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1814年1月1日—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族名仁坤，曾用名火秀，后来为了避上帝名讳而改为秀全，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福源水村人，汉族客家人。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福源水村的农民家庭，客家人，7岁起在村中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

道光七年（1827年），洪秀全第一次到花县参加县试，名列前茅。但到广州参加府试时，他落第了。次年，因家中经济拮据，他一面从事农业劳动，一面自学。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

道光九年（1829年），洪秀全应同学的邀请，到县城附近鹫岭古寺的私塾伴读。

道光十年（1830年），洪秀全因有学识被聘为本村塾师，开始了农村的教书生涯。

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他三次都在广州院试落榜。

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收到基督徒梁发给他的《劝世良言》一书，但拿到书后的洪秀全将之束诸高阁。

道光十七年（1837年），洪秀全在广州府试中失利，回到官禄㘵家中就大病一场，而且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自称梦见在病中升天，并在天上见到了皇上帝、天妈、天兄、天嫂、天妹等神明。皇上帝还面赐印玺和宝剑于他。他在天上诛妖得胜，于是皇上帝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然后差遣他下凡“斩妖留正，作主救人”，也就是要做天下万国的真主。这在太平天国史上被称为“丁酉异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考试失败，他说了一些“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之类的牢骚话以自慰。他的远房亲戚李敬芳推荐他看《劝世良言》。细读之后，洪秀全猛然醒悟，原来六年前那个异梦的应证就在这本书里，于是他先除去了私塾里的孔子牌位，并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对上帝的理解，称之为“拜上帝教”。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同乡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为最初的信徒。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出游天下”，传播“上帝真道”，历经广州及其邻近十县开展活动，收效甚微。随即于5月溯西江而上，入广西贵县赐谷村，劝人只拜上帝、不拜邪神，村民信教者百余，初见成效。9月，冯云山一人经桂平入紫荆山区，在山民中进行艰苦的宣传工作，发展信徒。11月，洪秀全返回花县，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引证中国经书，说西方的“神”乃中国古已有之的“上帝”，亦即“天”，提出上帝是古今中外的唯一真神，人人应拜上帝，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主张天下男女尽是上帝生养的兄弟姊妹，要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理想而奋斗。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月，洪秀全至广州，从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圣经》，了解其宗教仪式等，历时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洪秀全曾要求受洗，但罗孝全以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为由而拒绝了，于是洪秀全自行施洗。冯云山则在广西创立拜上帝会组织，总部设在紫荆山，遥奉洪秀全为教主。就此意义而言，拜上帝会是洪、冯共同创立。但其具体的创立时间尚难确定，或泛说它创立于1845至1847年之间，或推测它大约创立于1846至1847年夏以前的一段时间等等。10月，洪秀全其后再到广西，会合冯云山，洪与冯云山在高坑冲信徒卢六家建立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机构。他们决定向其他宗教和神权发起挑战。洪、冯首先拿香火最盛的象州甘王庙开刀，将甘王偶像砸碎，并宣布其杀母、藐视上帝等十大罪状。当时，广西民变蜂起，洪秀全回到广西后，判断发动起义的时机日趋成熟，作诗“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以刘邦、朱元璋自许，深信可以“收残黑雾”，迎接光明。于是根据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之说，依齿序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结为异姓兄弟，组成拜上帝会领导核心。洪秀全虽仍受尊崇为教主，然大小事务及行动则多听命于杨秀清（天父）、萧朝贵（天兄）。

道光三十年（1850年），拜上帝会与各种敌对力量之斗争日见激化。先是，会众中有劝洪秀全“早坐金龙殿”者。4月，洪秀全一度“身穿黄袍”，但为“天兄”（萧朝贵）以“根机不可被人识透”劝阻。当时，起义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7月底，洪秀全母及妻儿等一行十余人平安抵达广西。9月2日，洪秀全从“天兄”命由胡以晀陪同，自金田往平南大同里山人村密藏。而各地拜上帝会众因受敌对势力之压迫，已开始集中，并定于11月4日至金田团营。12月，清方封锁山人村。金田会众发动迎主之战，大败清军于平南思旺圩，护卫洪秀全回归金田。

参见：金田起义、太平军北伐、太平军西征

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初十（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就任天王，定国号太平天国。清廷急派钦差大臣李星沅赴桂镇压。李星沅急遣广西提督向荣率万余名清军围攻太平军，妄图扼杀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元年（1851年）1月13日，洪秀全挥军占领商业重镇江口。2月18日，向荣进犯江口，遭到伏击，“官兵大半心寒”。只得改用“围堵”战术，阻扼太平军东进。洪秀全因粮食缺乏，于3月10日夜间率部撤出江口圩，西向转移，在武宣东乡据守。23日，洪秀全分封五军主将。

咸丰元年（1851年）4月3日，广西巡抚周天爵与向荣大举进犯三里圩，洪秀全、冯云山亲往前线督战，再败清军。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新任钦差大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增兵围剿太平军，6月9日，太平军败乌兰泰部于独鳌山等地，因清军重兵扼堵北路，洪秀全遂于7月2日向南突围，折回紫荆山。洪秀全将队伍分成前后两部：前军以莫村为中心，由杨、萧负责；他和冯云山统率后军干茶地设立总部，“前以新圩为门户，后以猪仔峡、双譬山为隘。”8月11日，因清军偷袭，猪仔峡、双髻山要隘失守。16日，洪秀全在茶地下诏突围。20日后军撤出紫荆山，归入新圩，继续与清军血战。9月11日夜间，太平军冒雨从新圩突围，15日，在官村岭大败尾追的向荣部清军。洪秀全号召全军“不贪生怕死，不贪安怕苦”，乘胜发展。9月25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永安州城。在这里，太平军滞留半年多，进行政权建设。

