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的重要史实。

据一些文学著作记述，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春秋》是由鲁国史官记录大量当时该国诸侯、大夫、国人等失礼非礼之事；鲁国史官也会收集其他诸侯国公侯大夫等失礼非礼之事，会记录诸侯国公侯间大夫间书信等内容，比如晋叔向与郑国子产关于铸刑书的书信，其中记录了齐国史官因为保持真实记录而被杀掉的事件等等。

春在每一年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冬四季的季节。据说古时历法先有春秋，后分冬夏二时，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遗漏记。

《春秋》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春秋三传”的侧重是有区别的。《谷梁》《公羊》两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

李学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谷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谷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

《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

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海昏简本《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

海昏简本《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