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一字子微，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诗人。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嗣昌出生于明朝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他是三代单传之独子，父亲是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武陵杨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间因诖误而发配武陵充军，后代逐渐崇尚文学，追逐功名。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殿试中以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获赐同进士出身，开启了从政生涯。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此时，大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到天启五年（1625年），其父杨鹤亦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当时，后金侵犯明朝，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

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不久后，魏忠贤被扳倒，杨鹤、杨嗣昌父子亦先后被起用。崇祯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赞叹杨嗣昌的才能。崇祯元年（1628年），杨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九月十九日陛辞，翌年冬调任霸州兵备道。崇祯四年（1631年）初，迁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此时，他的父亲杨鹤因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招抚农民军首领神一魁失败，被下狱论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改戍江西袁州，亦没有让杨嗣昌辞职，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杨嗣昌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他在任内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

崇祯七年（1634年）九月，杨嗣昌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赴任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并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多所规划，给崇祯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不久后，杨鹤去世于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

这时，关外满清入塞大掠，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遂于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夺情，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他便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同月二十七日觐见崇祯帝，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中心。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点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总督洪承畴和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六省总理。

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围剿农民军有了很大进展，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意见，相信了农民军的投降。结果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但张献忠却是假招安，最终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时的闯将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穷追不舍下势力锐减，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走到尽头。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同年五月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其实他是借此影射他对清议和的主张，正如谈迁所说：“星历之学非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专为建虏而发，力主封赏。”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帝对他更加信任，于当年六月提拔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故人称“杨阁部”。

其实，杨嗣昌已经在秘密启动议和行动。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盲人卦师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口风，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崇祯帝默许。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高起潜的书信，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杨嗣昌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清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杨嗣昌不依不挠，继续上疏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并将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黄道周大谈纲常伦理，指责夺情起复又擅自议和的杨嗣昌忠孝两亏，杨嗣昌则紧抓黄道周曾为“杖母烝妾”的郑鄤辩护一事，说黄道周自称“不如郑鄤”，就是连禽兽都不如。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未对和谈表示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由于明廷内部政见分歧，杨嗣昌、高起潜未能与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昇良好配合，导致卢象昇战死于巨鹿贾庄，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万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枢），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方才扬长而去。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被弹劾，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戊寅之变使局势急转直下。不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没过一个月就传来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招安失败，他显然难脱干系；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崇祯帝顺水推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经过一番准备后，杨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辞，当日平台饯行时，崇祯帝赠诗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杨嗣昌听罢，边哭边拜，随后离开京师，踏上不归之路。

杨嗣昌在十月一日抵达湖广襄阳行营，随后便积极展开部署，以围剿张献忠。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在川东夔州府太平县（今四川万源）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杨嗣昌报捷战果“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张献忠的妻妾高氏等和军师潘独鳌都被俘虏，押往襄阳。崇祯帝闻讯大喜，不仅加封左良玉为太子少保，还亲笔慰谕杨嗣昌。

