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主义革命包含了农民阶级的反抗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

1840年起至1919年，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同本国剥削者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这段时期大致可分为：1840-1901：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1901-1919：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后一个阶段还可以分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01-1919）。这期间先后出现了六次较大的运动，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勾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脉络，形成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以洪秀全为核心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以贫农和贫苦中农为主体的旨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天京事变”是这次运动的转折点。前期发展迅速，从广西省桂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金田村）起义，迅速辗转到永安（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初步建立政权。1853年春，在南京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正式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前期的革命纲领。这个既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背负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又闪耀着历史远见的纲领，表现出了高度的彻底的革命性。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个“世外桃源”，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王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建立具有全国意义上的“天国”，太平军开始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尤其是西征和东征的胜利，标志着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由于农民自身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天京事变”发生了。这种发生在最高领导集团内部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相残杀和分裂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它先前的魅力，后来，虽经洪秀全、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辛苦经营，也颁布了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但无奈太平天国已失去了它的黄金时期，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掀起的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所谓“洋务”又称“夷务”，当时泛指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洋务派付出了实践，并且在这30多年中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先后创办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性质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带有浓厚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化。加强海防力量，建设海军，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其中最有远见的措施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这些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

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首次尝试

恩格斯曾经预言说：“甲午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人口的整个陈旧社会制度也都在瓦解。”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秀才”们开始造反，充当了当时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代言人。康有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船队的旗手、政治运动的领袖。这种“救亡图存”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确实使世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康有为曾经努力试图超越传统的儒家学说的藩篱。但由于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决定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他和同伴们也只能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糅合到一块来宣传他的维新理论，尽力地编织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理想蓝图，包括最激进的谭嗣同和对西方知识了解最多的严复在内。

在政治方面都停止在君主立宪上，也从来没有超越出破坏君权的限度。光绪皇帝虽然接受了维新派变法的请求，但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同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争夺最高领导权，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而绝非要改变封建制度。维新派虽然有所预见。但深感“皇恩浩荡”深入其里而不能自拔。甚至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也充满好感，时刻准备“与狼共舞”。他们旋转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周围，以至于谭嗣同甘愿为变法而流血，到了最后还是落了个茫茫然。更为滑稽的是，随着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康有为却又变成了皇权的卫道者。

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1898年秋，赵三多在山东冠县竖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然后一路北上，攻城掠地，势力发展到京津地区，震惊了中外反动势力。 “扶清灭洋”的口号，具有高度的爱国性质，它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义和团民众致力于“灭洋” ，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有利于争取官兵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和狭隘的眼界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从阶级本质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使这种口号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容易让群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没有把这个任务同反封建、争取民族进步的任务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严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和盲目的排外主义的毒素，因而被清政府控制和利用，最后被清政府出卖。

农民群众的朴素和天真使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目标与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背道而驰的，尽管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拼搏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 ，也仍然得不到清政府的丝毫怜悯 ，甚至当他们迎击当面的敌人的时候，却往往遭到从背后射击过来的子弹。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糊里糊涂地失败。

义和团运动虽然无法阻止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里继续沉沦 ，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教训了列强侵略者 ，使帝国主义列强恐怖地看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

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19世纪末（一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但也有学者认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同时也孕育着伟大的人物。他们不要康、梁跪着的“改良”，他们要进行站着的“革命”，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然后辐射全中国，以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他们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匍匐前进，即使到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也没有放松他们革命的脚步。正是这种坚强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们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一些障碍，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极大地配合了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为“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种单纯依靠“秀才造反”为主的革命，或者是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斗争，或者沉醉于个人的暗杀行动，似乎还不能托起共和国的大厦。他们没有也无意于到农民和工人当中去做艰苦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在“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里根本无视对于早已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因此，也就得不到蕴藏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强大力量的支持和拥护，而格外显得单薄无助，这种看起来很先进的共和国政权也就很自然地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投机下显得摇摆不定而终致于把政权拱手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更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他们非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革命纲领，甚至还幼稚地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同情，一纸《告各友邦书》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列强充满了极其友好的幻想。而最终也正是在这些“友邦友”的“调停”下中华民国只剩下一个空招牌。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社会上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风气：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对鬼神的迷信崇拜，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这三者互相交织，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却仅仅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罗网，整个中国的上空布满了令人窒息的阴霾，整个社会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表现出慌乱不安而又不置可否的悲观情绪。

