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字典、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被誉为“天下第一种书”。

《说文解字》内容共十五卷，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小篆以外的古文、籀文，其中一至十四卷为文字解说，十五卷为叙目，每卷都分上下两篇，实为三十卷。共收字头9353个，重文（古文、异体等）1163个，字头以小篆为准，兼有古文、籀文等异体。

《说文解字》首创汉字部首，顺应了统一规范汉字的时代要求，根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的原则，以字形为纲，因形立训，将汉字中相同的形旁作为分类的基准，分540个部首排列，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同部字的第一个字就是部首，并用“凡某之属皆从某”标明。凡同从一个偏旁的字都列在一起，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措意于揭示词语的内在规律和词义系统。

《说文解字》正文部分重点在字形的分析，以周秦书面语言为训释对象，从字形出发，阐明篆体文字结构，追溯造字源流，以形为经，以义为纬，探求与字形结构相合的本义，阐述形音义三方面的关系，在以形归类的表象下，旨在寻求义类的确立，即通过一个个形类的分辨达到一个个义类的聚合。释义主要采用同义词或近义词解释被释词，或标示义界作定义式的诠释，或阐述语源。每一个字的说解，一般先分析探求其本义，再根据“六书”理论剖析形体结构，说明词义，用形声字声符或“读若”说明读音，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用“一曰、或曰、又曰”分列义项。《说文》征引的经书古籍中不仅有《诗》《书》《礼》《易》《春秋》，还有《老子》《墨子》《韩非子》《国语》《逸周书》《楚辞》《史篇》《山海经》《司马法》《太乙经》等，涉及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等不同学科的知识。

《说文解字》里的“古文”，今依大徐本所注明的重文字数是474个，主要指汉代所发现的孔子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就许书所列古文形体来看，与魏石经古文、宋郭忠恕《汗简》所辑传抄古文字形皆近。这种文字也称为“蝌蚪文”，是战国时代通行于齐、鲁、三晋之间的一种古文字书迹。

《说文解字》里的“籀文”是来自《史籀篇》中的文字，大徐本标明的重文数共计208个。今比照出土东周文字资料，不论秦或东方诸国均有许书籀文之用例，许多籀文字形还接近西周晚期的金文字形，表明《史籀篇》所流传的时代要早于东周，班固、许慎以为周宣王时书，大致是可信的。

在许书重文里，还有“或体”“俗体”“今文”诸名，许慎常用“或作某”、“俗作某”称之。古文、籀文与正篆是属于不同时期所存在的古汉字异文关系，或体、俗体、今文与正篆则主要是指汉世所存在的异文关系。

《说文解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

第一，周秦两汉的文字、词汇研究，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西汉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东汉有《滂熹篇》；还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方言》；还有从地下或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诸如此类，都为《说文解字》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周秦两汉《史籀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和《尔雅》《方言》诸书，为《说文解字》的编排提供了借鉴。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音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书说”，就为《说文解字》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汉代今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义”，大可经世致用，常常断章取义，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经学派认为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此时，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他不能容忍为要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他猛烈抨击那些“玩其所习，蔽所希闻”的俗儒，那些“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的“鄙夫”。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经艺”，不利于“王政”。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篡改经义的说法，许慎立志写作《说文解字》。

许慎求是的精神使他这种志向变为现实。《后汉书·儒林传·许慎传》说：“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日：‘《五经》无双许叔重。’”可见其学识当为同辈人之出类拔萃者。《许慎传》又说：“性淳笃。”淳，纯实；笃，忠厚。就是说许慎一辈子忠厚老实，实事求是。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上下求索，博通人，力求作到小大立论，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说文解字·叙》）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让它缺着，不自以为是，强作解人。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许慎搜集到大量的小篆、古文、籀文资料，并且以广博的经学知识为基础，根据六书条例，在从贾逵受古学之时，即着手编写《说文解字》，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正月草成这部著作。许慎在校书过程中，涉猎的典籍广而精深。当时《说文解字》的初稿虽已完成，但为了利用此机会将它补充得更加完善，迟迟不作定稿。安帝元年（119年）初六，全国四十二处地震，灾情极为严重。皇帝下诏三府，选属下有能力的官员，出补令长，安抚百姓，稳定民心。许慎朴实忠厚，又“能惠利牧养”，故被选受诏到沛国洨县（今安徽固镇）任县令。许慎致力儒学，淡于仕官，在就任县令之前，即称病回故乡万岁里，专心审定《说文解字》。三年后，即121年，《说文解字》定稿，遂让其子许冲将稿奉献皇帝。

《说文解字》即说解文字之意，其名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文”，一是“解字”，“文”与“字”是两个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文”即独体文，指最早创造出来的不能分割的文字，多数是象形字，还有一些原始指事字。“字”即指合体字，由两个或更多个独体文组合而成。关于这一点，清代的许学殿军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叙》时已作过解释：“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所以，所谓“说文”，就是直接讲述独体文的构造类型以及它所记录的词的本义；“解字”则即分解、分析合体字的结构进而训释它所记录的词的本义。许慎对“文”与“字”的解释是：仓颉开始造文字时，大概是按照万物的形状临摹，所以这种图画似的符号叫做“文”，这以后，那形与形，形与声结合的符号便叫“字”。“文”，就是描绘事物本来的形状，“字”的含义是说滋生，繁衍。

