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25年—220年），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传八世共十四帝，享国一百九十五年，与西汉统称两汉。

刘秀是汉室后裔，延续“汉”的国号，定都洛阳，由于都城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之东，因此时人称洛阳为“东京”，并以“东京”代称东汉，故后世称之为东汉。又西汉在前东汉在后，又称后汉。而季汉(蜀汉)政权对东汉的称谓是“中汉”，意为“汉之中世”。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先后颁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的理想化与盲目崇古。终适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且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亲刘钦曾任济阳县（今河南兰考）、南顿县县令。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长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王莽地皇四年（23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一举摧垮新莽大军，标志着新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同年绿林军攻破许昌，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覆灭。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乃破王郎，河北之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使他在河北站稳了脚。此后，刘秀拒听更始政权的号令。同年秋，又迫降和收编了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逐渐自立。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汉朝后裔刘盆子为帝，史称建世帝。同月二十二己未日（25年8月5日），刘秀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南千秋亭五成陌（今河北十五里铺）即位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汉世祖光武帝，改元建武。时关西号为铜马帝。

刘秀定都洛阳后，把南阳设为陪都，并开始东汉统一战争，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割据陇右称王的隗嚣与盘据西蜀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自此，历经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刘秀鉴于西汉末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提高中央权威。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功臣勋贵虽封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刘秀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刘秀对其他大臣更为警惕，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建武二年（26年），刘秀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刘秀还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东汉时期，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光武帝死后，汉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据伊吾。因此西域各国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复置西域都护府，遂“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然而不久焉耆、龟兹复叛攻陷西域都护府，汉章帝即位后，不欲因西域疲敝中国而罢遣都护。

永平十二年（69年），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哀牢国，举国内附东汉，汉明帝以其地设永昌郡。哀牢之地，东起哀牢山，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内附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地区的统治范围。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章帝末年人口已达4300多万。

明章二帝在位时期，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号称“明章之治”。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

汉章帝驾崩后，汉和帝刘肈继位，其养母章德窦皇后成为太后，临朝称制，尊崇母亲沘阳公主，重用兄弟窦宪等人，致使窦氏专权。同时兼用闺蜜邓夫人与外曾祖母郭圣通的族人。

永元四年（92年）窦太后的闺蜜邓夫人与宠臣郭举共同图谋杀害汉和帝，汉和帝联合大臣丁鸿等人发动政变，扫灭窦氏及其党羽，亲政后励精图治，劳谦有终，讨灭匈奴，击败贵霜帝国，征服西域五十余国，使西亚国家条支、安息以及远在京师洛阳四万里外的海滨国家皆遣使朝贡；继而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地中海东岸而返，于是远国蒙奇（马其顿）、兜勒（推罗）皆来归服，实现了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又册封鲜卑大都护，设立西海郡将青海湖纳入版图，于是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颂“冠斯往代，奄有万国”，史称“永元之隆”。

元兴元年（105年）东汉垦田数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5325万人。

汉和帝去世后，和熹皇后邓绥成为皇太后，先后策立汉殇帝、汉安帝，并以女君之名亲政长达16年，“称制终身，号令自出；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当时天灾严重，四夷外侵，盗贼内起。邓太后每闻人饥，就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厄；对外则重新征服乌桓、鲜卑、南匈奴，剿灭海盗，并将九真郡外的夜郎蛮夷纳入版图，扩张领土1840里，使得天下复平，丰年如故，时人颂曰“兴灭国，继绝世”，苏辙称之为“和熹盛东汉”。

邓绥还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如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纸墨，为蔡伦改进造纸术提供物质条件；又以公车特征张衡入朝，研制浑天仪、地动仪等仪器；元初六年（119年）邓绥创办了史上最早的男女同校学堂，这种大胆之举是史无前例的。思想上，她反对鬼神迷信，罢除一切滥设的祠堂，指出“鬼神难徵，淫祀无福”，这些破除迷信的举措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文化上，邓绥命许慎等人到东观矫正文字，推动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问世。经济上，她推行工资改革，实行“半钱半谷”制，发工资时可以发现金，改变了以往俸禄只发粮食的状况，推动了货币流通；同时将北方灾民迁往江南地区安置，推动了江南的开发。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去世，汉安帝开始亲政。亲政期间戮辱贤臣，奸佞乱党登上政治舞台，导致东汉呈现衰败征兆。汉安帝又放任乳母王圣专权，其女伯荣恃宠而骄，僭用天子仪礼，时人谓之“伯荣之威，重于陛下”；中常侍樊丰勾结安帝乳母王圣，合谋废黜太子刘保，排挤陷害太尉杨震，于是“天下纷然，怨声满道。”

