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1589年/1593年—1644年1月17日），字玉绳，号挹斋，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今江苏省宜兴市）人。明朝末年大臣，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之一。

周延儒出身于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先周冲号静庵先生，是王阳明的门人，正德年间中举人，官至应城知县、唐王府纪善，入祀乡贤祠。周冲的从孙周淳就是周延儒的祖父，嘉靖年间中举人，官至太康知县。周淳长子周天瑞没有功名，但周天瑞第三子周延儒却自幼聪颖，有“神童”之称。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党人交游，尤其与姚希孟、罗喻义友善。后来其学问日益精进，被三吴士绅推为“艺林之冠冕”。

万历四十年（1612年），周延儒考中乡试第二十二名。翌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连中会元（会试第一）和状元（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周延儒长相俊丽，以此沾沾自喜，与同样少年得志的同年进士冯铨关系很好，据说两人“连床共被，日事淫嬉”，在京城有“小唱（即小娼）翰林”之风评，后来他和冯铨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周延儒参与科举阅卷，录取李应升，被认为是选拔了一个合适的人才。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周延儒迁右春坊右中允，掌管司经局。上任后力推孙承宗入阁，主持军政。后任左庶子、少詹事等职，并调任南京翰林院。期间周延儒父母双亡，他连遭两艰，杜门谢客，得以躲过天启末年因魏忠贤专权而风云诡谲的政局。在此期间，他曾给好友冯铨写信，援救被魏忠贤迫害的东林党人。

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周延儒终制。四个月后，崇祯帝即位。周延儒补任詹事府正詹，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年秋，宁远、锦州相继发生兵变，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督师袁崇焕请发军饷。十月初二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大臣商议，大臣都请求动用内帑，崇祯帝不愿意。在场的周延儒揣摩上意，说：“以往边关守兵防止外敌入侵，而今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再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要学样了。”崇祯帝询问对策，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崇祯帝认为周延儒说得有道理。十一日，崇祯帝又询问边军军饷问题，周延儒说：“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暗示骄横的武官闹事来胁迫袁崇焕，崇祯帝深表赞同。当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都不敢回答，唯独周延儒的回答能令崇祯帝满意，所以他“由此荷圣眷矣”。

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初三日，因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指示吏部会推内阁增补成员的候选人，开出的名单包括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人，钱谦益最有望入选。周延儒认为此番会推阁员自己如能被提名，必定会被崇祯帝点用。他除了在外廷积极活动，还走后门结好于外戚郑养性、万炜以及东厂太监唐之征作为内援，志在必得。但结果名单却没有他（据说是钱谦益的门人户科给事中瞿式耜的阻止），也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两人便把矛头对准了钱谦益。周延儒散布流言，称这次会推完全是由钱谦益的同党把持，温体仁更是上了一道《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与钱谦益有涉的钱千秋科举舞弊案，崇祯帝召见百官询问此事时，温体仁、周延儒都称崇祯帝被钱谦益的同党蒙蔽。崇祯帝本来也希望周延儒能入阁，看到名单没有周延儒就很怀疑，于是就相信温体仁、周延儒所散布的钱谦益结党的说法，将钱谦益逐出朝廷。从此，周延儒与东林党反目成仇。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某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从午后一直谈到深夜。此次召对与往常截然不同，翰林院记注官也不得在旁记录，所以君臣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敏感的言官还是揣测到了一点眉目：崇祯帝因钱谦益案件而暂停会推阁员，此番单独召见周延儒，显然有意让他入阁辅政。于是言官们纷纷上疏抨击周延儒，试图阻遏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等人向崇祯帝揭发周延儒一向与“阉党”逆案中人冯铨狼狈为奸，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图大拜”，即进入内阁；二是“以图翻局”，即推翻逆案。周延儒立即上疏为自己辩解，称言官所说都是莫须有之事。崇祯帝迫切需要一个能总理朝政的大臣，他很看重周延儒的政治才干，因此态度明显偏袒，对于钱允鲸等人的奏疏只是“报闻”而已，而对于周延儒的答辩奏疏却“优诏答之”，意在给言官们泼冷水，让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言官们并不气馁，御史刘之凤等人在几天之内联名上疏，对崇祯帝单独召见周延儒一事表示异议。崇祯帝只是淡然批复“不得渎奏”四字，只字未提召对之事。到了十二月，人们对此事逐渐淡忘，崇祯帝趁内阁次辅钱龙锡引疾致仕之机，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崇祯帝又给周延儒及与他同时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加太子太保衔，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向崇祯帝推荐自己的姻亲吴宗达以及同僚温体仁入阁。崇祯帝也以为温体仁“孤忠可任”，在同年六月下旨，命温体仁与吴宗达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周、温两人联手把持朝政，在幕后主使迫害钱龙锡、打击东林党（一说钱龙锡在周延儒叩头恳求下免死）；又指使锦衣卫官员张道濬等攻击内阁首辅成基命，迫使成基命辞官而去。到了九月，周延儒就成为内阁首辅，崇祯帝还加他少保衔，进武英殿大学士。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

