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是“晚清第一名臣”、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国藩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曾国藩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钦命曾国藩为四川乡试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曾国藩充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转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会试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转左庶子，不久升侍讲学士。12月，充日讲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书科事务。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礼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元年（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咸丰帝诏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又推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再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数日后复阅，才心服而纳谏，并对其加以褒答。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

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因母丧归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胡林翼少有“经世志”，在陶澍等的指导下，他以民生为念，博览群书，对山川要塞、兵政纪要探讨尤力。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他“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他们三人不仅互相交往，讨论时务，而且以类相求，在他们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曾国藩因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更成为湖南士人争相结识的对象，影响很大。于是在当时的湖南就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被后人称为理学经世派。11月，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

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并向清廷上书征用了还只是都司的塔齐布。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首先面临的难题是，要向勇卒发高于绿营兵一倍的饷银，还要买洋炮和制械。曾国藩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向乡绅摊派，但所得不多。于是，曾国藩向咸丰帝求了几千张清朝最高学历“监生”的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然后明码标价出售。南方几省的士绅出钱就能买到真文凭和空头官职。靠这种出售功名、卖官鬻爵的办法，曾国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建成了一支人数达1.7万并装备有几百门洋炮的湘军。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并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军统领，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率大小船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挥师东下。3月，岳州战事不利。4月，在靖港水战中又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曾国藩愤而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所救。因战事不利，曾国藩得旨革职。

此时，塔齐布与守备杨载福、知县彭玉麟带领陆军攻克湘潭。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击杀太平军曾天养，并攻克城陵矶，因功赏三品顶戴。10月14日取武昌、汉阳，因功赏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因曾国藩努力推辞，而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杀敌数万，焚舟五千，进围九江。曾国藩因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

咸丰五年（1855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于湖口，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跳船得免，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曾国藩派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支援武昌，而自己亲自到江西招兵造船。7月，塔齐布卒于军营，曾国藩赶往九江，统帅他的部队。8月，收复湖口。9月，补授兵部右侍郎。

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坐困南昌，这时罗泽南卒于军营中，彭玉麟走千里杀入重围至南昌助守。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咸丰七年（1857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书，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咸丰八年（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救援福建。十二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咸丰九年（1859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曾国藩攻取安庆，多隆阿、鲍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续宜攻取庐州。

咸丰十年（1860年）2月，曾国藩破陈玉成于太湖。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放弃常州而奔上海，导致苏州、常州失陷。4月，清廷命曾国藩马上赶赴江苏，并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6月，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7月，命皖南军务归曾国藩督办。

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湘军攻破天京。同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同治四年（1865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遗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

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迁上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一次尝试。安庆内军械所一创办，他就马上委托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在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从曾国藩创办的动机看，其主要是御侮的性质更是显而易见的。他是想通过自己造船制炮，进而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一方面因要制造枪炮供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另一方面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使制造轮船的计划暂时耽搁下来。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同治七年（1868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五月初（1870年6月间），发生天津教案，冲突中外人死者计数十名。案发后，中外震惊。曾国藩在保定驻地接到两道上谕的催办后，于六月十日到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先议结俄、英、美三国误伤之人和误毁之堂、不与法国一并办理，缩小对立面。关于法国领事，神甫和教堂被杀被毁的原因，曾国藩紧紧扣住武兰珍原供虚实入手。他在审讯人犯和亲自调查后对原供提出三点质疑：一，武氏供词时供时翻，原籍在天津，与所供晋宁不符，且无教堂指使的确据；二、教堂中有男女150余名，由各自家庭送来养育，非迷拐而来；三，亲自询问拦舆递禀的数百名百姓，所谓挖眼剖心之事，均无实据。这三点质疑，是曾国藩推定所谓“挖眼剖心，全系谣言”的根据，也是据此结案的关键。曾国藩在办案自始至终持妥协的态度。尽管他与崇厚的表现也曾有微妙的不同——那就是当外人提出要将天津府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将军陈国端三人抵命时，他力不准允，并顶着很大的压力拖延时间进行交涉。最后改判天津县、府为流放。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省馆所书楹帖被毁，曾国藩深知其中和战利害，自引其咎，得到丁日昌的同情。曾国藩背负骂名，病情加重，于是召来李鸿章处理案情。津案于九月间正式议结，时曾国藩因请议的指责而调离直隶总督，回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同治十年（1871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此后，曾国藩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同治十二年（1873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建曾国藩墓于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伏龙山，也是曾国藩及其夫人欧阳氏的合葬墓。