汉安帝死后，其皇后阎姬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拥立北乡侯刘懿为帝，翦除耿氏外戚势力，并将汉安帝重用的宦官樊丰、周广下狱处死，同时将汉安帝的乳母王圣母女流放至雁门，继而提拔重用阎家人，致使阎氏外戚专权。

北乡侯刘懿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刘保的乳母宋娥联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诛杀了依附阎氏外戚的宦官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为帝，史称“汉顺帝”，阎氏外戚皆伏诛。

汉顺帝即位后纲纪四方，严惩宦官及其党羽，孙程等宦官十九侯以及多个中常侍均遭贬黜或处死，于是天下欣然，获得大治。

阳嘉元年（132年），汉顺帝采纳左雄的建议，推行“阳嘉新制”，对察举制进行改革，限制察举年龄、引入考试机制、进一步明确人才标准，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预示了选官制度的发展趋势。阳嘉新制已接近科举制的门槛，虽在察举制的庭园之内，但也走到了察举制的尽头，标志着察举制达到顶点，经魏晋南北朝发展而积累到了隋唐就演变成了科举制度。

汉顺帝虽由宦官迎立，但其限制宦官，打击外戚，其世被称为“东汉中兴之时”。

顺帝朝几有中兴气象，彼时士人踊跃，欲救国难，纷纷上疏言政，士人关于再造地方吏治的建议多被采纳。如彼时地方长吏、二千石官员收取百姓谪罚者赎罪金，号为“义钱”，托名赈济穷人，实则沦为守令敛财的工具。虞诩上书顺帝，议复永平、章和之政，其疏云：“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顺帝采纳其议，切责州郡，直接废除了谪罚输赎之制。故将顺帝推行的改革视作这一时段士人重建吏治的典型，可谓得宜。

建康元年（144年），汉顺帝驾崩，其皇后梁妠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先后拥立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汉桓帝刘志，三度临朝听政。梁太后夙夜勤劳，仰仗贤能，委任太尉李固，将宦官一律驱逐，于是“天下咸望遂平”。同时提拔忠良，崇尚节俭，诛杀贪官污吏，调兵遣将，将内外盗寇统统消灭，于是“海内肃然，宗庙安宁”。

然而梁妠不能约束外戚，其兄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因童言无忌而被毒杀，之后汉桓帝即位。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以梁冀为首的外戚集团。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五个宦官封侯，史称“五侯”，自是宦党干政。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反对宦官。汉桓帝采纳韩演建议，将专权的宦官五侯全部贬黜。但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仍很激烈，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桓帝驾崩后，窦妙成为太后，迎立汉灵帝刘宏，从而临朝听政，委任贤臣陈蕃与窦武，勠力同心，辅佐王室，广征天下名贤列于朝廷，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同时任用大量女尚书参与政事，出宣诏命；又诛杀专权的宦官苏康、管霸，于是“天地清明，人鬼欢喜”。然而窦妙后又放纵宦官，出现了诸女尚书与宦官“并乱天下”的局面。陈蕃便与窦武密谋杀尽宦官，然而事泄被诛，窦太后也被迁往南宫。

汉灵帝亲政后，诛杀了专权的宦官侯览、王甫，刻印“熹平石经”，为儒经提供定型文本，推动印刷术的雏形“拓印”问世；又创办世界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鸿都门学”，推动文学艺术发展，开辟了世界教育史的新纪元。科技上，引进“胡床”（凳子），改变了汉人跪坐习惯；又任用毕岚发明引水洒路装置“渴乌”，降低了道路扬尘率。

但汉灵帝听信宦官谗言，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才被解除。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的祸根。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志于铲除宦官势力，但何太后反对，士大夫领袖袁绍提出建议，让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的建议。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何进。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到，张让自杀身亡。董卓率军抵达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导致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原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但关东军内讧、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初平元年（190年）又起董卓之乱，自此朝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实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董卓之乱结束。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东汉朝廷再度失控。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到洛阳，但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则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220年，曹丕篡汉，定都洛阳，改国号为“魏”，史称“曹魏”，东汉灭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国时期。

西汉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将真番郡、临屯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至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弃岭东地。因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珠崖郡、儋耳郡而失去对海南的统治。交州的日南郡象林县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内属，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又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内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西南得以扩充至大盈江一带。至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彻底平定西域，西境抵海滨。

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

东汉将京师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另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称司隶部。司隶校尉是京官，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东汉时，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所以司隶校尉号为“雄职”。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称“三独坐”。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警察部队，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

