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唐代初置，宫廷供奉机构，安置文学、经术、卜、医、僧道、书画、弈棋人才，陪侍皇帝游宴娱乐，统称翰林院，并非正式官署。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宋朝后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朝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同文苑。翰林一词最早可以在汉代扬雄的《长杨赋》中看到。由于汉代侍诏在玉堂殿，翰林院也常被称为玉堂署。

唐代翰林院是中国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文艺技术之士供职的机构。初唐玄宗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后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为待诏。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乃一度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秩品。初置时并无员额，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

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

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

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有时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无秩品。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学士院。宋代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

金天德三年（1151年），置翰林学士院。

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与金代相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赐进士、通议大夫、协理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纂修先朝实录记注起居管理六曹章奏、较内书文华殿展书诰勅撰文、前右春坊右谕德左庶子掌南京翰林院事、经筵讲官、通家乡眷生王铎顿首拜书丹”。

清代承袭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但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师制度，文脉与人脉相互交织，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翰林院制度不始于清代而以清代为最完备，资料最为丰富，机构最为庞大，品秩最为突兀，规模最为壮观，是集历代大成的产物。

外班翰林出现在清朝，指的是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被戏称为“斗字翰林”，表示才学不够之意。但满蒙翰林并非全是靠此途径入馆，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亦众多，还出现了一家数代翰林的满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

翰林院内部组织有典簿厅与待诏厅。

典簿厅掌奏章、文移及吏员、差役的管理事务，并保管图书。额设典簿满、汉各1人，孔目满、汉各1人，笔帖式若干人（满40人，汉军4人，分在两厅办事）。

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额设满、汉待诏各2人，笔帖式若干人。满待诏掌校时，翻译章奏、文史；汉待诏掌校对，缮写所撰之史。

翰林院的职责是：

（一）充经筵日讲：每年秋天举行经筵典礼，先由翰林院开列直讲官满、汉各8人（满讲官由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汉讲官以翰林出身之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詹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充任），奏请皇帝钦派四人值讲。

（二）掌进士“朝考”之事：清代科举制度，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新进士名册送翰林院，由掌院学士奏请“御试”于保和殿。

（三）论撰文史：其所撰有祝文、册宝文（册立、册封后妃）、册诰文（册封王公）、碑文、谕祭文等。此外，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他书史，或由翰林院承办，或由翰林院派编修、检讨参与纂修。而对书史的编辑校勘，则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职务。

（四）稽查史书、录书：六科根据红本辑录的史书（送内阁），录书（存科），为防止“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两人专司稽查。

（五）稽查官学功课：宗人府的宗学、觉罗学，内务府的咸安宫官学及八旗的官学，都派翰林官稽查教习功课。

（六）稽查理藩院档案：理藩院的档案关系重大，须随时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七）入值侍班：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谕，翰林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值宿，以备顾问，并在景云门内建造值房，翰林官分班入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定翰林官在尚书房侍值。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定于圆明园值班。

（八）扈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内外及王府等处，翰林院例应派员随从。

（九）每遇直省文武乡试、会试、殿试时充主考官、读卷官；顺天乡试，掌院学士充正、副主考、侍读、侍讲以下担任考官。各省乡试，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会试，掌院学士充任正副考官，侍读、侍讲学士以下充同考官。武科会试，侍读、侍讲学士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十）考选、教习庶吉士：开列教习庶吉士职名，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中选择学问优异者担任小教习。

翰林院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考试以选拔官员，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并促进社会成员规范化地垂直流动。

此制尽管有其种种欠缺与不足，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不失为一项较为公正的选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缘、地缘局限，确立了以文化为本位的标准，成为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并行的另一标准。科举制度给无数栖身社会下层的民间士子带来了出头的希望，为其扶摇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阶梯。诸多寒士终日苦读，以期博得金榜题名。

历代王朝统治者则藉此网罗到大批知识精英，既提高了统治效能，巩固了统治，也消弭了民间可能孕育的躁动与不满，在延长王朝寿命，缓解统治危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翰林院逐渐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

自唐代创翰林学士草诏并应奉文字之责后，靠科举而晋身者的比例逐渐增加。宋代，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接轨。至明代，翰林院成为外朝官署，并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还创立庶吉士制度。

