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1638年3月9日－1702年5月4日），字季野，号石园，门生私谥贞文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海曙区）人。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泰第八子。

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1638年3月9日）戌时，万斯同出生于浙江鄞县，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8岁时，在客人面前能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失一字；到14、15岁读遍了家藏书籍，以后专攻二十一史，并受业于浙东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后又博览天一阁藏书，学识锐进，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

万斯同像他的老师黄宗羲一样，很有民族气节。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因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后，大学士徐元文出任修《明史》总裁，又荐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

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前后19年。写成明史原稿明史稿500卷，这些稿件无一不由原黄宗羲治下阳明派的文件经过审裁后写出，其艰辛异常，为中国史官的楷模。又为尚书徐乾学纂《读礼通考》二百余卷。他自己说：“史之难言久矣！好恶因心，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何况数百年乎？！……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昔《宋史》病之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者为贵，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不可益也！”

他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和明代史事。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万斯同看完每一篇初稿。就告诉纂编者，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应当核实，无一谬误。徐元文以后，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相继担任纂修《明史》的总裁，仍延请万斯同继续修《明史》。

万斯同以修《明史》自任。年青时喜欢古文及诗歌，与当时一些名士角逐于文坛，以后，他认为史学是国家需用之学，便由经入史，专攻史学，有志于作一代史籍手。他常常感叹唐代以后，修志时设局分修，造成史书错谬百出，说：“以前司马迁、班固修史，才既杰出，又承父学，事实可靠，才记入史书。以后，专家修史书，才虽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但都不至于官修那样杂乱。修史书，就像入人之室，总是先知其厅堂，而后知其家境如何，礼俗如何；而后知其一家老幼、刚柔遇贤。待到都了解清楚后，才能掌握这家情况。修史书也同样道理。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众人不暇择其材宜与不宜，事实或不实，就像招过路人讨论室中之事。我所以要作总裁，是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他这番话，对后世修史者颇有影响。

万斯同修史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他说过，修史难。修史者以自己的好恶随心毁誉。一室之事，三人传说，往往各异，何况数百年以前的事，是非曲直难以裁别，故受其枉者举不胜举。他说：“我少年时，在城东某氏家中一面当馆师，一面借阅该氏所藏的明代列朝实录。我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待长大后，游学四方，向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凡杂家志传，无不搜罗，并以实录作为指针。实录直载其事，不尚增饰。他书中有错谬者，以实录为证裁。这样，虽不能说完全可信，但谬误就少多了。”他就是以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史。今“天一阁”珍藏有他编纂的《明史稿》列传部分十余册，在史学上有相当地位。

万斯同一生不慕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励名节相切磋。态度谦恭，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但京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不尊称他“万先生”。他在京多次讲学，贯穿古今史实，评论中肯。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品评人才相当苛严，对万斯同却极为赞赏。他说，平生所见，不过数子，如顾宁人（炎武）、万季野、阎百诗“真足以备石渠顾问之选者也”。

万斯同晚年时候双目失明，只能凭借口授的方式编史。而由他口授，温睿临操笔的《南疆逸史》也因为没有刊印，而逃过了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为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八日（1702年5月4日）辰时，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葬于浙江奉化莼湖镇乌阳观山南麓半山腰，身边的藏书被钱名世占有。刘坊写有《万季野先生行状》。万斯同的去世，象征《明史》编纂第一个阶段结束，其后经过数次易稿，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正式刊行，距其过世，已有三十余年。经学家杨椿认为：“《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文革时，万斯同墓惨遭破坏，惨不忍睹。

综观万斯同一生的学术活动，最为突出、最为难得的是他为纂修《明史》所做的工作。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特设博学鸿儒科，又重开明史馆，网罗明末遗民和著名学者参与《明史》的编纂工作。万斯同遵其师黄宗羲嘱托，怀抱“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强烈愿望，接受总裁徐元文的多次聘请，来到京师，馆于徐氏邸舍，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他发凡起例，拟定传目，虽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史馆凡“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

万斯同修史，极为重视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在史稿的修订方面，万斯同耗费心血精力尤多。当时诸纂修官分别撰写的史稿，最后都集中于总裁之处，由万斯同审核修改，排纂成编。据记载：“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其言而至，无爽者。”今宁波天一阁珍藏的12册《明史稿》，稿本、抄本各6册，存列传稿300余篇，其上或多或少，都有朱笔、墨笔以及白粉笔删改涂抹的字迹。据考证，该稿系经万斯同修改的史稿。特别是其中的6册稿本，大多经两次乃至两次以上修改，有的大刀阔斧，整段删除，有的旁行斜上，补充润饰，有的满纸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几乎另起炉灶，重加改写。足证万斯同为《明史》纂修所付出的心血。