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趾领九郡。

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职如汉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务；相有长史一人，职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职如郡都尉，是主管军政、缉捕盗贼的军官。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仆一人，秩千石，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治书数人，秩六百石，职如尚书；谒者数人，秩四百石，职务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等，秩皆比四百石。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长官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边郡另置长史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侯国置相一人，相当于县令或县长（以侯国大小为异），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满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东汉的侯另有乡侯、亭侯，所封之地各为一乡、一亭，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与乡、亭相等。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称邑，置令、长，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隶属于郡，多设于巴、蜀等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县丞、县尉各一人。东汉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负责管理盐场、盐矿，征收盐税。出产铁的县置铁官，负责冶炼、铸造。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负责管理工匠、征收工商税赋。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负责管理渔场、征收税赋。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东汉在县以下的官制与西汉无异，具体可以参见西汉官制。

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以三公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东汉不设丞相（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

刘秀即位，置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徒，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空，负责水利工程、城防建筑、宫室营建等事务，与太尉、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马，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

三公品级最高，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三公之上还有太傅，其职责辅导皇帝，但不常设。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没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掾属、令史、御属各二、三十名。其中，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掾是正职，属是副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与西汉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上公不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太保。汉献帝末期，曹操迁都许昌，自任太师，位在太傅上。这是权臣擅权所为，死后即废。据《汉官》记载，太傅所属官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各二十二人。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掌章奏、顾问。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分曹办事。令史、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办理文书、车马等琐事。

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

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九卿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常掌典礼，光禄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尚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禄勋与卫尉负责，光禄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禄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禄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刘秀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内官、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在宫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亦称“禁中”），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在皇帝身边执役、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担任。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务，性质与九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

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

在中央置两套监察机构：一是御史台；二是司隶校尉。御史台是西汉时御史大夫下属部门，东汉初改为主管监察的机构。以御史中丞为长。下有治书侍御史2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大臣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和其他大庆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司隶校尉既是朝官，又是京畿的地方官。设从事史12人，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所辖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事务。司隶校尉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设专席入座，号曰“三独坐”。

东汉在地方上设12州部（除司隶校尉辖区外），每州设刺史1人，从事史12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县，考察地方官政绩，检视刑狱情况，年终奏于皇帝。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报皇帝，使地方郡县直接处在皇场的监控之下。

参见：察举、征辟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并为四世三公之名门。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刘秀称帝后，对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本的发眼点，在于集军权于中央。建武六年（30年），刘秀下诏销国都期的建制，其兵权归由郡国守，相激便，第二年，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从此，地方军队大大被少，只能维护地方治安，失去了作战能力。

在军事方面，相当三公的中央高级官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相当九卿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以上将军均开府，府属有长史、司马各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职掌参谋，均由朝廷任命。将军直接领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别设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统兵官。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另有所谓杂号将军，临事设置，事毕即撤。唯度辽将军因南匈奴所部时有内乱，自永平八年（65年）后常设。汉灵帝设西园八校尉，统率首都洛阳驻防军队，以宦官主之，这是后世宦官领兵的开端。

东汉常备军由中央与地方军（郡国兵）组成，刘秀还大力加强中央的军队。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中央的军队主有四支，两支在首都，为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保卫皇帝和警卫京师。另外两支驻守地方：黎阳营和雍营。黎阳营合龠、具、并三州房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守卫黄河以北，为首都洛阳北面的屏障。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守卫三辅（左冯馆、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为洛阳西面的屏障。此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有边防军，也是中央军队的一部分。

北军下辖五个兵种的部，番号分别为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长官为校尉，副职司马。全军总数约五千人不到。北军平时驻屯在京城掌管君主宿卫、助理首都治安，发生战事就成为组建出征部队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

东汉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更高。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东汉的水利灌溉工程，有不少是对西汉原有水利的修复和治理。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杜诗任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太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与民兴利，当地百姓对他称之为“杜母”；汝南地区的鸿隙陂（亦称鸿郤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致使汝南殷富，“鱼稻之饶，流衍他郡”；后鲍昱、何敞继任汝南太守，也在那里扩建陂塘，修治旧渠，灌溉和新垦良田三万多顷。马棱任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太守，修复陂湖，灌溉田二万余顷；张禹任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相，修复堙没的蒲阳坡，引水溉田，垦辟土地“民用温给”，修理漳水的支渠，灌溉民田等等。又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这些都是对过去水利工程的修复。东汉时期最大的一项工程是对黄河的治理。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东汉时牛耕技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东汉墓中的农牧壁画。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内蒙古、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记载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四民月令》中还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东汉时期垦田数增加到 7320170余顷，几乎赶上了西汉极盛时的数字。如果加上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和依附农民，东汉的人口和垦田数会更多。这反映了东汉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期的南阳官员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排的极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约早于欧洲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铁制兵器开始逐步取代青铜兵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冶炼钢铁技术—百炼钢。汉朝建立后，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汉朝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铁技术。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军队对兵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青铜剑的刺击方式，已不能满足高速运动中的骑兵技术，而环首刀单面开刃、厚脊，在当时而言是最利于砍杀的兵器，加上强弩铁戟的长短程配合，大大加强了汉骑兵的攻击力。这就使得环首刀和强弩一样，成为汉军独步天下的利器。这种经过反复折叠锻打和淬火后制作出来的直刃长刀，和后世的刀不同，一是直身，二是斜锋而非曲锋，三是没有格—因为刀主要用来劈砍，没有刺的功能，所以不用铸格来护手。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