但是，杨嗣昌没能处理好诸将关系，起初保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后来觉得左良玉难以控制，而陕西将领贺人龙骁勇善战，于是向兵部尚书陈新甲提议以贺人龙代替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待此议得到崇祯帝批准后，杨嗣昌又反悔，担心引起左良玉不满，而且贺人龙的兵力与战绩都无法与左良玉相比，难以取而代之，再次上疏请求崇祯帝收回成命，仍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贺人龙则以总兵衔行事。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两面不讨好，导致左良玉和贺人龙两员骁将都不肯听命。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也对他阳奉阴违，杨嗣昌事先已经传达崇祯帝圣旨，令郑崇俭及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留蜀协剿。郑崇俭写信给杨嗣昌，称他率陕西兵与左良玉麾下的张应元、汪云凤在太平县境内搜剿，“持银买米三月不得升合”，以此为借口，按兵不动。后来郑崇俭在川北太平县称病，杨嗣昌调他会师大宁（今重庆巫溪），郑崇俭不应，反而由太平退回陕西境内，贺人龙、李国奇也以“兵瘦马缺、弓矢皆乏”为由跟随郑崇俭而去。杨嗣昌多次写信催促，毫无效果。由于川军既不能拒击又不能守险，客兵又三心二意，不愿入川围剿，这就给张献忠以可乘之机。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他与罗汝才会合，在夔州府大昌县土地岭击溃张应元、汪云凤所部明军，使“剿局”再度恶化。九月初一日，杨嗣昌檄问四川巡抚邵捷春：“用何兵防守何兵出战？兵若不足从何处征调？守兵有何补充？”邵捷春似乎全然不知。在大兵压境之际，邵捷春借口大昌的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水浅地平难以坚守，退守水寨观音岩作为第一道防线，令部将邵仲光（一作先仲）守卫，而在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等处，各分兵三四百人守卫。杨嗣昌的监军万元吉以兵力分散为忧，建议收缩防线，邵捷春不听。九月初九日，张献忠率军至渡口，轻取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进袭观音岩，守隘将领邵仲光逃跑，张献忠从观音岩、三黄岭等处突破大昌防线。杨嗣昌赶到巫山，以尚方剑处斩邵仲光。张献忠、罗汝才越过大昌，西抵开县、达州，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帝接到杨嗣昌的报告，立即下旨逮捕邵捷春。十一月，杨嗣昌亲自来到重庆主持围剿。万元吉深知左良玉、贺人龙与杨嗣昌有隙，互相掣肘，主张稳扎稳打，对杨嗣昌说：“军心不一，未可以战，应当令前军跟踪，后军为继，中军从间道扼归路。”杨嗣昌不以为然，反对分军示弱。继续采用以前的尾随紧迫战术，疲于奔命，驰逐于山谷风雪之中。张献忠曾作顺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又在开县黄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趋襄阳。与此同时，一直被围困在奉节鱼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围转进河南，并攻陷了洛阳，处死皇叔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日夜，杨嗣昌一直认为安全的行营襄阳为张献忠所奇袭，襄王朱翊铭被杀，据说张献忠在处死朱翊铭前还对他说：“吾欲斩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川，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当时，杨嗣昌已须发皆白，罹患重病，他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八日就向皇帝感叹：“此身之忧劳病瘁，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不敢言矣！更兼襄库饷无半文，督臣移咨可骇，臣愈增忧愤，不知死所。”杨嗣昌为追击出川的张献忠而向湖广行军的途中，陆续接到洛阳、襄阳相继失守及二王被杀的消息，深感无颜面对皇帝，彻底崩溃。他从此不进饮食，走到荆州沙市徐家园时便卧床不起，一切事务交给监军万元吉处理，并通知家属来荆州见他最后一面。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沙市。关于他的死因，有记载他是自缢或服毒而死，但都是传闻之词，其实是因为洛阳、襄阳失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使本已重病在身的杨嗣昌惊忧交加而死。

杨嗣昌去世后，崇祯帝亲撰祭文，追赠太子太傅，并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虽然他也下令追究杨嗣昌使二藩沦陷的责任，但最终以“议功”之例免罪。针对攻击杨嗣昌的上疏，崇祯帝也一概留中。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布：“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加排斥，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这一遭。”杨嗣昌以辅臣之礼葬于龙阳县，两年后张献忠破武陵，扒开杨嗣昌的坟墓并烧其灵柩，后来其子孙移葬其于桃源县金厂溪月宏山下。

针对愈演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杨嗣昌夺情起复兵部尚书后，就于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向崇祯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杨嗣昌将农民军重点活跃的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作为“四正”，这四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将“四正”周边的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隅”，这六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防为主，以剿为辅。“四正六隅”合为“十面网”，如果农民军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各巡抚张网六面合围；以此类推，农民军出现在“四正”任一地区，都会有六个巡抚张网以围困之，而总督和总理则负责剿杀。这是杨嗣昌抓住农民军流动作战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围堵战略。

