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周礼制定之地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几千年来，为历代儒客尊崇。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深远。

儒家是汉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较有影响的学派，为历代儒客尊崇。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和墨家并称显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后兴起。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诚、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而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已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所代表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汉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

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孔子死后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义信之学)，子思之儒(诚之学)，颜氏之儒(悌恕之学)，孟氏之儒(仁政之学)，漆雕氏之儒(勇之学)，仲梁(仲良)氏之儒(忠孝之学)，孙氏之儒(礼法之学)，乐正氏之儒(学智)。

汉朝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在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佛教和道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用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是宋朝理学承范仲淹，开张载两宋理学的过渡人物。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末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10）清末民初：儒家学派的法脉传人何子渊以“敢夸才依马 唯骥道南吾”、“同人于野 仁者乐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为其哲学旨归，创导新学，摒弃科举。但，又以弘扬儒家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与孙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驱逐鞑虏，振兴中华。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中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代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最本源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精准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当代发展儒学思想主要用于企业的管理，应用儒学思想延伸出的领导力智慧是当代企业领导者的必修课，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已经成了当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狭义理学专指程朱学派（广义的理学包括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该文的理学特指程朱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学体系。他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

宋朝时，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因此程朱理学成为儒学主流。朱熹作《伊洛渊源录》确立了北宋理学产生、发展、传衍的历史统绪，使之具有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的地位。

中国宋明时期的哲学流派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南宋时期，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陆九渊提出“心即理”；针对朱熹“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陆九渊提出更为便捷的“发明本心”的主张。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陆九渊的哲学观点是“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经明朝王阳明发展为心学，形成了“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而陆王心学的根据则是《尚书》中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明代晚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间进行的义理之争转入了儒家文献的全面考证，由此产生了顾炎武的汉学。

汉学与宋学的对立是清代儒学的主线，又因满清变成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汉学大师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戴震进而指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掺杂了释道的成分，作《原善》《诸言》《孟子私淑录》以及《孟子字义疏证》寻找纯粹的孔孟之道。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具体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义)、诚(信)、弟(悌)、智(知)、忠、礼、勇、恕、廉、温、恭、宽、良、耻、让、敏、惠等项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日本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日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彦，出生于交州的广信〈今广西苍梧县〉，其先祖为鲁国汶阳人）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文明。

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苏联的解体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

1． 德者事业之基。《菜根谭》

译：道德是事业的基础。

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译：做好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幸福，贯做恶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祸殃。

3．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译：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单的，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相伴。

4．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尚书·周官》

译 ：讲道德，心安理得；做坏事，心劳日拙。

5．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尚书·周官》

译：财富可以修饰房子，道德可以滋润人身，使人心宽体胖。

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译：尊敬我的长辈，继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子女，继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

7、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译：爱别人的人，别人永远爱他；尊重别人的人，别人永远尊重他。

8．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译：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这就是仁。

9．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译：先顾礼义后求利益才算光荣，先求利益而不顾礼义便是耻辱。

10．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战国策·魏四》

译：别人对我有恩德，不应该忘怀；我对别人有恩德，不应该不忘怀。

11.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曲礼上》

译：对自己喜欢的人要看到他的缺点，对自己憎恶的人要看到他的优点。

12．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译：与朋友相交往，说话要守信用。

13．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译：君子以文章来交朋友，以朋友的帮助来培养自己的仁德。

14．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汤斌亦受学夏峰，然觍颜仕虏，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

1．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申鉴·杂言上》

译：为国而忧、为国而乐，这是君子的志向；只考虑个人得失，这是小人的志向。

2．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曹操《步出夏门行》

译：老马虽然卧在马槽子下，但它仍有行千里的志向；英雄到了晚年，壮志雄心并不衰减。

3．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三国·蜀·诸葛亮《诫子书》

译：不学就不能增加才智，无志向就不能成学业。

4.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唐·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九》

译：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害怕吃苦。

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过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宋·苏轼《晁错论》

译：古代创立大业之人，不仅有超世之才，而且必有坚忍不拔之意志。

6．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明·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

