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1856年—1917年6月6日），原名震，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活动家、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

汤寿潜，浙江山阴（今萧山进化镇大汤坞村）人。少年时在家乡读书，“早岁颖异，以文学见称”。青年时曾出任浙江金华书院山长，主张教学以实用为务。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光绪十六年（1890年）作《危言》一书，共4卷，提出精减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并阐述其改良主张。

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逾两年，授安徽青阳知县，数月即辞；后受聘当幕僚，游历各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曾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两淮盐运使，但仍以养亲之故居上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动旅沪浙江同乡抵制英美侵夺苏杭甬铁路修筑权，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七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总理。此时清政府被迫允诺沪杭铁路由商民自筑，授汤寿潜为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

三十二年（1906年），汤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江、浙、闽绅商200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宪。

宣统元年（1909年），任浙江咨议局议长，曾与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发起和组织联合会请愿，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清廷革除汤寿潜全浙铁路公司总理职，不准干预路政。次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杭州新军起义，汤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在任期间，他又联合陈其美、程德全等通电起义各省，商议成立联合政府。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部长，未到任。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向南洋各地华侨募款。袁世凯篡权后，汤曾与章太炎等组织“统一党”以挽残局，未果。

8月，改任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1915年曾致电反对袁世凯称帝。晚年，汤寿潜回归故里，为家乡水利枢纽麻溪坝改桥闸竭尽所能，解开了天乐乡自明宣德年间以来400多年的水利纠纷。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逝。临终遗言：“吾一生正气，从不屈服于权势，死后找一块远离吾乡、地势开阔的阳山薄葬就行。”

汤寿潜多年身居要职，但生活简朴，有“布衣都督”之称。他不富、不贪，在全浙铁路被袁世凯收归国有两年后，袁通过全浙铁路公司拨发20万银元，作为汤总理全浙铁路4年多不支一分薪金的补偿，但汤分文不受，将全数款捐给建造浙江图书馆。

其一生有著作多种，除《危言》4卷外，尚有《尔雅小辨》20卷、《说文贯》2卷、《理财百策》2卷、《三通考辑要》30卷及《文集》数卷。1917年6月病故于萧山临浦，葬桐庐县质素乡。

汤的成名作是《危言》。此书初版于1890年，再版于1892年，是甲午战争以前宣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之一，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并称三《危言》。从全书述及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视野极为宏阔，从国家大法，如迁都、尊相、议院、停捐、保举、汰冗、限仕，到国防外交，如兵制、海军、保朝、防俄，再到具体经济、教育门类，如包厘、盐捐、小轮、开矿、国债、商局、邮政、铁路、水利，中学、书院、考试，等等，他都一一加以论述。从讨论、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的风格上看，作者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援引典章，如数家珍，指中土症结，每多发聩之语；述外洋情事，全无隔靴之言。透过《危言》，我们可以看出，汤寿潜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的现状相当熟悉，对许多问题思考已久。

汤寿潜（1856年-1917年），原名震，字蛰先（亦作蛰仙），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

汤寿潜早年颖异，以文学见称，闳敏有器识。1890年以《危言》一书刊行，知名于世，在该书中，他提出精减冗员、改革科举、推广学校、开发矿藏、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加强海军防务等措施，并详细阐述了其改良主张。1892年，汤寿潜赴壬辰科会试，获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出任安徽青阳县知县，但三个多月不到即以亲丧辞归。

甲午战后，汤寿潜曾参与强学会与维新运动，庚子事变后倡议并推动“东南互保”，之后与张謇等协助两江总督刘坤一筹议新政。1905年，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随即自筹资金并与江苏省分头动工修建苏杭甬铁路，至1909年夏，全线建成浙江境内路段，其工期之短、质量之佳与经费之省为全国商办铁路之最。1906年，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在上海创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连续发动3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成为国内立宪派的著名领袖之一。1909年，授云南按察使，旋改授江西提学使，均未赴任。

1911武昌举义爆发，杭州新军闻风响应，建立浙江军政府，并推举汤寿潜为都督。即任后，汤寿潜以自己的声望与威信与旗营拟定和降条件，浙江旗营“委械请降”，杭州“全境帖然以定”。之后，汤寿潜又派遣军队支援邻近各省的反清革命活动、支持江浙联军收复南京；联合陈其美、程德全等通电起义各省，商议成立联合政府。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汤寿潜自请担任劝募公债总理，赴南洋各地募集捐款，纾解革命政府的财政困难。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他拒绝北京政府邀请，继续留在南方经营浙江铁路。1915年，汤寿潜致电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后逐渐远离政治。

