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这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注：《周纪》与《秦纪》原为《通志》卷

注：《唐纪》最多，共八十一卷

司马光（1019一1086年）生于河南光山，自幼早慧，7岁闻讲《春秋》三传中的《左传》而能了其大义，15岁于书无所不通。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相继任华州判官、苏州判官事，宝元二年（1039年）到庆历元年（1041年），双亲相继去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1044年），服丧期满，恢复官职，时年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

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这一时期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

嘉祐六年（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宋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治平二年（1065年），宋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的方式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

司马光还在宋仁宗时期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对于这样一部史书的编撰做了大量准备。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宋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

这部书引起了宋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宋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时年48岁。

宋英宗为司马光置局修书的决定，是在司马光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背景下做出的。无论对于英宗还是对于司马光来说，编修此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览的历史教科书。由于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无由可成」的困难，司马光开始专心修书。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年十月，司马光为宋神宗进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

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在这篇预先作好的所谓「御制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说：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敬，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宋神宗有所补充：

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治平四年（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次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新法必定生事扰民。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宋神宗则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他说：

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

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但是，司马光始终没有接受。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久任，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书局自随，继续编书。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这样一个冗散之职，淡出官场，不言世务，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掌的差遣。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治平三年（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司马光从48岁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时年63岁。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敕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宋神宗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在司马光的正统观中，最有特色的是其「相对正统」的观念。所谓「相对正统」，是指在分裂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完全正统或完全不正统，每一个王朝的「正统」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如曹魏相对吴蜀为正统，而蜀又相对吴为正统，吴也并非完全不正统。

相对正统观最突出的反映在南北朝时期。在司马光之前，绝大多数史家不是「正」北「僭」南，就是「正」南「僭」北，所谓「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司马光认为「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于是认为南北朝均为正统。虽然相对而言，北朝比南朝的正统性稍低，但依然被认为是正统政权。

在一部编年体史书中，同一个时期能够有两个「正统」王朝的存在，其创举在于认为正统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于同时存在的其他王朝而言的，这是司马光相对正统观的核心。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既可以有两个都比较正统的王朝同时存在，也可以出现某一王朝相对另一王朝不正统，而相对其他王朝更为正统的情况，这都可以视为这一相对正统观的具体表现形式。

司马光正统观念最关键的一点是只要没有实现大一统，任何一个王朝都不是绝对「正统」，其「正统」性都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的，或者说，在割据政权当中，不存在完全「正统」的王朝。不需要与其他王朝「比长挈大」的完全「正统」的王朝，只有已经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所谓「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这「旷世无王者」意思就是非大一统时期常常就没有一个真正「正统」的政权。

关于司马光为何在三国时期认为曹魏相对正统，坚决反对刘恕的「帝蜀」说，理由不是其常常标举的「夫统者，合于一之谓也」，而是「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并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联系起来，其「不帝蜀」的用心，昭然若揭。

李昪建立南唐，自称唐后，承唐「正统」，实力强大，窥同中原，后虽渐趋衰弱，但北宋进行统一战争时，其抵抗在南方诸国中仍最为顽强。因此，北宋对南唐一直有所忌惮。南唐立国江南，本非唐朝后裔却以此自居，与中原王朝对峙数十年；蜀汉建国川蜀，自称汉室正统并宣称绍汉，与曹魏血战将近半世纪，二者的相似引人联想。为不予南唐正统，「不帝蜀」确有必要，这在黄初二年「臣光曰」和《答郭纯长官书》中都有明显表露：

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后，而不能举其世系。后唐出于沙陀，姓朱邪氏，唐赐之姓。李昪起于厮役，莫知其姓…及称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诛死，又欲祖郑王元懿，命有司检讨二王苗裔，有司请为恪十世孙。昪曰「历十九帝，十世何以尽之？」有司请以三十年为一世，议后始定。

对此，司马光问道「今三家皆谓之余，可乎？」在对南唐「唐室后裔」的身份极尽讽的同时，将其与刘备联系起来，充分表明了司马光不以蜀汉为正统，是为了不「正」南唐。

东晋与十六国的正统之辨可在论正统的「臣光曰」中找到答案「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东晋作为西晋的「子孙」，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正统性与西晋相同。十六国统治者皆为「故臣」，东晋君主可以「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在相对正统观的影响下，正统性自然很低。作为宋朝人，以五代为正统自然不难理解，但司马光并未完全否定十国的正统性，实属难能可贵。