温体仁对周延儒表面奉承，暗地谋夺其首辅之位。吏部尚书王永光罢官后，温体仁起用他的同乡亲信闵洪学取而代之，掌控人事权，又起用御史史𡎊、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心腹，处心积虑欲攻倒周延儒。于是温体仁与周延儒的矛盾逐步激化，他们互相倾轧的第一回合，是围绕崇祯四年（1631年）春的会试而展开的。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会试廷对第一，他的老友吴琨之子吴伟业则考中会元，同时中试的有名士张溥、夏曰瑚等。这次会试的主试官就是周延儒。按照惯例，内阁首辅因为政务繁重，主试之事应由次辅担任，周延儒以首辅出任主试官的越例行为，使次辅温体仁抓住了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把柄。这次会试，周延儒之所以亲自出马，是想收罗名儒作为自己的门生，以扩大自己在朝廷的权力基础，所以秘密嘱咐各分房考官在呈卷前偷看中试封号，从中舞弊。吴伟业的本房师李明睿仰承周延儒之意，把吴伟业的卷子作为第一名，做了些手脚，终于使吴伟业高中会元。这一舞弊行为被温体仁的亲信薛国观故意泄漏于朝廷，御史袁鲸正准备具疏参论，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卷子送给崇祯帝御览。崇祯帝阅后很满意，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既然崇祯帝已经表态，御笔钦点吴伟业为会元，人们就不好再说三道四了。

当时，周延儒所提拔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都被外界认为是向周延儒行贿得官，引起舆论不满。他的子弟家人横行乡里，激起民愤，受到言官的纠弹。他的兄长周素儒冒籍锦衣卫，搞到个千户的职位，他的家人（奴仆）周文郁成了副总兵，都遭到舆论的抨击。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终于在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由言官掀起一个弹劾周延儒的高潮，陕西道御史余应桂、户科给事中冯元飚、山西道侍御史卫景瑗、四川道侍御史路振飞等纷纷上疏列举周延儒贪赃枉法、专横跋扈之事。但崇祯帝都予以驳回，当周延儒一再上疏辩解并请求罢官时，崇祯帝还温旨慰留。不久后，吴桥兵变爆发，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在登州发动叛乱，登莱巡抚孙元化被俘，舆论哗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余应桂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是吴桥兵变的罪魁祸首，崇祯帝下旨切责，将余应桂降官三级，以示惩处。恰巧这时，西协监视太监邓希诏与蓟辽总督曹文衡互相攻击，引起言官们反感。工科给事中李春旺强调，邓希诏与曹文衡互相攻讦，语侵辅臣周延儒，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盛衰的大漏洞，因此不仅督臣曹文衡可去，阁臣周延儒也不可留。在这一连串言官攻击周延儒的背后，是温体仁在暗中指使。而崇祯帝虽然都驳回对周延儒的弹劾，但对周延儒的信任也有所动摇了。

吏部尚书闵洪学是温体仁一手提拔的，每做一事都为温体仁收买人心，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周延儒身上。一时间官僚中捷足先登者无不奔走于温体仁门下。周延儒的亲信对闵洪学恨之入骨，给事中王绩灿与御史刘令誉、周堪赓先后上疏攻击闵洪学，而尤以兵部员外郎华允诚最为激烈。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华允诚在议论国事“三大可惜、五大可忧”的字里行间，攻击内阁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驱除异己。崇祯帝一方面下旨剥夺华允诚半年俸禄，另一方面批准吏部尚书闵洪学回籍养病，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堵住双方互相攻击的势头。并且对周延儒、温体仁躲在家中避风头的做法进行批评：“辅臣大半偃卧私第，殊非政体。”周温倾轧的第二回合，双方打了个平手。