译：志向不确立、犹如无舵之船，无绳之马，飘荡放纵，到何处去呢。

7．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译：曾子说：“我每天多次检查自己——替别人办事没有尽心吗，同朋友交往不诚实吗。

老师传授的学 业没有复习吗？”

8．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译：自己作风正派，不发命令政教也能顺利实行；自己的作风不正，即使三申五令，别人也不听从。

9．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礼记·儒行》

译： 广泛地学习永不满足，身体力行永不懈怠。

10．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

译：羡慕水中游鱼，不如回家织网。

11．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

译：君子用行动说话，小人用舌头说话。

12．在上不娇，在下不谄，此进退之中道也。宋·王安石《上龚舍人书》

译：处在上位不骄慢，处在下位不谄媚，这是进退的正确态度。

13．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明·海瑞《治安疏》

译：有几分美就说几分，一丝一毫不虚夸；有几分过就说几分过，一丝一毫不讳饰。

14．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清·朱柏庐《治家格言》

译：做了好事就希望别人看到，这便不是真正做好事；做了坏事唯恐人道，这便是做了大坏事。

15．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译：富贵不能迷乱心意，贫贱不能改变志气，威武不能屈节，这才叫大丈夫。

16．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

译： 品德高尚的人修身立人，不会因穷苦的境遇而改变自己高尚的品节。

17．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译：君子心地宽阔，小人经常忧愁。

1．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

译：玉如不琢磨就不能成为器物；人如不学习，就不懂道理。因此，古代贤君，建国治民，都把教育放在首位。

2．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

译：青色从蓝草中提取，但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由水变成的，但比水更寒冷。有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宋·司马光《劝学文》

译：生养孩子却不加教育，这是父亲的过错，教育学生不严格要求，这就是做老师的懒惰了。

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唐·韩愈《师说》

译：历来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就是传授道理、讲解知识、解答疑难。

5．雨泽过润，万物之灭也；情爱过义，子孙之灾也。明·吕坤《呻吟语·礼制》

译：雨水超过了需要即成万物之灾害，宠爱过头，这是子孙的灾难。

6．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尚书·旅獒》

译：造一座高山，如果少最后一筐土，则将前功尽弃。

7．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译：温习旧知识能有新收获，便可以做老师了。

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译：天资聪颖而又好学的人，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学识比自己差的人请教为耻。

9．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

译：过去的一切就像这奔流的河水一样，不论白天黑夜不停不息地流逝。

10．人之于文学，犹玉之琢磨也。《荀子·大略》

译：人们对于文化知识，要象雕磨玉石那样精益求精。

11．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梁·沈约《长歌行》

译：年轻力壮的时候不奋发图强，到了一头白发的时候学习，悲伤难过也是徒劳。

提醒我们应该珍惜时间，不应浪费时间

12．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颜氏家训·勉学》

译：积聚万贯家财，抵不上读书有益。

13．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中说·礼乐》

译：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学习就能成功的人。

14．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唐·杨炯《王子安集·原序》

译： 富贵犹如天上浮云，光阴才是无价之宝。

15．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宋·林逋《省心录》

译：知道自己不足的人一定好学，以下问为耻的人常常自满。

16．人不可以不学，犹鱼不可以无水。宋·陆九渊《与黄循中》

译： 学习既是智慧之源、进德之基，更是生存之本。

17．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宋·朱熹《劝学文》

译：不要说今天不学还有明天，不要说今年不学还有明年。岁月流逝，成长的时光无法逆转，

珍惜时光好好学习。

18．学无早晚，但恐始勤终惰。宋·张孝祥《勉过子读书》

译：学习无早晚，只怕开始勤奋后来怠惰。

19．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加力索。《菜根谭·后集百九》

译：绳子可以锯断木头，水滴可以穿透石头，修习真理的人应该努力地去探索。

20．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译：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

21．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译：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给更好地推行仁道

22．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近思录·为学类》

译：胆要大而心要细，智慧要全面而行为要端正。

23．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鹤鸣》

译：别的山上的石头，能够用来琢磨玉器。

24．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礼记·中庸》

25．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26．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