可以说，万斯同为明史纂修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明史》成书的基础。今本《明史》能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编写质量较好、学界评价较高的史书，与万斯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史学研究中，万斯同极为重视史表，视之为史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鉴于十七史中自《后汉书》以下，仅《新唐书》有表，其余各史皆无表，万斯同依据《史记》《汉书》立表体例，博采各史本纪、列传及志书相关记载，又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等书资料，“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撰成《补历代史表》一书。当时学者评价说：“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

万斯同逝世时，刘坊作《万季野先生行状》，称他的遗著共二十二种；次年，温瑞临作《历代纪元汇考》称十六种；又次年，王士祯作《香祖笔记》仅举十种；至于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称二十种；后来，万经续修《濠梁万氏宗谱》称二十二种；雍正八年修《宁波府志》则称三十种；乾隆十年前后，全祖望作《万贞文先生传》只举十一种；乾隆五十二年，蒋学镛作《鄞志稿》举四十种；嘉庆十一年，钱大昕作《万先生斯同传》称十六种；而近人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称三十四种；民国二十五年，沈昌佑得冯贞群先生之助，作《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称三十七种。自康熙至民国年间，万斯同著作究竟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商榷和考证，实应为三十三种。除已收录的外，尚有佚著十种：

1、《读礼通考》。始作于康熙十七年，万斯同为徐乾学母丧撰《丧礼》而作，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完成。《万氏宗谱》、刘坊《行状》、蒋学镛《传》九十传，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作一百六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一百二十卷。

此书原为康熙十六年徐乾学居母丧于江苏昆山时所草创，因力有未逮，于是请万斯同撰纂，万氏独力成九十卷。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九年归里，又请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续补审订，积十余年，三易稿而后成。因而严格地说来，这本书万斯同出力最多，但并非为他所作。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九十卷本原稿已佚。

此书内容虽名“读礼”，其实皆为丧礼。有康熙三十五年徐氏传是楼家刊本。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久十卷本原稿已佚。

2、《读礼附论》。即《读礼通考附论》，见《陆清献公日记》卷八。朱彝尊《经义考》列入。已佚。

3、《丧礼辨疑》，四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见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已佚。

4、《庙制折衷》。二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据全祖望《传》，万斯同为徐乾学撰《读礼通考》，又以其余为《丧礼辨疑》及《庙制折衷》。已佚。

5、《声韵源流考》：一卷。作于在京修史后期。据冯辰《李恕谷先生年谱》，康熙四十年十月，万斯同与李塨曾论及声韵，可知为其殁前一年草创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不过储诸书之材，而尚未能著书。”此书《四库全书》存目，今不见。

6、《经世粹言》。据杭世骏《叙礼记集说》卷首《姓氏》：“国朝，万氏斯同，字季野，鄞人。著《经世粹言》。”但此书诸家都未论及。

7、《明通鉴》。刘坊《行状》和《濠梁万氏宗谱》都说已散失。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题为万斯同所著的《明通鉴》三册，为清初抄本，存弘治十二年至十八年。首页下有“汪琬之印”及“苕文”两印。书后有今人潘承弼《跋》，说他旧藏万氏《明通鉴》残本十一册，1943年至1944年之间，因衣食不结，不得已出售。而此残本三册，于抗战胜利后购自苏州书肆。除潘承弼所说外，前中央大学教授丁山在《致友人论小学书》中，也说1945年冬在苏州书摊上购得此书四册，并考定为万斯同未刊之稿。

据陈廷敬《汪先生琬墓志铭》，汪琬于康熙十八年予修明史，然仅六十日，即称病一年,以病免故里，撰史稿百七十五篇，于二月中再撰《明通鉴》巨著，似不可能。然潘、丁两位何以定为万斯同所作？又何以落入汪琬之手？书中汪琬两印章，其真伪也难定，凡此，都必须进一步考定。