其后，周延儒指使翰林院修撰陈于泰打着“陈时政四事”的幌子，指桑骂槐攻击温体仁。温体仁则指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盗窃科名，牵连周延儒。周延儒上疏自劾求去，被崇祯帝挽留。另一方面，周延儒的亲信给事中傅朝佑上疏，指责太监王坤“妄干弹劾之权”，而且文词练达，机锋挑激，必有小人背后主使，影射温体仁在幕后操纵。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疏附和周延儒，由于王志道在奏疏中谈到“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引起崇祯帝不悦。翌日即崇祯六年（1633年）二月初八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专门为此责问王志道。王志道还是坚持他日前所说“内臣越职”的观点，并进一步把问题挑明：辅臣（周延儒）为王坤所参，举朝惶惶，为纪纲法度担忧。崇祯帝再三声明，遣用内臣原非得已，言官们却把参劾内臣当作护身符，王志道也不例外。在场的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承担责任：“臣等辅理无状，表率无能。”但是无济于事，第二天崇祯帝即以王志道“肆意诬捏，借端沽名”为由，将其革职为民。此外，崇祯帝在召对时对周延儒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卿昨辩王坤疏，日后录入史书，甚是好看！”周延儒无言以对。温体仁见崇祯帝不再信任周延儒，便趁机唆使刑科都给事中陈赞化于同年三月弹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周延儒辩解后，陈赞化再上一疏，揭露周延儒曾对原任内阁首辅李标炫耀他可以左右崇祯帝的旨意，并说崇祯帝是“羲皇上人”。崇祯帝对此极为敏感，立即责问陈赞化此话从何处听来。陈赞化举出了上林苑典簿姚孙榘、给事中李世祺以及前湖广副使张凤翼为人证，使周延儒无法抵赖。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引疾乞归”。温体仁利用票拟职权，代皇帝拟旨“准予休告”，于是周延儒回到宜兴赋闲。他对温体仁恨之入骨，便推荐已经致仕的何如宠出任内阁首辅，但何如宠畏惧温体仁，辞退任命，于是温体仁接任内阁首辅。

温体仁接任首辅四年后，因执着陷害钱谦益而被崇祯帝怀疑“有党”，遭到罢免，其后三年仍由其亲信张至发、薛国观出任首辅。在这几年间，明朝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满清政权虎视眈眈，局面日益糜烂，而以复社为首的江南士大夫与温体仁一派有隙，遭到排挤，郁郁不得志。复社成员礼部员外郎吴昌时写信给周延儒的门生、复社领袖张溥，劝他怂恿周延儒复出。为此，吴昌时、张溥等花费六万两白银，结交崇祯帝身边的宦官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推动周延儒复出。当然，崇祯帝本人也是有意再次起用周延儒。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崇祯帝下旨，召前大学士周延儒、张至发、贺逢圣入朝。周延儒奉旨由大运河入京，途中在山东遇门生杨士聪登舟拜谒，周延儒对他说：“自知再来必至祸及，而不敢不来！”九月十二日，周延儒与贺逢圣进京，次日得到崇祯帝召见，随即入阁。周延儒官复原职，出任内阁首辅，翌年七月进少师，升为中极殿大学士。

周延儒正式复出前，张溥给他密疏救时十余事，要他再出必行，周延儒慨然允诺。入京后首次朝觐皇帝时，周延儒把施政纲领作了简明陈述，诸如释漕粮白粮欠户、蠲免民间积年拖欠赋税、凡兵残岁荒地方减免今年田赋、宽宥戍罪以下人犯、复诖误举人、广取士额、召还因言事而遭贬谪的官员等。崇祯帝无不应允，并赐宴为之洗尘。待周延儒离去，崇祯帝大喜曰：“还是他！”可见崇祯帝对周延儒所寄予的厚望，期盼在他的辅佐下能干出一派中兴气象。周延儒复出后，确实兑现了他的很多承诺，提拔了一批有声望的士大夫，取得了一些政绩，以至于被朝廷内外称赞为贤相。崇祯帝总是称呼他为“元辅”“先生”而不直呼名字，频繁赐坐、赐膳。周延儒呈上阁揭时，崇祯帝基本上当天就认真批复，偶尔延至第二天批复，崇祯帝还会补充延迟原因，并写道：“朕倚先生如左右手，不可以朕一言一事之失轻弃朕。”他对周延儒的倚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日，崇祯帝在皇极殿接受群臣朝贺完毕，在仍然穿着冕服的情况下特地召见阁臣，待之以师席之礼，向他们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官犹称先生，尚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说罢即下御座，面向站立在西面的阁臣作了一个长揖，说：“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调理在卿等。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于先生有厚望焉。”崇祯帝寄予厚望的只是周延儒，而非贺逢圣、张四知、谢升、魏照乘、陈演等阁臣。周延儒退朝后忧心忡忡，说：“此非佳事，上责备将益深矣！”