面对康乾盛世后清朝的腐败衰落，曾国藩认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曾国藩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办法，被概括为“以儒生领山农”。其所用军官多属曾国藩自己的学生、乡亲和亲戚中坚持封建“义理”的知识分子，招募的勇卒多系“深山寒谷贫苦之民”，标准是“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简言之，就是在农民中挑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作为士兵。每营官兵都是同县同乡，只听命于营官，而各营又都只听命于曾国藩，从而形成了一支以人身依附为纽带的私人军队。

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主张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百里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曾国藩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

对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首先，曾国藩认识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完全可以放弃，而于国计民生的事项，不得讨价还价。这是曾国藩对外关系的原则主张。其次，他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他从中国儒家古籍中有关做人的伦理中发掘出对外关系的原则。

曾国藩的守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守定和约；二是讲“恩信”或曰“威信”。诚信的要诀当然是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如果对方狡猾异常，就一定要谨慎行事。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的要求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以内，抑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曾国藩说：“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

在晚清列强环伺的对局中，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只是曾国藩对“战”“和”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曾国藩对道、咸以来外交内治的批评固属痛切，对同治中兴方案的设计则尤具建设性。他的方案有两部分：一是治标，“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义善全和局。”简言之，就是在近代化的事业未成前，不轻易言战。尽管这仍是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和局”，但国力未充实以前，只能暂且忍耐。二是治本，曾国藩主张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即近代的军事技术和科学工艺，同时应平息各种无谓的内讧，以求实精神，励精图治，积极改良内政。曾国藩认为，道、咸以来，外人的每一次战争都有相当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准备，而中国的反击则无充分准备，这就是西洋列强总是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的根源之一。所以，消除外患的根本办法在于自强。与其孤注一掷，不如切实整顿内政，羽毛丰满后再相机反击，这种见解未尝不是稳健之策。

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缠。

在和战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1867年)，他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关于世界的本源，朱熹认为天地万物就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万物。曾国藩说：“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可见他继承了朱子“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关于理与气的关系，朱熹指出有“理”才有“气”，但“理”是本。曾国藩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可见两人都认为理是第一位的，理主宰万物。关于理学的“理一分殊”曾国藩指出：“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亿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 。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他强调人与物，乡邻与同室，亲与不亲，贤与愚之间的差别，这有利于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对于理学中的“性”，“命”，曾国藩认为“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这样，曾国藩也就强调了封建伦理原则也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如何认识“理”，曾国藩继承了“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主张，并进一步指出：“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他认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认识到具体事物，才能认识“理”；反过来，一般寓于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可见这种方法论合乎思想逻辑，具有致知派的特点。

曾国藩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他认为学礼就是学“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己。”学“礼”就是学“治世之术“，这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在曾国藩看来，“礼”即“理”，礼调节着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理的外在表现。在人事上要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在政治上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所以他认为：“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

曾国藩指出：“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将“经济”独立出来，可见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的重视。而他又进一步强调经世不能脱离义理的控制，要在“义理之内”。要以道德为体，经济为用。理学是儒学的核心，经世之学是其精神的延伸，起辅助作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持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当时中国面临西方高度物质技术文明挑战的严峻局势下，注重“经济”之学正是曾国藩要求改变现状，兴工济世，挽救危局的反映，他强调义理与经济胶合，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胶合，促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形式。

韩愈提出“复性说”：通过修心养性恢复人的“善”性，所谓的“善”当然是指封建伦理道德。曾国藩指出要想复性“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他指出不仅要恪守封建的仁、敬、孝、慈，而且要“力行”实践，这样才能恢复人的“善”性。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其将躬行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其务实态度与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认为程、朱已将问题解决，后来学者只需一切照旧。曾国藩还主张要从具体的小事“实用其力”，“近年军中闻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可见曾国藩讲究身体力行，经世致用，摒弃了当时理学的空疏陋习和只求心性的弊风，并且为他以后从株守宋学到调和汉宋埋下了伏笔。曾国藩的躬行实践思想对于整顿当时日益腐堕的封建道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在诗歌方面，他博采众家之长，但更尊尚北宋诗人黄庭坚。据施山的《望云诗话》中记载：“今曾国藩酩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

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些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他说：“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

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曾国藩书写的《小石潭记》被世人赞为：融赵孟頫、黄庭坚字于一体。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中国第一所近代教育的学校要数同治元年（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但是这所学校开始主要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同治五年（1866年）才加设科学馆。在推动中国科技教育近代化方面，曾国藩的贡献是大的。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一个大型的近代机器企业，而且它又是一个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中心。

