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本名蔡郕，谱名椿寿，字东藩，笔名东帆、东颿。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人。中国近代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

清光绪三年（1877年）农历六月十三（7月23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牛场头（今属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排行第六。曾祖武申，祖鼎辉，父文杰。据蔡福源《蔡东藩年表》，蔡文杰为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

清光绪七年至八年（1881-1882年），蔡东藩入私塾，“就葛师学”。蔡东藩自6岁时从二哥课读。据蔡东藩所撰《邵勉卿君行述》“余少时就葛师学”，及《清史通俗演义》第一回“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言，可知蔡东藩幼时曾入私塾就读。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蔡东藩二哥去世，蔡东藩到金家伴读。另据乡贤回忆，金家即为丝行老板金锦生家。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蔡东藩到二姐夫田沛鋆家伴读。田沛鋆家位于山阴县所前田家村（今属萧山区所前镇）。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蔡东藩与田沛鋆一起参加县试，考中秀才。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蔡东藩父母相继病逝。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馆杭城。据蔡东藩《游西湖孤山记》云“弱冠时，馆杭城”，从之。另唐文元《山阴道上》载，蔡东藩一有空暇，就到书院阅览抄书，并经常应题而作，多次获得“膏火费”。据清末杭城满人居住地、各书院所在地，推测蔡东藩极有可能在诂经精舍“旁听”。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十一岁的蔡东藩参加乡试，落榜。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蔡东藩辞去杭城家塾工作。同年秋，与萧山县苧萝乡王氏结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绍兴府学堂任教。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蔡东藩参加举人考试。因天气酷热，试卷汗渍斑斑，落榜。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起，蔡东藩在萧山临浦两等小学堂（今萧山区临浦第一小学）任教。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农历九月二十三，长子震濆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次子震康生。

清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赴杭州参加优贡考试，列第十一名。浙江共取录优贡30名，主考为浙江提学使支恒荣。

清宣统二年（1910年）5月，抵达京师参加优贡朝考，投呈礼部。6月27日，参加保和殿考试，考取一等第一百三十一名。朝考阅卷大臣为陆润庠、徐世昌、李殿林等。7月13日，在养心殿朝觐宣统皇帝。不久，外放福建候补知县。

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赴福建以候补知县等候补缺。经上海时拜会上海会文堂书局编辑、好友邵伯棠。抵闽后，备受冷遇，候补无望，于初夏托病归程。途经上海，再次拜会邵伯棠。邵伯棠称赞其为“智士”，并邀蔡东藩著述《中等论说文范》，婉拒后回临浦。初秋，经邵伯棠再三邀请，蔡东藩赴沪编著《中等论说文范》。这是蔡东禁著述生涯的开始。

7月28日，邵伯棠去世。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初，杭州光复，汤寿潜被推为浙江都督。

旧中国，列强入侵，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蔡东藩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于是去参加优贡的考试。先是省里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参加朝考，被录取在100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蔡东藩对孙子说：“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蔡东藩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这对他来讲，一方面有些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后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州。未经仕途的蔡东藩，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蔡东藩，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蔡东藩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蔡东藩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他有个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县（今萧山区）下邵村人，知道蔡东藩的情况，称赞他是“悬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他参加编撰。蔡东藩欣然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这在《中等论说文范》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蔡东藩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他在家庭里所遇到的，也多是不幸的事。他两个哥哥死去不久，父母就先后去世。接着，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都患肺病，相继死亡，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蔡东藩20多岁时，与一王姓农家女子结了婚，生二子。长子震濆，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这王姓与蔡东藩相处不几年，就与世长辞了。

后来，有个黄姓名医看中蔡东藩，将其女许配给他。蔡东藩讲起她，知书达理，能文善诗，平日夫妻同写诗文，互相切磋，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真是伉俪情深，相依为命。她曾生一女，但好景不常，爱女突患重病，多方求医无效，不几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这个黄姓女子总是忧郁难解，不久也就永别人世。这对蔡东藩来讲，是莫大的打击。

此后，蔡东藩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这第三个妻子体质较差，平时多病，始终不孕。当时，蔡东藩的子女仅存震濆，但震濆一向多病，因此稍长后，蔡东藩就叫震濆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使他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

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蔡东藩袭来，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后，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

蔡东藩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蔡东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

蔡东藩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儿子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儿子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蔡东藩很赞成，就在儿子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蔡东藩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好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蔡东藩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蔡东藩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他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儿子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

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分别是：《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两晋通俗演义》100回、《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唐史通俗演义》100回、《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宋史通俗演义》100回、《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明史通俗演义》100回、《清史通俗演义》100回、《民国通俗演义》120回（另外许廑父续写40回，计160回）共11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11部书，蔡东藩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祖父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现状密不可分。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以期用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以此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他“书生报国”之意。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了首先写《清史通俗演义》，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却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历史演义外，尚著有《留青别集》《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

1．蔡东藩写顺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

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

蔡东藩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

为此，蔡东藩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蔡东藩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蔡东藩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蔡东藩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如蔡东藩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蔡东藩所写小凤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关于小凤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蔡东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蔡东藩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即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既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又可以欣赏传奇故事，真是两全其美。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拒不戏说的态度对后辈历史作家影响很深。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

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蔡东藩的作品可以当作历史读。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蔡东藩曾讲起过‘“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

适值这年是乡试之年，蔡东藩的才学在附近有些名气，这时就有人来请他去做“枪手”，就是冒名顶替去考试。他明知干这样的事有着极大的危险，但为了偿还债务，就下决心“铤而走险”，给人家考取了举人，得到了一笔钱，还清了旧债。自那以后好几次乡试（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他仍然去做“枪手”，给人家考取举人。过了好几年，蔡东藩在杭州教学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都已中了秀才。有一年，师生三人同去参加考试。进了试场后，他认真构思，尽力把文章写好。中秋前夜，蔡东藩已把文章写好，誊写清楚，自己看看比较得意。

不料第二天早上，同去参加考试的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欢度中秋，送来了一碗蒸鸡。蔡东藩在逊让时，不慎把鸡汤晃出了许多，恰巧旁边放着誊写好的试卷，这鸡汤就沾湿了试卷，于是印格子的红色渗开，有的字迹模糊难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重抄，没奈何把这样的试卷缴了上去，发榜时名落孙山。幸亏他对功名不大看重，情绪上还没有什么波动。

蔡东藩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蔡东藩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妻子和儿子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孙子蔡福源记得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又劝你祖父，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

蔡东藩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祖父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祖父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

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祖父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祖父，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十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

1.王氏，原配，农家女子。育有二子。

2.黄氏，续弦，当地黄姓名医之女。育有一女。

3.韩氏，第三任妻子，韩姓店员之女。不孕。

1.蔡福源，震濆长子。

2.蔡福恒，震濆次子，生活在绍兴。

2.蔡福绥，蔡震濆第三子。

李保明《浮生若梦：蔡东藩传》，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梳理了蔡东藩从最初的热衷科举，力图“清官救国”，到编著行销全国的教科书《中等新论说文范》等体现的“教育救国”理想，再到受严复、梁启超等“小说救国”“演义救国”理论影响，有感于“帝王专制之魔力”而埋首历史演义的写作，最后沉寂于民间终老于乡野这一简单又复杂的人生经历。同时，透过传主的一生，也给我们呈现出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发展的艰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