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广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军民政务。

两广地区（广东、广西）设置总督，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当时两广“浔、梧瑶乱，……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王）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然这一建制在当时尚不稳定，到成化元年（1465年）， 为平“瑶乱”再派韩雍出任两广总督，才成定制。嘉靖后，全国普遍设有节制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的总督和巡抚。总督主理军务，比较固定的有蓟辽保定、宣大山西、陕西三边、两广四总督，而巡抚主民政、兼理军务，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有几个。故而总督、巡抚的辖区、驻地与三司并不一致。在明代督抚始终是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与三司之间名义上仍是中央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地方上日常事务仍由三司管理。

明王朝建立后，各省实行三司分治，布政使司主管民政与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三司互不统属，不能兼任，权归中央，听命于朝廷。

因为两广（广东、广西）瑶民、僮民的“酿乱”，朝廷不得不高度予以重视。《明史·职官志二》云：“永乐二年（1404年），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十九年（1421年），遣郭碹、艾广巡抚广东”，地方文武官员均受节制。

巡抚的设立，实际上打破了三司分治制度，但两广巡抚各有侧重。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邱浚云：“两广同为岭南地，其地势土俗大段不同。广西山岭崎岖，林薄深阻其中，皆瑶、僮窟穴，编民错居其间。广东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犬牙交错，雷州府惟遂溪县，广州府惟连州与之相近，其余皆滨大海，地势平易，无有山林险阻。自洪武、永乐以来，朝廷惟命总兵官镇守广西，而广东一方，惟以备海洋、倭寇为急，未闻有瑶患侵犯也。”

正统至景泰年间（1436-145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两广的瑶民、僮民不堪朝廷官员的盘剥，再度举行大规模的起义。

为了镇压两广的瑶民、僮民起义，朝廷将两广的军事重心移往三江（桂江、浔江、西江）水口的广西梧州。

景泰三年（1452年），广西浔州（今桂平）、梧州的瑶民、僮民再度举行起义，反抗官府压迫。而广东总兵官董兴、广西总兵官武毅因无上司的节制，“推诿不任事”（《明史·王翱传》），造成局势恶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兵部尚书于谦奏请朝廷，以镇守琢州等处署都督佥事陈旺、镇守雁门关署都指挥使翁信取代广东总兵官董兴、广西总兵官武毅，特遣右都御史王翱总督两广军务，主管镇压两广的瑶民、僮民起义，自总兵以下皆听节制。

这是两广设置总督的开端，乃战事的临时建制，府署随着征讨瑶民、僮民起义的战事而移驻。

王翱出任两广总督后，不是对瑶民、僮民的反抗斗争专恃武力镇压，而是“将吏服，推诚抚谕，瑶人向化，部内无事。”（《明史·王翱传》）

成化元年（1465年），韩雍任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

由于当时的广西是平瑶、平僮的前线，两广总督赴任一般要经过广东肇庆，有些两广总督干脆坐镇肇庆指挥，待到局势稍为稳定后，才到广西梧州坐镇。

到了清代，这种地方政治体制变革终告完成，总督作为封疆大吏的地位已经确立，他们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其辖区范围、官品秩位以及归属地方编制都十分明确， 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稳定社会的有力支柱。中央的一切施政方针政策，均需首达总督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总督而收到集权的实效。正如雍正上谕所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谥，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正由于总督关乎一个地区的吏治民生及治乱兴衰，因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于总督人选历来都十分重视，虽说总督选任的途径有三：即皇帝亲擢、廷臣会推及吏部简选，但实际上是以皇帝亲擢为主，后两者亦得皇帝最后拍板，所以对总督的选任权便牢牢地操纵在皇帝手上，这也反映出清代皇权高度强化的历史特点。

明景泰三年，两广始设总督。

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始设梧州。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迁肇庆。