东汉晚期，钢铁刀剑流入朝鲜和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更是直接仿制环首直刀，并精心改进装饰，被尊为兵器之典范。环首刀这一套制刀的技术，从汉代传承到唐代，而后传入日本，开始仿制出唐样大刀，并继续摸索实践，最终成为了如今驰名天下的日本刀族（主指太刀、打刀、忍者刀）的基本流程。汉刀、唐刀、倭刀，是东亚特色长刀的一脉相承。

西汉孕育的环首刀和百炼钢技术在东汉时期得到成熟和普及，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东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和效率的进步，对钢刀的炼制锻打次数已可有西汉的10多次提高至30次乃至50次。1974年7月，在山东临沂苍山地区出土一把东汉的环首刀，刀身上还刻有隶书铭文十八字：“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卅湅”就是三十炼，也就是这把刀曾经使用“百炼钢”技术将钢材折迭锻打达三十次之多，而在这把刀的刃部还发现有经过“淬火”以提高表面硬度。而正是在这种先进武器和汉帝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下，东汉军队彻底消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被完全汉化。最终这部分西迁的北匈奴后裔辗转来到欧洲，被称作匈人，将暮年的西罗马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郑州巩义市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漆器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

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东汉实行“宽商”政策，并不抑商。纵观两汉统治者对商业、商人的主导政策，学者指出西汉实行抑商政策，而东汉则是“宽商”，对商业的限制相对宽松。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

东汉邓太后执政的永初二年（108年），由于连年灾害，邓太后便将北方灾民“尤困乏者”迁往江南地区的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今江浙地区）等“熟郡”安置。官方组织的大量移民涌入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于是，黄河流域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东汉政府为便利商业的经营和收税，在各城市设“市”，交易市场，市场内有居住着常年营业的人，称行商坐贾。同时还有定期定时的乡村集市，由各方商人、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把自己的生产品或贩运的货物运到集市去卖。“市”与集市互相呼应，相当繁荣。在周边地区还有关市，由官府和各民族间进行商业贸易，分定时和不定时两种，称为“互市”或“合市”。东汉与鲜卑、乌桓、匈奴及西南各族都有定地定期的“合市”。汉和匈奴每次“合市”，汉商以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数以万计的牛马，规模很大。

出现了夜市的萌芽。

东汉对西域的商业交换，一是以政府使节的名义，派遣商队到各国进行贸易；二是商人自行结伙组成商队，沿丝绸之路把大批丝绸运往西域，远者达中西亚和欧洲，再把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运到汉朝来。

东汉的宽商政策推动了从洛阳、南阳为中心的一大批工商城市的兴起。作为东汉首都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其人口数远远超过了西汉都城长安。洛阳的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繁华。 据王符估，在洛阳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浮末”人数比农夫要多倍，而专门从事为富人提供淫侈消费品的“虚伪浮末”人数又比“浮末”多10倍，足见洛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的城市。东汉人王符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划此”。说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经商者之多。

除首都洛阳外，苑、成都、临淄、邯郸、吴、番禺、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证西南昌）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商业都很发达。东汉时地主，官僚、富商三位一体，趋商者日多。有些人因经事而成巨富，如富商孙奋竟有钱1.7亿多，有奴仆800余人，商人活跃，贸易兴旺，带来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多数研究认为， 东汉时期的峰值人口在6000 万人以上， 略高于西汉时期。《中国人口通史》 考证公元157 年东汉疆域内人口为 6500万（一说7200万）。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东汉初，全国在籍人口有2100余万，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万，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万，和帝末年（105年）达到5300多万。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为了培养精通儒术的统治人才，光武帝开国之始就重视教育事业。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建立太学。光武帝亲到学支持鼓励，人太学者甚多，一时形成“诸生横巷”的盛况。明帝时，又扩充太学，太学生达3万多人。另外，各郡国也都兴办学校。一些大儒也收徒授业，学生成千上百。东汉教育的发达班固赞为：“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培养了大批封建铁治人才，扩大了官僚队伍的基础。