所谓庶吉士，就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以《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简称名之，在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但因曾就学于翰林院，世人对不能留馆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视之。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而自明太祖废丞相之后，成祖设内阁，置大学士，与丞相相类。大学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成为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

清代科举，沿袭一甲进士直入翰林之成法，二三甲进士则通过考选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称为朝考。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亲笔勾定，称“钦点翰林”。为了防止冒滥现象，还在会试与殿试间增设复试，复试合格者方准参加殿试。

另外，对已经跻身翰林者，创立大考制度加以监督和激励。制度之严格、措施之细密可知一斑。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清廷仿宋朝故事，实行制科征士，大批汉族士人被罗致入彀，直接进入翰林院，以成士林佳话，影响并吸引知识分子，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人阐述明清科举制度，多囿于成说，只谈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为科举制度的终结；而考察教育制度者，则从府、州、县学直至国子监，以及清代出现的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就以为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机构。两者于不经意间，都把翰林院制度中的庶吉士培养制度摒弃于视野之外。其实，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之清朝特创的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悄然又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翰林。

由于长期施行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不少学术世家。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

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张氏。自康熙朝张英始，至来孙聪贤，共6代12人得入翰林，且代无间断，诚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时间方面考察，以张英得馆选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聪贤得馆选之嘉庆十年（1805年）止，该家族绵延于翰林近140年，足见其家风崇文重教之盛。此外，五世、四世、三世、两世翰林之家更多，成为士林一道特殊风景。

数千年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一向强大，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周边环境；一方面是一盘散沙般的农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的人口。为应对上述问题，早在秦代，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汉代，又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二者相互依存，最高统治者与知识界建立起共生关系，正式确立了法统（政权体系）、道统（文化体系）二元格局。

皇帝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华夏；士人倚道统而安身立命，承传文明。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荣辱士人；士人可搦秃笔而臧否、褒贬君主。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扶君主以智力。对士人之需求与对历史之敬畏的双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过于骄纵，为所欲为；而士人亦可售才学于朝廷，待价而沽。

人主或为寻求智力支持而礼贤下士，如刘备之三请诸葛；或为不留千载骂名而强压怒火，如曹操之不斩弥衡。士人或为保持自然天性而辞官高蹈，如陶潜之采菊东篱；或因注重享受生命而放浪形骸，如杜牧之江南落拓，由汉至唐，士人之地位虽有沉浮，但基本稳定，中华文化于稳定中走向昌盛。这一时期，作为皇帝首席助手和百僚之长，丞相的选取标准一直以才学为主流，地位尊崇而相对稳定，也是士人尊严与权益的重要依托。

就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应运而生。其初始目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借其获得知识翘楚所提供的智力支持，而其发展脉络则显示出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一直在探索实现二者结盟的最佳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二者的关系却一直向着法统日隆而道统日损的方向发展。

士人逐步将所有权力与尊严奉献给最高统治者，而作为知识界的幸运儿的翰林群体和功名获得者以牺牲自身尊严的方式换得剥夺其他人尊严的权力，如法炮制，逐层效仿，使得社会底层成员几乎丧失了一切尊严和权力，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经宋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在此过程中，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

明代，以废除丞相制度为标志，皇权更加恶性膨胀，继而以翰林为主要选择的对象的大学士制度开始出现。与丞相相较，大学士无论是权力还是地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士人地位也随之沉沦。造成了二百余年间凄风苦雨，星月无光。为适应执政需求，清代摸索出一系列提高最高统治者个人素质的有效方法，由翰林培养出的清代诸帝大多聪明天纵，精力过人。他们立于权力之颠，控制着庞大的统治网络的弛张，顾盼自雄，不可一世。一方面利用科举和翰林院制度，给无数士人以诱人的天梯，定期制造出些许幸运个体，以粉饰太平，引导天下士子皓首穷经，在科场拼杀至死；另一方面又张牙舞爪，对一切他们认为的不稳定的文化因素予以围剿、荡涤，直至大开杀戒。