咸丰二年（1852年）4月，城内粮草殆尽，火药告竭。4月4日，洪秀全向全军发出突围令，命令全军“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衣着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号召将士“欢喜踊跃，坚耐威武”，“精装从简”，“放胆诛妖”。5日深夜，太平军突破永安东路清军防线，向荣、乌兰泰紧逼追击，在龙寮岭消灭太平军后卫2千余人。全军将士义愤填膺，于大峒伏击清军，并乘胜北进，于4月18日进围广西省城桂林，并在南郊将军桥击毙乌兰泰。向荣匆忙守御桂林，太平军围攻一月不克，于5月19日主动撤围北上，6月3日克全州。太平军旋即北进，“欲直扑湘汉”，饮马长江。但在蓑衣渡遭到清军伏击，损失严重。冯云山不幸牺牲。洪秀全失去“板荡忠臣”和亲密战友。蓑衣渡受挫后，洪秀全率太平军从湘江东岸登陆，改由陆路入湘，于12日占领道州。杨秀清提出了进军两湖、东取南京的战略构想，重颁永安时期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等三篇檄文，揭露清廷的腐败统治，号召汉族民众起义，“肃清胡氛，同亨太平之乐。”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接着，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湘南州县。10月中旬，洪、杨亲率大军猛烈攻城。但太平军屡攻不克。 11月底，洪、杨撤围北上，12月初克益阳，旋东趋洞庭湖，于13日占领两湖重镇岳州，在此组建水营。17日，太平军分水陆两路向湖北挺进。

咸丰三年（1853年）1月12日，洪秀全率太平军攻克武昌，毙清湖北巡抚常大淳。2月9日，洪秀全、杨秀清统帅水陆大军，浩浩荡荡顺长江向东挺进。“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15日，太平军在湖北老鼠峡一带突破清军江防阵线，18日占领九江。24日克安庆，巡抚蒋文庆毙命。

咸丰三年（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斩清两江总督陆建瀛和江宁将军祥厚。29日，洪秀全入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又分军东征，攻克镇江、扬州。从此，太平天国革

命进入把胜利推向全国的新阶段。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 ，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 ，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冯云山、萧朝贵已死，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主张把四书五经列为禁书，杨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让步，后者只好同意四书五经在修改后可以刊印流传，然而，直至太平天国灭亡仍未曾刊行。

参见：天京变乱

一种说法认为：咸丰六年（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另有图谋，以“天父下凡”为由迫天王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日渐加深。

而韦昌辉对于杨秀清主管国事不服气，表面上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心里早就暗藏杀机。

洪秀全知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秦日纲对东王不满，于是密诏（一说无密诏）韦率军返京诛杨，杨秀清及其家人被诛，史称“天京事变”。石达开抵达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韦昌辉又扩大事态，尽杀石的家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下令“合朝同心”，将韦昌辉处死，首级送石达开，以石达开主政。

事变后，洪秀全追封杨秀清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将自己的第五子过继给杨秀清，将其被害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要臣民们“代代莫须忘”。

咸丰七年（1857年），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主政一段时间，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他的不满。石达开带领大军负气出走，脱离天王指挥。自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洪秀全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太平天国却开始走下坡路。

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

另一种说法认为：咸丰六年（1856年），杨秀清派韦昌辉“督师”江西，韦昌辉屡战屡败，因为惧怕惩处，随领兵偷偷回京，奔赴天王府求情。洪秀全斥责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韦昌辉走投无路，遂孤注一掷，突袭东王府，杀杨秀清以及其部署两万余人。石达开回到天京，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欲加害石达开。石达开逃到天王府，韦昌辉兴兵攻打天王府。石达开连夜出逃，韦昌辉杀其全家老少。石达开逃到武昌后，兴兵四万讨伐韦昌辉。

咸丰八年（1858年）5月，清军开始进迫天京，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支撑下，太平军在数年间阻止了清军的很多攻势。

咸丰九年（1859年），族弟洪仁玕抵达天京，洪秀全大喜，封洪仁玕为军师、干王，总理天国朝政。由于洪仁玕未有立功而封王，洪秀全怕其他人不服，再次分封异姓王。后来洪秀全分散诸王权力，开始滥封王爵。

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海军提督何伯与参赞巴夏礼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以事成后平分中国为条件，协助太平天国打败清政府。洪秀全态度坚决，断然拒绝英国人的建议，在维护国土完整和主权方面，态度明确和坚定。英国人见无法从太平天国那里获得利益便转而支持清政府。

同治元年（1862年），陈玉成英勇就义后，曾国荃率湘军又进逼雨花台围困南京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附近据点逐一陷落。洪秀全晚年，思想保守，陷入了宗教迷信。李秀成知道天京难以久守，向洪秀全建议放弃天京，转战中原，被洪秀全拒绝。面对困境，洪秀全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却向将士宣称将有天兵下凡，驱走清兵。

其后太平天国的苏、浙基地均被湘军和淮军攻克，南京城外营垒亦尽陷敌手。洪秀全其时已患重病，他拒绝了李秀成的弃城出走建议，期望上帝降奇迹赐福于太平天国从而战胜清军。但随着天京的防务日渐危急，洪秀全的幻想终告破灭。