崇祯五年（1632年）迁广州

崇祯九年（1636年）回迁肇庆

清代两广总督的前身为顺治元年所置的广东总督，当时总督驻广州，兼辖广西。

顺治十二年，总督府迁往梧州。

康熙二年，别置广西总督，广东总督移驻廉州。

次年，撤销广西总督，广西政务复归广东总督管辖，广东总督迁驻肇庆。

雍正元年，重设广西总督，次年再次裁撤。

雍正七年，为统一西南军事指挥权，镇压苗族起事，广西政务暂归云贵总督兼辖。

雍正十二年，广西政务仍隶广东总督管辖，更号两广总督。

乾隆十一年，两广总督迁驻广州。

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两广总督兼任广东巡抚。

直到清朝灭亡取消两广总督。

明景泰三年（1452年），广东和广西出现“瑶乱”和海盗，兵部尚书于谦奏请朝廷设置两广总督获准，并将总督府始设于广西梧州。

到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六月，两广总督吴桂芳奏请朝廷，用军令、战报和征调军队较困难为由，将总督府迁往肇庆。

明崇祯五年（1632），两广总督府迁移广州。

清代两广总督的前身为顺治元年所置的广东总督，驻广州，兼辖广西。清顺治十二年，总督府又迁往梧州。

清康熙二年，广东总督移驻廉州。第二年，广西政务重新归广东都督管辖，迁驻肇庆。之后又经过两次反复后，广西政务隶归广东总督管辖，更名为两广总督。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因郁南、广宁和怀集等地瑶族暴动被镇压，惠州和潮州等地的海匪和倭寇被剿灭，于是总督府由肇庆迁往广州。

“藩”是封建王朝分封的地面旧时称属地或属国为藩，而当时把一个省认为是一个藩（电视剧里经常有藩王这么个角儿，也就是当地的主管了）。

“台”就是古代的官署名，封建时期士绅们对高级官员的谀称。

明朝时候的藩台比较厉害，他是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到了清朝就改革了一下，称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官员叫藩台，也叫布政使，相当于二品官，算是大官，其实就是财政厅和民政厅厅长。

最早的时候地方的规划管理里有个“里甲制”，它里面就有规定说，邻近的110户为一里，人们可以推举其中丁粮多的10户为里长户，然后轮流担任里长。这个里长就是地保或这叫地甲“保”，它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一个媒介。再往后的电视里常把这类人当作是政府的爪牙来演，其实他管的事还真是挺多挺繁杂的，乡里八村的事人们都会先通报他。也是官，是村官。

2002年4月27日，在广西省梧州市东正路56号工地上出土一只巨型石龟。石龟长约3.3米，宽1.8米，高1.2米，重11.56吨。据市博物馆专家考证，这只石龟是明代的，背负着的石碑上有明朝两广总督韩雍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所题《建总府记》。如今，这只石龟被放在白鹤观内展示。石龟出土时背负的石碑已毁坏，碑文是按《梧州府志》记载翻刻。全文如下：