“字”是后起的，秦代以前，文字只称“文”或“书”，不叫“字”，“文”和“字”反映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图画符号阶段和概念符号阶段，古文字学家称独体的字为“文”，称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文”因为不能再分解，故说明之，即“说文”之义；合体的“字”由两三个不同的“文”构成，故剖解之，即“解字”之义，上述两层意思合在一起，可作《说文解字》之名的含义。

汉和帝曾诏贾逵修理旧文，于是永元八年（公元96年），许慎从贾逵受学，广泛询问学识渊博通人，然后向贾逵考证，从而编写《说文解字》。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许慎完成《说文解字》初稿。

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诏刘珍、马融与五经博士等到东观校书，许慎也参与到了此事，结识了马融，受到马融的推崇。在校书期间，许慎的知识涉猎更广，而且研究更加精深，当时，《说文解字》已经创作完成，为了令其更加完善，许慎一直都没有定稿，而是不断地将新的发现和收获补充进去。

建光元年（121年）九月，许慎最后定稿，遣子将《说文解字》献于朝廷。

许慎生活的年代正是今古文之争颇为激烈的时期。在这场论战中，许慎是以“古文经派”的面貌出现的。当时，今文经派的儒生竞相说字解经，他们依据隶书的形体，臆测文字的起源和结构。许慎对这些“鄙夫俗儒”的“野言”“巧说邪辞”进行了尖锐批评。《说文解字·叙》云：“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鄙夫俗儒，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指。”“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有鉴于此，许慎提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在许慎看来，文字是经史百家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条件。前人凭借文字可传诸后世，而后人依靠它可了解历史。许慎编纂《说文解字》的直接目的就是批判今文经“巧说邪辞”，捍卫古文经学说的学术地位，为古文经派提供理论依据。在这种目的指引下，许慎受孔子思想的影响，确立了“本立而道生”的编纂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许慎少时博学经籍，学的是今文经，中年受业经学大师贾逵，学的是古文经。正因为许慎兼通今文经、古文经，他对今文经的针砭就显得尤为有力。许慎在编《说文解字》之前，曾撰有《五经异义》一书，此书虽已亡佚，但从书名和后世辑本来看，许慎对古今两派经学都是非常熟悉的。《后汉书》云：“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由此可以看出，许慎的古文经派立场前后是一贯的，从《五经异义》到《说文解字》反映出许慎不断深化的古文经派思想。《五经异义》重在辨明古今两派对经义说解的不同，而《说文解字》则是从根本上阐释古文经派的思想，“文字”可以说是许慎找到的反对今文经学派的一柄利器，对文字逐一进行说解，对六经经义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许慎为何以小篆为说解对象。这是因为在形体上从古籀到小篆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段玉裁云：“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而由篆书到隶书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六经产生在先秦，以文字来通经，最佳选择自然是篆书。对“省改者十之一二”的古文和籀文，许慎并非有丢弃，而是兼而录之，并以“重文”形式出现。许慎“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乃汉代通经、正经之正途，既是可行的，也是妥帖的。“鄙夫俗儒”以汉之隶书来解字说经，注定只能陷人“迷误”的境地。至于段玉裁所说《说文解字》“以小篆为质”是出于“法后王，尊汉制”的考虑，倒是有附会牵强之嫌。

许慎在确立通经、正经的基本思路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对纷繁文字进行有序说解。许慎确立的编纂思想是“类聚群分”，即将众多文字分成若干类来进行说解。许慎从字形分析入手，创立了540个部首，以此来统摄9353字。这样就等于把540个部首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

许慎之所以能创立540个部首，得力于他对“六书”造字法的深刻理解。这里所说的“六书”是否即指六种造字法，不能确知。班固《汉书·艺文志》援引刘歆的说法，指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他没能阐明“六书”的具体内容。许慎第一次给“六书”作了完整的界定，并给出了例字。《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所界定的“六书”说，后世虽有补易，但都没有超出许慎的“六书”理论体系。

《说文解字》分类编排的方法，用许慎自己的话说，就是“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许慎曾明言这种编纂方法的思想来源，《说文解字·叙》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语出《周易·系辞上》。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类聚”“群分”做过注解：“类聚，谓同部也；群分，谓异部也。”就是说，《说文解字》中同部属字是按照“类聚”的原则编排的，不同部首是按照“群分”的原则分立的。这里，段玉裁主要还是从宏观结构来讲的。实际上，许慎对同一部首内字与字，以及不同部首之间的排列顺序都作了精心的考虑和设计。同一部首所辖各字主要采用了“以义相贯”的编纂方法，而对不同部首之间的安排则主要采用了“据形系联”的方法。先看同部各字之间的“以义相贯”。如“示”部大致的说解顺序是：先对独体之文“示”进行说解，然后对“祜”“礼”“禧”等进行说解。在对孳乳之文进行说解时，先列避讳字“祜”（汉安帝之名），再列其他孳乳字。在这些字当中，又先列“礼”“禧”“禛”“禄”等表示受福、吉祥、敬安的字，再列“神”“祇”“秘”等与祭祀有关的字，最后排列“祸”“崇”“禁”“䄠”等含有祸凶之义的字。由此可见，《说文》中同一部首的字的排列大体是“以义牵属”“以理相贯”的。段注亦云：“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