同治二年（1863年）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逝世，享年51岁。其子洪天贵福继承其位。其臣属用锦绣绸缎包裹他的遗体，藏在宫内，秘不发丧，十余日后方宣之于众。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今南京）陷于清军，太平天国覆亡。

洪秀全致力确立天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力图建立起一个符合其阐释改造了的基督教神学精神的新型社会。

前期

定都以后，洪秀全等进一步推展政权建设，健全与加强天朝各级政权体系。

第一，修王府，定朝仪，正名分，别尊卑。天王的住处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是太平天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天上在此接受朝臣觐见，发布诏令。洪秀全颁布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复杂陈旧的封建礼制，规定了一套显示其无上尊严的朝见仪式。宣扬“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封建朝纲，强调“整肃官方，驭群臣以律度”，以确立”朕即国家”，“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君主专制体制。

第二，完善职官制度定都后，完善官制。洪秀全规定天王是国家元首，军师为政府首脑。王以下职官分朝内、守上、乡官三级。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为朝内官；总制、监军为守土官，军师以下为乡官。洪秀全又将政权机构与军队分仟，官职外又有爵位。朝内及军中又有各种典官，主管相关具体业务。

天朝权力系统由天王和军师控御。天王“临朝而不理政”。东王府事实上是军政合一的中央政府。永安分工后，杨秀清就取得节制诸工的权力，冯云山、萧朝贵牺牲，他的权力更大，以“军师”名义发号施令。定都后，洪秀全是天国君主，享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而将“一切军务皆委之”杨秀清，“任其裁决”。就制度层面而言，天王有无上的尊严，掌握着一切军政要务的最高决断权。一般军政即由东王裁处，启奏天王旨准，天王旨准后，东王将决策输出，层层贯彻执行。就实际运作而言，杨秀清经常包揽军政，独断专行，洪秀全只是画诺而已。

第三，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建立。洪秀全规定守土官分省、郡、县三级，省级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等职官员担任，掌管行政，办理民务。因战争关系，省级首长要受当地军事长官或更高一级的军事统帅节制。郡级设总制管理，县级设监军管理。或由中央直接委派，或由当地统军将领直接任命，然后报中央核准。

后期

咸丰九年（1859年），洪秀全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囯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

天京事变后，试图重建君主权力的洪秀全，虽然在李秀成等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运行效果良好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构建以他的宗族为核心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驾于本来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之上，试图以此支配以李秀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

洪秀全在重建权力中枢的同时，还致力于重建上帝家庭的努力。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死后，洪秀全不得不重新恢复因杨秀清之死造成的信仰危机。洪秀全破坏了在紫荆山时期就开始营造的一个制度化的仪式，这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体系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天父天兄传言，已经成为太平天国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太平天国整个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信仰构件。杨秀清的突然消失给臣民一个很难解释的关于国家制度问题的疑惑。洪秀全无法满足臣民们此时心灵的空虚与焦虑，意味着天父天兄下凡这一制度化仪式再难以恢复。

洪秀全经过与李秀成等实力派互动而形成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复苏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但是在宗教层面，洪秀全却在破坏正在完善的运作良好的制度，逐步强化以自己为核心，以胞族为核心权力圈的宗教家庭关系，为了实现自己“家天下”的目的，不断为他所重用的亲族人员创设新的官职，破坏了文武官员的合作机制。把上帝家庭群体凌驾于军政制度之上，严重干扰了文武大臣在制度内的活动。

扩充军队

金田起义之始，太平军约二万余人。起义后，在大惶江口，洪秀全即以同拜上帝，信从教义，遵守会规为条件，吸纳了罗大纲、苏三娘、邱二嫂等部天地会众。由于军兴初期，太平军一直在山区转移，单纯防御，队伍消耗较大，兵员补给困难。永安突围后，太平军转取积极运动战略，长驱进军两湖，途中大力扩军，太平军“势遂复炽”，“如虎添翼”。随着大军进入长江流域，迭克重镇大邑，后勤物资丰裕，部队扩展更快。占领武昌后，洪秀全征收男女入营，市民纷纷从军，出现了“红中覆首众皆狂”的热烈场面。大军号称50 万人。自武昌东进时，水陆两路，帆慢蔽江，首尾数十里。

制定条规

太平军是拜上帝教众军事化、革命化的产物。信教后，教众严格遵行十款天条，养成良好的风纪，具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团营后，又有五条军纪约束，很快适应军旅生活，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过程。在永安，洪秀全大力整顿军事纪律，确立了对士兵画圈记功、画叉记罪，严明赏罚的制度；重申了一切财物归圣库的军事纪律。洪秀全严诏：“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违者议罪。”又发布了第七天条别男行女行的规定，对奸邪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制定了“定营规条”和“行营规矩”，规定一系列军纪，如不得毁坏民房、掳掠民财、入乡造饭取食、乱拉民伏及任意杀人；务要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不得隐藏兵数、匿藏金银器饰；不得吸食鸦片，不准饮酒；不包庇询情，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要同心协力，备遵有司约束等。使太平军成为一支爱护群众、爱惜武器、戒除恶习，服从命令，公心无私的军队。使太平军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调动了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得以屡次战胜强敌，进军南京。

扩大编制，创立兵种

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军不断发展壮大。为适应形势需要，洪秀全逐步扩充部队编制，创立新的兵种。进军湖南之前，太平军名称有些变化。在茶地时，军长改称军帅，仍分前后左右中五大集群，分由五军主将统领，其下每大军又分一、二军，共10军，由各军帅统带。至天京以后，五大集群又扩展为一至十军。