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帝建议对清媾和，获得崇祯帝的首肯。不久，明军在松锦之战中败北，清方在秘密和谈中要求明朝承认塔山以东归属清朝，并每年送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五月，崇祯帝召见周延儒，征询他关于此事的意见，追问两次，周延儒始终一言不发，崇祯帝非常失望。实际上周延儒对明清和谈的算盘是“安享其成，成则分功，败不及祸”。果然到七月，和谈之事泄露，引起舆论哗然，崇祯帝杀了陈新甲，也对不愿挺身承担责任的周延儒宠信渐衰。崇祯帝与阁臣谈及周延儒时，说：“朕恨其太使乖！”蒋德璟把崇祯帝这句话透露给周延儒时，周延儒说：“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初四日，清军越过长城墙子岭，第六次入塞大掠，是为壬午之变。十一月初九日，京师戒严。周延儒作为内阁首辅，一筹莫展，于是效法杨嗣昌故智，建大法道场于石虎胡同口，让僧道百人奉诵《法华经》第七卷。清军征战数月，身不解甲马不离鞍，困乏已极，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初进入山东莒州（今莒县），养马于野，人皆休卧，而明廷竟一无所知。一直到四月初三日，才得到清军饱掠之后准备北撤的消息。四月初五日下午，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周延儒等阁臣，声色俱厉地说：“朕欲亲征！”周延儒赶忙跪奏：“臣愿代皇上。”崇祯帝不表态，只是抬头仰视，频频摇头。陈演、蒋德璟都表示愿意去督师，崇祯帝都摇其头。周延儒有所领悟，再次跪请督师，崇祯帝这才冷笑道：“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宫中有过奇门，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周延儒不得不谢恩领命。四月初四日，崇祯帝命周延儒以阁部督师，断敌归路。此时，针对周延儒的诽谤已经出现，北京城墙贴着一些匿名榜，上有“终日召，召出一个大曹操；终日对，对出一个大秦桧”的对联，预示了周延儒之后的悲惨下场。

周延儒深知崇祯帝对此前阁臣吴甡受命督师讨李自成后故意拖延时间的做法十分不满，就反其道而行之，朝受命而夕起行。当他于四月初六日赶到通州时，清军东起津门，西至涿鹿，横亘三百余里，车载骡驮，浩浩荡荡北撤，明军只是在远近城楼日夜不停地鸣炮恫吓而已。周延儒在通州城内，每天忙于和幕僚、随从、统兵将帅饮酒作乐，勤王四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轮流在绛色幕帐内大摆筵席，宴请周延儒及随征四臣（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四臣又回请四总兵“陪酌”周延儒，大家都置战事于不顾。每天午后，督师衙门为了应付门面，开门办公，收受公文，然后早晚两次向宫中飞报“大捷”，最后还收取诸将贿赂，为他们叙功。当时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说的是周延儒奉命督师，从来没有一天亲自指挥作战，并不断谎报军情，声称连战皆捷。周延儒所上捷报的确多不属实。例如，四月二十三日他奏报斩杀清军百余，其实当时清军拆毁边墙，把在近畿地区掠夺来的子女玉帛全部捆载出境，车马往来如织，而周延儒麾下明军不敢拦截；五月九日，他向皇帝奏报自己半夜冒警自顺义抵密云，督促各督抚驱逐清军出塞，崇祯帝下旨慰劳。五月十三日，周延儒还朝觐见，独对良久。翌日，崇祯帝在中左门设宴，亲自举杯为他洗尘。崇祯帝还命他不必上缴敕谕，留下来纪念其勋劳，并加封他为太师，赐金币，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周延儒辞去太师，崇祯帝批准。不久，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和东厂太监王之心等把他们刺探到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五月二十一日，崇祯帝向周延儒询问可否以吕大器代替袁继咸出任九江总督，周延儒不答，崇祯帝对他的怒火彻底爆发，当晚就下令五军都督府、兵部等大臣对周延儒“蒙蔽推诿”等情况从公察议。有关衙门从公察议后，崇祯帝又不忍心严惩，当周延儒席蒿待罪、自请戍边时，崇祯帝于五月二十五日下了一道极其温和的圣旨，说周延儒“佐理多年，朕不能尽其谋猷，皆朕之过”，让周延儒得以体面地致仕回乡。

周延儒回乡后，崇祯帝对他仍耿耿于怀，曾在一次召见大臣时叹息“周某负朕”，随后流泪，并诉说周延儒的种种佻巧之状。与此同时，攻讦周延儒的奏章也纷至沓来。清兵第六次入塞期间，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縯祚上疏揭发督师范志完纵兵淫掠、克扣军饷、勾结大党。崇祯帝一面命兵部查核淫掠事实，一面命雷縯祚再上疏详细揭露。雷縯祚起先对范志完与周延儒的门生座师关系还有所顾虑，后获悉周延儒下廷议的消息，立即揭发范志完不过当了两年佥事（分巡关内）之类小官，骤然升为督师，如果没有“大党”做后盾是绝不可能的，把矛头直指周延儒。崇祯帝览奏，马上下令逮捕范志完。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初八日，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群臣，命雷縯祚与范志完对质，雷縯祚不仅将范志完的罪状一一指出，而且还举报了周延儒通过其幕客董廷献招权纳贿的种种劣迹。崇祯帝命锦衣卫缇骑速逮董廷献。另一方面，兵科给事中郝䌹揭发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等窃权附势，纳贿行私，作为周延儒的义子，凡内阁票拟、国家机密事事都预先知道，并称周延儒是天下的罪人，而吴昌时等又是周延儒的罪人。御史蒋拱宸也揭发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幕僚，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至，同时提到吴昌时结交内侍李瑞、王裕民，刺探机密。“通内”（结交内侍）触碰到了崇祯帝的逆鳞，他于七月二十五日亲临中左门审讯吴昌时，命其与蒋拱宸当面对质，并对吴昌时使用酷刑，最后斩了吴昌时。

