷慨，赈济灾民，使家道破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孙承宗作为孙麒的第四子出生。七岁时，父亲要把他过继给一较为富有的本家兄弟，因孙承宗执意不肯而作罢。孙麒重视对后辈的教育，以“朴实清廉”“无欲害人”“精神休使尽”训诸子。孙承宗从小随三兄孙敬宗到县城学宫就读。高阳地区在北宋时为宋辽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孙承宗在读史时对在高阳一带抗击辽军的宋将（康保裔、李重贵、杨延昭等）印象深刻。在他后来编纂的《高阳县志》之《名宦志》中，共收入100个人物，其中以北宋初年的人物为最多，占52名，而本朝（明）人物也才有33名。这些抗辽宋将的事迹对孙承宗有很大的影响。

孙承宗自幼聪慧，六岁就能对联，十六岁应童子试，以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补博士弟子员（即考中秀才）。十七岁时在科试中夺魁，获得“食饩”的特权，不过此后十多年间，就未能在举业上有所进展。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理寺右丞姜璧聘请孙承宗到京师，当他的次子姜扬武、三子姜经武和长孙姜铨的老师。两年后，孙承宗又应兵备道房守士之请，到易州为其教授子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孙承宗参加选贡考试，以名列第五的优异成绩而入选监生。期间叶向高出任国子监司业，孙承宗也成为他的学生。翌年，孙承宗在顺天乡试中举，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落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孙麒去世。守丧期结束后，先前曾延请孙承宗教授子弟的兵备道房守士被擢升为大同巡抚，邀请孙承宗到大同继续为其教授子弟，孙承宗欣然应允，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来到大同，初次体验了边塞生活。孙承宗曾帮助房守士平息了大同的一次兵变，又勘踏沿途地形，并一路结纳豪杰，与边兵一起攀登关隘边垒，访问要塞，从此通晓北方民族和边疆国防的基本情形。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年过四十的孙承宗终于通过会试，并在殿试高中榜眼（一甲第二名），依例授翰林院编修，主要负责修起居注、编纂文书、主持考试等差事。期间，他曾借灾异劝谏明神宗延见大臣、罢除矿税，后又奏请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以纾民力。他不肯逢迎上司前辈，在官场上不得志，曾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告假回乡两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孙承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发生张差入宫欲击太子朱常洛的梃击案，齐、楚、浙三党认为张差疯癫，而东林党则认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迫害太子朱常洛的行动，主审的王之寀更要进一步追究。大学士吴道南私下找到孙承宗，询问对策，孙承宗对吴道南说：“事关东宫（太子），不可不问；事关皇宫，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独皇上能了此，须中堂密揭启之耳。”吴道南听从其建议上了揭帖，案件果然按孙承宗所言的方向得到解决。同年，孙承宗主持应天乡试时出考题以及在给何士晋谏草作序时都引用了自己的这番话，让与东林党对立的齐、楚、浙三党对他不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齐、楚、浙三党得势，排斥东林党，亦拟将孙承宗贬出京师，赖有翰林院掌院刘一燝力争，才使孙承宗免于被贬。孙承宗闻讯，愤而告假，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第二次回乡。回乡期间，他经历了与兄长孙敬宗和原配夫人王氏的生离死别，辽东塞外由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政权也崛起并挑战明朝，成为日后孙承宗所面临的劲敌。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二月，孙承宗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十七日，神宗驾崩，内阁首辅方从哲委任孙承宗起草遗诏和登极诏，孙承宗草拟了包括罢矿监税使、发内帑充当边饷等内容的遗诏。方从哲对发内帑一事提出质疑，说朱常洛为人节俭，此事不可轻议，经过孙承宗力争，才保留这一项，朱常洛也发内帑二百万充当边饷，大振士气。一个月后，光宗朱常洛服用红丸而亡，引发红丸案。礼部尚书孙慎行为首的东林党人要求从重追究方从哲的责任，孙承宗则不赞成，只要求处罚直接当事人李可灼，对方从哲也处以削去先朝恩荫的薄惩。孙慎行是孙承宗的座师，认为他背叛自己，方从哲也对孙承宗不满。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十三天后，孙承宗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十月十六日，方从哲等阁臣指定孙承宗与钱象坤、周炳谟、魏广微、李光元、李标出任熹宗的日讲官（即师傅）。他们还要求日讲官在经筵日讲上除了讲解经书外不得针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在孙承宗与李光元的反对下才作罢。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孙承宗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仍充日讲官。在诸位师傅之中，熹宗最喜欢胡须很长的孙承宗，曾表示“我偏懂他讲”。他在讲解过程中经常结合现实问题来启发熹宗，看到熹宗有所心动，便在退下后直接上疏进谏，希望得到阁臣的配合，但阁臣们只是拟旨报闻而已。

就在孙承宗孜孜不倦地在宫中教诲熹宗期间，后金对辽东发起攻势，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攻陷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自杀。御史方震孺、游士任等众多官员奏请以“果略英风”之孙承宗代替年老无能的兵部尚书崔景荣主持军务。众官还曾在一次退朝后将孙承宗拦在会极门，向他下拜，请他为了社稷出面力挽狂澜。吏部亦推举孙承宗为兵部添设右侍郎。但熹宗不愿孙承宗离开讲筵，对这些请求一概拒绝。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五日，熹宗为了酬谢讲课之劳，给日讲官们都加了官，孙承宗加礼部右侍郎衔，仍兼原官。没过几天，就传来了辽西广宁卫告急的消息，接着就是王化贞弃城逃跑、熊廷弼跟他一起进入关内。兵部尚书张鹤鸣害怕获罪，外出巡视边防。熹宗对东边的战局也很着急，高攀龙、钟羽正、冯从吾、许维新、左光斗等再次推荐讲官孙承宗主持军政，熹宗下令会推，在右中允周延儒力主之下，明熹宗于二月十二日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非本兵）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孙承宗入阁后，于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两上条陈，强调“修明法度，以法治军”，同时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尤其“当重武吏之权”，并“简汰文吏，勿得羁縻”，破除“以文统武”的“敝法”。随后，他就弹劾了包括熊廷弼乃至曾举荐他的方震孺在内的一批在辽东和西南（奢安之乱）战事中的“误事之臣”。