司马光的正统观是相对正统观，如果南朝的正统是相对于北朝而言，那北朝就必须是相对意义上的僭伪，其君主再无称「帝」资格，遑论举兵征「伐」南朝。可事实并非如此，南朝虽然比北朝更为「正统」，但北朝也具有较高的正统性：可以君主称「帝」，出兵称「伐」。同一时期出现两个较为「正统」的政权，是司马光历史观的特色之处。

司马光判断一个王朝是否正统，不讲「华夷之辨」，完全不考虑该王朝是否为汉族王朝。在南北朝时期，司马光不会因为北朝乃少数民族所建，就降低乃至否定其正统性，不过，依照王朝的承传顺序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持纪年连续性，司马光选用了南朝纪年，这就势必要在正统性上对南北朝加以区别，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既反映了司马光历史编纂的灵活性，也说明他的正统观充分考虑了时势的要求。

司马光的正统观也有保守的成分：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他认为秦、晋、隋不是完全正统的王朝，不赞成「秦得天下，无异禹、汤」的说法。然而实际修史过程中，司马光最终只「降低」了秦和两晋的正统性，而视统一之后的隋朝为完全正统。这可能是考虑到隋一唐一五代一宋的承袭关系，避免有损于宋朝的合法性。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二十四史》中的十七史已经修成。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在整合史料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纪传体史书中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形成编年体通史，使历史事件和时间有机结合在一起，改变了纪传体体例的一些弊端，使人清晰地看到某一时间的具体历史事件，便于对历史形势做整体考察。

为了便于叙述，减少因编年纪事同一事件分散记载的缺点，《通鉴》记人记事也采用了一些新方法。譬如，一个人物首次出现，多冠其祖籍，或插叙世系。叙事先提其纲，然后再谈细节；长篇叙事必追溯由来，其次再及本事，等等。

司马光虽然宣称「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但实则并不排斥「《春秋》笔法」。《资治通鉴》虽非一手文献，所载史事皆来源于前代史书，然而将其记载与其史源进行对比即可发现，虽然有一些「帝」「主」「崩」「伐」承自前人，但也有很多改动，《通鉴》在君主生称、君主死称和战争书写三个方面，都有着特定的「书法义例」。

《三国志》中刘备称「先主」，刘禅称「后主」，孙权称「权」或「吴主权」，与《资治通鉴》中刘备、刘禅称「汉主」，孙权称「吴主」，《北史》《魏书》中，从未称北魏、西魏皇帝为「魏主」，《北史》《周书》中甚至没有出现「周主」二字，「隋主」的称呼同样不见于《隋书》、《北史》、《周书》和《北齐书》。《资治通鉴》时称北魏、魏的君主为「魏主」，北周君主为「周主」，隋朝君主也曾被称为「隋主」。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中，君主生称共有15种等级，表示如下：

《三国志》中这样记载曹丕、刘备、孙权的去世：

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曹丕）

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刘备）

夏四月，权薨，时年七十一。（孙权）

《资治通鉴》均书「殂」。五代时期正常去世的中原王朝君主在新、旧《五代史》中均称「崩」《资治通鉴》称「殂」。

魏青龙二年，诸葛亮率军攻魏，此事在《三国志》中记载如下：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

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

同一件事，《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钱穆云「陈寿《魏志》里没有写『入寇』，而司马光《通鉴》反写了『入寇』字眼」，即指此事。

以下是《资治通鉴》对南北朝时期一些战争事件的记载：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上洛太守镡长生弃郡走。

魏上皇将入寇，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

九月，乙卯，以酆王贞为大冢宰。以郧公孝宽为行军元帅，帅行军总管杞公亮、郕公梁士彦寇淮南。

《魏书》《周书》如此记载：

三月丁卯，诏卫大将军、乐安王范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刘义隆上洛太守谭长生弃郡走。