再看部首之间的“据形系联”。第一篇前八部“一、丄、示、三、王、玉、珏、气”，以“一”相系联，由简至繁，逐步引申。段注云：丄，“蒙一而次之”；示，“从二，蒙二而次之”；三，“蒙示有三垂，而以三次之”；王，“蒙三而次之”；玉，“亦蒙三而次之”；珏，“蒙王而次之”；气，“文象形，而次此者，为其列多不过三“。再如，第八篇三十七部，首部是“人”；“人”下是“𠤎”部，从倒人；“𠤎”下为是“匕”部，从反人，“匕”下是“从”部，二人并立；“从”下是“比”部，反从为比；“比”下为“北”部，“二人相背”；“北”下为“丘”部，“蒙北而次之”；如此等等。这一组部首，以“人”相从，排列上亦由简至繁，部首与部首之间先后次序是“据形系联”的。段注云：“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需要指出的是，许慎在“部首群”之间也做了精心安排。如上文所举第一篇前八部“一、丄、示、三、王、玉、珏、气”，紧接这个部首群的是“士、丨、屮、艸、蓐、茻”部首群。这个部首群以“|”系联，基本也是由简至繁。这两个部首群的结合部是“士”部，“士”兼具“一”“丨”两个部首特性，以此为中介和桥梁，就使得“以一相联”自然过渡到“以丨相联”。这种“部首群”之间的“系联”使得全书浑然融为一体。陈平先生对此做过细密研究，他说：许慎“据形系联”在程序上先以“基本形”部首将数个部首联为一组，而在前后两个以“基本形”连成的部首小组之间，往往有意识地安排一个兼具前后两个“基本形”的部首居中，起衔接过渡作用。

前文已述，许慎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采用了“据形系联”的编纂方法。但如果起始部首不同，即便“据形系联”，也会出现不同的编排次序，这是其一。其二“一部”之下为何不接“二部”，而是接“丄部”；“丄部”之下为何不接“下部”，而是要接“示”部；等等。这些都说明，《说文解字》在部首的排列上，一定还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影响。这个思想就是“始一终亥”。“始一终亥”思想实际上决定着540个部首的宏观走向。《说文解字·叙》云：“其建首为一，立一为耑”，“毕于终亥，知化穷冥”。先看“立一为耑”。《说文》云：“一，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下，化成万物。”段注：“《汉书》曰：元元本本，数始于一。”

但许慎并没有以“数字之始”来解释“一”，而是把“一”解说成“万物之本”“道立于一”。这与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致的，与汉代阴阳五行学说“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许慎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才“立一为耑”。在许慎看来，道从“一”生，文从“一”始，一为道之本，亦为文字之本。在“一”部之下，许慎安排了4个带有“元始”意思的字：“元、天、丕、吏”。不仅如此，《说文》在“一”部之下紧接“丄、示、王、玉”等部首。“丄”，《说文》曰：“丄，高也”；“丄”部属字“帝”，《说文》曰：“帝，谛也，王者之号也。”再如“示”，《说文》曰：“示，天垂象见凶吉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示”部属字“祜”，是安帝之名，许慎立为属字第一。从《说文》前几个部首及其属字来看，都反映出“道立于一”的思想。或者说，《说文》部首的编排是受到许慎这种思想影响的，而不仅仅是“以形相连”“以义相贯”编纂方法的产物。

再看“毕于终亥”。《说文解字》以“亥”字殿后。“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褢子咳咳之形。《春秋传》曰：“亥有二首六身。”凡亥之属皆从亥。”这里许慎采用声训方法，亥读荄，并从干支、阴阳八卦角度进行训释，亥为十月，于卦为坤，乃岁尽之时。但许慎认为这不足以解释亥的全部要义，续引出古文“亥”字进行训释：“亥而生子，复从一起。”段注：“此言始一终亥，亥终则复始一也。一下以韵语起，此一韵语终。”《说文解字·叙》中，段玉裁对“毕终于亥”注解为：“毕，犹竟也，终，古作冬，冬者，四时尽也。引申为凡尽之称。后人终字为之。”从许慎对“亥”的说解以及段注来看，“亥”均有“终”之义。许慎从“一”起，以“亥”终，构建出一个完整、有序的文字说解体系。

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态度是极为审慎的，他对每一个字的说解都要求言必有据。如有不知，则“博问通人”“考之于逵”，再有不知，则悬而阙之，以俟来者。用许慎自己的话说就是“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信而有征，稽撰其说”，“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这种严谨的编纂态度，是在长期的治学经历中形成的。对《说文解字》而言，或许还有两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一是有感于孔子之言“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在许慎看来，今文经学派之所以信口雌黄，就是缺少“信而有征，不知盖阙”的治学态度，以至于“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二是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对文字的解说不是“小学”，而是关涉五经正义的大事，更要言必有据，多闻阙疑。许慎“信而有征，不知盖阙”的编纂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博采通人”“信而有征”。《说文解字》于世间万物无所不包，许慎采取的方法就是不论大小，博采众说。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万物咸睹，靡不兼载”。许冲《上〈说文〉表》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据黄侃先生《说文略说》考索，《说文》中引自六艺之外的书就有《老子》《汉律》《逸周书》《五行传》《尔雅》《孝经说》《韩非》《司马法》《弟子职》《墨子》《孟子》《秦刻石》《鲁郊礼》《甘氏星经》《山海经》等30余种，引自诸家（即许慎所说的“通人”）说解，就有董仲舒、孔子、尹彤、淮南子、司马相如、杜林、谭长、贾侍中、扬雄、刘歆、班固、欧阳乔、宋弘等近40人。《说文解字》咸宗成说，皆有出处，充分体现出博采众长、信而有征的编纂思想。需要注意的是，许慎对书证不是见文即录，而是作了别和精选。如《说文》攴部：“斁，解也。从支睾（yì）声。《诗》云：‘服之无教。’斁，猒也。一曰终也。”“斁”字在《诗》中多次出现，许慎独取《周南·葛覃》“为絺为绤，服之无斁”就是考虑到“斁”与“无”搭配的典型性，而且“猒（厌）”与“解（懈）”意义关联也很紧密。