在发展东汉的教育方面，邓绥、梁妠两位太后做了大量工作，邓绥让近臣、宫女、贵族子弟都受教育，这种无论男女、富贫、贵贱，都令之受教育的思想可以称得上开明、先进了。梁妠厚礼聘请著名的儒者出山到太学授业，她们利用各种渠道来发展东汉的教育事业，这一贡献确实是卓著的。

邓太后还创办了男女同校学堂。元初六年（119年），她征召五岁以上的亲王和邓氏的男、女共七十多人，到专门开设的学馆中学习经书。邓太后为皇室和邓氏近亲的子女开办的学堂，可以说是把女子家庭教育上升为学堂教育。这样开拓性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可称得上一大创举。

邓绥亲自办官邸学校，兼收女生，开创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及男女同校的先河，被视为男女教育平等思想的萌芽，是女子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突破； 使女子教育第一次从家庭教育迈向学校教育。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

直到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思想家王充著成《论衡》一书，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

和熹邓皇后更是反对巫蛊迷信，一临朝即诏今罢除一切滥设的祠堂，指出“鬼神难徵，淫祀无福”，身体有恙也不求鬼神，“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至令祷祠，太后闻之即谴怒”。国家有难，也振灾自救，不求鬼神：“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辰子之半”。这些破除迷信的举动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解字》。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东汉晚期五言古诗的统称，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时，把这些诗选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以诗的首句为题目。诗的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发失意忧伤的苦闷，一类是抒发久别亲人的忧思。《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抒情诗，在艺术上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表现手法细腻，语言精炼，结构严谨，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说文解字》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许慎撰，上说先秦之文，下解秦汉之字。全书14篇，分540部，收录9353字，其中重1163字，解说133441字。这是中国第一部字典，首创部首之例，将9000多字分别统摄于540部，第一次对中国文字进行大分类。以“六书”作为整理文字的条例，对每个字的形、声、义加以说明，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于研究先秦两汉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物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

《东观汉记》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纪传体本朝更书，参加撰述的史家可考者近20人，历时一百多年，因最后的编撰者蔡邕被王允杀害，而没有最后完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143卷，记事起于光武帝刘秀，迄灵帝刘宏。该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很流行，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因承朝廷授意，书中充满对皇帝的溢美之辞和大量的祥瑞、灾异、图谶的记载。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永平十年（67年），因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向西而去，遂派蔡愔和秦景到天竺拜求佛法。蔡、秦等人用白马驮回了许多佛像和佛经，并带回了两位在途中遇到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居住，并将寺院取名为“白马寺”，以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后来两位高僧将《四十二章经》译成中文。佛教自传入始，就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青睐，从楚王刘英、汉明帝到汉桓帝，都是好佛者。这对于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桓帝之后，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大起浮屠寺”。

安世高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支谶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在汉灵帝时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人，也都各有传译。除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太平经》是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出现于汉顺帝时。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太平道，以跪拜首过、符水治病作为传教手段。声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黄巾起义。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汉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受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时人称为米贼。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在雍、益二州活动，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张鲁以《老子》为五斗米道主要经典，并为之作注，名曰《老子想尔注》。汉文化中的道家学说、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与西南少数民族信仰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之道教为“鬼道”，称其道徒名为“鬼卒”。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

道教受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忏悔罪恶，劝人行善，或者举办公益事业——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dāna）的行为。另外一些项目则有戒除饮酒，或者只饮适度的酒。关于老子“变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化身”（nirmāna-kāya）启发而来。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张衡不仅对天文学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而且富有文学才能，亦是东汉著名的画家之一。

在汉代，皇帝的宫殿、贵族的邸第、官僚的府舍和地主的住宅，多用壁画装饰。东汉一代特别重视礼仪教化，曾于宫室中画大量古代圣带贤后的图像。永平年间，在南宫云台画邓禹等二十八功臣像；汉桓帝立老子庙于青县，画孔子像于壁。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置鸿都门学，其中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地方郡守郡尉府舍中和陵墓中都绘有壁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陵墓绘画，如画家赵岐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像居主位，皆为赞颂。乡庙也绘壁画，如延笃于元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绘画的发展，涌现了张衡、蔡邕、刘旦、杨鲁、赵岐、刘褒等有名的画家。张衡图骇神，蔡邕图烈女，刘旦、杨鲁图圣贤，赵岐画墓阙，皆传神人妙。刘褒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冷，可见绘画技巧之绝。