以上为太平军的陆营编制，此外，还设立了土营和水营。太平军至道州、郴州，吸纳了数千挖煤工人。洪秀全将他们单独编制成军，以龙山矿工老战士为骨干，组建上营，形成新的军种。设指挥一人，将军四人，其建制与陆营相同。以后不断扩大。至南京后，上营师帅达762人。土营是太平军的工程兵，专事穴地攻城、筑路建桥。在长沙、武昌、南京发挥威力，清军尤为恐惧。至天京后，兴修王府，从事土木工程建筑等。

太平军起义之初就有船只和水军，主要用于运输，不承担战斗任务。咸丰二年（1852年）底克益阳时，数千船户带着民船参加太平军。洪秀全决定设“典水匠”一职，职同将军，以唐正财任此职，初创水营。进至武汉，沿江大小船只都为太平军所有。唐正财以船只“横江作浮桥，铁索环之”，一夜之间建成浮桥两座，为太平军攻克武昌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正财因功升指挥，“总统水营船务”。自此水营开始承担水上作战任务。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船约万余只”，“蔽江而下，帆樯如雪。”在进军金陵途中，水营在老鼠峡、东梁山两次水战中，击败清军水师，摧毁敌人江防，在战斗中发挥关键作用。围攻南京时，水营用船只一万多艘封锁江面，为攻克南京再立新功。水师建制更加完备。

北伐

咸丰三年（1853年）5月，洪秀全、杨秀清派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军2万人北伐，以北京为战略目标，采取永安之后的积极运动战略，北伐军从扬州出发，迅速挺进安徽、河南、直隶、天津。由于北伐军孤年深入，因此，粮食、弹药缺乏，难以继续推进。林、李一面派人向天京求援，一面被迫于咸丰四年（1854年）初南撤至阜城待援。洪、杨闻讯于2月组织援军北上。但4月于临清被清军追堵，损失殆尽。北伐军至咸丰五年（1855年）春被清军消灭。洪秀全蹈袭永安以后的经验，使北伐军孤军流动作战，终于导致惨重失败。

西征

咸丰三年（1853年）5月，洪秀全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军西征，兵锋直指江南大营粮饷基地南昌，试图分散清军兵力，久攻不下。是年秋，石达开赴安庆，主持西征军务，确立了攻城夺地、开辟上游基地的战略。首先攻克庐州，开辟皖北基地，以为西征依托。随后集中主力，转进湖北。太平军兵分三路：包围武昌；西进荆州、襄阳；南攻湖南。咸丰四年（1854年）夏，太平军占领湖北西部数十州县。但西征战场过大，兵力严重分散，实力渐次虚弱。南路遇到湘军的猛烈抵抗，在湘潭严重失利，湘军乘势反攻。西征军水师被歼，湖北基地陷落。洪秀全急调石达开驶赴湖口，主持军事。咸丰五年（1855年）11月，石达开进军江西，攻占了9府50余州县。西征军声势重振，控制皖、赣、鄂三省大片疆土。太平军在占领区内，摧毁清朝各级地方政权，设官据守，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并在基层推举乡官，控制广大城乡腹地，安排民众生产生活，收缴粮税，维持治安，提供后勤支援，协助太平军打击清军和地主团练。

攻克两大营

清廷一直把重兵集结在天京外围，建立江南和江北大营，对太平天国首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856年初，西征胜利后，洪秀全从西征军中抽调主力，驰援镇江，大败清军，又袭破清营120余座，打垮了江北大营。6月，又从西线抽调石达开部回援，与天京守军二路夹攻，打垮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威胁。太平军未能实现夺取全国胜利的总目标，但占领了长江中下游腹地，歼灭了江南部分清军，巩固了天京安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改革军政

天京事变后，经洪秀全下诏，朝臣推举出“十八指挥陈玉成、二十指挥李秀成、赞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贤出来助国”，并升封他们为主将。又设立掌率制度，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又正掌率，钟芳礼为副掌率，后来，李秀成升任副掌率。这批将帅协同作战，在东西战场连次获捷，缓和了急剧逆转的危局。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洪秀全积极征招新兵，重建武装力量。他令赖文光“出师江右招军，以期后用。”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进兵皖北，吸收大批饥民参军。又封捻军首领张乐行等官爵，加强对捻军的联络与招抚，使其配合太平军征战，成为稳定局势的重要武装力量。为了提高将帅素质，洪秀全着手加强军事教育，将中国古代兵书《武经七书》中的精华辑成《武略》一书，广为刊刻，令将领研读，规定武科士子必须攻习《武略》。

天京突围

咸丰八年（1858年）7月下旬，李秀成会集安徽各地将领于枞阳镇，制定了突破皖北，会攻江北大营，解救京围的战略计划。洪秀全迅速批准，并重建五军主将，升擢各位将帅。8月，陈玉成击溃援皖湘军李孟群部，扭转了皖北战局。9月，陈玉成挥师东进会师，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打通了天京江路交通线，局部缓解了京围。11月，洪秀全诏令陈玉成、李秀成等先后西援，围歼湘军李续宾部六千人，稳定了上游战局。之后，李世贤也在皖南发动进攻，在湾沚歼灭江南大营主力戴文英、邓绍良二部，威胁江南大营战略后方。

