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使，官名，俗称藩台、藩司等，清制为从二品。明代洪武初，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撤销行中书省，陆续设布政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清代正式定为督、抚属官，康熙以后，每省设布政使一员，但江苏则设二员。

明朝建立之初，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为地方最高行政组织，设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为地方最高长官。朱元璋为削弱和分割地方的权力，洪武九年（1376）废除行中书省，设布政使司，改参知政事为承宣布政使，设左、右布政使，共同经理全省事务。因而，参知政事“实布政使之所自来也”。

朱元璋在《承宣布政使诰》中对布政使作了最直接、最详细的阐释，对布政使的地位作了定位。朱元璋把布政使看作是“国家磐石”而委以地方重任，因而布政使被视为“古之牧伯”，是朱元璋在地方的代理人，故布政使亦称藩司或方伯。

清初，顺治三年（1646年），罢南直隶旧设之部院，遗侍郎满、汉各一人驻江宁治事。定制，每省设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分省为江苏、安徽，以右布政使徙苏州，左布政使仍驻江宁分治安徽。康熙二年（1663年），陕西分省为陕西、甘肃，右布政使迁巩昌，分治甘肃。

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分省为湖南、湖北，以右布政使徙长沙，分治湖南。康熙六年（1667年），改江南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为西安布政使，右布政使为巩昌布政使（康熙八年改西安布政使为陕西布政使，巩昌布政使为甘肃布政使，迁驻兰州）；湖广左布政使为湖北布政使，右布政使为湖南布政使。并确定，各省布政使去左右系衔，裁一人，每省各设一人。直隶省因近在京畿，初制不设藩、臬二司，以口北守道兼山西布政使衔，总理直隶钱谷诸事，至雍正二年（1724年），改设布政使。又，江宁分省时，以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以左布政使改为安徽布政使，寄驻江宁，后因安徽布政使寄驻不便，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迁驻安庆；江宁一带政务，另设江宁布政使，划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海门、通州六府州之地归其管辖；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府州所属为苏州布政使管辖，由此江苏分置两布政使。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增置布政使一人，驻乌鲁木齐。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省，设台湾布政使一人，驻台北。

《清史稿·选举五·推选》载：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则把清朝官员出身分为：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监生、生员、官学生和吏员八种。以江南布政使为例，元年（1662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整个盛清时期江南布政使除个别官员出身不详之外，进士、举人、荫生、监生为康雍乾时期江南布政使的四大出身，布政使多由此四途出身。四途之中，以科甲出身为重，其中进士出身最多。

布政使系封疆大吏，在清世宗看来：“巡抚者系代朕抚按地方之任，布政使亦系代朕布政于民之职”，二者“事同一体”。所以对布政使的选用，君主常亲自过问，“特旨简放”。乾隆《历代职官表》云：“皇上慎用人才，碑膺重任，两司有阙，俱特旨除授”。如康熙四十年浙江布政使缺，玄烨以“赵申乔人甚敬慎，委以钱粮，断无苟且”而授以浙江布政使。这种选任方式，不但表明君主对藩司的重视，也反映出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当然，君主特旨简放的布政使为数不多。布政使选拔的第二个途径是廷臣会推保举。如雍正元年，胤祯上谕内阁：“湖北布政使员缺，朕熟思数日，不得其人，著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等各保一人，密折封奏”。七年又救“内外大臣荐举可胜督抚藩臬者各一人”。田文镜就曾奉旨推荐“才守兼优，堪任藩司之职者”。当然，这种推荐并非都能得贤者，荐举者误听误信甚至故意徇私推荐的情况即使在清廷推行“得人者赏，误举者连坐”的诛连之法时也时有发生，其实，不论荐举属实与否，任用权仍操之于君主。布政使选任的第三个途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是由吏部开列具题，请旨定夺。布政使之职缺出，既无奉旨特简，又无廷臣推荐时，则由吏部将可任人员开列名单，随题本奏君主，由君主在名单上选定一人授职，此即“外官督抚藩臬以开列”，即使是候补布政使，也令“人文到部，遇到员缺，与应升人员一并开列具题”，而且“列名在应升官之前”。至于有资格开列者，按清之官制，除候补官员外，各省布政使，由各省按察使升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藩司一旦缺出，则例由该省或他省臬台升任。清政府对此规定了严格的计俸限制，即按察使须阅俸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定阅体三年）始准升用，若其任内有未完参处罚体事故或有参罚案件等，则不准开列具题。当然，这都是定例而已，在实际任官中，除了前述奉旨特简、廷臣会推不受此限外，按察使若被举为卓异或有其他特殊成绩，也可能不满俸而开列具题。如于成龙于康熙十七年六月任福建按察使，“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次年九月即被玄烨“允称卓异”，迁闽省布政使；毕沅则因贩灾有功，任臬台不及一年就被提升为布政使。