随着绘画的发展，东汉的石刻也繁盛一时，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石刻、肥城县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县的东汉墓石刻等。内容有攻伐、出游、狩猎、乐舞、宴会、庖厨、神怪等，十分丰富。东汉的石刻，线条流畅，刀法娴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东汉造纸业取得了极大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改进，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

东汉时期出现的“拓印”是最早的印刷术。

东汉灵帝曾将《论语》、《春秋》、《周易》等七种经典的标准文本，刻四十六通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外；这便致使天天上千人去抄写，把太学堵得水泄不通。于是就有人发明用纸和墨拓去印碑文，供给人看，不用再抄。印刷的发明就是为了满足文字与图画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的要求。从中国的印刷史看，拓印先于雕版，待到轻便省力和易于操作的雕版印刷一出现，拓印更多去为书法与考古服务，不再有印刷的含意了。

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被称为“医方之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在医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创造的“五禽戏”是中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中国早期的化学与炼丹术有密切联系。在秦与西汉方士的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东汉末期的魏伯阳著成了《周易参同契》一书，被认为是世界所存最早的炼金专著。书中总结了当时炼金炼丹的技术和知识，介绍了水银与铅、硫磺等的化学反应，记载了汞、硫、铅、丹砂等炼丹、炼金的药物，提到胆矾、云母、氯化铵、铜、金等物质，说明当时已经获得了不少元素的知识。但该书还不能将化学同迷信分开。西方学者认为，《周易参同契》是“所知最早的炼金术专著。该书载有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资料，并用一些异想天开的名称隐喻所用的许多制法和试剂，这和西方的情况并无两样。不过，它仍可表明作者是一位实用化学家”。

自然科学方面，以南阳“科圣”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地动仪，直到一千七百多年之后，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他在天文学巨著《灵宪》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揭示了月食成因的人。

《九章算术》此书约成于东汉初年，是中国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九章：方田（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积法）；粟米（粮食交易的计算方法）；衰（cul）分（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方法）；均衡（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法）；盈不足（盈亏类算术的解法）；方程（一次方程的解法和正负术），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的测量解法）。其中负数、分数计算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成就。该书现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四民月令》该书仿《礼记·月令》体例，逐月记述士农工商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禾、麦、黍、麻、豆的种植；蚕桑、蔬果、树木的经营；家畜饲养以及祭祀、社交、教育、贸易、饮食、医药等方面化生活状况。各种器物的制作和保管，反映了东汉时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状况。

东汉时期对外交流频繁，著名者有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域长驻了三十多年，先后击破了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不但令西域诸国一一归顺汉朝，并开拓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期间他还派出甘英出使西域的大秦国，虽未有成功，但足迹已达波斯湾诸国。另外，东汉在91年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汉朝。216年，南匈奴最后一个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匈奴汗国不复存在，困扰汉朝数百年的北方外患终告一段落。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

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之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新莽时，匈奴控制了西域。建武五年（29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请中央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呈现混乱状态，大部分政权皆役属于匈奴。

73年，班超首先到了鄯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率领部下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鄯善为之震服。以后，他又使于阗归附中央。第二年春天，班超废掉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逐一被肃清，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北匈奴的统治。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班超出使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符合汉族人民要求恢复与西域的关系的愿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强与汉族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意愿。

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侵犯边境，东汉大破之，鲜卑震怖。49年东汉以偏何为鲜卑大都护，使鲜卑连年出击北匈奴，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诸部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永平元年鲜卑各个部落大人皆来归附东汉，明章二帝时期一直为东汉保卫边塞。91年北匈奴被迫西迁，鲜卑占据匈奴故地，95年汉和帝册立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同时设丞辅佐，视作汉之郡县。

然而鲜卑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后来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西汉和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流入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与当地人民错居杂处。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当地人民发生了冲突。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当地人叛乱，攻击当地郡县，光武帝派刘尚率万余军队前往平叛，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带领四万多人前去攻打。由于北方将士水土不服、不习地形等，汉军死伤大半，马援也因疫疾阵亡。最后，历时三年的武陵当地人叛乱才被平定下来。

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物产十分富饶。在益州郡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55万余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自此将整个云贵地区纳入版图。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诸部，都相继归附东汉，汉文化传入当地后，改变了当地风俗，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两个国家，两国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邓太后临朝时期，高句丽第6代国王“宫”派出使臣，于永初五年（111年）抵达东汉都城洛阳，献上方物，同时请求内属于东汉玄菟郡，表示臣服。