在审理吴昌时的前一天，崇祯帝命锦衣卫派人催促周延儒从宜兴来京候旨。周延儒预感此去在劫难逃，临行前把他贮藏珍宝的楼阁三楹付之一炬，火焰五彩斑斓。行至济宁时，致仕阁臣黄景昉曾登舟拜访，周延儒询问崇祯帝对自己的看法，黄景昉只提到崇祯帝嫌他太巧。周延儒说：“巧之一字，我不敢辞。上如此圣明，岂一味拙直所能伏事？委曲弥缝，亦将以求济也。”周延儒于九月二十五日进京后，在崇文门外下头条胡同关帝庙内暂住，次日又搬至正阳门内关帝庙，四周有兵丁看守。十月初八日，移居宣武门外二庙，期间周延儒上疏请求戍边，崇祯帝不理。十二月初二日，崇祯帝命令三法司共议周延儒之罪，限三日内具奏。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对周延儒复出后的政绩予以肯定，然后指责他不能“永矢精白”，按罪定议，罪应下失误封疆一等，何况有“曾居首辅，宽其拿解”的明旨，希望崇祯帝从宽处置。大理寺卿凌义渠则毫不顾及周延儒复出后的政绩，揭露其为政为人的奸邪品格，认为法律虽有“议贵”之条，也不能为其宽恕。刑部尚书张忻则倾向于李邦华，最终三法司拟周延儒充军终身。崇祯帝推翻此判决。亲自下旨将其赐死。圣旨下达后，阁臣蒋德璟等上疏申救，强调周延儒的政绩，请求宽大处理。但崇祯帝毫不松口，再次重申前旨，表明勒令自裁已经是从轻发落了。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1644年1月16日）深夜，周延儒听太监宣读圣旨。念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一句时，太监故意稍作停顿，周延儒以为崇祯帝尚念旧情，自己能活命，便反复叩头，连称“圣恩”。太监接着就念“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处勒令自裁”一句，他顿时失魂落魄，左偏右倒，不停地绕屋而走。锦衣卫都督骆养性见状，命两名锦衣卫官兵把他抓住，拖到四更才上吊自缢。周延儒平日喜欢喝参附汤，气绝后四肢仍暖润如生，骆养性为防万一，用铁钉钉入其脑门，然后才回宫复命。周延儒临终前还“求笔墨占句”，留下一首绝命诗：“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周延儒死后，崇祯帝追赃十二万两，由其弟周肖儒、儿子周奕封缴纳。后南明弘光帝减其赃银三万两。

周延儒曾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第一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至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第二次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其政绩主要实现于第二任期，他按照复社领袖张溥等所提出的建议施政，实行了如下举措：

周延儒的一系列善政使“中外翕然称贤”“天下称颂太平”。但这些小修小补之举无助于挽回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局势在他任内继续恶化，诸如明军在松锦之战中溃败，清军第六次入塞大掠，而李自成在河南、张献忠在南直隶和湖广均有很大进展，孙传庭在郏县之战中战败，这些事态都在加速明朝的灭亡。而且周延儒裁抑厂卫和宦官的措施让他得罪了特务机构和宦官，尽管不久又恢复厂卫，但锦衣卫提督骆养性、东厂太监王之心都十分忌恨周延儒，宫中宦官也在崇祯帝面前对周延儒多有诋毁。周延儒自恃有崇祯帝的信任，不以为意，但最终因为他们的密告与陷害而倒台身死。

黄景昉：

谈迁：

李逊之：盖政府自乌程（温体仁）之后，继以淄川（张至发）、韩城，皆祖述故智，媢疾贤才，盈廷重足，久无乐生怀矣。宜兴甚忧之，惟济之以宽……使天欲平治，则循此不变，岂非救时宰相？即继美国初三杨无愧矣。乃美不克终，竟使身名与国运同尽也，悲夫！

陈盟：延儒之再入也，引用吴昌时为吏部，浊乱朝政，逢迎窥伺，一以蒙饰为巧，至于在廷寮窠阴阳操纵，备极牢笼。壬午南闱，子弟姻戚俱登贤书，虑门户人不为己用，欲援夙昔同好者继之，知廷臣甚畏渝州（陈新甲），每每操之以市重。卒之兴化（吴甡）甫入，随挤之出；科臣熊开元、台臣姜埰交章论其欺饰诸状，俱被杖革职。已而渝州竞起门户，乃群起攻之，不遗余力。由延儒上下蒙徇，生齿涂炭已极，而惟贿是闻，偷安旦夕，身死未几，而国亦随之矣！