孙承宗入阁百日后的六月十一日，内阁首辅叶向高接到了驻扎山海关的监军道阎鸣泰、袁崇焕等人的几封信，反对新任经略王在晋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山海关外又修一道关墙）的主张，因受王在晋压制而越级向内阁申诉。叶向高对孙承宗表示将亲自到山海关视察后才能决断，孙承宗立即表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可麻烦首辅。除了修筑“重关”的问题外，王在晋在是否救援辽西反抗后金的十三山难民的问题上也与袁崇焕等发生冲突，孙承宗倾向袁崇焕出兵救援的主张。六月十五日，孙承宗由职方主事鹿善继及中书舍人宋献陪同，离京巡边。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阅视了已经动工的八里铺新城。随后与王在晋之间发生争论，反对“画关而守”（参见“人物争议”目录）。不过，袁崇焕主张守宁远（今辽宁兴城），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岛。为了确定防御后金的前沿支点，孙承宗打算进一步出关视察，王化贞以“出关一步，皆西虏（蒙古人）矣”为由极力反对孙承宗出关，以保护其人身安全。孙承宗不听，不过也只前往关外第一座城——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遥望宁远形势后即返回。八月初九日，熹宗御经筵，孙承宗出席，面陈边事。熹宗同意停修八里铺“重关”，并有意调走王在晋，孙承宗认为王在晋不必马上更易，熹宗不允。孙承宗随即又上一疏，强调“练兵选将”的重要性，并评价了诸位边臣，委婉批评王在晋“精勤有余，而笔舌更自迅利，然沈雄博大之未能”，又盛赞袁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阎鸣泰则“沈雄博大有之，端谨精详亦有之，然而成色未满八分”。对于新任经略的人选，朝臣会推了阎鸣泰、李三才、王之寀、王之臣，孙承宗对他们都不放心，遂于八月十六日上疏自请往前山海关督师。熹宗览奏大喜，于翌日下旨：“亲往督师，封疆有赖，释朕东顾之忧，深用嘉慰。卿便以原官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各处事务，俟功有次第，即召还朝。”作为首推的阎鸣泰则改任辽东巡抚。八月十九日，孙承宗陛辞，熹宗特赐尚方剑、银币、坐蟒，令百官吉服入朝，阁臣俱送至宫门外。此后，孙承宗以“督师辅臣”（或枢辅）的新身份，开启了三年的边关生涯。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初三日，孙承宗率三名幕僚鹿善继、杜应芳、王则古抵达山海关。抵关后三日，十三山被后金兵攻破，辽西十万义民尽被歼灭，只有六千人冒雨脱险。面对这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局面，孙承宗反复运筹，认为应该“先整顿关内，以为根基”。他留用原驻山海关总兵官江应诏，让他定兵制，以监军道袁崇焕修营房，又命随己出关的鹿善继、王则古负责兵马钱粮，杜应芳、孙元化等负责军器、火药。另一方面，他依旨罢黜了追随王在晋的逃官张应吾、邢慎言以及结阵而溃的副总兵王光有，淘汰副总兵以下六十二员，千把总数百人。十二月，他以江应诏所定兵制让他不满意且为人“无飞扬之色、沉毅之局”为由，奏请免其总兵之职，改由自己中意的三屯营总兵马世龙镇守山海关。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二十七日，孙承宗率麾下将吏出关巡视宁远一带，但尚未下定决心防守宁远，仅命祖天寿（祖大寿）、汪翥督率少量班军烧砖修城。九月初八日，他在自己新招的幕僚茅元仪的建议下第二次出关巡视宁远及觉华岛，并正式拍板以宁远为防御后金的前沿支点。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重建后的宁远城终于竣工。九月，孙承宗再次率诸将吏出关东巡一个月，至广宁一带，由水道泛三岔河（辽河下游），沿途遭遇敌骑数千，敌军望风而去。经过这次东巡，马世龙、袁崇焕提议恢复锦州、右屯（广宁右屯卫），得到孙承宗的赞成。翌年夏，孙承宗乃发四车营东出宁远，以张应昌驻锦州、马士麟驻小凌河、樊应龙驻松山、陈九德驻杏山，另遣鲁之甲率前锋三营出驻右屯、大凌河。在经营山海关内外的同时，他在出关后即修书与登莱巡抚袁可立、总兵沈有容，嘱其配合四卫之北的觉华水师而图谋恢复辽东半岛之南四卫（金、复、盖、海），并得后金汉将刘兴祚为卧底。他还试图活用驻守东江总兵毛文龙来牵制和骚扰后金，不过他以东江及登莱水师所造的声势，主要目的在于“令其无敢为轻，而不得不分力为防”，重心还是放在关门、宁远一线。