冬十月，太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

乙卯，以酆王贞为大冢宰。上柱国、郧国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杞国公亮、郕国公梁士彦以伐陈。

两相比对，《资治通鉴》与其「史源」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把「讨」「伐」改成了「寇」。

以上仅举几例，说明《资治通鉴》在君主生称、君主死称、战争书写三方面都有与前人记载不同之处，而其整齐划一之程度（如除东晋外，分裂时期所有皇帝去世皆称为「殂」，南朝无一次「寇」犯北朝），同样说明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司马光「书法义例」之所在。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明代学者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2020年4月，《资治通鉴》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通鉴》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司马光创作《通鉴》的目标极为明确，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正道，要为统治者总结历史得失成败，帮助宋代君主更好地继续统治。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强化了政治方面的内容，总结政治管理经验，重视礼制和民生，分析用人和用权，讲究权变和平衡，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执政参考书。历代执政者、名臣、学者都非常重视《资政》这部书，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对于普通人，我们可以从《通鉴》中学习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虽然时代不断变迁，但像诚信、宽容等基本价值是永恒不变的。《通鉴》中的诸多历史真实故事会使我们对于现实生活有更深刻的领悟。

司马光是一个集政治、思想、学术于一身的大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善于选人用人，创作了学术巨著《通鉴》，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史学来说，《通鉴》含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创造了「通鉴学」；对文献学来说，司马光等提出的制作丛目、考异等方法，具有独创性；对文学来说，《通鉴》叙事逻辑严谨，善于营造气氛，遣词造句准确；对理学来说，《通鉴》中的重要思想推动宋明理学的发展；对政治学来说，《通鉴》中的史论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管理功能。

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梁启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陈寅恪：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毛泽东：《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撰进后，次年重行校订，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由国子监付杭州镂板，元祐七年（1092年）即造毕工，此乃《通鉴》刊刻之始。

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校余杂记》认为北宋时「杭本之外别有监本」，对此，高振铎《<通鉴>北宋「监本」辨》指出，章氏所谓监本与杭本实属同一，即国子监奏敕付梓于杭州者，版成旋即运还开封庋藏。

北宋本《通鉴》已不复得见，今存最早为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另有诸种南宋建安坊刻本，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魏天祐覆鹄山书院本、旧称元兴文署刻胡三省音注本(详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孔天胤刻白文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吴勉学刻本、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胡克家影元刊胡注本等，俱臻佳善。

朱熹认为《通鉴》的正统观念不强，诸葛亮出师讨贼却被书为「入寇」，且《通鉴》全书有294卷约300万字，部头太大，实在是很难读完，司马光就曾表示《通鉴》成后当时只王胜之一人阅读过一遍，其余的人未及数卷，便觉欠伸。于是朱熹就依据《资治通鉴》删繁就简，「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将294卷的内容缩编成59卷的《资治通鉴纲目》，适合初学者入门。

创作体例方面，《纲目》继承了《通鉴》编年的记事方式，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的时间顺序，依次著录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内容方面，基本上承袭了《通鉴》，著录了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一千多年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实基本相同。两书在时间跨度上完全一致，并无增减。两书著录历史事实所采用的史料也基本相同。

两书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上，两书都沿用了以往史书的做法。《通鉴》中的「臣光曰」部分就是司马光的史论部分，用以评价历史事实，发表自己的见解。《纲目》中也有如「胡氏曰」「范氏曰」的地方，是朱子用来发表见解，评价历史的。

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30卷，从音韵、训诂和地理考据等多方面注释《通鉴》。此书虽确有诸多可商议之处，但仍可成为阅读《通鉴》的良好辅助，并为后世提供借鉴。胡三省虽然在《通鉴释文辨误》一书里纠正了史炤的很多错误，甚至「辨误」一书本身即为纠正史炤的「释文」而作，但「通鉴胡注」还是大量地把史炤的旧注文当作重要的前人成果之一来加以引用。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专门从地理沿革的角度，梳理《通鉴》所涉及的地理方面的问题。相比于史炤和胡三省为地名作注的方式，王应麟引前代史籍为据，将《通鉴》涉及的地理问题分为疆域、都邑、山川和各朝地理形势等各个专项分而述之，这就从整体的面上对中国历代的地理形势做了一个交待。