王世德：延儒两入相，受恩最深，而壅蔽圣聪，奸贪误国，一死不足以尽其辜也。

杨士聪：上即位以来，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无贤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者，惟宜兴与乌程二人，但俱不轨于正耳。其初入门，更无少异，惟宜兴近和，乌程近刻，其以自遂一也。

王夫之：妖孽作而妖言兴，周延儒是已。万历后作小题文字，有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然未至如延儒以一代典制文字引伸圣言者，而作“岂不尔思”“逾东家墙”等淫秽之词，其无所忌惮如此。伏法之后，闺门狼籍不足道，乃令神州陆沉而不可挽，悲夫！

计六奇：事凡捍御、凡民生、凡用人理财，无不极其讨究，极其调剂，至望恩请恤、昭忠铭节等事，向期期不予，复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滞停阁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风采。考选四十六位，悉登台省以示宠，人亦乐归之，诵太师者无间口。使天意向平，安在非救时之宰相！

赵翼：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撤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究之传中所载，不过信用吴昌时，致其招权纳贿，及与吴甡相轧而已。无论严嵩之险恶、温体仁之阴贼，非延儒所能及；即嗜进无耻之万安、倾陷善类之张璁，尚觉罪浮于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分也。

爱新觉罗·弘历：延儒稔恶已久，其失势内惭，与万安之夜望三台何异？张溥等乃欲以易辙相要，冀其复收桑榆之效，真不啻痴人说梦！其尤可怪者，人品之贤奸，朝廷纵茫无鉴别，而赐环起废，何至以昌时等一二憸人交通内侍，遽得预操升庸大柄？东林铮铮者尚有所交关，于延儒乎何诛？而当时所谓清流者亦可知矣。

周延儒年幼时有“神童”之称，但生性顽劣。有一次他犯了错，他的老师罚他顶着盛着水的石砚下跪。老师有一个叫雷一声的朋友正好来拜访，为周延儒求情，并让周延儒写一篇诗文，周延儒请其命题，雷一声说：“即以顶砚为题。”周延儒说：“一片石，一勺水，压住乌龙难摆尾。今朝幸遇一声雷，扶摇直上九万里。”雷一声惊叹道：“此乃大贵之才！”老师却说：“贵则贵矣，但奸人耳！”雷一声询问理由，老师说：“乌龙乃贼龙也，何不言人龙？”后来周延儒果然高中状元并位极人臣，但最终因奸佞而赐死。

周延儒九岁那年，在赤日下行走于江边，被吴宗达看见，吴宗达派仆人将周延儒邀请到船上。不久，周延儒枕着船上的书睡着了，吴宗达说：“将书作枕，千秋贤圣共头眠。”周延儒看了下吴宗达手中的纸扇，一面写着“天文”，一面写着“地理”，于是对下联：“把扇轻摇，一统乾坤随手转。”吴宗达大惊，问他是否会写八股文，周延儒回答能，吴宗达就以“小子”两字命题，周延儒顷刻写出一篇八股文，吴宗达阅后更加惊讶，知道周延儒不是常人，准备把自己弟弟吴宗逸的女儿嫁给他，后来又让周延儒到自己家塾读书。周延儒生性顽劣，常在外面玩到深夜，吴宗逸的夫人不喜欢他，命令门房锁紧正门，周延儒只好从后门回去，吴宗逸夫人经常埋怨吴宗达，但吴宗达说：“请勿躁。此子功名当出我上也。”后来周延儒果然中了状元，并奉旨归娶吴宗逸之女，到妻家时不肯从正门进，而是拆掉后门，改建为容得下高车驷马的大门，以此羞辱岳母。

相传周延儒出生前一晚，祖父周淳梦见家中突然出现一个大池，又有百鸟翔集于门前竖立的大牌坊，牌坊上有“武魁”两个金字，因此给周延儒取乳名“武人”，并说武有“大”的含义。周延儒长大后，果然考中状元（大魁）。

后来周延儒之父周天瑞梦见已故的宜兴籍内阁首辅徐溥（其妻子的五世祖）对他说：“你的第三个儿子怎么会在我前面？你应该教他谦抑之道！”所以周延儒定号为“挹斋（挹同抑）”，以与徐溥的雅号“谦斋”相对应。

周延儒中举后北上，寄寓于浦口陈店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历来有鬼，周延儒晚上睡不好觉，听到有声音说：“会元、状元在此，不可惊闹！”同时，周天瑞梦见双臂上长出翅膀，飞到嵩山和华山的顶峰，结果周延儒果然连中两元。

周延儒参加会试前，常常梦见出游，前摆衣捶打金灯。考前又梦关帝送贺礼，而且金子叫“殿金”，古有“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之句，由此应梦。“殿金”也是“殿元”的误写。会试放榜前晚，周延儒坐着休息，忽然梦见少年中会元的唐顺之，醒来后就听到自己高中会元。