咸丰十年（1860年）初，江南大营围逼天京，洪秀全诏令各将援京。李秀成再次主张离家实施战略机动，并与洪仁玕制定“围魏救赵”之计。洪秀全予以批准，并急诏陈玉成等各路大军迅速东援天京。李秀成奔袭杭州，调动江南大营分兵，遂回师与各路将士会攻江南大营，摧毁顽敌。之后，洪秀全召集军事会议，确定了先取江浙，再图皖鄂的作战方针，令李秀成、陈玉成等东征苏、常。结果，太平军在一个半月内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基地的重大胜利，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洪秀全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思想在充分吸取儒家经典、基督教义和前人思想等养分后应运而生，其载体正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间先后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部理论著作。它“是对农民朴素的思想意识、利益要求的总概括，是参考了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纲领，并借鉴了基督教义，多以宗教的形式提出来的”。洪秀全这种经济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便是咸丰三年（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

圣库制度

洪秀全在天京一度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一切财物收归各级圣库，按人口、等级平均分配与消费。圣库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财物上的公有制，生活分配上平均主义供给制，社会组织上实行男女分营制。它使教众之间形成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体现了洪秀全平等平均思想。

洪秀全在一切财物归公的基础上，对太平军及其家属的生活实行供给制，“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大家都过着平均主义式的兵营生活，丰衣足食时，人人都能获得温饱；条件艰苦、缺粮严重时，即概行食粥，以示节省。”这对于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时，“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饥民、流民纷纷加入太平军，因此，太平军队伍日益扩充壮大。在社会组织上实行男女分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小农业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社会组织，代之以“天下一家”的组织形式。这实际上就是洪秀全建立地上天国的最初尝试，是他要建立的新社会组织的雏型。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咸丰三年（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其内容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平分土地的施政方案，显现出改革社会制度的进步思想。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预期了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社会；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方式，这在中国自然经济面临崩溃的前夜只能是逆历史潮流的空想。

着佃交粮

洪秀全采用了“着佃交粮”的政策，此外，洪秀全因天京缺粮的紧急情况，还采用‘照旧交粮纳税’措施。咸丰四年（1854年）初至年底，太平军与江南大营围绕天京展开了争夺的攻守对决，而新政策的施行使源源不断的粮赋缓解了天京缺粮的危机，为太平军最后打赢这场攻防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照旧交粮纳税”收到了效果。太平天国开始实施正常状态下的农村政治，社会经济政策的相应转变是十分自然的。在太平天国由于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现实条件的局限，而不可能实施《制度》规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在太平军贵族集团缺乏行政经验的情况下，采用传统的地方行政，这是一个必然转变过程中的自然过渡。

工商业政策

工商业政策上，在天京和一些城市废除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将手工业者按其技能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只在天京城外设立公营性质的新型商业；后来恢复商业，天京以外亦允许私营手工业存在。

对外贸易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形成鲜明对比。咸丰四年（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咸丰八年（1858年）翻了一番。同治元年（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在当时的清朝许多国民由于抽鸦片而体质虚弱，难于戒除烟瘾，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国库虚空，民生困苦。洪秀全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通过制定严厉的刑罚来禁止鸦片买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洪秀全等一度在天京和一些城市废除家庭，分别男行女行。男人男馆、女人女馆，儿童或编入童子军，或入“育才馆”读书，耆老者入“老民馆”，残废者入“能人馆”，会写会算者为各馆书手，有专门技艺者分别编入百工衙或诸匠营，各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洪秀全试图建立一种各有所归、各尽所能，亲爱和睦的社会大家庭。后来无法推行，才恢复一家一户的小家庭。

在服饰方面，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少有具备服饰制度的农民政权。在服饰上，既继承了传统遗制，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衣冠服饰制度。洪秀全规定了三条原则，即严格禁止穿着清朝的正式官服，要求男子蓄发、妇女放足，严禁雉发和缠足。把蓄发与否作为是否顺从太平天国的标志，对雉发不蓄者斩首不留。群众和下级官员不得越级穿着官员或上级官员的服装。定都后，制定了等级分明的服饰标准。

洪秀全还向维系封建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封建礼仪提出了挑战，他把“打躬叩首”的参拜揖让之礼斥为“妖礼”。婚礼上，反对铺张礼俗，主张节俭办婚事，废除择古日、具聘礼、宴宾客、用鼓乐等“旧时歪例”，结婚只须按一定章式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可，新人或同赴礼拜堂，教士为之祈祷，或“短烛一对交拜而已”。丧礼上，也变革“旧时坏规矩”，认为人死是升天，是回到大天堂这个极乐世界去享受永福，所以“”宜欢不宜哭“”。规定“丧事不可做南无、大殓、成服，还山，俱用牲醴茶饭祭告皇上帝”，不得招魂设醮，禁用棺木，葬墓不得讲求风水等等。

洪秀全严禁吸烟、饮酒、为娼、赌博。起义后，一再重申禁令。定都后，立即将这些禁令从军中扩展到民间，规定饮酒者受责罚，严重酗酒者处斩。对吸黄烟、土烟者，杖责游街。太平天国禁止鸦片尤力，把鸦片看作是戕害民族机体、败坏社会风气之大敌，一再“出示劝人戒赌、戒鸦片，长篇累犊，苦口婆心”。洪秀全为此还两次下诏，劝军民禁戒鸦片。对吸食鸦片者斩首不留，对贩运鸦片或开设烟馆者格杀勿论。赌博也在严禁之列，太平天国把“骨牌、骰子等赌具列为禁物，严禁开设赌场，或私下聚赌。”洪秀全力图根除清朝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恶习，树立健康良好的社会风尚，体现了农民对建立美好社会环境的渴望和追求。

在意识形态方面，太平天国初期，洪秀全在宣传拜上帝会、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时，就意识到要推翻专制统治，必须摧毁正统思想儒学，从思想上解放人民群众。洪秀全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