杨嗣昌鉴于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夏秋两季，冬春两季天寒地冻不便流动，所以他选择今冬明春（十二月、正月、二月）三个月作为围剿之期，把主战场摆在河南、陕西两省，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决不能让盘踞在陕西的闯将（李自成）、过天星（惠登相）等部进入河南，也不能让河南、湖广等处的各部与之会合。为此，严令陕西巡抚阻断于商南、雒南，郧阳抚治阻断于郧阳、襄阳，湖广巡抚阻断于德安、黄州，安庆巡抚阻断于英山、六安，凤阳巡抚阻断于颍州、毫州，应天巡抚堵于潜山、太湖，江西巡抚堵于黄梅、广济，山东巡抚堵于徐州、宿州，山西巡抚横截于陕州、灵宝，保定巡抚飞渡延津一带。然后总理熊文灿率边兵，监军太监刘元斌率禁军，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部，同心并力，合剿中原，摆出不尽不休的架势。倘闯将、过天星等部越潼关东出，则总督洪承畴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追踪东出，务求合歼于中原。对于这样的布置，杨嗣昌显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为了实现一举荡平的美梦，杨嗣昌建议增兵十二万，具体方案是：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显陵官兵五千，各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三万，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作为追剿起义军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一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兵增加了，饷自然也得随着增加。按杨嗣昌计算，十二万官兵中步兵七万四千名，每名每天发给饷银五分，一年共需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干两；马兵三万六干名，每名每天支饷银、草料银一钱，一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两项合计共需银二百六十二万八干两。后来经过户部尚书程国祥计算，这个饷额只够供十一万名兵员之用，还需增加一万名官兵的饷银十八万两，总计筹饷二百八十万八千两。杨嗣昌建议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主要来源是按田亩加派。在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据卢象升的建议，凡缴纳地亩粮税在五两以上的加征若干。这种方法称之为因粮，其特点是由纳税粮多的地主承担加派。杨嗣昌反对这种“分别贫富”的“因粮输饷”，主张不再区分税粮多少，按田亩一体加征。他说：“因粮输饷，前此卢象升奏行一年，不能应手。良由宦室富民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徭，如今欲分贫富，其事甚难，只分得个巧拙而已。”崇祯帝同意杨嗣昌的建议，一律按亩均输。这就是许多史籍上语焉不详的“改因粮为均输”的内容，下诏加征剿饷。后来又加征练饷，与之前就加征的辽饷正式形成“三饷加派”。

虽然杨嗣昌未能完成“三月灭贼”的许诺，但在之后一年中确实起效，张献忠走投无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仅剩十八骑，其他各支农民军也相继表示投降，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一度有回光返照之象。但杨嗣昌与满清和谈的计划流产，导致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清兵入塞，崇祯帝急忙把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等调入京师勤王，杨嗣昌非常反对，力争：“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崇祯帝为解燃眉之急，拒不接纳。随着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再举反旗，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计划宣告破产。

《明史》称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他在常德居住时间比较长，与来游的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文学家钟惺等人，有诗文酬答。他谙悉先朝故事，工笔札，诗文奇辟，其文学作品主要创作于崇祯以前。其文学的贡献是：刊有《杨文弱集》、《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诗文集。其诗文的特点是：主要为寄情山水之作，记述家乡美景，文字间流露出豪放的热情。因此他被称为“被遗忘的文学家”。

杨嗣昌在常德历史上也有一定影响。他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奏请修缮常德府城，“三年而完工，撤旧易新，极其壮固”，至今常德仍有杨阁老“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的传说。他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实地考证了桃源境内沅江的各个风景点，为深度开发桃花源做出了贡献。

明末阁臣黄景昉：杨公嗣昌、马公士英负重寄，覆餗偾辕，为两朝罪臣之首。稽为督抚时，亦颇可观，或用之违其才乎？骥仅可数百里，强责之追风蹑电之奇，则有中道疲毙已矣。求如翟銮、杨一清其人者，已难再得。

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胎于杨（鹤），亦烈于杨（嗣昌），前则恇怯图苟安，春寇是也；后则增饷敛怨，因而长乱，养寇在一方，长乱满中原矣。按鹤免死谢表有云：“臣既负国，臣子不胜任，恐无以匡王。”嗟！杨家父子自显世谱哉！虽然，鹤与嗣昌生不凡，是奇误也。夫既误，虽奇亦庸。庸而误，误小；以奇而误于庸，误大。

明末官员杨士聪：嗣昌武陵人也……嗣昌之误君误国，凭宠蔑亲，当亦不愧盘瓠（传说中武陵蛮的祖先）之种与！

明末官员李清：崇祯时，误国辅臣皆指周延儒、温体仁，误国枢臣皆指杨嗣昌、陈新甲。然历数前后辅枢，其智睿优长，又推四人最。盖将相乏才，故众口所诋，犹居然冠军，此国事所以不支也。