据朝鲜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就有不少朝鲜人会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典籍。卫氏朝鲜大同江艄公霍里子高作的四言汉文诗《箜篌引》，那凄惨之声成为汉乐府《相和六引》之一，至今保留在晋人崔豹的笔记《古今注》中。

在日本列岛上居住着大和民族的先祖，东汉时有一百多个小国。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国王遣使入都城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委奴国王金印”金印。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并作为中日两国最早友好交往的证明，今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永初元年（107年）十月，倭国(日本)国王帅升进献了160名生口，请求邓太后召见。

东汉时，印度（天竺）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派蔡愔和秦景等十余人出使天竺（古印度），求取佛法，是中国与印度次大陆的首次直接来往。

汉和帝时期，天竺多次遣使贡献，汉和帝驾崩后西域反叛，天竺便停止向东汉朝贡，直到汉桓帝时期恢复朝贡。

永元六年（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

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永初元年（107年）五月，九真郡境外的夜郎蛮夷举土内属，东汉因此开拓疆域1840里。此处的夜郎蛮夷位于东南亚老挝、柬埔寨一带。汉成帝时，夜郎王兴被杀，夜郎族群便从中国西南的牂牁郡迁徙至东南亚，成为后汉书所提到的“夜郎蛮夷”。2008-2009年，在柬埔寨东南部发掘的波赫墓地，其中有套头葬、覆面葬现象，墓葬年代在东汉时期，属于夜郎典型的可乐文化葬俗，说明夜郎可乐文化人群当时曾迁徙至中南半岛的南部。

最早关于中国与印尼人文交流是在中国东汉时期，两国就有了交往。据《后汉书》卷六记载，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而据史学家研宄，叶调国位于东汉时的日南郡边界外，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这是目前关于中国与印尼交往最早的记载。

章和元年（87年），中亚贵霜帝国献上珍宝、扶拔（长颈鹿）以及狮子，标志着长颈鹿与狮子传入中国。

永元二年（90年）东汉拒绝与中亚的贵霜帝国和亲。不久，东汉击败了贵霜帝国，此后贵霜帝国每年都向东汉纳贡。

永元六年（94年），西域五十余国全部纳质内属东汉后，远在四万里外的西亚国家条支、安息(帕提亚帝国)等国也译使纳贡，后汉书概括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

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帝国君主满屈(帕科罗斯二世)向汉和帝进贡了狮子和“条支大鸟”(鸵鸟)，时人称之为“安息雀”，标志着活的鸵鸟第一次进入中国，汉和帝便让班昭作《大雀赋》记颂此事。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西汉末年，丝绸之路荒废，到东汉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西海（一说地中海，一说波斯湾）。丝绸之路首次延伸到了欧洲罗马帝国，这也是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西端从欧洲，东端到东汉京师洛阳。

永元十二年（100年）冬，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汉和帝赐其国王金印紫绶。经考证，蒙奇、兜勒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这是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

永宁元年（120年），西南夷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至东汉都城洛阳，献上来自海西国的“幻人”魔术师。学界更多倾向于认为，海西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大秦幻人，就是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掸国西南通大秦”，显示这些大秦魔术师是沿海上丝绸之路经掸国来华的。

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由海路来到东汉京师洛阳，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觐见汉桓帝并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两汉延续400年左右，是汉族的社会习俗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

东汉时期定型了汉服。秦始皇统一六国，废除了周王朝中最核心的六冕服制，直到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才恢复冕服制度，这套服制体系成为了后世眼中的汉服样板。因此，汉服由黄帝开创、周朝建制，到汉明帝时期修补定型，最终确定完整体系。

永平二年（公元 59 年），汉明帝下诏采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等典籍，乘舆服从欧阳氏说，根据大小夏候氏说制定适用于公卿以下的制度，详细地对冕服等冠服制度的等级使用场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当年正月，在祭祀汉光武帝明堂位时，明帝及公卿诸候首次根据制定的新的制度穿着冠冕衣裳举行祭礼，这也标志着儒家思想中的衣冠礼仪制度开始在中国古代得以全面贯彻执行。永平定制的内容包含了冠冕、衣裳、鞋履、佩绶等祭服、朝服制度，各有不同等序。基于此，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 这是中国实际上确定服饰制度的开始，后世冠制的演变与传承便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汉代冠有多种。一般文官戴“进贤冠”，冠的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冠前有“梁”，以梁的多少表示身份高低。武官戴“惠文冠”，惠原是一条麻布巾，后改为漆纱制作。“卑贱执事”只能戴帻，不可戴冠。帻像一顶便帽。庶人的帻是黑色或青色的。王莽因为头秃，故而先戴帻再加冠。后来文武官员也都戴帻配冠。