禁行、删改经书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就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书”，之后又明确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赦”。为了禁绝儒家经书的传播，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掀起了群众性的搜索“妖书邪书”活动，查禁孔孟经典，这场烧书、 禁书活动一直持续到定都天京。杨秀清认为以烧书作为反孔反儒的方式不妥，删书更有利于树立上帝教的权威，更有利于维护太平天国政权的统治。之后洪秀全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借用儒家的传统等级思想。因而后来摒弃“妖书邪说”，用其“合乎天情道理”的政策，斗争方式也由之前的焚烧改为删改经书。

改革科举制度

洪秀全虽然自身多次应试不第，但他并没有因此仇视科举制度，反而相当重视科举考试。

定都天京后，他并没有因袭传统科举制度，而是仿照其形式，对传统的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以期更好地服务自身的统治。 首先，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太平天国废除了从“四书五经”中命题的传统，而是根据所颁发的 《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圣书”来命题。在教学内容上以这些“圣书”为主，废除“四书五经”，在教育中否定孔子的地位，否定儒学教育。其次，改革科举考试的文体。反对禁锢思想的八股文，反对浮文巧语，注重浅明的文体，要求内容纪实从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在行文时要注重语言的通俗，让人一目了然。最后，改革科举考试的报考资格。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的目的是招纳“德才兼备”之才，为太平天国的统治服务，应试者不分门第出身，只要有“才”皆可考试，打破了清朝旧制的门第限制。

创立拜上帝教

洪秀全从科举落第中觉醒，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创立“拜上帝教”，极力宣扬了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的思想。并通过一系列著作，宣传其朴素的人人平等观念以及消灭“阎罗妖”的革命思想，给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借鉴。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作为发起太平天国运动和统一革命队伍思想的工具，对处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广大贫困农民是极具传播正面效果的。拜上帝教创立后发展迅速，把斗争锋芒直指清政府，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历史条件。

拜上帝教既源于基督教又异于基督教，既反对孔子崇拜，抨击儒学，又吸纳和融会儒家纲常伦理的部分内容，试图将基督教与儒、佛、道等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在一起。拜上帝教教义是洪秀全等人在自己所获得的有限基督教知识的基础上，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改造而来。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神”与中国经书中的“上帝”、“天”进行糅合，对于拜上帝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地促进作用。他利用这一点，用儒家思想改造基督教。基督教“人人都是上帝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经过他与 “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家思想的结合，成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的教义。拜上帝教的教义基本用儒家经典充实，甚至指名道姓地将孔子作为具有正气的正面人物的表率。

洪秀全这个政教合一政权的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基本是以道德原则为基础。“善”“爱”“真”与“恶”都是以现世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规定，用天父、天兄、天道的口气和要求来决定对“教民”的规定。同时利用“正直”和“邪曲”的对立来号召、动员农民与清政府斗争。洪秀全将清政府比作“阎罗妖”，将清政府的学说和宗教偶像比作“鬼鬼”；并且提出“天下是一家，凡间皆兄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异人皆族人” 的口号，这对于愚昧又有着原始道德的农民来说很具号召力。最重要的是洪秀全将“忠”的思想与“为公莫为私”的思想提出来；道“有志顶天忠报国”，用宗教的力量要求人们忠于太平天国革命，忠于天父、天兄、天道，达到促进与清政府战斗的现实目的。

抵制宗教入侵

洪秀全还抵制列强的宗教渗透。宗教渗透是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方式。咸丰十年（1860年）后，外国传教士在其本国政府的指使和纵容下，纷纷进入太平天国，向太平天国领导人及人民宣传所谓正统的基督教，但遭到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抵制，因为外国传教士除了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外，还向太平天国军民灌输基督“福音”，否定与改造拜上帝教，以动摇军民对洪秀全的信仰，否定洪秀全的宗教权威，进而操纵拜上帝教，控制太平天国政权。

洪秀全虽然对这些传教士的真实面目难以认清。但他坚持自主的原则，极力维护拜上帝教的独立性，反对外来干涉和操纵，抵制和挫败西方传教士宗教渗透的意图。洪秀全坚持自己关于宗教问题的见解，如关于教会含义和教会元首问题。传教士认为教会是由改宗者、圣灵使成为基督徒的人以及受过洗礼的人组成，救世主基督是唯一的首领。而洪秀全则认为，太平天国谋求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是“世俗的全世界的教会或王国”，在那里，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与他自己及幼主同为元首。他还坚持要外国传教士归向他，相信他的教义。于是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批判三位一体的观点。他在颁发宗教自由诏旨允许传教士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自由传教时，又规定传教士“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不可触犯天规”，而且必须宣传太平天国的宗教。洪秀全坚持自己的传教方法。当然，外国传教士不可能归向洪秀全，因此他们的传教活动受到反对和抵制。

洪秀全仇视满族统治者。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洪秀全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最终沉重打击了满族统治者。太平天国实施剪辫子政策，力求摆脱民族奴役的阴影，这对近代革命家而言是颇具鼓舞性的。

洪秀全树起反满复汉的反民族压迫的旗帜，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目标，“创义旗以剿妖胡” “尊周攘夷以复中华之盛治” 。为向天下昭示太平天国的宗旨，并把广大的汉族士绅民人等统一组织。太平天国针对当时满洲贵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间的民族矛盾，采取以“反满复汉”相号召政治上孤立分化清统治者的策略。