明末清初文学家吴伟业：呜呼！嗣昌一生心力不专用于办贼，迹其议论奏疏，亦可谓之能臣，而机变有余，忠诚不足，国事偾而身亦从之。《小雅·节南山》之诗曰：“不惩其心，覆怨其正。”此秉国成者所当引以为戒也。

明遗民彭士望：吾少从党人，大言诸楚相。谓其忍夺情，虚功糜国饷。乱后逢闯徒，访以当时状。始悉武陵才，谋猷颇能壮。谓更一二载，贼军尽摧丧。后复逢楚友，乡评益公谅。谓献挟往仇，取尸弃江涨。绯衣浮不沉，月余还旧葬。自惭逐吠声，发声何偏宕！隆、万相江陵，国威甫遐畅。只以峻狭故，万目相排挡。吾党三折肱，今更以身谤。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赫怒我先帝，亲遣元臣行。北落开和门，三台动光芒。一旦陨大命，藩后残荆襄。遂令三楚间，哀哉久战场。

明末清初文人戴笠：嗣昌之在部阁，能督励文武，不受行间之掩饰，胜于（张）凤翼、（温）体仁百倍，然非亲将之才也。文臣为将，须如王伯安者而后可，身先诸将，驱逐营阵，乃有臂指相使之用，嗣昌不能；伍文定陷阵稍迟，则命斩以军法，亟进乃已，嗣昌不能；杂用诸生、佐贰、义民、降人，而不立游击、把总之名以除去故习，嗣昌不能；分授将领以兵卒，临时调遣配合，故无兵多而倔强者，嗣昌不能；分置队伍，合古阵法，嗣昌不能。此而不能，于其兵也疏矣。

明遗民彭孙贻：兵兴以来，辽饷、练饷计亩日增，民蹙蹙靡所骋，嗣昌复进均输之说，以重困吾民，是以胥天下而驱为盗也……嗣昌险夫哉，一言而亡国！

明遗民王世德：杨嗣昌实心任事，廷臣所少，而才又足以济之。使廷臣不以门户掣肘，俾得专心办贼，未必无成。顾攻者纷纷，遂使愤郁忧危，方寸扰乱，以抵败亡。无拳无勇，职为乱阶，俱诸臣之谓乎？……至于杨嗣昌，亦与（温体仁）同类并讥，则门户之论，斯民三代，何可诬也？唯用熊文灿以误国，则嗣昌之罪，无所逭也。

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而杨嗣昌者，白面书生，不娴将略。寇氛剽锐，即非郗昙之移疾；大藩蹂躏，便同孟昶之仰药。虽复引义自裁，亦云无愧，而应元、士杰，尚昧发踪；如虎、人龙，终乖驾驭。譬之次律（房琯）陈涛之败，中军（刘秉）石头之衄，为法受恶，亦所不得辞也。

明遗民邹漪：世之议武陵者，指摘几无完肤，予心以为太过。及读其中枢奏议，又未尝不服其才、亮其心也。……夫元和讨贼，全倚裴度；建兴恢复，独任武侯。武陵受帝知遇，亦欲为国宣劳。独是荐熊文灿为首功，绌洪承畴为首罪，功罪混淆，人心不服。而开县之败，由不用万元吉之言，此则有难为武陵解者。然予友李翰林长祥推许不啻口出，而杜贡士浚亦言其才可用，岂阿私所好乎？至以加饷殃民为武陵罪，则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前督师卢象昇早已建议请行矣，世之君子未尝设身处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为定论也。宜乎思陵有云：功虽未成，志亦可悯。武陵亦可瞑目于九原矣。

清中叶文学家邓显鹤：公才识明练，博涉经史，多识先朝掌故，夺情孤立，授命于疆事既坏之际，二三年暴露行间，转战数千里。事之不济，以死继之，亦可谓蹇蹇匪躬者矣。徒以不附东林，而一时同乡诸人首腾谤书，天下乃哆然和之。虽以其子长苍、仲丹之贤孝，亦无解于悠悠之口，悲夫！