孙承宗督师山海关内外的几年间，努尔哈赤正在消化辽河以东地区，对山海关一线按兵不动，没有发动任何攻势，因此孙承宗得以顺利将防线从山海关延伸至宁远，更延伸至锦州、大凌河，逼近三岔河（今辽河）。然而，对孙承宗的主要掣肘来自明朝内部而非后金。先是阎鸣泰与孙承宗议论多有不合，孙承宗在军事上的许多事情上不跟阎鸣泰商议，在用人上如果不如孙承宗的意，他就会当面指责阎鸣泰，阎鸣泰因此求去，又受巡关御史潘云翼的弹劾，最终在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回籍听勘，而潘云翼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动摇孙承宗，因此孙承宗也求去，被熹宗极力挽留。新任巡抚张凤翼与他的意见更加相左，据说主张放弃辽东、画关而守，同时写密信向朝中言官，谈及孙承宗的爱将马世龙的贪淫及三总兵建置的失误。孙承宗听说后，上疏力保马世龙，并痛斥张凤翼“材鄙而怯，识暗而狡，工于投时，巧于避患，曾不知天下有忠义之肝肠”。熹宗批答：“军国大计，朕已任卿，与卿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饷战守，卿前后条奏，审的时势，听便宜行，不必廷议。”并对孙承宗加以慰劳。对张凤翼的辩疏则有“张凤翼既经指陈，何必一一剖辨”的批答。孙、张争辩过程中的天启四年（1624年）春，张凤翼即因丁忧去职，明廷起用喻安性为新任辽东巡抚，同年六月抵任。喻安性据说“无意进取”，与孙承宗亦不能很好合作。

到这时为止，熹宗对孙承宗还十分信任。然而，就在这段期间，齐、楚、浙等朋党依附宦官魏忠贤，图谋驱逐当权的所谓“正人”即被称为“东林党”的清流势力，孙承宗也受到了党争的影响，同时明确表现出对宦官干政的拒斥立场。早在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熹宗遣内监刘朝等赍帑金赴山海关犒劳将士，赐孙承宗蟒袍、金币。孙承宗上疏阻止，称：“中使关涉兵政，自古有戒。”并说自己如果命令将士暂停防务而迎接刘朝，于边防不利，且会磨平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飞扬强毅之气；如果让将士昂首而迎刘朝，又恐怕被说成是怠慢天使，辜负了皇上慰劳边将的好心。但熹宗还是派刘朝来山海关。天启四年（1624年）夏，明廷爆发杨涟、左光斗弹劾魏忠贤的风波，孙承宗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称赞杨涟的公忠，劝熹宗解除魏忠贤的厂臣之职，让客氏出宫，停止内操，不过东林党人害怕此疏会更加激怒熹宗，故将其拦下。九月，宦官刘应坤等奉旨出关劳军，孙承宗始终不与之交一言，仅以一杯茶接待，再加上探得孙承宗曾上疏攻魏忠贤，回朝后就向魏忠贤告状，魏忠贤因此记恨孙承宗。同年秋，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和左光斗的弟弟左光明投奔鹿善继的父亲家。他们与容城人孙奇逢共谋对策，并在左光斗的建议下，欲借助孙承宗之力除掉魏忠贤，于是派鹿善继之子鹿化麟和孙奇逢之弟孙启美带着密信前往山海关。当时，孙承宗正打算巡视蓟镇、昌平一线的防务，欲以顺便进京祝寿之机，向熹宗面陈自己对政局的意见。十一月，孙承宗单车就道，同时上疏请求于十四日随班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阁臣魏广微是魏忠贤的党羽，接到此疏后连忙通报魏忠贤，说孙承宗拥兵数万入京，以清君侧。魏忠贤大为惶恐，在熹宗面前哭诉不得让孙承宗入朝，熹宗被魏忠贤说服，同意由魏忠贤另一同党顾秉谦拟严旨，不许孙承宗离开防守重地。孙承宗在通州接旨，只好返回山海关。有人为他的处境担忧，劝他上疏自责谢罪，以取悦魏忠贤。孙承宗断然拒绝，说：“本无罪而张皇饰罪，是亦欺君也，死生祸福，天也，君可欺乎？”他又在十二月上疏伸救赵南星、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熹宗不报。魏忠贤的同党（即“阉党”）也确实在讨论孙承宗的去留问题，据说想以王之臣来代替孙承宗，但因吏部尚书崔景荣力排众议，强调守关非孙承宗不可，此议暂时作罢。不过“阉党”李鲁生还是提出“简汰”之说，孙承宗只得率先精简了身边随从人役二百多人，请求罢免病患缠身的尤世禄、王世钦等，总计简汰官兵一万七千多人，每年节省饷银四十六万两。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七、八月，杨维垣、黄承昊、陈维新等纷纷弹劾马世龙的骄纵无能，并指出孙承宗要为此负责。九月初一日，孙承宗再疏乞休。圣旨批答中仍嘱孙承宗“振起精神，督率将吏，矢图恢复，以慰朕怀，不得轻言弛担”。