首先，洪秀全把满洲与以汉族为主的其他各族划分为两大阵营。在其诏谕文告中称满洲为“夷狄”、“胡虏”、“异族”、“妖胡”等。称清朝为“妖朝”，称清统治者所居之地为“妖穴”、“魔窟”等。而对汉族则称“华人”、“天朝人”，称汉居之地为“中土”、“中国”、“神州”等，并明确指出满洲乃中国之世仇。在把满洲树立为天下之公敌的同时，历数满洲贵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精神信仰等方面对各族人民所犯之罪状，从而使广大汉族及少数民族士民清醒地认识到所受的民族压迫，从而激发对满洲贵族的仇恨。在此基础上一面号召被压迫的所有上帝之子女“同心戮力，为上帝报瞒大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共享太平之乐。”另一方面劝谕清方汉族官兵迷途知返，弃暗投明，并指出“凡我中华之人皆鞑妖之世仇，所宜共奋义怒歼此丑夷恢复旧疆” 。这样不仅可以“尽革夷狄之面目复中国之规模”，而且可以“各建殊勋，今时则荣光永享，后世则竹帛照垂”。

外交原则

洪秀全奉行独立、友好的外交原则，他还采取以暂时的忍让、退却实现真正的平等独立，以保证革命的成功。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则是这个策略的出发点。洪秀全实行此种策略，是为达到争取他国“中立”不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又可实现借助于外援，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正常的中外贸易以充实和发展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从而稳固政权的作用。所以说，太平天国的外交是将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革命性和妥协退让的策略性结合在一起的。洪秀全在位期间先后命杨秀清和洪仁玕主持外交。与外国多有联络友善。

主权原则

在主权原则上，洪秀全对清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认可。

外国公使访问天京后，看到太平天国的节节胜利和太平军的强大力量，不得不打出“中立”旗帜以观时变。洪秀全欢迎这些国家表示中立，同时警告他们不要插手帮助清政府，严正申明“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西方列强十分关心太平天国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他们派到太平天国统治地区的使者、商人、传教士多次试探太平天国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咸丰三年（1853年）4月，英使文翰又给太平天国领导人写信，历数英国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并威胁说：“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多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对这些威胁和恫吓，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袖们不予理睬，实际否认了这些不平等条约。

洪秀全尤为重视领土主权，断然拒绝侵略者在租界的权利，严正表示租界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象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同治元年（1862年）5月8日，太平军将领黄呈忠、范汝增根据洪秀全的“逐出宁波外人”的指示，在致英法海军照会中断然予以拒绝，“宁郡何能擅弃。本主将为臣下者，有一分力，自要尽其一分。与其与清妖争斗不胜，即弃之再为缓图，断不能擅自弃之也。”向侵略者严正表明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在对外交涉中，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列强的外交讹诈进行了坚决斗争。

正面评价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最终虽然不幸失败，然而对近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为后人留下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为后来的学者、作家提供了样本和题材。

对洪秀全的评价要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联系起来，他创立了拜上帝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南京建立了和清政府相对抗的革命政权。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基础，还具有反帝的性质，从这方面来讲，洪秀全也是人雄。

洪秀全的一生，既是一部英雄的史诗，也是一幕历史的悲剧。他起自布衣，1851年，洪秀全在暮霭沉沉的金田村振臂一呼，一场历时十四年、席卷十八省的农民起义——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给腐朽的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尽管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太平天国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是对近代中国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还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有利条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清王朝绿营制度被彻底抛弃，而汉族地主例如曾国藩、李鸿章成为清王朝的中坚力量。同时清王朝被迫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来剿灭“叛乱”，因此洪秀全领导的活动也是促成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负面评价

洪秀全在起义之初许下的天堂理想，在现实中并未实现。建都天京后，迎来的却是太平军中上下尊卑、等级森严、苦乐不均的腐败现象。洪秀全当初所宣传的一切平等的诺言，首先遭到创立者自己的践踏。

洪秀全简朴的生活作风急转直下，他为江南的繁华所迷惑，追求声色，大兴土木，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力建设天王府。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量拆毁民房的基础上修造的。除此之外，他还模仿封建帝王的排场礼仪，规定众多的服侍人员。在洪秀全建立起政权之后，开始乐享其成，不思进取，最终太平军内部争权夺利，失败而终。从这方面来说，洪秀全也没有逃出权力欲望，缺乏足够的远见和意志力。

洪秀全用以立国的上帝教，既没有求得基督教的真髓，又抛弃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为了维护上帝教的神秘性和权威性，他不仅强烈反孔，而且毁坏一切纲常名教，再加上入教入营的强制性，使得普通百姓心存畏惧，知识分子更感到厌恶和反感。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认同，洪秀全文化观念的“异端”性，失去了当时社会代表先进文化群体的支持。

洪秀全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骨子里全都是封建儒家正统思想，儒家文化的思想和教义早已深人到他的灵魂深处。可以在其《出师北伐檄》等文书公告中并未触及君主专制问题、把自己描述为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思想中得以体现。洪秀全的皇权思想贯穿太平天国运动的始终，随着运动的发展更加浓厚。洪秀全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秀全”，意即“禾（吾）乃人王”，并没有摆脱谋求功名，享受荣华富贵的根本初衷。因此他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改朝换代、改变现有的不公平待遇，而不是推倒现有的封建制度。他并没有认识到其本身所受到的遭遇是因为封建统治制度本身问题所致。洪秀全学习西方文化的不彻底导致了这两种文化的对立与矛盾，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洪秀全浓重的封建情结，尤其是他对封建统治思想、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皇权的深深眷恋，不仅模糊了太平天国革命目标，而且使广大农民大失所望，严重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热情，消磨了革命意志，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反封建的不彻底，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清史稿》：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馀年，用兵至十馀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唯初起必讬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蔡东藩：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