8、《明史表》作于京师修史时期，共十三卷。万经增辑《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斯同著有《明史表》十三卷，与《补历代史表》并列。后朱彝尊作《补历代史表序》，称斯同作《历代史表》补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近人陈守实在其所著《明史稿考证》中说，此十三篇，后为张廷玉“割入”于《明史》，故《明史》之《表》，“必出于季野之手”。然张《表》称南明福、唐、桂三王之帝号为“潜号”，清军为“大清”“王师”，显然与斯同建议温瑞临撰《南疆逸史》的书法不合，与万氏“隐忍史局”二十年，企图“藉手以报先朝”之志不合。《明史》十三篇《表》，绝非出自其手。故编者采（民国）《鄞县通志·艺文》二“《明史表》实为《明史稿》而作，非《历史史表》之续也。盖因当时有所忌讳，故终未出”之说。斯同《明史表》十三篇未刊行，今已佚。

9、《康熙宁波府志》。作于康熙十二年，三十卷。宁波府知府邱业主修，万斯同与其他兄弟斯选、友人赵时赟分修。邱业于此书《序》中说，凡三月阅而成，可知修得很仓卒。曹秉仁、万经在《雍正宁波府志序》中说，宁波郡志，“虽经国朝邱、李二郡守之续修，皆为成书”，可知此书实未完。

《咸丰丙辰鄞县志》述及郡志源流时说，此书“未及刊行，其抄本郡中藏书家有之。”本世纪六十年代前，此抄本宁波私人仍藏有，但经“文革”浩劫，已不传。

10、《难难》。《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刘坊《行状》说：“《难难》一卷，散失。”可见此书在康熙年间已佚。

除此一种外，万斯同友人杨宾在《万季野小传》中说他“又私撰弘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可知为未完之作，原稿已佚。据万斯同在京弟子温瑞临所著《南疆逸史凡例》中说，万斯同连他专取南明成一外史，亦可能其私撰四朝传记，已融入于《南疆逸史》的本纪与列传中。

万斯同遗著尚有三种须要说明，或应予以否定。争论最大的为《五礼通考》。蒋学镛《鄞志稿》卷一二《儒林传》下《万斯同》中说：“尚书（徐乾学）又请遍撰五礼，遂节略前书，复补其四，共二百余卷，未及缮写，先生卒，稿本留京师一故家。近时有检得之者，其书多以片纸粘缀，或脱落失次，因重为编葺，竟窜名已作。昆山（徐乾学）所刻（指《读礼通考》），人知出先生之手，而《五礼通考》，人或未之知也，因附著之。”于是遂启此书作者之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中说，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点出“窜名”者为秦蕙田。按《读礼通考》所考的仅是丧礼（凶礼），而未及吉、军、宾、嘉四礼。万斯同后来补撰其四，实有极大可能。他卒后遗书多为钱名世所窃，或有散落。然确否为秦蕙田所检而窜以己名，已无足够实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对蒋、梁两人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说无征不信，认为他们“厚诬古人”。

此外，萧穆《靖孚类稿》说万斯同为其侄万言的《明史举要》一书曾重为参订。他在清末上海某书肆中曾见此稿。稿后有杭世骏《跋》，杭氏在《跋》中说，万言归里后，“穷年建户编纂《明史举要》一书，其卒也未及校仇，应征士潜斋先生（即应撝谦）参补校阅，历时二年而全书始毕。其后季野重为参订。及九沙先生经归自贵阳学使任，复于是书缺者补之，繁者芟之，乃成有明一代之信史，惜乎力无能刊也。书中潜斋用朱笔，季野用墨笔，其黄笔乃九沙也。”杭世骏这一《跋》文极为可疑。按《濠梁万氏宗谱》，万言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应撝谦卒于康熙二十八年(见全祖望《鲒锜亭集》卷一二《应潜斋先生神道碑》)，万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他们都比万言早卒，岂有已卒之人为未卒之人“参补校阅”、“重为参订”其著作的可能？所以说万斯同重订《明史举要》，实属子虚。

又沈昌佑自补其《遗著目录汇志》，述及万氏有《璇玑图》一卷，状如回文诗，宁波朱酇卿藏。先师训慈先生告知：《璇玑图》为清人万树《璇玑碎锦》之回文诗附图。其友人宣宝琛曾致函先师，《璇玑碎锦》“系清乾隆庚甲年扬州江氏柏香堂校刊藏本，原著作人为清万红友先生。……万树，宜兴人，字花农，一字红友，佐两广总督吴兴衽幕，以才称。尤工词曲填乐府二十余种。以诗余谱旧图，多紊乱，成《词律》一书。……又有《璇玑碎锦》，此集内容系回文诗词，附图六十余幅。”（此函存于编者处）由此可知，《璇玑图》与斯同毫无关系。