首先，为了探索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根柢，徐寿等人创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曾国藩接受这一建议，于同治五年（1866年）设翻译馆。该馆先后翻译出版了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百数十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中国之滥觞”。这些书籍的翻译出版，不但为培养中国近代科学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

其次，开创了中国的职业教育。当时西学初入中国，工人的近代科技知识很少，这对引进和消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来说是一个大障碍。为了提高企业工人的技术素质，制造局一创办，就附设了一所机械学校，原叫画图房，后改称为工艺学堂，注意生产技术力量的培养。这既是中国近代学校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嚆矢。

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开了中国公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而没有中国向外国派留学生的先例。在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时，大多数封建士大夫不通时变，以谈洋务为耻，而他却不囿成见，派幼童出国，这是一个很有胆识的举动。按照曾国藩的计划，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元年（1875年），先后分四批选派了幼童共一百二十名到美国留学。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坚持闭关自守，反对学习外国的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他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学满十五年就于光绪七年（1881年）全部被撤回了。尽管如此，仍然产生了像詹天佑这样伟大的铁路工程师。同时，对于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科学文化交流，开阔中国人民的视野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清政府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增多，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逐渐形成。这是促进中国近代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运动与这个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有关系。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他把教育子弟的重点放在修“心”、修“身”、修“行”上。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砺，是人道德品质的培养。曾国藩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弟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修“身”是通过保养和修炼以获得健康的体魄。为此，曾国藩反复教育子弟要劳逸适度，惩忿窒欲，眠食有恒，耕作时习。曾国藩也注重修“行”，要求自家子弟言谈举止朴实，待人谦敬、宽容，为人不能清高、刻薄，生活上也要去奢侈之风。

为求达上述目标，曾国藩有一整套教育子弟的方法。训诫，是曾国藩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家教方法。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之方，直接地教导、告诫子弟，明确要求子弟为或不为，开诚布公，循循善诱。他常把一些对子弟的要求通过警句和隽语的形式加以概括，以期引起子弟的重视。如“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娇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这些高度凝练的概括，自然容易为其子弟所熟记和践行。通过对祖宗嘉言懿行的称赞，令子弟弘扬祖德，也是曾国藩教育子弟的方法之一。曾国藩的祖父颇有一套治家之法，致使家业兴旺。对此，他深为敬重，信守不移。他将祖父相传之家法概括为“早”（早起）、“扫”（洒扫）、“考”（祭祀祖宗）、“宝”（善待亲族邻里）、“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作为治家之道的八字诀，叮嘱家人时时留心，躬身实践。曾国藩认为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勤俭持爱的风气，养成勤俭致富的习惯。曾国藩时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剖析，把自己行为的对错得失告诉家人，以作为曾门子弟的借鉴，这也是他家教的方法之一。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注重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究其原因，与他的文化素养和人生态度有关。曾国藩自幼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后受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专治理学，以理学为正宗，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伦理道德，已深深融入他的思想言行之中，被后人赞誉为“理学名儒”。与此相应，他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因而对家人也有严格的要求。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李瀚章：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朱孔彰：中兴景运，群公辈出，十年之间，削平大难，非天生圣相而振兴之，乌能若是邪？然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宏济艰难，虽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谋也。赵衰之言曰：“说礼乐，熟诗书，为元帅。”孙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谓为三不朽。”公独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国，老成至计，谋出万全，可谓至忠矣。

王闿运：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赵尔巽《清史稿》：①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②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欧阳昱：予观文正一生，不善用兵而善用人，牛溲马勃，无不收纳。所以群才效用，大寇荡平，而为中兴第一功臣也。

陈衍：有清二百馀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祁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

李详：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 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

谭嗣同：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

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

梁启超：①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②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蔡锷：①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②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蔡东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①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

蒋廷黻：国藩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于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中国近代史之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