二是“闻疑见疑”，“不知盖阙”。许慎说文解字均据旧文，旧文有异或并存之，或厘辨之；旧文所无，或有所不知，则盖阙之。《说文解字·叙》云：“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说文》中见疑并存的例子很多，故常有“一曰”“又曰”“一说”“或说”之语。如：（1）木部：“椟，匮也。从木卖声。一曰木名。又曰：椟木枕也。”（2）我部：“我，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顷顿也。从戈扎手，古文垂也，一曰古杀字。凡我之属皆从我。”（3）𨸏部：阪，坡者曰坂。从有反声。一曰泽障也。一曰山胁也。”《说文》中“不知盖阙”的情形也不乏其例。据统计，《说文》中“不知盖阙”的例子共53处。凡言“阙”者，“或阙其形，或阙其音，或阙其义”。如：（1）丄部：“旁，溥也。从二，阙；方声。”此为“形”阙，段注云：“阙，谓从门之说未闻也。”（2）吅部：“单，大也。从吅曱，吅亦声。阙。”此为“形”阙，段注云：“当云曱阙，谓曱形未闻也。”（3）又部：“叚，借也。阙。”此亦为“形”阙，段注云：“谓阙其形也，其从又可知，其余则未解也。故曰阙。”（4）木部：“某，酸果也。从木甘。阙。”此为“形”“义”不合，段注云：“此阙，谓义训酸而形从甘，不得其解也。”（5）丸部；“奿，阙。”此为“义”“形”“音”均阙，段注云：“谓其义其形其音说皆阙。”

从《说文解字》的编纂来看，许慎是有着较为严密的编纂思想体系的。许慎编纂《说文解字》，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批判“鄙夫俗儒”的“巧说邪辞”，捍卫古文经学的地位他从孔子“本立而道生”的思想出发，创造性地找到了正经的通途，就是从文字说解开始。在许慎看来，文字乃“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对其逐一说解，可正本清源，获取经文之要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许慎选择了“小篆”这一可以通达“古籀”的文字为说解对象。为了能对众多文字进行有序说解，许慎继承了《周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分类思想，以“六书”为理论依据，创造出540个部首，以此统摄9353个字。这种分类思想催生出“以义相贯”“据形系联”两种编排方法，从而使得部首与部首之间、同部属字之间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许慎还受“始一终亥”的思想的引导。在“类聚群分”和“始一终亥”两种思想的共同作用下，《说文解字》才形成一个自足系统，一个生命体。由一至亥，亥又生子，复从一起，这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轮回”。这种系统的严密性和“生命性”，是此前字书分类所无法比拟的。此外，许慎编纂态度极为严谨，他确立了“博采通人，信而有征”和“闻疑见疑，不知盖阙”两个说解原则。这既是许慎一贯的严谨治学态度的反映，也是由其通经、正经目的的严肃性决定了。值得注意的是，许慎的编纂思想，大多源于儒家经典。“本立而道生”出自《论语》，《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类聚群分”思想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上》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信而有征”思想则源于《左传》，《左传·昭公八年》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而“不知盖阙”思想似也源于孔子，《论语·为政》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些都反映了许慎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说文解字》对每个字的说解，包括字义、字形和字音三个部分。《说文解字》对每一个字头，首先解释其意义。许慎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说明该字最初造字时所代表的意义。这些解释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以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说文解字》说解字义的方式，主要有直训、描写、譬况和声训等。

一、直训。即直接说解某字的意义。

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

琥，发兵瑞玉，为虎文。《春秋传》曰：“赐子家双琥。”

二、描写。即对被说解的对象的特征进行描述。

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

籁，三孔龠也。大者谓之笙，其中谓之籁，小者谓之翁。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三、譬况。即用常见的事物来比方被解释的对象。

熊，兽似豕，山居，冬蛰。

虽，似蜥蜴而大。

四、声训。声训是用与被释词古音相近、意义相关的词来进行解释。声训大多解释该事物得名的原由，具有追寻语源的作用。

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

月，阈也。太阴之精。

户，护也。半门曰户。

在说解中，作者首先区别了“文”与“字”。文，是事物形象的本来面目。即“文”是独体的，故只能“说”。《说文解字》以六书理论为框架来分析汉字结构，进而揭示其本意。但严格说，许慎只用了前四书。在释形时没有明确指出“此假借”、“此转注”，假借、转注应属用字法。