不久之后，即发生了孙承宗上任三年以来与后金的第一次正面交战——柳河之役。马世龙误信降人刘伯漒之言，派鲁之甲、李承先袭取耀州，结果二将败死柳河，损失四百余人。王鸣玉、罗尚忠、苏兆先等言官纷纷上章参劾马世龙及孙承宗，孙承宗迫于压力，屡疏乞归，终于在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十五日获得批准，而高第则代为辽东经略。熹宗对孙承宗仍十分优容，给他加特进、光禄大夫，批准他的一个儿子当中书舍人，派官员护送他回高阳，赐银一百两、彩缎四表里、大红纻丝坐蟒一袭、纻丝坐蟒一袭。孙承宗去职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就大举西犯，在宁远城下被孙承宗所器重的属下袁崇焕击退，是为宁远大捷。孙承宗也被叙功，允许他另一个儿子荫叙锦衣卫千户。与此同时，明朝举国掀起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热潮，北直隶的督、抚要本地最高级别的退休官员孙承宗出面具呈，孙承宗表示：“此好事，公等自为之。不比乡邦闾陋，以老乡官主募缘疏也。”魏忠贤闻之大怒，遣人斥责督、抚：“不得孙阁老具呈，不建祠。”督、抚无奈，只好让别的乡绅具呈，而擅自将孙承宗的名字列在榜首。这一花招被孙承宗的一个姻亲师泰余发现了，说：“孙公三朝老臣，不肯失节，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我辈奈何以朽残污之？”说完将呈文撕得粉碎。魏忠贤派出东厂缇骑，日夜围绕孙承宗宅第刺探，使得朋友亲属不敢来往，以致孙承宗家门可罗雀。“阉党”梁梦环出任巡关御史，也想从孙承宗经手过的财务文书中寻找些漏洞，但一无所获，只好作罢。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驾崩，崇祯帝即位，魏忠贤也很快倒台，但孙承宗因先前柳河之败等问题而迟迟未能复出，尤其是孙承宗的对头王在晋出任兵部尚书并继续为难孙承宗，因此孙承宗继续赋闲在家，并且不得不在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回应王在晋、钱允鲸指出的他信任“贪将”马世龙以致误国以及三十万两皇赏开销不明的问题。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奉旨调查，表示孙承宗在财务上并无问题。同时，鹿善继写信给袁崇焕，要求为已下狱待罪的马世龙辩诬，由此也洗刷孙承宗的污点，袁崇焕起初不肯，对马世龙依然采取否定态度，称柳河之役原为渡河斩级，且马世龙有勾结魏忠贤的嫌疑。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鹿善继的好友蔡鼎亲赴山海关，通过赵率教见到袁崇焕，将其说服，袁崇焕才上疏称柳河之役的目标为接应难民而非渡河斩级，也不再提马世龙勾结魏忠贤，从而使马世龙的罪责和孙承宗的压力有所减轻。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后金军大举入塞，是为己巳之变。十一月初七日，崇祯帝在阁臣的建议下，命孙承宗五日内入朝。十一月初九日晚，孙承宗接旨，次日启程。十月十一日卯时，又接到了崇祯帝拜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圣旨，并要求他督理兵马钱粮，驻扎通州。十一月十五日傍晚，孙承宗进京，随即在平台觐见崇祯帝，崇祯帝表示：“今虏入关半月余矣，举朝无可恃，所恃者惟卿。卿如何为朕调度？”孙承宗奏道：“臣在途中，曾接到来自兵部的消息，谓袁督师已率所部兵马驻蓟州，又闻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府总兵侯世禄驻三河。此布局甚为得策。但又忽闻各路援兵返回本镇。似未合机宜。”孙承宗进一步向崇祯帝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他说：袁崇焕守蓟州以当敌，尤世威协助蓟辽总督刘策守密云，满桂守顺义，侯世禄守三河，如此“三边将守三要地，互为犄角，势若排墙，地密而层层接应，可以为都城前茅，可以为辽兵后劲”。其后又谈到选将、粮饷、火器、兵丁等问题。崇祯帝赞成他的意见，表示他不必前往通州，就在北京负责防务，并要赐尚方剑，规定京营总协及坐门文武、大小公侯、驸马伯、五城御史、顺天府官尽听统辖。文武官员应用者，无论在朝在野，用后吏、兵两部奏闻。户部有应支钱粮，便宜取用，户、兵、工三部司官如违误军机，许拿问。入援各军有合行调遣者，便宜调遣。总兵以下有违误者，以军法治罪。孙承宗出宫后说：“入对时，天慈笃至，温温如家人父子。仰睹圣颜焦劳，属望老臣之切，可为痛哭流涕。而咨嗟叹息，一俯一仰，具尧舜规模，真大圣人也。”翌日，孙承宗入文渊阁到任，接过新铸的“总督京城内外战守事务”的关防。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孙承宗又接到圣旨，要他前去救援后金军逼近的通州。十一月十八日未时，孙承宗在获得敕书、旗牌、关防等信物后，率二十四骑出东便门，驰赴通州，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固守通州，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孙承宗抵达通州两天后，皇太极就对北京发动了进攻。二十二日夜，孙承宗从亲丁李景华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急点三千骑兵，遣游击尤岱统领，驰赴京城助战，二十七日抵广渠门，其时袁崇焕正在左安门与后金鏖战，尤岱部队的赶来促使后金军撤走。另一方面，孙承宗再发马步官兵二千余，由副总兵刘国柱统率西行援京，与尤岱相机剿杀。他还设法与在密云的刘策取得联系，让刘策发三千骑兵入援东直门，同时又和在通州城的保定巡抚解经传调保定“堪足成营”的兵士约五千人，由游击马中骏率领入援，军中携有红夷大炮和操炮夷丁。不料夷丁进至涿州就不肯北上了，孙承宗又传檄涿州知州，责成他组织民夫将红夷大炮随军星夜运至京城。当他得知皇太极驻兵南海子并有向南掠扰京畿的可能性时，又急忙致书天津巡抚石声谐，要其入援，并协调刚被赦免的马世龙与满桂之间的关系。在孙承宗的一番调度下，通州一带获得安定，后金转向西南掠夺良乡、固安等地。十二月初四日，因袁崇焕被捕，导致祖大寿等率关宁军东奔。翌日，崇祯帝命孙承宗驰赴山海关，安抚其东奔的旧部。孙承宗还没接到圣旨，就在祖大寿等经过通州时写信给他们，遣游击石柱国送去，在信中说“袁督师事甚堪流涕，即兵众离散，实出伤心，然既感督师，必知尽力剿虏”，并劝祖大寿顺势率兵收复遵化，以功来赎袁崇焕之罪，不过信没送到。孙承宗连上两疏，解释关宁军并无叛心，请求以抚为主，赦免他们。十二月初七日，孙承宗接到崇祯帝的圣旨，率四百马兵及副将茅元仪及游击石柱国、岳维忠等于十二月十四日赶到山海关，此时祖大寿已夺关而出，孙承宗继续派马世龙招抚，使许多关宁军归顺，加上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以及祖大寿母、妻等劝诫，祖大寿在十二月十六日终于听命。

