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611年—1671年11月9日），字密之，号曼公，浮山愚者，又号鹿起，别号龙眠愚者，出家后改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人称药地和尚。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枞阳浮山陆庄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

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除了家学，他所授业的老师亦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白瑜，长于词赋经史，崇尚实学。王宣则专攻名物训诂和《河》《洛》之学，治学严谨，是当时治《春秋》的大家。当时王已七十余岁，所著《物理学》对方以智以后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傅海峰则是当时的名医。另外，家中还有藏书丰富，被誉为“两间皆字海，一尽始羲皇”的稽古堂。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时代的方以智受到了浓厚学术氛围的熏陶。由于其祖辈都直接或间接同东林党有关系。他从小也养成了关心时世的习惯。十四岁时，曾徒步到数百里外的考场参加会试，以此来磨炼意志。

成年后，方以智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四处交游，结识学友。在他的学友中有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并阅西洋之书，从他们那里，方以智学习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从而更加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为谏议皇帝选贤用能，革除弊端，实行某些改革，曾写了《拟求贤诏》《拟上求治疏》《拟上求读书见人疏》等，决心以襄扶明朝中兴为己任。他曾在《书鹿十一传后》中表示要“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曾与张溥、陈子龙、吴伟业、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以文章誉望动天下。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的城郊泽园中，成立“泽社”，不仅研究文学，也带上政治色彩。社中有方以智的堂叔方文，妹夫孙临，以及钱秉镫、周岐等人。方以智或赋诗作文，或读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

那时，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崇祯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经方以智劝阻后，又退出江社。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作为“乡先辈”的阮大铖开始对方产生仇隙。

崇祯七年（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天下名士有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侯方域、顾杲、沈昆铜（沈士柱）、陈梁等人。

崇祯十年（1637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这时阮大铖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进城。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来南京应试，未曾在揭贴上署名。但阮大铖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毒更深。

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后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

崇祯十四（1642年）、十六年（1643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郭营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

方以智辗转奔向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权，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方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方法是“宜徒拟赎”。于是不得不改名吴石公，流寓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清顺治二年（1645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铖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清顺治九年（1652年）在广州期间。方以智改名吴石公，后被南海令姚奇胤发现。姚是方的故人和庚辰（1640年）考试的同年，他请方为其儿子姚端的老师。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旧稿。又曾写《锦缠玉》剧本，亲教伶人排唱。这时他写作的诗集取名为《瞻旻》。方到粤不久，其夫人潘氏携第三子方中履经福建来广州团聚。

隆武二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耜的引荐，方以智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后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不得不遁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湘、桂、粤西一带，过着“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生活。当清兵大举南下时，在梧州出家，法名弘智，发愤著述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

永历四年（1650年），清兵入广西桂林，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缁为僧”。方中履随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终于被清兵搜出。清帅马蛟驎反复逼降无效，最后听任方为僧。方以智于是去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

清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方以智偕同施闰章至庐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亲。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的开章即写于到达庐山之时。其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见《通雅》卷三附记）。然而在这一时期终于写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顺治十年（1653年）元旦，方以智回到桐城南郊白鹿湖见到父亲方孔炤。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时，他说：“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往何处），不得涅盘也？”就在这年，他重去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方以智“闭关”于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写哲学著作，自称极丸老人。作为曹洞宗的一个法门弟子，佛教对他有一定影响。

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为粤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十月七日（11月8日），因疽发卒于舟中。

方以智对儒释道三教的批评与会通思想主要集中在他于顺治九年（1652）前后所完成的哲学著作《东西均》中，其与佛教有关之著述，皆收在《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与《青原志略》二书中。《青原志略》 是现存记录方以智驻锡青原时期的思想与活动最为详尽的著作。