一、象形

象形字，常用“象形”、“象某形”、“象某某之形”等说明。比如：

二、指事

指事字，常用“指事”、“象某某之形”、“从某，从某”说明。比如：

“刃”不是象形字，刀上的一点只是标志刀口利的符号，它并不与刀构成一幅随体画物的圆象；“寸”不是会意字，一是标志寸口所在部位的符号，不能阅立存在，不是构成会意字的部件。

三、会意

会意字，常常用“从某，从某”、“从某某“、“从某，从某省”、“从某，从某，某亦声”、“从某某，某亦声”、“从”带主谓句等来说明。比如：

“从某从某”、“从某某”表示会合几个形体的意义，成为这个新造字的意义。“从某省”，是说取某字的意义，但不取它的全形，只保留形体的一部分。“某亦声”，是说既取其形以会意，又取其音以象声，即会意兼形声。“从”带主谓句，是由一个主谓句揭示由几个部件构成的画面的中心意思。

四、形声

形声字常用“从某，某声”、“从某省，某声”，“从，某省声”等等来说明。“从某，某声”是说半取形，半取声。“从某省”，是说取某字为形旁，但不取它的全形，只取形体的一部分。“某省声”是说取某字为声旁，但不取它的全形，只取形体的一部分。

转注是特殊的形声字，它的构形与一般形声字相同。假借没有产生新的形体，所以没有专用的析形述语。

例如:

许慎所处的时代尚无反切，系统地用反切对汉字标音始于汉末时孙炎的《尔雅音义》，如今《说文解字》大徐本的反切是据唐代孙愐《唐韵》的反切加上去的。《说文解字系传》（小徐本）的反切是南唐朱翱所加的。在《说文解字》里，许慎对汉字的读音问题作了两种处理，第一是用形声系统，即形声字解形之某声、省声、亦声，来说明造字的读音；第二，是用“读若”拟出汉代人的读音。

一、形声法

形声法是《说文解字》注明字音的最重要的方式。许慎所处的时代没有反切，有人因此认为《说文解字》是没有读音的字书，除了少数“读若”注音之外，收字读音不可知。许慎利用汉字的谐声系统来给《说文解字》中的字注音。谐声偏旁代表上古造字之时的语音。在《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字头中，形声字约占82.7%。其它的无声旁字没有标音成分，但大多数充当形声字声旁，自然也是标音符号。在许慎指出某字为形声，其谐声偏旁为什么以后，《说文解字》中约有7700个字可以探求其上古音。

二、读若法

“读若”就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直接注明读音，《说文解字》仅给生僻字或读音特殊的字用此法注音，约有800多个，约占《说文解字》字头数的1/10。词例是：读若，读如，读若某同，读与某同。如：

莠：禾粟下生莠也，从艹，秀声，读若酉。

森：木多貌。从林，从木，读若曾参之参。

读若某，可能是完全同音，也可能只是读音相近。同音的，如：

朿：木芒也，象形，读若刺。

肰，大肉也，从肉犬，读若然。

音近的如：

燮：和也。从言从又炎，读若湿。

皿：饭食之用器也，象形，与豆同意，读若猛。

除了直接拟音外,《说文解字》还往往以俗语、方言、经典成语注音。

哽：语为舌所介也，从口，更声，读若并没使。

卸：舍车解马也。从卩、止、午，读若汝南人写书之写。

唪，大笑也。读若《诗》曰“瓜瓞菶菶”。

《说文解字》中的“读若”，标注读音的同时，又往往指出文字通假的线索，也可庭见古书用字的同音代替现象。《说文解字·心部》：“愆，过也。”愆的本义是罪过，同䇂，古典籍通用愆。《说文解字·雥部》：“集，群乌在木上。”集的本义是集合，同亼，古典籍通用“集”。《说文解字·乙部》：“乱，治也。”乱的本义是治理，同阅，古典籍通用“乱”。上述三例“读若”，通过音义相同的注释，说明了古今字形的变化。

一、引用古籀

小篆上通古籀，下启汉隶，所以许氏以小篆为正体，以古籀为征引附录的对象。这是许书的通例。比如：

“旅”下：𣥏，古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

“旁”下：雱，籀文

“蒜”下：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茻。

“奭”下：《史篇》名丑。

“爰”下：籀文以为车辕字。

古文是春秋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文解字》注明了的有510个。“古文某“是说古文的另一种写法；“古文某如此”，是只知其形，而不知其构形的理据；“古文以为”，是说明古文借此字为彼字，是文字的早期假借现象。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西土文字，《说文解字》注明了的有223字。或称“籀文”，或称“大篆”，或称“史篇”。史篇，徐锴说：“谓所作仓颉十五篇也。”

也有先叙古籀，附以小篆的。这是《说文解字》的变例。是为了建立某一部首的需要。如二（上）部、吕部。

二、引用或俗

或俗就是或体和俗体。古籀、或、俗几乎全是重文。所谓重文，就是一个字的不同形体。古文、籀文与小篆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形体，或体和俗体与小篆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形体。下面是《说文解字》注明了“或”“俗”的例子：

“壻”下：婿，壻或从女。

“褎”下：袖，俗褎从由。

这里附带说明，《说文解字》在“儿“下说儿是古文奇字人，在“无（繁）”下说“无”是奇字无。所谓奇字，实际上也是一种异体字。

三、引用经书

在《说文解字》中多引用经书、除了引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等著作外，还引用了诸子、《尔雅》、《左传》等先秦著作，共有四十多种。