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初四日，祖大寿带领马步官兵三万有余，整队入关，孙承宗以极隆重的仪式欢迎关宁军。此后，他开始部署驱逐留在关内的后金军。当时，后金盘踞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作为日后再次进军北京的据点。孙承宗决定先收复作为连接蓟镇长城沿线边堡的重要一环——建昌营。二月初七日，祖大寿率明军抵达建昌营，城内守军中不愿投降后金者趁机行动，将叛将白衍庆等生擒，打开营门，迎大军进城。孙承宗将叛徒枭首于辕门，并出榜安民。在收复建昌营前后的十日中，明军与后金小股游骑发生了多次遭遇，斩首一百八十余级。不久，孙承宗又遣关宁军五百骑，协助三屯营总兵杨肇基在遵化城北大败后金军，斩首二百级，追至遵化城下。孙承宗选择滦州为明军反攻的突破口，由东南向西北，压迫后金军，同时留董家口、大安口为敌归遁之路，避免使敌军坚守死战，这样既可以早日收复关内诸镇，又避免遭受太大的伤亡。三月中旬，在孙承宗的部署下，祖大寿率明军在双望一带伏击后金军，再次报捷。五月初一日，崇祯帝的催兵圣谕到达山海关，圣旨对“双望之战”“建昌之复”给予肯定，但对敌兵仍旧“盘踞内地，出入更番”，而“我兵东西观望，绝无击惰乘瑕之举”极为不满，责备孙承宗“养威蓄锐，未尽激发督率之方”，要求他尽快收复四城。五月初四日，孙承宗集合关宁军在山海关誓师，进攻滦州，孙承宗自己则坐镇抚宁。五月十一日，祖大寿与西路的宁夏总兵尤世禄、延绥总兵吴自勉等会师滦州城下，血战两日，收复该城。其后数日，迁安、永平、遵化陆续收复，后金二贝勒阿敏率部逃出塞外。孙承宗听说后，便急令祖大寿分兵一股，由刘天禄等领三营兵马疾驰出关，于锦州西南之虹螺山邀击，颇有斩获。五月十六日，孙承宗大营移入永平，安抚残存百姓，犒赏有功将士。五月十八日，孙承宗重返山海关，五月二十九日正式露布告捷，标志着遵永大捷的落幕。因此功绩，孙承宗获加太傅，允许一个儿子任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职，赏银五十两及大红蟒衣一袭。

驱逐关内的后金军后，孙承宗接过袁崇焕的任务，负责关宁锦防线，并继续推进复辽大业。在天启朝督师期间，孙承宗就与辽东巡抚阎鸣泰、张凤翼不和，而复出督理以后，他与辽东巡抚丘禾嘉的龃龉更是表面化。丘禾嘉本为马世龙的监军，得到兵部尚书梁廷栋的器重，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出任辽东巡抚。丘禾嘉秉承梁廷栋“乘胜恢复”之方针，于八月出驻锦州，准备进取广宁。皇太极闻讯，迅速遣兵将锦州团团围住。八月十六日，孙承宗命何可纲率东援骑兵七千余人及祖大乐部，驰援锦州，而未动驻守关内永平的祖大寿之兵。可是丘禾嘉对此部署不满，希望祖大寿部出援。为此，孙承宗不得不请示明廷，解释自己“虚辽实蓟”的良苦用心。崇祯帝批示：“恐蓟警可虞，未敢令大寿出关。”九月初，后金围锦军见明援军已到，便撤围而去。此役后，丘禾嘉与孙承宗矛盾日深，据说曾扬言：“阁部老矣，辽事我只手可办。”十二月，孙承宗患病，他考虑到昔日熊廷弼与王化贞的不和导致广宁陷落，便连上十一道辞呈，告老还乡，请由丘禾嘉独担辽事。崇祯帝召集群臣会议。有人主张以辽事独倚丘禾嘉，而多数官员模棱两可，持议不决。崇祯帝认为朝中还没有可以替代孙承宗的人，便派太仆寺卿杨余洪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达关门，宣谕慰留之旨，孙承宗只好继续任职。