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震醒了昏睡中的人们，勇敢地站在正义的一边，以坚定的态度作为辛亥革命的辩护人。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向时下的尊孔逆流发起猛烈的冲击，冲破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思想语言枷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经过认真研究，把中国革命的多次失败归结于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毒害。从而果断地提出救亡之道首先要打倒中国的封建而代之以西方的文明。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先生以犀利的笔锋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热情地鼓励新文化的倡导者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这些新文化的倡导者更是激动非常，尤其是李大钊先生为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倾注了高度的热情。他乐观地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由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当时（前期）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使他们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偏向，在彻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又全面地否定了儒家精华的一面，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同时，也没有提出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案。因此也就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缺乏了完全意义上的群众基础。

太平天国运动——《三原》

《三原》的主要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 这三篇文章的中心课题，是要建立一个“ 公平正直之世” 的理想社会，即“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的地上天国。

洪秀全在《三原》里，巧妙地运用宗教语言，通过对正与邪的对立、公与私的对立、神与妖的对立这三对矛盾的阐发，把建立“公平正直之世” 的地上天国的前提、憧憬蓝图、以及战斗目标和手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反清革命思想理论。它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愿望，代表了他们对于理想太平之世的向往和追求。

当然，《三原》所具有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真理性，还是朴素的，并具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概而言之，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它的封建性。在《三原》中，洪秀全宣传了封建主义的“天命观” ，说什么：“贫富天排定” 、“ 富贵在天生死命” ，“ 知命安贫意气扬” ，提倡“ 恕，道以及“ 非礼四勿” 等封建礼仪道德，还受“ 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传统思想影响，将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置于不正之列。这说明，洪秀全长期受儒家思想教育，虽然产生了革命思想，但还没有与封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其二是它的宗教迷信。《三原》反对崇拜邪神，尊崇皇上帝，企图以一神教取代多神教，从根本上说，并未摆脱宗教迷信的羁绊。但是，任何宗教都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反映，它不可能正确地科学地解释社会矛盾，不可能正确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因而，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和精神支柱的理论，也不可能为农民革命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总之，《三原》在思想理论上，既有革命性，也有局限性，这是农民阶级的阶级特点决定的。在当时来说，革命性还是主要的。

洋务运动——“ 师夷制夷” 、“ 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 师夷制夷” 、“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 、 “ 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师夷制夷，可以说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办洋务制洋兵。”师夷制夷，当然不是洋务派的作品，林则徐、魏源早已提出来了。但洋务派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自始至终奉行不悖，把它作为开展洋务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思想。左宗棠在其《海国图志序》中说： ”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 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执以制之也” 。”左宗棠在这里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洋务事业是林、魏思想的继承与实践。左宗棠在其他地方还不止一次地提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在《艺学说贴》中说，“ 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梅上，英‘、法、俄、德又各似船炮互相矜跃，日竟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含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技还以治之不可” 。“ 左宗棠在《覆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中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1809 一1874）。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 “ 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以“ 本”“ 辅” 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 “ 中酉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中学” 、“西学” ，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 对于社会， 对于一个政权， 对于统治者来说， 本来都是“ 用” ， 沈寿康在此以“ 体” “ 用” 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 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 是“ 为华人计” 。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 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 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 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 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 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 由于“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一口号， 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 甚至可以说， 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 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 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 它在中国的大地上， 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 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 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扶清”主要是扶保中国，但绝不是扶持腐败的清政府，对当时的农民阶级，受各种因素制约，不可能把“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区分得很清楚，在义和团告示中曾这样说：“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可见，明显地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扶清”和“灭洋”本质上却是两个彼此矛盾，相互对立的命题，因为“扶清”、“保清”就不能灭洋。自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招致“洋人”横行中国的就是清王朝腐败、对外投降、妥协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还是提出“扶清”呢？可以说是义和团采取的斗争手段，只是迫于斗争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义和团在揭贴中所说的“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明确地表示灭了洋再反大清，而“扶清”只是暂时的现象。

“扶清灭洋”的口号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义和团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的，而是他们在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实践中，自发地顺应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地位的客观现实。虽然农民小生产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还不可能自觉地制定和运用科学的斗争策略，但是他们毕竟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者，因此他们能够从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朴素的斗争手段和策略。因为在以往的反洋教、反侵略斗争中，总有或多或少的官绅、士大夫和一般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斗争，由于教会势力的猖獗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不但平民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就连官绅士大夫亦人人自危，加上农民和地主绅士当中本来就存在着狭隘的排外思想。因此，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旨在得到封建官府和地主绅士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减少封建统治者的阻挠和破坏，“灭洋”是他们的斗争宗旨，“扶清”则是为达到“灭洋”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具有明显的策略性质。

