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是中国国民党最早的前身，是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了“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但书信最终石沉大海，未得到回复。于是孙中山于秋季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已三月余，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

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在檀香山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标志着兴中会成立。会议选举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然不久，刘祥便退出兴中会），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邓荫南等为值理。入会者填写盟书，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兴中会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的政治集团。

岁杪，孙中山离开檀香山返国，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与趣相投的旧友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措在港、穗建革命组织。2月21日，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宣告成立，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通过了修订的《兴中会章程》。《章程》斥责清王朝昏庸误国，招致严重的民族危机，申述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这个章程更加猛烈的抨击了清政府的腐朽反动统治，深刻指出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社会现状，从而更加明确的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政府，公开揭示了兴中会的反清宗旨。

10月10日总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因泄密失败），为筹划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多次往返港、穗间，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并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在防营、水师和广州附近会党、游勇、绿林里，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同年秋，诸事大体就绪。总会几次集会，先后议决：定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约定起义者臂缠红带。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同时，加紧制备青天白日旗，草拟《讨满檄文》、《安民告示》等。重九前夕，清两广总督谭仲麟得英国当局电报，又有知情者告密，获悉兴中会起事消息，于是出动军队、差弁搜查起义据点，四处缉捕，重九至十一日（26～28日），先后捕去七十余人。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旬日后被惨杀。事泄后次日晚，孙中山逃离广州，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创立兴中会横滨分会。

不久，孙取道檀香山去美国。1896年，杨衢云创立兴中会南非分会。1897年，陈少白创立台湾分会。1899年，他又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年底创刊。是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1900年1月，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别名为“兴汉会”。到1905年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之前已经多次发动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流亡海外。孙中山主动建议两派合作救国。但康有为固执成见，拒而不纳。只有梁启超等少部分康门弟子出面周旋，表示愿意合作。1899年冬，原属改良派的唐才常、林圭从日本回国，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同席为唐、林饯行，谈论合作事，颇为融洽。孙并介绍在汉口的兴中会员容星桥协助唐才常举事。梁则实际含有攘夺兴中会实力的意图。后因双方分歧较大，合作之议遂寝。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高涨。6月，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一行从横滨乘轮南下，船抵香港，在一艘舢板上召开会议，决定郑士良率黄福等赴惠州，发动会党举事；史坚如、邓荫南入广州谋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留港协济饷械。当时，英香港总督卜力阴谋支使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以利于英帝国主义参与分割中国，争霸亚洲。故授意何启怂恿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众协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孙中山虽有所疑虑，但也认为不妨一试。李鸿章则虚与委蛇，还打算以商洽合作为钓饵，诱捕孙中山。六月下旬，李鸿章奉清廷电召北上，所谓“合作”也就烟消云散。

8月底，唐才常组编的自立军被镇压。兴中会联络的湘、鄂一带会党势力因被卷入自立军起事而全部散失。10月，郑士良起义于惠州三洲田，转战半月余，因援绝械缺而败散。11月，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不成，被捕死难。年底，杨衢云被清政府所派刺客杀害。次年夏，郑士良暴病去世。兴中会领导骨干损伤过半，海外各处机构也渐次涣散。因此，孙中山自惠州一役失败后，即有另行组织大的革命联盟的意念。此后，兴中会新建立的组织还有1902年的河内分会和1904年的旧金山分会。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此后，孙中山不仅积极组织武装起义，还领导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

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合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并系统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进程。

孙中山（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呜呼危哉！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章程，胪列如：

一、会名宜正也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二、本旨宜明也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团体起见。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原因皆由众心不一，只图之私，不顾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幸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以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识时贤者，能无责乎？故特联络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庶可挽救。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

三、志向宜定也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400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倘有藉端舞弊，结党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视，皆非本会志向，宜痛绝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员宜得也本会按年公举办理员一次，务择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推1人为总办，1人为帮办，1人为管库，1人为华文文案，1人为洋文文案，10人为董事，以司会中事务。凡举办一事，必齐集会员5人，董事10人，公议妥善，然后施行。

五、交友宜择也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员2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然后由董事带之入会，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亲填名册，并即缴会底银五元，由总会发给惩照持执，以昭信守，是为会友。若各处支会，则由该处会员暂发收条，俟将会底银缴报总会。取到恁照，然后交换。

六、支会宜广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惟不能在一处地方分立两会，无论会友多至几何，皆须合而为一。又凡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友15人方算成会。其成会之初，所有缴底领照各事，必须托附老会，代为转达总会，待总会给照认妥，然后该支会方能与总会互通消息。

七、人才宜集也本会需才孔亟，会友散处四方，自当随时随地，物色贤材。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待将来用人，各会可修书荐至总会，以资臂助。故今日广为搜集，乃为各会之职司也。

八、款项宜筹也本会所理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各会友好义急公，自能惟力是视，集腋

成裘，以助一臂。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英大焉，机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设也各处支会，当设一公所，为会员办公之处，及便各友时到叙谈，讲求兴中良法，讨论当今时事，考究各国政治，各抒己见，互勉进益。不得在此博弈游戏，暨行一切无益之事。其经费由会友按数捐支。

十、变通宜善也以上各款为本会开办之大纲，各处支会自当仿照办理。至于详细节目，各有所宜，各处支会可随地变通，别立规条，务臻妥善。（原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