崇祯四年（1631年）春，孙承宗两次出巡关宁锦防线。三月初九日，孙承宗回到山海关，上八款条陈，其中光重建关宁军及车营就需要六十万两银子。崇祯帝阅后，也仅仅作了“务使中外共济，议任同心，克壮元老之猷，早奏安攘之绩”这样无关痛痒的批答。四月，孙承宗又推荐门生傅宗龙接替他的位置，但崇祯帝不允。与此同时，梁廷栋谋划收复广宁，孙承宗则主张先复右屯（广宁右屯卫），而要恢复右屯就必须先修筑大、小凌河城堡，此议得到批准。祖大寿在同年三月出关，梁廷栋亦发总兵秦翼明领兵一万，出关护修，发班军一万四千出关筑大凌河城。丘禾嘉主张“以办一城之工，兼办两城之料”，要求再拨六千班军，同时修大凌、右屯二城，被孙承宗拒绝，工期便由此而拖延。五月，熊明遇取代梁廷栋出任兵部尚书，并反对筑大凌、右屯的计划。五月初六日，“再行商酌”的圣旨传到山海关，大凌河城被迫停工，孙承宗大为诧异，准备与丘禾嘉、祖大寿一起上疏陈述修筑凌河的必要性。恰在这时，丘禾嘉又与祖大寿闹别扭，并且因此一改初衷，在修筑大凌河问题上站在了新任兵部尚书熊明遇一边，上疏称自己本来就不赞成修筑大凌河城，将责任推卸给孙承宗。孙承宗虽然将祖大寿弹劾丘禾嘉的奏疏压下，却暗地里向阁臣们透露了奏疏中的内容。于是，丘禾嘉随即调任南京太仆寺卿，不过接替他出任辽东巡抚的人选霸州兵备孙谷、山东兵备谢琏都不肯赴任，所以丘禾嘉继续在辽东巡抚任上干了五个月。七月十六日，孙承宗亲自到大凌河视察，发现离竣工只有十多天，城中的祖大寿及道臣陈新甲都主张马上复工，抢在秋高马肥之前建成。孙承宗于是上疏，表示“不另请朝廷一钱”“不另请朝廷一炮”“不另增朝廷一兵一马”，请求允许复工。此疏之后又上两疏，强调“时奉旨酌议其可修不可修，非奉旨停工也”，表示只要没有“停工”的明旨，就要继续干下去。丘禾嘉陪同巡关御史王道直视察后，也改为同意复工。八月初二日，兵部咨文传来了暂停修城、撤回班军的圣旨。孙承宗一面继续上疏力争，一面只好奉旨停工撤军。

就在明廷围绕大凌河城的修筑反复扯皮之际，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后金大军已在八月初六日兵临大凌河城下，展开围点打援的作战，城中只有专门从事筑城的班军及少量战斗力不强的军队约二万多人。孙承宗得知敌情后，立即做出部署：一方面为了防止后金大军再一次绕道袭击蓟镇、京师，严饬各地守将提高警惕，坚壁清野；一方面为了解大凌之围，派山海总兵宋伟等率部驰往锦州，并调皮岛守将黄龙发舟师略镇江、盖州声援。八月十九日，他亲自单车抵中右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准备直赴宁、锦，指挥作战。但因有圣旨，命他“兼顾内外”，当安排停当后，孙承宗又于二十一日返回关门。这时，兵部尚书熊明遇亦派原驻永平一带的关宁军吴襄部出关助战。孙承宗的想法是援凌之兵马步合营，星夜东驰；丘禾嘉则认为，后金野战骁勇，未敢轻战，不如用奇，因此提出分兵四路。孙承宗认为精锐辽军之主力骑兵尚不满万，分两路已觉势单，决不能再行分散。于是又议出骑兵吸引原为“打援”的敌军西向，佯战于锦州，而同时派步兵乘虚而入，直逼大凌，以期解围，但丘禾嘉却以为不可。督抚不和导致明军在大凌被围一个月的时间里仍无有效之行动，于是崇祯帝传旨催战。孙承宗于九月十一日接旨，即日出关，十三日达宁远，当日命关门副将靳国臣等统精骑三千二百疾趋松山，在双堡打了场胜仗，九月十六日又击退了袭击锦州的后金军。九月二十日，孙承宗与巡关御史王道直入锦州，次日亲阅宋伟、吴襄两部，宋伟表示愿意从命，即刻东援，而吴襄还以“辽将无一肯前”为辞推托。二十二日，孙承宗集众将于演武场，命宋伟军为前部左、右两营，吴襄军为后部左、右两营，其余步、骑、火各部兵，分别拨入这四营之中，以永平道张春为监军，命两部四营援军即日东进。九月二十四日，孙承宗率营随军开进松山。九月二十七日，宋、吴两部在距离大凌河十五里的长山遭遇后金军，全军溃败，张春被俘。一个月后，祖大寿献城降金，孙承宗派其弟祖大弼劫金营，祖大寿也趁机脱还。孙承宗在战后向崇祯帝上疏请罪，要求给予处罚。崇祯帝削其宁远之战后所获授的锦衣卫世职，孙承宗又连上十二道奏章，请求告老还乡。广西道御史萧奕辅、兵科给事中周瑞豹等也弹劾孙承宗丧师辱国。最终，崇祯帝并未责备孙承宗，而是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准许孙承宗回家养病，赐路费一百两，纻丝四表里，安排驿马护送其回籍。离任前，孙承宗还屡次上疏陈述坚持复城进兵的方针、不宜并立督抚以及有关蓟辽防务的十六项具体事宜。十二月初一日，孙承宗回到故乡高阳。几天后，崇祯帝对孙承宗给予正式处罚，勒令冠带闲住，褫夺其在宁远之战叙功时所得锦衣卫世职。

除了崇祯十年（1637年）曾去自己儿子孙铨担任知县的山东高苑县探望新生的曾孙孙枢以外，孙承宗在赋闲期间一直住在高阳。他一面整理自己任上的各种文书，一面关心时局。他的旧部常将边报及时告知他，他“未尝不彷徨屏营，忧形于色”，留下“清夜几行忧国泪”的诗句。他不仅关注后金入侵，还对日益蔓延的所谓“流寇”忧心忡忡，主张对农民军必须再一番剿杀后才可言抚。