同时，在涉及到具体朝代的时候，王应麟也非常关注相应时期内比较重要的关隘和都市，并对这些重镇有特别的说明，这有利于读者从具体的点上去把握与《通鉴》记载相关的地理背景问题。虽然不是在《通鉴》所言及的每一个地名之下作注，但在地理方面同样能成为阅读《通鉴》的重要参考书籍。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是注释《通鉴》集大成的不朽之作，被誉为「《通鉴》功臣」。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全书近300万字，注文几乎与原文相等。注意史事的前后连接，牵涉到以后的，则注明「为某事张本」，这给读者带来极大的便利。还对《资治通鉴考异》上的问题作了辨证和补充，所引史料皆注明出处，又把《考异》和自己的注都散入《资治通鉴》正文之下，便于阅读。

在注文中「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制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临」，乃至文化、宗教、民族、四邻各国的补充说明等，大大拓展了注史释文的范围。而且注文都能做到广引博征，穷波讨源，读者从中可以获取丰富的历史知识。

对于司马光回避之事，胡三省在注中予以详释：《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留之内容，则予以补充和解释，充实了《通鉴》记载的历史内容，使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来。如《通鉴》叙述到匈奴、羌、女真等民族时，胡注对各个民族的由来、变迁及风俗等都作了补充，使《通鉴》内容得以充实与扩展。

胡三省不拘名家之说，校勘精审，对《通鉴》的差错或不当之处，直抒己见，据理驳正，特别是对以史绍为代表的几种《通鉴》释文的错误予以辩驳，成《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史绍等释文之误，逐卷逐条进行辨证。补正和辩误不仅订正了史实，而且可使读者提高分析和鉴别的能力，丰富读者的史学常识。

《通鉴直解》共28卷，是张居正为年幼的万历皇帝量身编写的简易本《通鉴》。是书以《资治通鉴》为蓝本，战国之前的史事选自刘恕的《通鉴外记》，宋元两朝史事取自薛应旂的《宋元通鉴》，记载了自伏羲至蒙元灭亡的重大史事。《直解》语言通俗，最初只是由讲师边写边讲、后积累起来，由张居正改成「《通鉴》四本装潢进呈。」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全书120卷，爱新觉罗·弘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时所编修，根据《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刘恕《通鉴外纪》、陈樫《通鉴续篇》、《宋元通鉴》等书以及各种史料编成的，上启黄帝下迄明末，「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九年事，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由正文和爱新觉罗·弘历的御批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由纲、目及小字注释组成，御批则以眉批的形式对应于相应正文之上，在纲目体之下还运用了纪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以使故事记载呈现连续性和完整性。

爱新觉罗·弘历对该书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制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该书自成书时即成为乾隆朝的官方史学教材，它代表了清代官方的指导思想。

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含有约二十万字的爱新觉罗·弘历御批。御批内容包含史事评价、史学思想、治国理念、军事思想与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多处集中论述了关于正统论、君主论、天道观、书法体例等内容，阐发了爱新觉罗·弘历的独到见解，以帝王视角阐述了君主应有的自律、善断、躬行实践，以及临民者宜知之事等人君要道。并对立储的态度、对纯臣的要求、对门户结党的看法、对后宫及宦竖的控制，对政治与军事上的赏罚，以及对德治、人治、法治等方面都做了精彩评述。

毛泽东入学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堂（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前身）后，与国文教员柳潜来往密切，师生二人谈论一件历史事件时，柳潜为了引证一段乾隆「御言」，便拿出了这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毛泽东被这部书吸引了，柳潜便慷慨借给自己的弟子。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津津有味地通读了这「大部头」。到了还书之日，见书上满是圈点、批注，柳先生心有不悦，但细看其圈点批注，很有道理，颇具文采，又转怒为喜，慨然将此书相赠。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说：「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运城）速水乡人。世称沫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速院。治平三年（1066）撰成《通志》八卷上进，英宗时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神宗不从其议，任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后出知永州军。次年退居洛阳，续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成书。次年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入京主国政。元祐元年（1086）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新法。为相八月病死。追封温国公。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