译：只读书而不思考无所收获，只空想而不读书，也只会疲惫不堪。

27．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译：不能坚持到底，即使是朽木也不能折断。只要坚持不停的用刀刻，金属石头也可以雕成花饰。

28．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宋·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

译：经典、旧书可以不厌其烦地读上好多遍，读的遍数多了，深入思考了，自然了解书中的意思。

29．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清·刘开《孟涂文集·问说》

译：学与问是相辅相成的，不学就不会产生疑问，不问就不能增长学识。

1．诗言志，歌永言。《尚书．舜典》

译：诗表达志向，歌抒发情怀。

2．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译：不学习《诗经》，就不会说话。

3．万卷山积，一篇吟成。清．袁牧《续诗品．博习》

译：只有积累丰厚学问，才能写出一首好诗。

4．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清．王国维《人间词话》

译：词以境界高为最好，境界高格调自然就高，自然就有名句。

5．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译：文章是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是传之不朽的大事。

6．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宋．郑思肖《心史总后叙》

译：所谓诗歌文章，实际上都与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相联系的。

7．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

译：道是文章的根，文是道的枝和叶。

8．观其文可以知其人。　清．袁牧《读书》

译：看一个人的文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思想品德。

9．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译：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使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礼实现人的自立，最后在音乐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养成。

1．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

译：同类的声音互相应和，属性相同的互相吸引。

2．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论礼》

译：天地相合而万物产生，阴阳相接而变化发生。

3．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

译：天有四时，地有资材，人有治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

4．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译：自然界的常规，是一阴一阳。阳是天的美德，阴是天降的灾祸。

5．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贞观政要·征伐》

译：前进之中有后退的含意，生存之中有灭亡的因数，得到了还有丧失的可能。

6．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潜夫论·浮侈》

译：贫穷来自富有，脆弱来自坚强，混乱来自太平，凶险来自安全。

7．物极则反。唐.孔颖达《周易·乾》疏

译：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向自身的反面转化。

8．无小而不大，无边而不中。唐.王勃《释迦如来成道记》

译：没有细小就无所谓巨大，没有边缘就无所谓中间。

9．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近思录·治体类》

译：天下的事情，不前进就会后退，没有静止不动的道理。

10．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译：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遭遇突然出现的祸殃。

11．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八》

译：愚笨的人只要勤于思考，也会有对的时候。成语“千虑一得”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本此。

12．公生明，偏生暗。　《荀子·不苟》

译：公正产生明察，偏见产生昏暗。

13．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唐·韩愈《原道》

译：坐在井底看天，说天是小的 ，其实并不是天真的小呢。

14．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　宋·苏轼《策别安万民》

译：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其名声不会传之久远；有实际而不加以播扬，实际也会萎失消亡。

1、慈母爱子，非为报也。——（汉）刘安

2、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劝孝歌》

3、 一尺三寸婴，十又八载功。——《劝孝歌》

4、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劝孝歌》

5、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小儿语》

6、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唐）韩愈

7、母仪垂则辉彤管，婺宿沉芒寂夜台。——《格言集锦》

8、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

9、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三字经》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在此以前，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无常，维德是亲，天命不是特别宠爱那一群人，天命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这是一个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仅他权力来源来自周王，而且他们能否获得天命的眷顾，也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的媒介，才能上达天听。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亲属关系的网络，两者迭合为一，政统和宗统是两个网络迭合。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人是一种心灵减压，让我们在朴素而简单的生活中回到本真。

儒家给予我们的是，脚下宽广的土地， 入世，自我实现。 和谐的心灵需要君子之心。何谓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真君子是上善若水。人生不能受局限，生命的宽度在于心。君子要有圣人之心，仁爱天下为己任。君子道者有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五行：恭者不侮； 宽则得重；信者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儒家思想是对西周时期的国家政治、礼制及社会文化理念的探究和整理，也是对西周时期统治者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以德治国”，倡导和谐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的肯定和向往。

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于中庸精神与书法的影响，张辛表示，“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