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并再次派大军侵犯明朝，京畿一带继己巳之变后再遭蹂躏，是为丙子之变。孙承宗率高阳军民在城上发炮，清军游骑以为城中有备，便没有攻击高阳，但邻近的定兴却被清军攻陷，孙承宗的挚友鹿善继殉难。孙承宗闻讯悲痛欲绝，一连写了64首悼念鹿善继的诗。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军又一次入塞大掠，是为戊寅之变。十一月初九日，清军围高阳城。高阳知县雷觉民毫无准备，听说清军压境后逃走，孙承宗率全家入城，领导高阳军民抗击清军。经过一天的激战，炮石竭尽，清军终于登上了城墙。这时孙承宗正坐在北面城墙上，还在高呼放炮，他的仆人南州与登城之敌搏斗，虽手刃数人，但终被清军砍倒。孙承宗也随之被俘。在此前后，孙承宗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八个侄子孙以及三十余名妇孺或战死，或被俘后遇害，只有六子孙铈之子——六岁的孙之澧及其母躲藏于草丛中而逃生。

两名清兵把孙承宗押至城南三里的圈头桥老营，清将称他为“孙宰相”，并请他入上座。孙承宗却大骂清将，说：“臊狗奴，胡不速杀我？”一名清将说：“北朝识好人，待士厚。相公胡不归北朝，辅佐大业，而徒为南朝死？”孙承宗继续骂道：“我天朝大臣，城亡与亡，死耳！无多言。”另一名清将又说：“不降，胡不出金银赎死？”孙承宗又骂道：“臊狗奴，真无耳者。尚不知天朝有没金银之孙阁老耶？”孔有德亲自述说自己归顺清朝的心路历程，孙承宗说：“今日说此无益，但速杀我！”清军将领见劝降无望，便在地上铺了一片苇席。孙承宗向北面的京城遥拜后，厉声吩咐清兵取一白绫，从容自缢。清将把孙承宗的尸体交给一个老太婆，说：“此孙宰相尸，可善视之。”随后拔营而去。孙承宗家的一个名叫侯果的仆人被俘，在任丘逃脱，十一月十四日于高阳圈头桥附近找到了孙承宗的裸尸，随后跑到容城，告诉驻扎当地的关宁总监高起潜，高起潜遂埋葬孙承宗，并上报崇祯帝。崇祯帝降旨：“故辅承宗骂贼死义，惨及阖门，朕心殊恻，该部从优议恤。”但却被阁臣薛国观阻挠而未能落实，只是恢复原官、予以祭葬而已，有人说是因为高阳知县雷觉民是薛国观的亲信，也有人说只是单纯因为薛国观忌恨正人君子，还有说法是孙承宗在己巳之变受召对时就已让崇祯帝不满，所以崇祯帝才降格他的恤典。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帝在自缢半个月前才追赠孙承宗为太傅，让他的一个儿子当中书舍人。同年九月，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赐孙承宗谥号“文忠”，并赠太师。清乾隆年间，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追谥孙承宗“忠定”。

孙承宗是明末“辽事”中地位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在天启、崇祯年间前后两次督师辽东近五年之久，提拔了袁崇焕、祖大寿、马世龙等大批文武官吏，他的一系列经营擘画奠定了明亡前辽东防务的基本格局，具体有如下三点：

钱谦益：公长而铁面剑眉，须髯如戟，声如鼓钟，殷动墙壁。方严鲠亮，沈塞果毅，不苟訾笑，不妄取予。虽为儒生，岿然如巨人长德，人望而畏之矣。……公识见通敏，商订详审，贯穿典章，谙晓物理。发言盈庭，纷纠盘错，觿解玦决，片语辄了，论事析理，刺经谐俗，谭言微中，诙谐间出，虽悍榼骄将，莫不解颐俯首。至于断国论，辨几事，应机剸割，不出晷刻，知如炙纮，辨如喷泉，惟深惟几，不先不后，世未有能窥其厓略者也。……公晚而大用，用而不久于内，虽人谋则然，亦岂非天意哉？公出处进退，大节凛然，蹈道执礼，之死不变……公严于持己，恕于御物。谨于持法，详于用刑。激劝忠义，鼓唱豪杰。作使贪诈，笼挫宿猾。至诚恻怛，而机牙四应；闲止渊静，而绦旋百出。鉴别人才，洞晰情伪。人谋鬼谋，有告如响。公固不知其所以然也……公之为人，齐庄中正，笃诚易直，未尝专门讲学，而资与道近。……公生长北方，游学塞下，钟崆峒戴斗之气，负燕、赵悲歌之节，为文章雄健深厚，似其为人，不烦绳削，不事模拟。每一属笔，如蛟龙屈蟠，江河竞注，云雾讯集，波澜灏溔。虽未敢方诸古人，实近代所希有也。……公品望在馆阁，功劳在社稷，威名在夷虏，忠义在宇宙。海内虽村塾之老儒，边障之退卒，隶人牧圉，小儿灶妇，语及于公，靡不盱衡戟手，嗟谘叹泣。而关塞之仇隙，朝着之谤焰，出自缙绅学士之口，相沿而不能解……惟公之立人本朝，志在于正朝廷，清宫府，杜私门，破朋党。譬诸青天白昼，横目四足，皆仰其清明，而秋霜夏日，善人君子，亦惮其凛烈。小夫壬人，不寒而栗，视以为骨仇血怨，生挤而死排之，固其宜也。

