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经世致用一词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像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很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清朝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

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作者注）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

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 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

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陶澍、魏源等一批深受王夫之思想影响的湖湘士人，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风气，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这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贯彻。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对近代的影响又不可谓不大，其中以湖南为最，单一湖南，便有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胡耀邦乃至朱镕基于今，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附：明代经世致用的思潮及其特点

颜习斋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倡的程度和方面，各有不同）。

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颙社会改革方案。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潮。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一般特点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宋代兴起的新儒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

这种新学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二）勇于任事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命者说铃庄周

（三）致力创新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

之言潜书》能和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齐名，并非偶然。不袭古人，独立思考，贵在创新的精神，使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家幻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别开生面，取得巨大成就。

（四）注重调查研究。

经世致用学者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刘献庭、顾炎武、顾祖禹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载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名著。地理学家舟车

（五）研究范围广大。

水战、藏冰、鹾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大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正德，正此金木水火土

命者学术水平和动向。

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清初所开创的一代新风的概貌。

二、经世致用思潮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已发展到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清初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接触了这个问题．并认真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明清之际掀起的关于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大讨论，实质是关于明清政治制度的讨论，其核心是关于君权的问题。

唐甄则从人本学君权神授是个致命的打击，对封建的造神愚昧是一种启蒙。顾炎武、王夫之亡天下君主专制一姓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只停留在限制君权的阶段，离提出废除君主制或更进一步提出民主制公议天下有道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思考--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要求限制君权的强烈愿望，同情人民的热烈感情，都是这一时代的先进思想。

（二）土地方案

明末清初，土地高度集中。清初的思想家们大都激烈地反对土地兼并，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看待。他们构想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以反对土地兼并为中心，又涉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可以以黄宗羲、颜元、李塨、王源为代表，来分析经世致用学者的土地思想。

在经世致用学者当中，颜李学派复井田”。他也为“复井田”设计过种种方案，而其实质仍着眼于均田：颜元说：“使予得君，第一义在均田，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 李塨也说：“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 以均田对抗土地兼并，在清初几乎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很多思想家都持有均田的思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颜李学派的重要成员王源，他的土地思想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近似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和主张。王源说：“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强兼并。今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官无大小皆无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禄，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王源的这种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中国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刚好衔接。

（三）教育思想

明末，科举制试官左传

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俊杰

颜元晚年亲自主持漳南书院，以实现他的教育主张。从漳南书院的课程设计，可以看出颜元教育的内容。漳南书院课程设置太公十三经艺能象数现代教育精神的。梁启超

三、经世致用思潮的哲学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哲学思想是各不相同的，呈现出一种异常复杂的现象。

王氏唯心论。李颙观象山、慈湖、白沙、阳明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后取二程、朱子明儒学案》的编写以王阳明为中心，而且很多地方发挥了王学唯物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代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王介甫唯物论。他在哲学上没有系统的建树。王夫之、颜元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皆属唯物论，但其发挥的方面不同：王夫之博大精深。长于理论思维，所以能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推向高峰，理论上的建树特大。而颜元；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 ，理论的思维深度不够。但在哲学上他开辟了向实践接近的新方向，“物物习之”就是这个新方向的概括。李塨、王源与颜元大致相同，所以能组成“北方之强”的颜李学派。

心体两仪井田、学校、封建、郡县、河渠、贡赋庄子》，反对正统理学，“老夫学老庄者也，子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哲学上他仍属唯心论体系。其他如魏禧、刘献庭、顾祖禹，则哲学思想甚少。

从以上就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哲学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们之中，有的是唯物论者，如王夫之、颜元、李塨等。有的是唯心论者。如孙夏峰、唐甄、李颙、陆世仪、傅山等。有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如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等。在唯心论者中，有的倾向陆王，如唐甄等，有的倾向程朱，如陆世仪

第二，他们之中，除少数人，如王夫之、颜元等人外，大多数在哲学上或受程朱影响，或受陆王影响，未跳出程朱陆王的范围。因此哲学上缺少独创性，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在哲学理论思维上贡献有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虽然还未从根本上脱离程朱陆王，但却对程朱陆王理学的空疏、不务实际表示不满，对程朱陆王作了一定程度的矫正，所以他们仍然是一个时代的先进思潮的代表人物。

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中国近代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确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清初经世致用学者们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除具有那个时代的意义之外，现今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对于现今搞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些启发、借鉴作用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但金华学派对朱陆理学的争执却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态度。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①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黄宗羲“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庶民干政”的主张。②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贯串着“均田”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均田”虽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表现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和同情。③教育上，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④哲学上，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

清末，封建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从先秦至清

近代常用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下.属于一种主张，或者价值观.当时的清王朝积贫积弱，外夷入侵，要何去何从有大致两派，一派坚持旧的传统，抵抗便宜好用的洋货，痛恨洋务派经营模式

以下是一些引用：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

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家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

中南大学校训。发布于2006年3月2日。

“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

校训“经世致用”，一是体现了这所学校的文化传承，有湖湘特色，并与孙中山先生早年为湘雅的题词“学成致用”一脉相承。二是有利于引导中南学子把远大理想抱负和锲而不舍努力结合起来，既要志存高远，敢为天下先，又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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