晚年，汤寿潜回归故里，致力于家乡水利事业。1917年6月，病故于萧山临浦。

汤寿潜虽多年身居要职，却恪守简朴，他穿布衣、着短褂、戴笠帽，有“布衣都督”之称，然而对于公共事业，他从不吝啬。民国政府收沪杭铁路为国有，为补偿汤寿潜前后4年督造之劳，特犒银20万元，他分文不受，悉数捐赠浙江教育会，用于兴建浙江公共图书馆。他的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可谓自己一生写照，他对中国近代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将永留史册。

汤寿潜“早年颖异，以文学见称，闳敏有器识。”6岁起在村塾与居家课读，“长游四方，以代力养，乃留心经制，推之世务，慨然有革易时弊之志。”1887年（光绪十三年）起，汤氏开始撰《危言》，4年书成。该书就迁都长安、设宰相制、建立议院、设考试制、任官用人、遣汰冗员、推广学校与西学、鼓励商民开发矿藏以及修筑铁路、加强海军等方面指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对朝野震动颇大，成为“危言”式论著第一人，为戊戌变法起了一定的舆论先导作用。

1894年，汤寿潜与南通张謇（光绪状元）同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创设的强学会。次年撰成《理财百策》，就社会经济的各类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1896年，完成历时达20年的《三通考辑要》巨编，计30卷200余万字。该书综述历代典章制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对拯时醒民有积极意义。1900年12月和1901年7月，汤寿潜与张謇等两次共商立宪，汤寿潜还撰《宪法古义》一册。

1906年12月，汤寿潜在上海联合江浙闽商绅200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1910年，汤氏在粤发表演说，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

次年6月，汤、张等联名致函摄政王载沣，要求改组“皇族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阅历者”，对推动形势发展有一定作用。武昌起义不久，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首任都督。汤在任虽仅月余，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以其威望，顺利解决了驻杭清军旗兵投降革命的问题；二是决定派兵三千，组建江浙联军支宁，攻克金陵。汤氏此举，为巩固武昌起义成果，推动全国形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892年，汤寿潜赴壬辰科会试，得中第十名贡生，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朝考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在国史馆任协修。

1894年　汤庶吉士期满，以知县衔归部铨选，授安徽青阳知县。知县虽为七品小官，却是当时科举仕途中的必经阶梯，是学子们寒窗苦读的夙愿。汤却淡泊名利，到任三月余，以亲老不乐就养，遂乞归。接着受聘为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开始从事授课育人事业。

1899年春 汤又受聘为湖州南浔浔溪书院山长，主讲经史，兼论时务。同年，汤在上海参办会文堂书局，积极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由于汤活跃于教坛，声名远扬，清庭曾邀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汤未就任。

1902年　汤与张謇在通州自立师范，为当时我国最早单独设立的师范学校。清庭鉴于汤氏两次上书朝廷，力陈盐政时弊，1904年特赏其道衔，擢两淮盐运使。对这一别人求之不得的美差，汤却不为所动，借口有病未就，而欣然接受上海龙门书院（上海中学前身）院长一职，并改书院为师范学校。汤氏宁舍“肥肉”而甘啃“骨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教育救国的高尚情怀。

1904年　经汤寿潜和沈炳经的积极赞助，在杭州大东门直街创办了初级师范学堂（后迁金衙庄）。汤氏在督办浙江段铁路期间，为了培养建筑和机械等方面的人才，又和浙铁公司副总经理刘锦藻一起，在杭州谢麻子巷创办了铁路学校（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前身），这是近代浙江工业技术教育的开端。

1909年8月13日　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次日，清庭授汤为云南按察使，汤坚辞不受。11月，清庭改授汤为江西提学使，汤仍坚持不受。1911年6月，学部接纳汤寿潜为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

1914年　民国政府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为补偿汤氏前后4年督造之劳，特犒银20万元。汤分文不受，悉数捐赠浙江教育会，用于新建浙江公共图书馆（即今杭州大学路浙江图书馆）。汤寿潜还在故里天乐乡（今进化镇）创办了大汤坞、欢潭两所小学，帮助家乡子弟就近入学。

汤寿潜一直信奉实业兴国的主张。1905年2月，汤寿潜与张謇、许鼎霖等在上海创办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同年2月至3月，汤氏又与张元济、夏曾佑等发动旅沪浙江同乡，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以后为抵制英国侵夺苏（沪）、杭、甬铁路修筑权，汤氏又与张謇联手，发动“集民股、保路权”的爱国运动。8月，经浙江股东推荐，汤氏被清庭授予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在此期间，汤寿潜布衣芒鞋，备尝艰苦。