黄景昉：

谈迁：

查继佐：明知辽经抚不和坐败，乃必设抚以挠经权，谓何？初幸魏逆方倚武功填爵，任专勇接济，实非度内高阳而高阳功见。“一事权”，保辽三字经也。及党事起，廷无知兵。所谓以辽事付之小胜小衄，不问古阃外体，而卒濡忍不能割。再任关门，已百难往昔，而长山之败，本于抚嘉禾（丘禾嘉）之撤防兵，是犹事权不一之故矣。专制故势行，与一较争跺一较已耳。卒与鹿定兴力固京师外障，皆无所命，而自与城俱，嗟哉！

张廷玉：承宗以宰相再视师，皆粗有成效矣，奄竖斗筲，后先齮扼，卒屏诸田野，至阖门膏斧锧，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汪荣宝：明自用兵以来，督师者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辈，皆以盖世之才，能称其职；而诸将委身许国，效死不屈者亦前后相望。

蔡东藩：熊廷弼、孙承宗二人，为明季良将，令久于其位，何患乎满洲？廷弼可杀，承宗可罢，镇辽无人，满军自乘间而入。明之祸，满洲之福也。虽曰天命，宁非人事？

萧一山：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皆以盖世之才，治辽事而有余，然或内毁于阉党，外罹于反间，不终其位。

传说孙承宗参加廷试时，与祖某（实为杨守勤）争夺状元，皇帝命二人同时书写三千字，以完成的先后来定名次。孙承宗老老实实地奋笔疾书三千个字，而祖某只提笔写了“三千字”三个大字，便首先交卷，巧取了状元。时人为此赋诗曰：“丹墀云染三千字，春殿雷轰第二声。”后来在高阳县城十字街西侧为孙承宗修建的楠木牌坊——“榜眼坊”的柱子上，就书刻了这两句诗。

己巳之变期间，孙承宗向崇祯帝面奏兵饷事，说：“肚子里饱可战。”崇祯帝一向对谈吐言辞很重视，因此嫌弃孙承宗粗鲁。后来孙承宗引病辞职时，崇祯帝也用大白话传旨：”好，出来了！”

祖大寿收复遵永四城后，率关宁军驻扎永平府城中。永平府民畏惧他们，不敢入城，即使入城的人也很不适。永平道方一藻向孙承宗询问对策，孙承宗准备让关宁军离开永平，但又不想让关宁军觉得是在驱赶他们，便对祖大寿说；“你的军队驻扎永平，一旦后金军来了才抵御吗？还是在长城关隘上抵御呢？你应该分兵布防，不应安坐在永平府城里。万一朝廷议论你离长城太远，驱赶你们去，难道不是太迟了吗？”祖大寿听从，分兵把守建昌等口。不久，遵化防兵就因为巡抚驱赶他们而哗变，朝廷也责备防兵不守边，祖大寿由此佩服孙承宗的计策，人们也都纷纷称赞孙承宗善用祖大寿。

民国将领孙岳为孙承宗的后裔，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随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不过他与孙承宗之间的传承世系已不明。

孙承宗擅长诗文，留下数百万字的文稿，包括《旧纪》《督师全书》《督师事宜》《今古中官志》《历官旧纪》《掌枢稿》《抚夷志》《渌水吟》《松涛制艺》《六朝章奏》《诗钵》等。他殉难后，任官外地的长孙孙之淓回到高阳，在四子孙鋡的箱子中发现遗稿，埋在地下。孙铨回来后，才初步整理，茅元仪来吊祭孙承宗，孙铨将孙承宗遗稿交给他，茅元仪南下后，与钱谦益、范景文将其整理为二百余卷，刻印于南京，但未及流传，就毁于南明弘光政权覆灭之际。孙铨父子继续访求遗稿，所得不及原稿之半，于顺治年间再次刻印，是为流传至今的《高阳集》二十卷。因犯清忌讳，该集中“奴”“虏”等字样多在清代被挖空。另有《阅关奏稿》《督师奏牍》以及他唯一传世的军事理论著作《车营扣答合编》。2014年，李红权将上述四种文献整理为《孙承宗集》。此外，孙承宗还主编《高阳县志》十四卷。

天启二年（1622年）夏，孙承宗因王在晋在八里铺修筑新城一事前去巡视（参见“人物生平-首次督师”目录），就关门防御事宜与王在晋展开了激烈辩论，但辩论过程却有两个版本。据钱谦益为孙承宗所撰行状记载，辩论结果是王在晋无言以对；但据王在晋自己所辑的《三朝辽事实录》中收录的孙承宗奏疏，则是孙承宗最终无言以对。清修《明史》采取了前者说法。

孙承宗墓位于河北保定高阳县城西北，已被毁，现存墓碑是孙承宗十二代孙为其所立。

2023年，在高阳县城南大街中段进行管道改造施工期间，当地文物部门发现了立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的孙承宗墓表。全碑长220厘米、宽87厘米，碑刻内容共37行，满行98字，为青石材质。一些内容是《明史·孙承宗传》没有记载的，如其世系中所涉及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姓名。还有一些记载比现有史料更为详尽，如孙承宗督师关外时的整治部署情况和解北京之围困时的事迹远较《明史》详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007年，“民族英雄孙承宗研讨会”在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举行。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北师大副校长韩震、河北省文联主席冯思德、保定副市长张广琦、河北影视家协会秘书长汪帆、《大学士孙承宗》的作者杨延欣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孙承宗的爱国情怀、高尚人格和一生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认为作为历史名人，孙承宗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对其事迹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对其精神进行阐释和弘扬，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这也会为人们认识保定、了解保定提供有效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