白崇禧：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已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犹有生意。

章太炎：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做帝王。 （《逐满歌》）

毛泽东：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苏双碧：洪秀全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尽管在洪秀全的思想领域中，既有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浓厚的、传统的封建色彩，但他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崭新的农民革命纲领，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在历史的进程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不承认这些，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赞成洪仁玕指出的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的事实。

罗尔纲：洪秀全根据具体的情况，顺应农民的愿望，先行‘着佃交粮’政策，一反千余年我国田赋制度的常规，变地主交粮为佃农交粮。其后，进一步颁发田凭，宣布凡佃农领凭后租田概做自产，把土地所有权从地主转移到佃农手中，使行‘着佃交粮’广大地区的佃农得到了自己所耕的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族谱记载

洪氏于汉魏时世居彭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古邳镇），永嘉之乱中南迁京口（今镇江），东晋安帝时续迁新安郡遂安县（今杭州市淳安县），此后，辗转经由江西婺源、福建汀州而入广东。南宋名臣洪皓的曾孙洪璞出任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县尉，于是举家迁到晋江。元末，洪璞的第十世孙洪贵生从福建汀州府宁化石壁迁往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布心（今属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布新村）。

明永乐年间，洪氏念九郎（即梅县区石坑洪氏始祖）率妻子由布心迁到广东程乡县石坑堡杨梅圳（即石坑）定居，始建围屋“梅魁第”。

清朝康熙年间，洪秀全太祖随其父由嘉应州石坑堡（今梅州市梅县区石坑）迁往花县官禄布村居住（另有一说是先迁福源水村后再迁官禄布村，但族谱中只记有官禄布村，而洪秀全题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诗序说：洪英纶系由嘉应州石坑迁居花县福源水村）。

洪秀全是洪氏迁入广东后的第十六世孙，也即是迁到花县官禄布村后的第六代，属客家人。

由《洪氏宗谱》可知，洪秀全原籍广东嘉应州石坑堡，后来才迁入花县。洪秀全的太高祖三公和妣叶氏葬花县，并建立一祠于花县之官禄布，但叶氏没有生孩子，三公的5个儿子均为温孺人所生，温孺人葬嘉应州。其长子洪英经生于1684年，英经生下5个儿子后老死嘉应州。并且，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经的一个曾孙洪庆扬（洪秀全堂叔）负祖先骸骨迁入花县以前，三公后裔一直有人留居嘉应州。这表明洪氏家族是分批迁入花县的，迁入年代最早当在康雍之际，迟至道光末年这一迁徙过程才最后结束。这从洪仁玕的记述可以得到佐证。他说：三公的“四子中，英纶与英纬最初迁于广州北部的花县”。

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的过程中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文献，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洪秀全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其诗作有《吟剑》《述志》《金乌》《龙潜》《定乾坤》《时势诗》《毁冯云山书馆中偶像》《诫曾玉璟》。

同治三年（1864年）3月，天京合围后，城内粮食不足，洪秀全带头吃“甜露”（草团）充饥，因而致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于天京，清军在城陷后将他的遗体毁掉。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

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历，即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新中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洪秀全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与褒扬。1964年，戚本禹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论争，使得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在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称颂太平天国，颂扬洪秀全的做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洪秀全被称之为革命领袖，甚至以洪秀全划线，以此区分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功过。一时间，洪秀全被称做为“千古完人”。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变得偏颇，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的说法在立论上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破绽。不能因为洪秀全的一些失误就否定太平天国所有的人，对于太平天国进行笼统的否定并非客观的研究、而是随意裁剪拼凑史料。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事件，应分别评论。

洪秀全故居、洪氏祠堂、洪秀全纪念馆成为洪秀全故乡（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市花县官禄布村）的三大招牌。2006年，“天王故里”景观被评定为“花都新八景”之一，景点以“洪秀全故居”为重点，还包括有“洪氏宗祠”、“书房阁”、洪秀全亲手种植的龙眼树、菩提树、水井等。

洪秀全故居位于花都市花县官禄布村，原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被清军焚毁。1959年，广州市文物考古队根据考古发掘，在原遗留的墙基上参照当地居民坭砖屋格式重建复原。1961年开放。考古学家郭沫若视察并题写了墨宝。

建筑结构为泥砖瓦木，屋内有一厅五房，六间相连。房屋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约13平方米。靠西边的第一间设置为洪秀全夫妇住房。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

1978年7月，被核定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洪秀全故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成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洪秀全纪念馆位于花都市新华镇新华路52号。1991年11月对外开放，该纪念馆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5平方米。内有文物70余件，图片238张。

洪氏宗祠位于花都市花县官禄布村，原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被焚毁。宣统三年（1911年）由官禄布村洪氏族人修复。祠堂为三间两进。其总面阔12.7米，总深20.5米，建筑占地面积264平方米。头门面阔12.7米，进深两间7米共十三架。明间设中门。石额阴刻“洪氏宗祠”四字。落款刻“宣统三年辛亥孟秋吉旦重修”。后堂面阔三间12.7米，进深三间8.5米共十五架。4根杉木金柱。后堂前带两廊，六架卷棚顶。

现存宗祠对联：“由嘉应徙杨梅，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籍花峰贯花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复敦煌之遗风”；此外宗祠壁间还有其他昔年对联。（杨梅指嘉应州杨梅圳，为洪族聚居地之一。敦煌指洪族始祖所居地）重建时被辟为纪念馆辅助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