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在宜兴家中接到崇祯帝召他出山的圣旨，忽然梦到已死去十年的夫人吴氏，极力劝阻他出山，他不明其意，吴氏说：“既不信吾言，可同我暂至一处。”他随往，见一老僧，颈系一根绳索，悚然惊醒。此外，周延儒之子周奕封也梦见吴氏托梦告知周延儒赴京必有祸。即便如此，周延儒仍然执意进京，最终身败名裂，并遭赐死。

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再次被召入内阁前，适逢崇祯帝打算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统率八镇十三万兵去救松山、锦州，都督杜文焕跑到周延儒家，告诉他说：“首辅得到召命后，按惯例都会先上疏推辞。现在事情很急了，流寇和胡人内外夹逼，形势容不得兼顾两方。现在关键在于松山的援军，稍有差池，就会误了大事。您在上疏推辞时，应该附上密奏，将松山援军撤回，守好山海关，养精蓄锐，仍然可以支撑。如果您当上了首辅后再来谋划，就已经过了三四个月，这时松山就危险了，山海关能够单独抵御吗？皇上很信任您，必然听得进去，希望能马上做。”周延儒敷衍过去，但并没有将此放在心上。等他当上首辅后，明军果然在松锦之战中大败。

周延儒拜相后，与崇祯帝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互认同族，常派门客董廷献与周奎之子周鉴赌博，周鉴非常高兴，常常将董廷献留下喝酒，董廷献就趁机探得宫中消息，告诉周延儒，所以周延儒总是能事先迎合崇祯帝的旨意。据说，他还结交崇祯帝所宠爱的田贵妃，有一次崇祯帝看到田贵妃有一双精巧的绣花鞋，拿起来仔细看，发现上面写着“臣周延儒恭进”。崇祯帝很不高兴，从此鄙薄周延儒。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周延儒最后一次进京时，自知大祸临头，贿赂周奎十万两，让周皇后替自己求情，周奎没等到周皇后，便找到了皇太子朱慈烺，朱慈烺在某日向崇祯帝请安时提到“近来久不见周先生”，崇祯帝表示“此非好人，今不得称先生”，周延儒通过外戚来求生的算盘由此落空。

周延儒素来收买宫中宦官为己用，崇祯帝后来逐渐发觉周延儒的奸佞，但左右侍者都得到周延儒的贿赂，因此找不到端倪。有一天，崇祯帝在德政殿召见周延儒，屏退所有大臣和宦官，与他秘密谈话，但谈的都是很寻常的内容，周延儒感到奇怪。等他离开后，崇祯帝就斩了一个太监，这个太监一向老实，从没犯错，在宦官中很有人缘。宦官们怀疑是周延儒在秘密召对时让崇祯帝杀了他，于是转而忌恨周延儒，向崇祯帝举报周延儒的阴事，以致周延儒最终被赐死。

周延儒晚年愈发贪婪，文武大臣易名时，他先拟一谥，然后又改成其他谥号（大臣谥号为两字），因此每次赐谥时都会收四千两贿赂，他曾自夸说：“吾笔底一字千金！”

周延儒非常聪明，反应很快，以“灵颖善对”著称，与何如宠一起被视为崇祯朝阁臣中最擅长应答者。他第二次任内阁首辅时，崇祯帝曾抱怨言官王士鑅弹劾温体仁等为“四凶”，周延儒马上回答了句“尧有四凶”，崇祯帝皱紧的眉头才为之舒展。崇祯帝又要重惩言官马嘉植，让周延儒拟旨，周延儒说：“此皆新进外臣，感特拔之恩，有闻入告，不觉过激，若一经申饬，自不敢妄言。”然后在票拟中大骂言官，最后表示既往不咎，于是触怒崇祯帝的言官得以免罪。

还有一次，崇祯帝在宫中游艺堂突然思考为什么交易会叫“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派宦官去询问翰林院的学士们，学士们都回答不了，唯独内阁首辅周延儒回答：“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勿与者，此不待交易，故惟言买东西。”宦官复命后，崇祯帝对周延儒的回答十分满意。

不过，周延儒敏捷的应答最后也惹祸上身。崇祯十六年（1643年），崇祯帝梦见朱元璋给他写一个“有”字，醒来后单独召见周延儒，询问是何征兆，周延儒说“有”字拆开是“大明去半”，是不祥之兆。崇祯帝听了后很不高兴，让周延儒保密。但周延儒却泄露出去，以致传遍整个北京城。崇祯帝震怒，最后赐死周延儒也包含了这一因素。

南明大臣马士英被清军抓住，剥皮揎草，有人用周延儒和马士英作了一副讽刺对联，传诵一时。内容是：

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之颈，宛同狐狗之尸；

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裹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

周延儒著有《周挹斋稿》《片野堂诗》（均佚）。此外有其评注的《二十三史绮编》（周玉绳先生家藏二十三史绮编），收藏于湖南省祁阳县图书馆。

周延儒的书法作品有“明周延儒行书五言扇页”（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他应邀为徐霞客之父徐有勉所撰的像赞《题豫庵徐翁像》（刻于晴山堂石刻）等传世。