成化六年 韩雍

两广百粤地，自秦置郡县以来，蛮夷叛乱，伐不能无，置将分间，不常所治，而总府之名未有。太祖高皇帝疆理天下，设官分职，两广各置都、布、按三司统治之。永乐，广西置镇守内臣，总兵武臣。景泰、天顺间、广东置如广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统制，而两广总府之名未有。自是以后，军务兼用文臣，或总督或提督替理，或兼理巡抚，或不兼，又或专巡抚不加督理，而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圣天子念两广生民，久罹害，累征不能平，乃命将出师，以今太监陈公王宣监督军务，雍替理，来问叛夷之罪，师至广前巡抚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贼平，班师，诏留太监陈公镇守广东，以雍提督两广军务，仍兼巡抚。久之，雍以地广，不克独遍，历上章，得请两广各添置都御史、巡抚，雍专提督。五年春，雍以忧制归，是冬，巡按广东监察御史龚晟，广东按察司佥事陶鲁、林锦交章言于朝，以为两广事不协一，残贼日炽，须复得大臣提督兼巡抚，斯济。上嘉其言，下廷臣议，兵部尚书白公宗玉（白宗玉）集议规划，举雍对，上可之，以太监陈公总镇两广，起复雍进今官，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雍因辞弗获，始就任。未几，复以平江伯陈公锐（陈锐）挂征蛮将军印，克总兵官司镇守两广，同开总府于梧，便宜行事，两广副将以下俱听节制。前广西镇守太监、两广总兵巡抚皆裁去。又以少监黄公沁暨（黄沁暨）署都督佥事。夏，正克副总兵镇守广西，都督佥事冯升克游击将军都指杨广，夏鉴、张寿克恭将分守诸路，而地方大计则悉取于总府皆宸断也。维梧州介科两广之中，水路相通，道里适均，郡山环拱，三江汇流，岭南形胜无比，据总府之基，其山自桂岭南而来，至梧城，中尽而复起，巍然突出，状如磐石，登临远眺，一目千里， 晦千万年而一旦显于今日，岂非天造地设，有所待而然与。洪惟中国家，列圣相承，一以道德仁义为治，今天子缵承丕绪，益迈前烈，数载之间，四征不庭，罔不宾服，大显神漠，命官司开府于兹，合天心，光祖德，超越秦汉以下因循苟之陋，而成万世之良图。自兹以往，出令一而保境同，以我堂堂仁义之师，坐镇于中，四顾蛮夷残孽，向背而抚治之，彼将日益循化理、蛮恶习、相安耕凿，以齐吾民，而凡覆载之间，有生之众，声教所及，将益无远，弗归唐虞三代雍熙太和之治，不于斯见乎！虽然圣天子宠异臣下，而付托至重，其责望回在于此，臣子感激图报，称当何如哉！书曰：能事事乃其有备。诗曰：有业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节用爱人。雍辈皆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题曰总制百粤之堂，后作亭曰：同心，门三楹，左右厢房各五楹，经始于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于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监总兵征予记。太监字德新，镇静有谋，屡立战功。总兵学志坚，韬略家传，卓有将才，皆重一时，而雍得预其间，始开府，抑何幸欤，谨记。

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

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曾国荃（1824-1890）字沅浦，号叔纯，又名子植，湖南双峰县荷叶镇人，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咸丰二年（1852）取优贡生。咸丰六年，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曾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篡《湖南通志》。1875年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 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因善于围城有曾铁桶之称。清朝著名大臣曾国藩的九弟。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1837－1921.9.22），字务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诸生出身。咸丰末年，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同治元年（1862年）春，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诸多赞画，深受倚重。遂由候补县累迁至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

字振轩，1824年（清道光四年）生，安徽合肥人，汉族，廪生出身，清末淮军将领。历任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是地主阶级开明派代表人物，提倡“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两次两广总督

曾因“泄沓因循”而遭人严旨苛责，并为后世学者认为是维新变法的“观望者”。谭钟麟是当时公认的守旧派，曾不遗余力地反对洋务运动。可知在当时洋务最为活跃的广东，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无疑在洋务方面无甚作为，更别提赞成“离经叛道”的维新变法了。梁启超在1896年底回粤探亲，致函汪康年论及广东新政时说：“近日报务日兴，吾道不孤，真强人意。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不能畅行于粤耳。” 一年后，刘学海从广东致函汪康年对谭钟麟之固守表示不满：“所最恨者，我粤通商最早，本习闻西学，奈此邦人士皆持守旧之说，深闭固拒，不少变通。居上者又与西学为仇，莫为提倡，殊可痛也。”而皮锡瑞也在1898年5月从广东友人来信中得知：“文帅双目瞽，两人扶掖，惟痛骂洋务，而洋人要如何便如何”，对此，皮感慨道：“可笑可恨！何苦用此残废人断送两粤也”。可见，谭钟麟之守旧，众所周知。由于谭钟麟有浓厚的忠君保国意识，对洋务维新运动持反对态度，戊戌时多次上疏反对变法，受到慈禧太后宠遇，次年因对慈禧太后租借香港九龙于英国事件不满，不久便以年迈为由告老辞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