清政府对布政使的考核，较之前代要严密深入一些。主要有三种方式：君主亲自过问，监察机构的考察及例行评审。君主亲自过问的方法较多。如布政使离京赴任时，要“陛辞”，“恭听圣训”，君主亲自面授机宜，谆谆告诫，秘密指示；布政使抵任后三年，要请旨“陛见”，“以明述职之意”。便于君主随时查看、督促，以备简用；君主还可随时召见布政使以了解情况，乾隆就曾谕：“各省藩臬两司……陆续来京引见”；除面谈外，君主也从侧面了解布政使，如玄烨曾向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等了解布政使牟钦元的居官情况；君主更是通过奏折（包括布政使自呈奏折与督抚等奏折）来了解藩司。君主借助多种渠道，亲自过问各布政使的操守，无疑有利于监督布政使的政务，简用人才。至于监察机构的考察，同样不少，如“监察御史掌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布政使当然属其考察之列。布政使既为督抚属官，督抚也有考核布政使之权，如弘历曾说：“夫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同时，布政使还受其下属官吏的监督，如按察使、布政使衙门内的照磨等。君主有时也特派钦差大臣检查藩台工作，如弘历就曾于乾隆五十六年“令侍郎庆成带同伊壮图前往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四省盘查司库。而例行评审，则是按规定时间对布政使的政绩进行的考核。按清制，内外百官“在外则为太计，在内则为京察”，“以昭黜陟而亦劝惩”（清廷曾一度暂时行考满之法）。每逢大计，“直省文武职则督抚提镇主之”，布政使的政绩也就由督抚作出评估，考语“用才、守、政、年四格，才则或长或平或短，守则或清或平或浊，政则或勤或平或怠，年则或青或中或老。其考试务按人指事，应去应留，明白直书，不得辅叙繁文，徇情毁誉”。然后，督抚将考语一式三份，咨达部院衙门，详核去留。

按清制，布政使历俸二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改为三年，即有升转资格，可升“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巡抚”。实施过程中，计体升转略有例外，而奖惩内容及形式较多。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司之初，定置1员，正二品。洪武十三年（1380年），降为正三品。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设2员，称左右布政使，皆正三品。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升为从二品。明惠帝建文中，又仅置1员，仍称布政使，正二品。明成祖即位（1402年）恢复建文未改前之旧制。

清沿明制而设。清制，设布政使二十人，从二品。计：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宁、苏州、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各一人。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更定的文武百官岁禄标准，成为有明一代文武百官俸禄标准的定制。按照定制，从二品的左右布政使月米48石、岁米576石。

俸禄标准是以米石计之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全支本色米石，而另有繁杂的“俸钞折色”变化。从二品的俸钞折色定例如下：

顺治十三年（1656年）议定的俸禄标准，成为被后来沿用的定制，按照定制，正从二品俸银155两，俸米155斛。

清代雍正初年实行耗羡归公，支发各官养廉银后，养廉银遂成为有清一代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

明代：布政使掌一省之政事。朝廷有德泽政令，他承流宣播下属各司；对僚属的工作考核督促，并向上面直至都察院汇报；府州县官朝觐京师，由其察典；全省之民数田数，由其登记；宗室、官吏、师生、军位的俸禄虞粮，由其供给。布政使并掌管祭祀神祗、灾贩、表扬善民、养老等社会福利之事。他并且视所属各府州县土地人民的丰痛多寡，以定其贡赋及税役；如果遇到大的兴革及重大政务，则向总督、巡抚请示。遇有国庆国哀，他派僚属去京师朝贺或吊祭。若遇天子即位，则左布政使亲往京师。布政使虽不像州官县官那样的直接亲民之官，其职掌也够繁杂的了。