《说文解字》引用经书，有的用以释义，有的用以解形，有的注音。比如：

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

香，芳也。《春秋左传》曰：“黍稷馨香。”

上例引《易经》明“祝“字的另一构形说。下例引《春秋传》证明“芳”义。上文读若法一节引用的《诗经》“瓜瓞菶菶“句是为“唪”字标音。

四、引用通人

通人，就是学精通的专家学者。《说文解字》全书有110余条说解，分别采自39家通人的说法。

五、引用方言俗语

全书共170余条。比如：

睇，目小视也。南楚谓眄曰睇。

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

六、引别说，广异闻。

《说文解字》常用“一曰”“或曰”引用正解之外的另一种说法。比如：

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声。

舒，伸也。一曰舒缓也。

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读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

首例是构型的不同认识，次例是义训的不同见解，末例是拟音的不同说法。

《说文解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解释汉字字形的著作，也是第一部按照部首编排的“字典”，是研究汉字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典籍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说文解字》创立的体例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后世的字书《玉篇》《类篇》《康熙字典》等，都采用《说文解字》的体例。《说文解字》成书后，对中国传统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学者精研《说文解字》，使得传统“小学”（语言文字之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第一，《说文解字》从上万个汉字中区别其偏旁和部首，分类归纳成五百四十个部类，开启了汉字按部首编排的汉字字典编排方法。直至当今使用的汉语字典、词典，仍然使用部首检字法编排。

第二，《说文解字》在说解内容中首次阐发了“六书”的内容，贯穿了六书的原则，许慎对六书分别下了定义，举了例字，后世讲六书都沿用许慎的名称和定义。

第三，《说文解字》收录了汉字形体的多种写法，当时汉朝的篆体外，还有籀文、古文等异体写法。这些字体大都为象形体。这就为研究汉字提供了宝贵的古文字资料，也为推究上古文字的本义给予了较大的方便。后世发现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简帛文字这些汉朝以前的文字，都是依据《说文解字》所收录的这些古文字字形作依据，才得以考证和认读。所以《说文解字》是语言文字学的宝库，在文字、训诂和音韵等方面都显示出极大的价值。《说文》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字，同时还保存了大量的古义，它既是一部文字学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训诂学名著。清儒将其奉为词义训诂的准绳，认为它在训诂学上的地位可以与《尔雅》相提并论。段玉裁就说过：“《说文》《尔雅》相为表里。”直至现代，《说文》学仍然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无论是从事古汉语词义的专门研究，还是字典辞书的编纂，《说文解字》都是一部经常被援引的著作。

第四，《说文解字》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资料，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清儒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他们所依据的材料来看，主要有两种：第一是《诗经》等先秦文的押韵情况，第二就是《说文》的谐声。根据先秦韵文用韵的实际情况来归纳上古韵部，所得出的结果虽然比较可靠，但是，一方面，这样归纳出来的结果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材料来检验，另一方面，由于上古韵文的入韵字有限，要论定每个汉字的古韵部居，光凭韵文的材料还是很不够的，这就需要利用《说文》的谐声系统来加以验证和补充。《说文》有七千多个形声字，可以从中分析出一千多个谐声偏旁。同一谐声偏旁的字虽然后世读音很不相同，或声有转移，或韵有更改，或声韵俱失；但上古造字之时，读音则是相同的。因此，《说文》的谐声同先秦韵文的押韵一样，也都反映了上古音的基本面貌。

第五，《说文解字》是记录自然和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因为《说文》的产生时代较早，其中有许多汉字的意义都是表示物类和事类的，许慎记录了早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也说，许慎创作《说文解字》：凡是儒家经典及其他群书中的用字，都训释它们的含义，而像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不同寻常的人物或事件、王制、礼仪等，凡是一切世间人事，没有不载录其中的。因此，《说文解字》一书对于了解自然万物和汉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面貌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说文解字》博大精深，它对具体汉字的构形和字义的解释，是释读甲骨、金文、简牍等出土文献的基础，它创立或发展的部首、本义、声训、六书等汉字学理论，也是探讨汉字的形、音、义及三者关系的理论基础。《说文解字》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材料，是开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把钥匙。

北齐文学家颜之推：“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吾服其为书，隐栝有条理，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其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北魏文字学家、书法家江式：“《说文解字》，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氏诸子之训，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

元代学者李文仲：“处《说文》之先者，非《说文》无以明；处《说文》之后者，非《说文》无以法。”

清代文学家姚文田：“古音至江左尽变，所赖以不亡者，惟《说文解字》一书。其于谐声之文，枝分派别，条理秩如。”

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令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清代经学家孙星衍：“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艺。六艺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重刊宋<说文>序》）

清代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清代政治家、文学家曾国藩：“许书略存二百字，古镜一扫千年尘。篆文已与流俗殊，解说尤令耳目新。乾嘉老儒耽苍雅，东南严段并绝伦。”

清代许学四大家之一、文字学家朱骏声：尝谓《说文解字》一书，功不在禹下。（《说文通训定声·临部》）

近代革命家、文字学家黄侃：“许君说字，皆有征信，经，典之有征者，则征之经典，经典之无征者，更访之通人；其有心知其意，无可取征者，则宁从盖阙，以避不敏。”

现代训诂学家陆宗达：“由于《说文》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深入地研究它，是研究语言学史、特别是研究汉民族语言学史的重要内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代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周祖谟：“《说文解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最有权威的一部古文字的字典，对后代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形音义和文字发展的历史贡献极大。”