宜兴明代相国牌坊，又名会元状元坊，原立于宜兴文庙前，为旌表周延儒“连中两元”而建。牌坊主体用汉白玉建造，建筑形式独特，雕刻技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牌坊毁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2013年复原，展出于宜兴市博物馆。

周延儒的生年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其依据是刑部尚书张忻在结案时说他时年五十五岁，《明三元考》也说他登科时二十五岁。此外，阮大铖在周延儒五十岁时所写的祝寿诗也被收入其《咏怀堂诗集》的“戊寅（1638年）卷”。

其二是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其依据是计六奇《明季北略》中称“壬午（1642年）十月二十日为延儒半百之诞辰”。这与阮大铖祝贺周延儒五十大寿的年份矛盾。不过周延儒登第后才娶妻，如果二十五岁的话则在当时而言年龄偏大，二十一岁则相对合适。因此可能万历十七年（1589年）是周延儒的官年，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是周延儒的实年。

周延儒第二次任内阁首辅时，有一项被时人称道的政绩就是劝崇祯帝赦免黄道周。曾为明朝官员的孙承泽详细记录了周延儒劝崇祯帝赦免黄道周的对话；周延儒的门生杨士聪则补充崇祯帝谈及岳飞时，周延儒趁机进言岳飞是因为秦桧害死他而身价倍增，黄道周如果死在瘴疠之乡，也会像岳飞一样享受后世的美名，促使崇祯帝决定赦免黄道周。还有就是裁抑厂卫和宦官。这几项政绩后来都被写入《明史》。不过，曾在崇祯朝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王世德表示，赦免黄道周出自崇祯帝的主意，与周延儒无关；周延儒从未提过罢内监、撤厂卫，当时的厂卫一直在暗助周延儒。

根据一些明遗民的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清议和破裂、陈新甲被杀，与周延儒有莫大的关系。按照规定，皇帝与重臣密议时，司礼监太监和内阁首辅应在场。但陈新甲与崇祯帝谈论对清媾和时，却屏退了首辅周延儒和司礼监太监。周延儒通过所结交的内侍探知崇祯帝曾给陈新甲下过三道手敕，于是又用一百两白银引诱陈新甲所亲信的仆人，让他偷走三敕，周延儒由此得知密议的是对清媾和，后来又拒绝把三敕还给仆人。周延儒在奏疏故意写了一些三敕中的内容，崇祯帝怀疑陈新甲泄露，让他缴还三敕，可是陈新甲已经找不到。不久，陈新甲所派密使马绍愉回到京师，周延儒派人要挟马绍愉给他三万两，马绍愉和陈新甲十分惊恐，不知所措，没有按周延儒的意思给他行贿。于是周延儒就让亲信言官傅鼎铨弹劾马绍愉在通州公然打出金字打牌“奉旨和边”。崇祯帝大怒，杀了陈新甲，和谈之事也破裂。马绍愉后来也将和议破裂的责任归咎于周延儒，称崇祯帝指示周延儒写国书、派大臣前往清朝谈判，周延儒“畏言路纷纭，伏地不应”，导致和议流产，并说崇祯帝赐死周延儒有这层因素。有人认为周延儒之所以破坏和议，是因为陈新甲受到崇祯帝宠信，一旦和事成功就会入阁，威胁周延儒的权力，所以周延儒必除之而后快。

但另有一些当事人记载，对清媾和之事是崇祯帝与所有辅臣都商量过的，其中只有谢升支持，包括周延儒在内的其他辅臣都未明确表态。后来马绍愉的报告被陈新甲的仆人当成塘报传抄出去，导致陈新甲被杀，而此时周延儒也极力援救陈新甲，称按照国法，敌兵没有兵临北京城下就不能斩大司马（兵部尚书），但崇祯帝表示陈新甲用兵不当，造成七名藩王遇害，比兵临城下还要严重，最后杀了陈新甲。《明史·陈新甲传》及现代多数史籍都采取后者的说法。

周延儒死时身败名裂，被时人普遍视为亡国权奸。清朝顺治帝也认为“明亡于延儒”，因此还影响到周延儒之子周奕封入清后的仕途。康熙年间万斯同、王鸿绪等所修《明史稿》中虽然称周延儒“贪邪”，但并未列入“奸臣传”。雍正年间定稿的《明史》则将他与温体仁作为崇祯朝的两大奸臣列入“奸臣传”。乾隆年间的赵翼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周延儒虽非贤臣，但也谈不上是奸臣，甚至还有一些政绩。他认为周延儒是因为在督师拦截清军时出现了他收贿纵敌的谣言，因此遭到举世唾骂，修《明史》的史官受此影响，将其列入“奸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