清代：布政使掌一省之行政，总司全省之钱谷出纳，并承宣政令，考核所属州、县。其具体职掌可划分为五项：一、承宣政令。凡朝廷之政务、法令，均由布政使宣达各府、厅、州、县贯彻实施，布政使董率其行。二、管理属官。省内府、州以下各官，由布政使管理，给发俸禄，考核其为官政绩，以报于督抚，上达吏部。三、掌全省财赋。征收赋税，负责财政收支。每十年统计全省户籍、税役、民数、田数等，总汇于户部。四、三年宾兴，提调考试事。五、参议阔省政务，凡诸政务，由督抚率学政、藩司、桌司会议以行。必要时，布政使亦可直接向皇帝具折报告政务。

姚仕昌，号天祐，广东程乡（今梅州市平远县）大柘人，明朝官员，曾任山西左布政使。

林仕选，号衡山，广东程乡（今梅州市平远县）大柘人，明朝官员，曾任河南左布政使。

李卫（1686—1738），字又玠，徐州丰县人。雍正二年（1724年）就任布政使。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石麟，晚号立矣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爱国政治家。在林则徐四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曾五次任“布政使”一职：道光四年（1824年）一月至九月署江苏布政使；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至十一月署陕西布政使，这期间还被擢授江宁布政使，但并未到任；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任湖北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至八月，任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九月至十一月，任江宁布政使。

周大谟，字荆川，明朝贵州黎平府城人。因徐州督粮有功，升为云南布政使。

明代文武官服一般分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和燕服五大类，另外还有少数官员会有幸得到皇帝的特殊赐服。布政使为二品的官服，其公服和常服与其他品阶的官服有明显的区别。

公服：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在朔望朝见、侍班、谢恩、见辞时，以及外放的官员每日清晨上堂时，须穿着公服，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定制，二品官员的公服上织以径三寸的小独科花花纹图样。

常服：官员们参加常朝、日常办公时穿着的官服即常服。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常服形制和公服一样，都是乌纱帽、团领衫及束带。七品文官的袍衫为一尺阔大袖，腰带用素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制，常服在胸背处增加动物纹样，文官二品为锦鸡。这些纹样都设计在方形边框之内，置于团领衫的前胸和后背。文官用飞禽，取其有文采之意。

清代官服中是主要的一种服饰是补服，穿用场所和时间也多。补服，也叫做“补褂”，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形式比袍短又类似褂但比褂要长，其袖端平，对襟，所以或称“外褂”、“外套”。能表示官职差别的补子，即是二块绣有文禽和猛兽的纹饰。根据《大清会典图》规定如下，文二品绣锦鸡。

补服在服饰种类划分中属于礼服，但补服是一个特殊的服装种类，既属于礼服，又属于吉服。它与朝服套穿时属礼服，与吉服袍套穿时属吉服。清代凡朝会祭祀，都要服朝衣补服，凡筵燕（宴）、迎銮及一应嘉礼，俱服蟒袍补服。

（表格参考资料）

（表格参考资料）

明代布政使之下，有参政、参议。洪武九年设司，始有参政。其后在十四年始置参议。参政品级高于参议。参政从三品，参议从四品。因布政使品秩升降，参政、参议亦有变更。参政、参议，亦以左右冠名，但无定员，因事添设。参政、参议佐布政使处理省政，为布政使之贰。此外，仍有分职，即每将参政、参议遣出分守一道，专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除参政、参议外，布政使司还有其他属官，如：经历、都事、照磨、检校、理问、副理问、提案牍、司狱、库大使、库副使、仓大使、仓副使、军器局大使、军器局副使。

清代布政使属官有：经历1人，掌出纳丈移；理问1人，掌勘核刑名；都事1人，掌收发文书；照磨1人，掌照刷卷宗；库大使1人，掌仓藏收入；仓大使1人，掌稽核仓库。所有上述各官员，诸司不必兼备，如何设置，视各司所需而定，因事而定员。

布政使由明初的“守土官之首”逐渐降为清代的督抚属吏，一方面是由于“三司”分权这种地方政治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封建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

清代布政使制虽较前代完备一些，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排除封建官僚体制的瘤疾。所以，它只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它便成了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