现代历史学家、训诂学家张舜徽：“没有《说文解字》作依据，即使新近又发现了成堆的龟甲兽骨和成批的青铜器，上面都刻满了文字，也无法对那些古文字的结构加以剖析，那是一个什么字，更谈不上进一步作出翔实的考证了。所以这部书一直到今天，还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古代字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必须由此入门的基本读物。”

现代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古文字学导论》）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苏宝荣：“如果没有《说文》的流传，我们将不能认识秦汉的篆书，更不用说辨识商代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战国时的古文。”（《许慎与〈说文解字〉》）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天树：“《说文解字》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字典，它把原来一盘散沙的汉字，通过分析字形结构，把这么一万多个汉字，归到五百四十个部首之下，是前所未有的，使汉字可以检索。部首的整理是识别汉字变得简单，因为所有的汉字，几乎都是由这些基本的造字部件组成，只要掌握了基础的造字部件，实际上就掌握了记忆所有汉字的钥匙。一直到今天，汉字检索沿用的依然是许慎创造的方法。”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对于《说文》我们不是研究的过多了，而是研究的还不够；对于《说文》在词典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们不是评价的过高了，而是对于它的经验和教训挖掘的还不充分。”

当代语言学家王宁：“有人把《说文解字》称作一部字典。其实，它的意义和作用岂正是一部字典！它不仅为我们系统地贮存了经过秦代书同文规范了的小篆和一部分曾与小篆有密切关系的大篆和古文，贮存了经先秦经典验证过的古代文献词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上万个汉字的形体逐个的分析，证实了早期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确立了以形索义的词义分析方法；它通过独特的体例，总结出小篆构形的总体规律，描写出小篆构形的完整系统，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如络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由它所显示的小篆构形系统，由于顺应汉字的发展趋势，又由于切合汉字的实际，还因为符合汉字优化的原则，所以，强有力地影响了后代的隶书和楷书，起到了促进汉字健康发展的积极的作用，在解释汉字的形义上一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说文解字〉与汉字学》）

一、字形说解上的争议

《说文解字》所据以说解的古文、籀文和小篆，就其时代来说，都是晚周以后的文字，这时上距殷商甲骨文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文字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体不断演变，延及周秦之际，有的可以说已经面目全非了。许慎生当东汉，受着时代的局限，既没有可能见到地下的甲骨文，也难得看到周代早期的铜器文字，因此，说解字形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错误，这里举一些浅近典型的例子来说明：

“行”，《说文》：“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卷二下·行部）。“彳”下曰：“小步也，象人胫，三属（按谓股、胫，足也）相连也”（卷二下·彳部）。“亍”下日：“步止也，从反彳”（卷二下·彳部）。罗振玉对“行”的解释是：“〔图1〕象四达之衢，人所行也……由〔图1〕而变为〔图2〕，形已稍失，许书作〔图3〕，则形义全不可见，于是许乃释行为人之步趋，谓其字从彳从亍，失弥甚矣，古从行之字或省其右作彳，或省其左作〔图4〕，许君误为二字者，盖由字形传写失其初状使然矣。”

“禾”，《说文》：“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𠂹省，𠂹象其穗”（卷七上·禾部）。甲骨文禾字作“图5”，金文作“图6”，罗振玉释曰“上象穗与叶，下象茎与根，许君云从木从省，误以象形为会意矣。”禾字小篆形体未讹，乃全体象形之文，虽不见甲骨金文，亦极易识别，但许慎为阴阳生之说所蔽，以为禾从木。所以王筠批评他“迂曲”。

“乘”，《说文》：“覆也，从入桀，桀，黠也，军法日乘”（卷五下·桀部）。甲骨文乘字作“图7”，金文作“图8”，王国维释曰：“此字象人乘木之形”。其本义为“升”“登”，许慎所释“覆也”乃其引申之义，其说字形全误。

从以上所举诸例可以看出，《说文》在说解字形方面的争议还是相当多的。分析文字既然是为了上溯文字的初谊，说解字形结构之所以然，则当以文字近古为是。《说文解字·叙》说，“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叵复见远流“，这正是许慎受到的最严重的局限，实际情况表明，仅凭小篆为说，要得其详也是困难的。

二、字义说解方面的争议

《说文解字》是根据文字的结构并隐括经典故训来说解字义的，由于对字形结构的认识有误，连带着在说字义方面也出规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有的纯误解，有的则以引申义或假借义为文字的本义，举例来说：

“止”，《说文》：“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为足。”（卷二上·止部）。甲骨文、金文的“止”均像足形。许慎说：“象木出有”，乃系误解。朱骏声说：“下基与丌与阯同，艸木非形，止部文十四亦无一涉草木者，当以足止为本义，象形也，三出者，止之列多……因加足傍作趾。”段玉裁也说：“止即趾也。《诗》‘麟之止’《易》‘贲其止’、‘壮于前止’，《士昏礼》‘北止’，注曰：‘止，足也’。古文止为趾。无论就字形来看，还是就经典用例来看，止的本义均为足趾，许慎以“下基”释止，以足为止之借义，都是错误的。