但是，“扶清灭洋”口号也有其严重的消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使群众对清王朝抱有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便利于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不能将这场运动引向正确发展的轨道。在义和团运动中，清朝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采取派一些人到义和团组织里当头子的办法，从而使义和团的组织本身受到很大破坏。这些消极作用主要是农民小生产者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杀这场运动的主流和本质。

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到了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生产方式已开始深入到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中国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也随之兴起，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为维新变法活动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早期维新思想的初步形成应该在19世纪七十年代。它的形成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有密切联系。从国内情况看，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国家封建统治秩序得以重建。从国际环境来看，国家并未遭受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于是封建统治出现了所谓的中兴，国家出现了虚假的繁荣。随着国门日益洞开，先进生产方式的应用，各种新思潮的涌入，国人眼界顿开，而国家举办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使得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洋行买办、旧式矿主等纷纷投资近代企业，于是他们一开始就自然地投入到洋务运动中，而恰恰就是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发现洋务运动的宗旨和措施不能符合他们这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要求，两者经济利益和政治观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改良派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从而也催生了早期维新思想。

在经济思想层面上，维新派思想家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富国养民与殖产兴业始终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也逐渐输入中国。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主张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依据、现实意义与实现途径的思想主张，尽管康的工业化思想并没有实现，但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对股份制这种新型的企业制度亦有所涉及，梁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近代股份制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将股份制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改良相结合，主张法制化、有责任心、提高国民素质、养成企业能力与建立金融辅助机构。谭嗣同要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旧经济制度，批判封建传统经济思想，提出实现中外通商、采用大机器生产、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进步思想，力图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戊戌文化是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与儒家文化相对抗的具有资本主义文化萌芽性质的新文化，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文化，具有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完成传统学术价值与社会政治价值再造、以激进反传统手段来推进中国知识阶层的群体政治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的价值，但它自身也存在种种无法克服的缺憾。全盘西化是一种积聚震撼力与冲击力的近代文化思潮，是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理念，戊戌维新是它形成的第一个阶段，维新派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姿态。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在对近代中国独立、民主与富强目标的追求中，汲取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并集成我国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思想观念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国民党的总纲领与指导思想，并且也是孙中山在世期间国民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说，三民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意义的思想观念。辛亥革命的成功，应主要归于孙中山用三民主义思想凝聚了各派别爱国民主力量。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基点，三民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所谓的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思想内涵是通过革命手段来彻底推翻过去的民族歧视与封建压迫政策，争取汉民族独立，光复汉人的天下。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延续的华夷思想观念，主要体现为以大汉族地位为最高统治，并对其他民族有着鄙视的态度，这其中难免具有传统狭隘的种族歧视主义思想。然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不同阶段才得以发展，由于封建政府的黑暗腐朽，对列强采取了妥协投降态度，已然成为了西方国家的走狗，为西方列强国家入侵中国提供了便利；对内部施行独裁治，对民族持有歧视观念并推行压迫政策，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十分激烈，因此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代表满洲贵族根本利益的清政府。

“民权主义”，指的是推翻曾经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具有“恶劣政治之根本”的旧社会的封建制度，要构建“平等”与“民治”的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要在“民主立宪”的观念基础上规划了相应的政治体制，进而阻碍了封建君主制度的复辟，保证民主共和的顺利建立。这种民权主义思想观念，并不是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民为邦本”，而是孙中山汲取了欧洲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主义观念。孙中山早期的民权思想观念发展轨迹，是从“英雄革命”过渡到“平民革命”，让“国民政府”演变到“联邦共和制”。

对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本人对其阐述是“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而作为关于国人经济问题、物质均等问题方面的经济纲领，他将民生解释为人民生活与谋生之道。孙中山一直将人民的幸福与生活的安定当作毕生奋斗的目标。作为孙中山先生深入探讨革命力量与投身于民主革命实践过程的重要思想结晶，民生主义思想自身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古代文化思想中，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均贫富”等思想，在秦汉文献中有关井田制度的文献记载，以及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等，都为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拓展内容。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期间曾有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而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戊戌变法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只有辛亥革命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相继进入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是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而开始的。可见自1840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才是反帝反封建。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于19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而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应是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开始的。而在此之前，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论从史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之前，农民阶级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此期间根本不存在或很年幼的阶级——资产阶级，决不可能去充当领导阶级。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是人民群众，但却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参加的规模、深度、广度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法相比的。

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标志着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8月孙中山被迫前往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通常认为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新旧民主革命有一个交替时段。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阶级，却起义反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民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落后的小生产者，因此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是，在中国，农民阶级又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所以，虽然农民阶级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却必然以主力军的身份参与革命，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发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了成功的验证。

由于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因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存在矛盾，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这就决定了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这些决定了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又有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这些局限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它所领导的一系列运动都失败了。

在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