黄宗羲：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徐元文：季野万子惠然北来，止余邸舍十年矣。同心托契，凝于兰金，编校之事，蒙实赖焉。

黄云眉：不居《明史》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

全祖望：《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虽其后不尽仍先生之旧，而要其底本，足以自为一书者也。

钱大昕：①先生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束发未尝为时文，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闇诵。②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③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钱林：乾隆中大学士张廷玉奉诏编辑《明史》，所据（王）鸿绪稿本，实（万）斯同所定本也。

黄百家：天生季野（万斯同），关系明朝一代之人也。

清代翰林裘琏曾题墓志联：班马三椽笔； 乾坤一布衣。

张寿镛、陈训慈等：万季野先生启浙东之史派。……卒以唤醒聋聩，屋清社而光复华夏，先生振民族精神于文字，其功盖可想见。

蒋介石题联：史笔殿千军，先生不死；布衣终一生，后进群瞻。

刘仲华：其高瞻远瞩，足当史才之称而无愧者，则万斯同一人而已。

邓之诚：季野以史学名家，明清两代，究为第一人，无人可以匹拟。即弇州（王世贞）亦望尘莫及也。

虞浩旭：万斯同一生功力，尽萃《明史》。在康、雍、乾三代帝王的钳制干扰之下，《明史》仍能成为继“前四史”之后最受推崇之正史，不能不推季野居首功。

梁启超：①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其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司马）迁、（班）固以后一人而已。②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黄宗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章学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

万斯同参与编撰了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成为著名史学家，但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万斯同多藏古今之书，在京师时，携书10数万卷。藏书楼“寒松斋”，卒后，旁无亲属，所有藏书全数归于钱名世。《明史稿》落入王鸿绪手中，每卷改为王鸿绪著。藏书印有一长印文：“吾存宁可食无肉，吾亡宁可发无椁，子子孙孙永无鬻，熟此直可供饘粥”、“季野读过”、“万氏寒松斋珍藏之印”等。著述有《补历代史表》、《庚申群遗事》、《纪元汇考》、《南宋六陵遗事》、《历代宰辅考》、《宋季忠义录》、《河渠考》、《群书疑辨》、《书学汇编》、《儒林宗派》、《石园诗文集》等。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 列传二百七十一 文苑一

杨宾《万季野小传》

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斯同先生传》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

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

杨无咎《万季野先生墓志铭》

万斯同墓，为清代建筑，原位于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坐东朝西，前为庙前河，北与西塘河相接，南与南塘河相连。万斯同墓曾长期湮没无闻，清末才被当地人发现。于1937年大修，并在莼湖建“乡贤祠”一所。墓朝南偏西，直径7米，从墓后壁到拜坛前沿深17.7米，拜坛呈方形。

墓前有清大学士王顼龄题“鄞儒理学季野万先生暨配庄氏傅氏墓”的墓碣，两边有翰林裘琏题的这副墓志联。拜坛上有祭桌一、石凳二，墓前100余米处有牌坊一座，上有“万季野先生墓道”六字暨时人题的对联，墓道口有华表一，上书“万乡贤墓”四字。墓三面皆山，前离象山港不远，风景优美，“文化大革命”中该墓遭破坏，现墓与拜坛已修复。乡贤祠在莼湖街，分前后两进，前进为大门及厢房，后进三间，正厅中间设先生像及神主，左右两边挂有先生手迹数幅，后为莼湖小学大礼堂，1997年小学扩建校舍时拆除。2005年3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万斯同故居，位于宁波环城西路东侧的“白云公园”万家河畔的白云庄内。白云庄轴线上有牌楼式大门、三开间正厅和后屋组成。大门门额上书着“白云庄”三字，这是沙孟海先生的手笔。正厅中上方挂着一幅“证人书院”横匾，其下为八扇隔扇，为书院讲学时的陈设，。后屋为“万氏家史陈列”。陈列黄宗羲生平事迹。

紧挨白云庄的南面，就是万斯同故居，由南面牌楼式大门、前厅和后厅组成。前厅，五开间硬山顶建筑。正厅门上方挂一匾：“浙东学术文化陈列”。后厅明间廊下挂着“万氏故居”横匾，后厅前廊西侧边门外就是明代都督万泰之父万邦孚及万泰第五子万斯选、第四子万斯昌的墓葬。 1963年3月，白云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