康熙时，满洲翰林朱天保，雍正时，汉族翰林、榜眼戴名世，皆因文字狱而成刀下之鬼。有清一代，共罗织文字狱160余起，终于使知识界形成了万马齐喑，上下失语的可悲局面。探究清帝心灵深处，文化上以低制高带来的自卑感与人数上以少至多带来的恐惧感交织一处，致使他们终日惶惶，变态过敏。他们倚重满蒙翰林尤其是满洲翰林，视为心腹，并通过他们带动、改造汉族翰林，使之最终几乎不知气节为何物，死心塌地甘当帝王之鹰犬。其所作所为，不仅使明代时士大夫尚存留着的东林党之气节至清代已无从寻觅，乃至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软骨症与气节缺失症的形成，亦负有不容推委的责任。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庞大的翰林群体，对清朝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清朝末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科举制度日显腐朽落后。西学东渐，翰林中也出现了主张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图强的声音。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沈葆祯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翰林群体依然活跃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经济的舞台上。中华民国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北洋总统徐世昌，民族实业家张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书法家谭延闿，外交总长颜惠庆，书法家潘龄皋俱是翰林中人。

清末翰林的后代子孙，由于受到父辈祖辈的学术熏陶，成为文学家、教育家的也不在少数。例子有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吕凤岐之女、女子教育先驱吕碧城，翰林张佩纶的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孙、著名作家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以及其后的：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国学家商承祚，学术巨擘俞曲园曾孙、红学家俞平伯，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孙、社会史学家瞿同祖，嘉庆状元赵文楷后人、佛学家赵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孙、国学大师兼书法大家启功，溥仪老师陈宝琛的侄孙、经济学家陈岱孙等等。

据黎崱《安南志略》所载，古代越南的文职官员中，就设有翰林院官。至於它的发展，可追溯至太宁四年（1075年），李朝仁宗「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这是实行科举制度的开始。1076年（英武昭胜元年）李仁宗在升龙（今河内）设立国子监，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内习文。

英武昭胜二年（1077年），试官员以书算刑律；广祐二年（1086年）成立翰林院，试全国有文学之才者充翰林院官。以后的陈朝、胡朝中仍实行科举制度，翰林的职位也一直保留。陈朝时，翰林学士更参与政界，如陈圣宗时的黎文休便任翰林院学士及兵部尚书。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等的分析，这是说明了「儒生作为庶族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到黎朝时科举兴盛，翰林院纳入正式规制，之后的阮朝亦加以承袭。明命帝改革官制时，修订了翰林院官职的品级，如掌院学士及直学士为正三品、侍读学士为正四品、侍讲学士为从四品、翰林院侍读为正五品、翰林院侍讲及翰林院承旨为从五品、翰林院著作为正六品、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翰林院典籍为正八品、翰林院典簿为从八品、翰林院供奉为正九品、翰林院待诏为从九品。

翰林院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科举废除而消亡。

朝鲜于王氏高丽时代开始实施科举制度，太祖王建时参考泰封（後高句丽）的制度设置元风省，并在下面置学士院。至第8代君主显宗时改名为翰林院，是君主命令起草文件的部门。宋人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翰林院在乾德殿之西，所以处词学之臣。」之後又改过几次名，到第31代恭愍王五年（1356年）时又改回翰林院。恭愍王十一年（1362年）改为艺文馆。又名文翰署、词林院、艺文春秋馆，但成为元朝的朝贡国後，则改为成均馆。

在高丽一朝的发展中，曾出现「文翰」及「史官」两者合并的情况，就是前述的艺文春秋馆（合并於忠烈王三十四年，即1308年），後来虽曾於忠肃王十二年（1325年）分拆，但至高丽恭愍王元年（1389年），两者再度合并为艺文春秋馆。朝鲜王朝‎之后，科举被两班垄断，进士直接授予官职。朝鲜官制中与翰林院类似的是承政院、弘文馆，负责传达王令，颁布诏书。但是科举考官的职责由礼曹负责。

日本在8、9世纪时曾仿照唐朝的制度举办贡举，但到了11世纪后已名存实亡，并不与举官授职衔接。日本的官制为“二宫八省”，其中并无翰林院。与翰林院类似的机构是中务省，负责保卫工作以及草拟诏书，确保上命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