两汉服饰是春秋时期服饰的延续，较多的是一种上下相连的“深衣”，把下襟缠在身上。到东汉时出现了一种直裙的“檐褕（chānyú）”，后发展为交领袍。妇女普遍爱穿裙子，裙子的式样较多。

汉代逐渐改变了先秦时期一日两餐的习惯，而为一日三餐。富贵人家顿食设宴，挥霍无度。穷苦农民三餐不饱，糠菜相拌。两汉时的食品种类已逐步增多。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让人以黄豆研浆与盐卤同炼“仙丹”。结果炼出了鲜嫩可口的豆腐，成为宫廷和民间喜爱的一种食品。

杂技百戏是自秦以来就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在东汉的画像石上有大量的杂技百观的描绘。如山东诸城画像石上的百戏图。绘有给杂技百戏伴奏的乐队，有倒立、抛剑、甩带、跳碗、单手高台支立等杂技功夫表演，场面热烈，生动感人。

在东汉的社会上，还流行蹴鞠（踢球）、格五、弹棋、六博、斗鸡、走狗等娱乐活动，梁冀就曾以好此娱乐而闻名。《后汉书·梁统传》记载，梁冀“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骑马斗鸡”。东汉上层社会最浩大的娱乐形式是车马出行。山东肥城孝堂山石祠的车马出行图描绘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出行队伍中有单马驾车4辆、二马驾车4辆、单骑60人、大象1匹、骆驼1匹、步行者27人、骑象者3人、骑骆驼者2人、乘车者15人、驾车者8人，整个队伍总计为115人。在济南、雅宁、徐州、邳县等地的东汉墓画像中都可以见到规模不等的车马出行图。

汉代的婚姻比较自由，有时不忌行辈，年轻的寡妇可以改嫁。贵族和官僚世家纳妾之风盛行，纳妾多至数百人。如中山靖王刘胜，妻妾数百，有子120名。到东汉时，虽然对官宦纳妾的数目加以限制，但仍规定诸侯王可以纳妾40人。其实，权贵和豪强之家根本不受其限制，畜僮妾歌伎数百上千者甚多。般地主也往往有妻妾多人。平民之女为逃脱被纳妾的命运，纷纷早嫁，一时又形成了早婚的风气。宣帝时王吉上书说：“世俗嫁婴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夭”。

从豪门到百姓之家，婚嫁要行“六礼”，即：（一）纳彩，男方送礼品到女家，女方如不同意，拒收礼物；（二）问名，男方修书给女家，询问女方生辰八字；（三）纳言，男方将男女的生辰八字问卜于“祖先神灵”；（四）纳征，如卜筮得吉兆，男方便送彩礼到女家订婚约；（五）请期，男方确定婚期后，通知女家：（六）亲迎，结婚之日，新郎亲到女家迎亲。婚嫁吉期，一般选择农历二月，是时阳气上升，万物生长，以象征家丁兴旺之意。权贵豪门纳妾，一般不行“六礼”。

汉代的葬俗繁琐而严密。长辈去世，其子女和亲属要穿丧服。按亲疏关系，丧服分五等，称“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斩衰最重，是用刀把生麻布剁斩成不缝边（衰）的丧服。取其紧急、尽孝之意。一般子女穿，服期三年。齐衰，是用熟麻布制作的，并缝边，故称“齐”。齐衰期有三月、一年和三年之分。其他三种丧服是用较细的熟麻制成，服期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一般有钱势之家，父母死后，儿子庐墓守孝三年。

汉族多用土葬。帝王安葬要依山为陵，工程浩大。世家大族的墓葬建筑也都豪华奢侈，往往堆土成山，植树成林。平民百姓的墓葬比较简单，一般仅起土立坟。

两汉时期普遍讲求孝道，为子尽孝、“亲亲为大”蔚成风气。汉文帝宣称：“以孝治天下”，把“孝”推为神圣的道德规范。后来，《孝经》被列为太学生的必读课，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是“举孝廉”。东汉时规定，士兵也要读《孝经》，各级官史要“以孝治民”。两汉朝廷都大力宣扬奖励“大孝”的典型。如和帝时，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父亲早丧，家境贫寒，与老母相依为命。后来母患重病，想喝离家较远的溪水。于是董就在溪边搭顶草棚，日夜守候在老母身旁，直至母病痊愈方归。又如东汉赵咨，夜遇强盗行劫。他开门迎盗，并设宴招待，请求为病中的80岁老母留下一点衣食，其余财物皆可取走。结果强盗群起而去。董黯“溪边结庐”、赵咨“开门揖盗”，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渲染，并被载入典籍。

孝道养成了尊老敬长的民风，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