陈公笃：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徐中约：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又最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曾国藩小的时候天赋并不高，其实可以说比较笨，他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一篇文章他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他就一遍一遍地读，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经很深了，他仍然没有背下来。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原来，他家来了一个贼人，就潜伏在他书房的屋檐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再进屋偷点什么。可是贼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藩睡觉。贼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气地跳进屋子，对曾国藩说：“就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于是贼人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同为曾子“宗圣”第七十代嫡孙，曾传德；字德生（1809-1888年），自幼天资聪慧，秉性谦和淡远，别有襟期（襟怀、志趣）不务名利，学儒学，研医术，十岁既可以把曾子《大学》《孝经》背诵如流，并对《本草纲目》颇有钻研。十六岁乡试中文举人，后参加北京会试与曾国藩相识，因知实属同宗并为传字辈兄弟，倍感亲切，更佳为同榜进士。一日二位新科进士去拜见清当朝大学士、户部尚书王鼎，在王府经王尚书介绍，结识了当朝京都名医崔建庵，也是天命之为，从此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曾传德不负崔建庵在京都开设曾德生医馆， 以其开派祖曾子“宗圣”儒家圣人之风，善待求医者，既体恤平民百姓又广交公卿商贾，德艺双馨，生命复春。因此“德生”医馆在京都享有盛誉，此时与他同宗同辈同榜之谊的曾国藩，已身为清中重臣，官居直隶总督，二人更是交往甚密，互相鼓励，曾国藩欣然给曾德生题词：“祖德宗功千载福泽；子承孙继万年蒸尝”横批“止于至善”，落款：德生仁兄大人正文，涤生曾国藩。此联既有缅怀曾子“宗圣”之意，又赞美曾德生行医助人已达到善人之境界。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劳崇光乃道光十二年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他为人慷慨、爱惜人才，听说曾国藩因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气馁，就点拨他说，读书人当以立志为之本，为学有为学之志，修身有修身之志，做人亦有做人之志，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在劳崇光的悉心安排下，曾国藩按时参加了朝考，并拜谒了主持会试的穆彰阿。此前，劳崇光已遣人将曾国藩的诗文抄写出来，呈送给穆彰阿以及当朝政要预览。穆彰阿很欣赏曾国藩的策论和文笔，交谈之后更是颇感投契，勉励他莫以士子为限，而要高飞远举，以成大器，并取“国之藩篱”之意，建议他将原名曾子城改为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第二个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曾国藩的人格修炼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站在大门口的一个乡民见大门很高很宽，就稀奇地问:“这张大门怎么要开这么宽?”一位对曾府心怀不满的徒弟就说：“门宽好出丧么。”师傅听了，觉得这个“良心”不能丧，就马上把不吉的话断过来:“是的，门宽好出丧，千年死一个，万年死一双。”

曾府的人听得上梁的赞语是“要到京里做皇帝”；对大门的赞语是：“万年死一双”，非常高兴，马上把匠工师傅连同徒弟都召进堂屋里，用上乘的酒、茶，盛情地招待了—番。说来也巧，富厚堂自同治五年建造以来，已有130余年了，的确还没死过一个人呢。先是从曾国藩夫人欧阳氏住起，最后一个住的是曾国藩的第四代孙曾昭恒，连续四五代上百人，没有一位逝世于富厚堂。

道光二十年（1840），30岁的曾国藩第一次见到了恩师唐鉴。

这一年，63岁的唐鉴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了唐鉴，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卓有成就，并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这一幕恰好被随侍在旁的曾国藩看在眼里。曾国藩见皇帝对唐鉴赞赏有加，不禁对这位湖南老乡充满敬意。几天后，曾国藩来到唐鉴下榻的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唐鉴见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又如此谦卑，就非常乐意地收下了这个新门生。自此，唐鉴对曾国藩的人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与湘乡市、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毗邻，总占地面帜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富厚堂坐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从远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后山上树木茂密，古树参天。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平地四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

曾国藩故居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恒堂”为曾国葆故居）。曾国藩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授“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谥称“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无终身官场打算的曾国藩，准备先动员家眷回籍“立家作业”，自己以后再作引退，因夫人欧阳氏对旧居黄金堂门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即令其子曾纪泽，“回湘禀商两叔”，移兑富托庄屋，由曾国潢、曾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侯府规模，花十年功夫营造了富厚堂。富厚堂占地四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9202.86平方米，为土石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内外群有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扬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颇为壮观。整个建筑虽具侯府规模却古朴大方，虽有雕梁画栋却不显富丽堂皇，基本体现了曾国藩对建宅“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四亩，亦自无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楼竣工，曾国藩夫人、子女和儿媳即回籍住进了富托新屋。

富厚堂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的“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而得名。后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此”而改现名。富厚堂虽不胜豪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因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富厚堂是否可称“曾国藩故居”，社会上颇有争论。1995年10月，双峰县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举办了全国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专程到富厚堂参观。

曾国藩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伏龙山，是曾国藩及其夫人欧阳氏的合葬墓。该墓葬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1993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国藩墓由原望城县文物局管理，2008年区划调整，改为岳麓区文物管理所管理，现由湘江公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