民国小说家蔡东藩：至若温体仁、杨嗣昌之得邀宠任，并及中官之滥用监军，贤奸倒置，是非不明，我更不欲责矣。

史学家顾诚称杨嗣昌的死亡为“结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在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中将杨嗣昌塑造为一个类似秦桧的人物：精明狡猾的政客，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对外妥协的投降派。

当代历史学家晁中辰：杨嗣昌是一个得到崇祯皇帝高度信任的人物。他的死标志着明王朝围剿农民军的失败。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明王朝的悲剧。从此以后，直到明亡，没有一个将领有过杨嗣昌那样的权势，更没有人得到过像杨嗣昌那样的信任。

当代历史学家樊树志：思宗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

当代历史写手当年明月：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明朝尚未显示乱象，时任户部郎中的杨嗣昌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后世史学家计六奇感叹道：“百姓自己作贼六字，十年来不幸而中！”

崇祯四年（1631年），杨嗣昌之父杨鹤出任三边总督，负责招抚流寇，流寇领袖神一魁降而复叛，崇祯帝对此怒不可遏，于当年九月二十三日下令将杨鹤逮捕入京。时在山海关任职的杨嗣昌在三天后接到邸报，立即向崇祯帝上疏请求代父承罪，意欲皇上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这点上，从轻发落，崇祯帝不允。不久，杨鹤遣戍江西袁州。三年后，崇祯帝提升杨嗣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上疏推辞：“臣父鹤总督陕西三边，今蒙谪戍袁州。臣父以总督蒙遣，子何忍拜此官？”委婉地请求皇上看在儿子面上宽赦父亲之罪。崇祯帝在答复杨嗣昌时，嘉奖他边略熟娴，足堪胜任三镇总督，不准推辞；对于宽赦杨鹤之事，根本不予理睬。崇祯八年（1632年）十月，杨鹤死于戍所袁州。家人将噩耗奔报在宣府的杨嗣昌，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待中军官抢救一番之后方才苏醒，但始终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复后，杨嗣昌上疏皇上，为亡父请恤复官，否则不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崇祯帝大概考虑到杨嗣昌地位重要，终于松口：“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不许请恤。”经过杨嗣昌锲而不舍地请愿，总算为父亲部分恢复了名誉。

杨嗣昌博览群书，尤精占象，尝夜坐里中，见白气直犯翼轸，说：“贼氛将及吾郡，宜急修城。”于是奏请捐金，建筑新城，高敞完固，不劳民力。

杨嗣昌入川督师之时，常拿出《法华经》（实为《华严经》）当作法宝，说它可以“诅蝗已旱”，令地方官如法炮制，还将此举上报朝廷。有人听了哀叹道：“文弱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堪？”后来周延儒在清兵入塞时奉旨督师，也学习杨嗣昌的方法，召集僧侣念《法华经》。

杨嗣昌为悬赏张献忠，填《西江月》一首，内容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并贴出告示说：“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封侯。”张献忠看到后，笑着对他的部下说：“有获杨嗣昌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死后某日，崇祯帝梦见杨嗣昌穿着官服来见他，控诉言官议论不公。崇祯帝说：“昨见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一疏，持论稍平。”杨嗣昌说：“也不见得。”崇祯帝醒了后，觉得此梦不寻常，便下令给杨嗣昌谕祭一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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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后争议极大，这不仅是由于他在处理国家大事上的做法，还因为他与大儒黄道周、忠臣卢象昇等的恩怨。他死后虽然崇祯帝不予追究，但士大夫普遍唾骂，可谓谤满天下，多将他与温体仁相提并论，儒臣刘宗周更是在南明弘光朝要求“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以谢九庙之灵”。

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作《孤儿吁天录》、杨山梓作《辨谤录》，以澄清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攻击杨嗣昌的传言。杨嗣昌玄孙杨超曾入仕清朝，他看到《明史》史官以否定基调为其父所作的传记后也上书辩诬。这些辩诬活动使杨嗣昌形象有所改观，越来越多的人对杨嗣昌抱理解性的同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占垄断地位，作为农民起义军对立面的杨嗣昌自然受否定评价。改革开放后，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对杨嗣昌的正面评价逐渐增多，非但其忠心和才干得到重视，也肯定了他的文学才能和对家乡常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