在《东西均》一书里，方以智以广博的学识见解广泛地评判儒、释、道三家之学问特征及其优缺点，这是他会通三教的认识基础。 他在《东西均·开章》里即对孔孟、老庄、宋儒理学及佛禅等各宗之学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来指代：“开辟七万七千年而有达巷之大成均，同时有混成均。 后有邹均尊大成；蒙均尊混成，而实以尊大成为天宗也。”

方以智用“尽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来描述世界的状态。方以智积极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提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题，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儒释道各家思想总是尽可能辩证、客观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赞同理学死读书的迂腐做法，也反对心学空谈心性的机巧作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论上神化易学，在核心价值观上对儒学高度认同。

从内容上看，《东西均》和大多数中国哲学作品一样，也是一部关于道德、人生、学业的经世之作。调和儒释道三家伦理价值观，是《东西均》的根本宗旨。《东西均》各篇章所阐释的具体内容，或学术，或伦理，大都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将“举一明三”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心物问题上，面对当时理学和心学之蔽，他重新诠释了“尽心，知性，知天”；在信疑问题上，他提出信其当信，疑其当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在名实问题上，强调要看穿世界的颠倒，不为字面的颠倒所限；在学问全偏问题上，“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在道艺问题上，提出“知道寓于艺者，艺外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另外，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设《生死格》一章，专门阐释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变化而知危微交轮之机”和“不虚生，不浪死”的人生态度。

方以智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例如，在学术分类问题上，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这三种学术中，他讲得比较多的是通几与质测。他说：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

可见，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在中国，这种分类是方以智的独创。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更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 “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物理小识》卷一）

显然，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要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

“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物理小识》卷一）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对于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是领先于同时代人的。

在生物医学方面，方以智也有诸多值得一提之处。他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记述有大量动植物的生态学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识。他引述了传教士“脑主思维”之说，介绍了他们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认为中西之学各有所长，尝言西医“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故引用汤若望之《主制群征》中西医之解剖学，介绍于国人，但剔除了传教士所说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之类的内容。他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种医学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传世不多，我们难以窥其全貌。方以智可视为我国早期汇通思想医家之一，于我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认为事物都是“相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方以智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姿抱畅达，早以文章誉望动天下。（《方以智传》）

清代学者朱彝尊：纷纶五经，融会百氏。

马其昶：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占毕称，岂其志哉。

《清史稿》本传：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

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一百余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前者是综合性的名词汇编书，后者是一部笔记，他的科学见解主要集中在这部书中。他的后期代表作是《药地炮庄》和《东西均》，均为哲学著作，书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他的著作中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余》《一贯问答》《切韵源流》《流寓草》《周易图象几表》《性故》《学易纲宗》《诸子燔痏》《四韵定本》《内经经络》《医学会通》等。现存共二十余种。

亲属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人（今属安徽桐城市），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是桐城地区这一时期主要的世族。

（以上参考资料）

朋友

方以智的学友中有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受他们的影响，他阅读了不少西洋之书，从而学习和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

1972年当代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认为方以智行至惶恐滩头，想起前朝文天祥事迹，自沉于江西万安惶恐滩江殉国。

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以智，崇祯庚辰进士，授检讨。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髁骨见，不屈。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市中。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

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其闭关高座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方以智逝世后，共有三座墓：江西青原山为衣钵墓；浮山华严寺后为爪发塔；浮山北麓“金牛架轭”地为肉身墓。墓地坐南朝北，依山傍水，由墓冢、祭坛、拜台三部分构成，占地二百一十平方米。墓冢以花岗石相围，墓碑竖于《生事略碑》后，碑上因方氏子孙尊先生反清之志，未署清帝年号。左侧为潘氏夫人之墓。方以智墓冢前为石砌祭坛，并立有近人书刻《方密之先生事略碑》，西边配石刻对联：“博学清操重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以下依次建拜台三道，迎出山脚。拜台前均有白石栏杆。其第一道拜台有石狮一对，分立左右。台下右侧立大理石标志碑一块。方以智墓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