“奚”，《说文》：“大腹也。从大，𦃟省声。“（卷十下·亣部）。罗振玉曰：“罪隶为奚之本谊，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郭沫若、于省吾均从罗说。经传亦常以奚为罪隶字，《周礼·天官·序官》“奚三百人”，郑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以为奚。”又《周礼·秋官·禁暴氏》：“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郑注：“奚隶，女奴男奴也。”就字形和古书用例两方面材料来看，奚为罪隶，确不可易，许慎说字形既误，其说本义亦失当。

除了不明字形结构及其衍变的历史，因而导致对字义的误释外，世界观方面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也是影响许慎对字义作出正确解释的一个重要因素。汉代又特别盛行谶纬、术数之学，时风所及，许慎也未免俗，这样，就使《说文》对字义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封建意识以及唯心主义色彩，如“一”“二”“三”等数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以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从先民造界到许慎创《说文》，其间至少已经历了二千年以上的历史，根据后世儒家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阴阳谶纬之学来解释先民造字的意图，不难设想会导致怎样的曲说。

清代治《说文解字》的学者众多，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是所谓“说文四大家”，即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四人。这四人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研究《说文解字》最为精审。段玉裁为清代著名学者，其所著《说文解字注》，对《说文解字》中的内容逐条进行分析、举例、补充，梳理每个汉字的本义及引申义、假借义，并专门分析《说文解字》中的术语、条例，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理论。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本着因声求义的原则，打破了《说文解字》的条例，以古音系联汉字，分析汉字的本义、转注义（引申义）和假借义，使得汉字的字义更加明晰。

《说文解字》问世以后，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解字》。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解字》以证字义。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解字》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解字》。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解字》。

东汉到唐代是《说文》学的起始期。其代表人物是李阳冰。唐代以前，《说文解字》只有传写本没有刊印本。李阳冰把自己收藏的和自己收集到的《说文解字》抄本加以整理和研究，刊定为30卷，修正笔法；虽然有不少主观臆说，但也时有正确的意见。

宋代到明代，是《说文》学的发展期，其代表人物是南唐人徐锴（又称小徐）和徐铉（又称大徐）。

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共40卷，是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说文解字》注本。它除有一般注本的共同写法外，其显著特征是特别注意从声音上考索字义，从形声字的声旁说明字义。这种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清代训诂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周祖谟在《问学集·徐锴说文学》一文说：“徐锴《系传》是清代文字训诂之学的前驱。”

宋太宗雍熙初年（公元984年），徐铉与句中正、葛湍、王维恭受诏同校《说文解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十一月完稿，太宗命国子监雕为印版，称为大徐本。它整理审定原著，将原著的15篇各分为上下，成为30卷；依据唐代孙愐《唐韵》逐字反切注音；在许慎的说解内加上“臣铉曰”“臣铉等曰”的按语，以参校异同。

清代是《说文解字》研究的鼎盛时期。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不下200人。清代《说文解字》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 、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二，对《说文解字》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 、俞樾的《儿笘录》等；其三，对《说文解字》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 王筠的《说文句读》，其中第一种最为全面，这四人也并称“说文四大家” ；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 《说文解字》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近人丁福保持以往各家研究《说文解字》的专著和其他论及《说文解字》的著述以及甲骨文、金文的材料汇集为《说文解字诂林》 ，后又搜集遗逸编为《补遗》，是该书注释的总汇。

已有的最早的《说文》版本，是唐人写本。一为《木部》残本，一为《口部》残简。前者是清同治二年莫友芝得于安徽黟县县令张仁法，后辗转归日本人内藤湖南，藏于京都府恭仁山庄，又经内藤之手转与日本武田氏家族之杏雨之屋，《木部》6叶（页）共94行，每行2篆，存188篆。后者有二，为日人平子尚氏所藏，存4字，未公诸世，一为日人某氏所藏，存6行，12篆。

南唐徐锴重订《说文》作《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又据唐孙愐的《唐韵》，作《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用唐李舟的《切韵》次第。因为李阳冰好以私意说文字，不守许慎原说，徐锴作《祛妄篇》（《说文解字系传》里的一篇）专祛李氏之妄，驳李氏臆说五十多条。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徐铉（字鼎臣）又承诏和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详参众本，正误补阙；又因篇数过繁，分成上下共三十卷，奉敕雕版流布。因此，今本《说文》在唐、宋时经过两次窜改，已非许书原貌，南宋孝宗时，李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起东终甲，而偏旁各以形相从。

二徐本是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版本，因徐铉为兄，其本被后人称为“大徐本”；徐锴为弟，其本称为“小徐本。一般认为小徐本最好的本子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由祁隽藻根据宋朝抄本刻写的本子，大徐本有宋椠本，据说宋椠本有大字本和小字本的分别，但传世的多是小字本，晚明时，常熟毛晋及其子褒，依据宋刻本始终亥小字本，以大字雕板印行。《说文》原本次第始为人知，后来几经删改，成为当时通行的汲古阁本。

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孙星衍据宋本重刻大徐本《说文解字》，是为平津馆本。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陈昌治又根据孙本加以校订，改为一篆一行本，这便是中华书局1963年所据以整理出版的底本。

许慎（约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召陵区）人，由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入为太尉南阁祭酒。尝从贾逵受古学，博通经籍，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著《说文解字》十四卷并叙目共十五卷，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专著。所著除《说文解字》外，还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今皆散佚。清陈寿祺辑有《五经异义疏证》，辑注较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