短短3年时间，杭州至枫泾的160多公里铁路及沿线114座路桥、14处涵洞、113处水管，全部建成，确保了沪杭铁路于1909年8月13日如期接轨通车。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逝于临浦本宅。其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为其一生写照，深受乡人称道。

1936年5月，天乐乡民为追念汤寿潜功德，建“汤蛰先先生纪念碑”一座，立于茅山之巅。文革时被毁。1994年，萧山市人民政府根据市政协九届三次常委会建议，重建了纪念碑。

①1950年10月，由绍兴县划归萧山县。

②③张謇《汤蛰先先生家传》。其余未加注者，均引自萧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与《汤寿潜研究》。

如果说作为布衣都督的汤寿潜以保路运动为世人所熟知，那晚年退隐故里的他则以致力于家乡建设尤其是天乐乡麻溪坝改桥一事称誉乡邻。

浙江省山阴县天乐乡（大部分属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上承麻溪山水，中有上、下瀛湖等五湖低洼田地，下接山阴、萧山两县界河西小江，西临浦阳江。在浦阳江改道后，麻溪成为浦阳江的源头，旧时浦阳江素有“小黄河”之称，洪灾不断，连带酿成山阴、会稽、萧山一带的洪涝水灾。为抵御浦阳江入侵造成的水患，明代中期以后，绍兴知府开通了碛堰山，修筑起麻溪坝，并立下了“碛堰口永不可塞，麻溪坝永不可开”的禁令。麻溪坝全长1064米，初建时为土坝，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萧山知县刘会加石重修，改为石坝，同时为防旱能引水灌田，下开宽4尺霪洞；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改坝为各宽6尺的3洞，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重修时改为2洞。麻溪坝的建成使西小江300年来的水患得以控制，清乾隆《萧山县志》对此赞扬称：“石坝(指麻溪坝)以内无江水冲入，悉成沃壤矣……迄今160余年无水患者，皆麻溪坝之为利也。”

然而麻溪坝的修筑使天乐乡一分为二：上、中天乐与下天乐。下天乐和山阴、会稽、萧山的大片土地圈入坝内；上、中天乐(今城山、进化、欢潭等乡)当时有70个村庄，3万多人口，被摈在坝外。“一坝之隔两重天”，麻溪坝的筑造虽使坝内皆成沃壤，但由于它割断了麻溪与西小江的联系，使麻溪之水不能通过西小江流出，只得改向西经茅山闸而入浦阳江，由此使坝外上、中天乐一带涝则淹没，旱则断流缺水，十年九荒，庄稼减收或颗粒无收，坝外农民生计困难。从此，坝内外废坝、保坝之争迭起，甚至械斗不断。明末清初有学者提议改坝为桥，当时出生于天乐乡的近代民族英雄葛云飞也为此努力过，他著有《麻溪坝始于不慎终于不悟论》一文，呼吁废坝。然而由于地方权利与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复杂交织，这一问题几百年来都没能解决，坝外人的夙愿只能一代传一代，历史的重任最终交到了汤寿潜手里。

汤寿潜（1856－1917年），字蜇先，山阴县天乐乡大汤坞村人。对于家乡旷日持久的水利纠纷以及坝内外百姓“冰火两重天”的生存境况，自小生长于此的汤寿潜深有感受，他继承前人遗志，发誓一定要解开家乡的这个历史水利“冤结”。他专注于分析前人保坝、废坝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原因，一次次探究坝外天乐洪灾的渊源，即使在他为政治斗争与路权运动殚精竭虑之时，也一直没忘记家乡的这条坝和坝外灾难深重的乡民。1907年6月，他就“麻溪坝防汛事”致函浙江巡抚张曾扬，指出“山会萧三县人以弃小（坝外）保大（坝内）”为谬说，称“坝外即塘外陆沉三百余年，一言未足尽其哀”。

1911年8月，汤寿潜会同麻溪坝外天乐乡自治会向浙江省议会提出“废麻溪坝案”。1912年11月，他再次与中天乐乡葛陛纶、鲁雒生等向浙江省议会提出废麻溪坝（或改坝为桥）的陈情书。听闻废坝方案与陈情书被浙江省议会接纳，天乐乡坝内乡董赵利川立即反对，他四处游说，发动保坝，绍兴县议会也闻风而动，向省议会连发函电，反对废坝。废坝和保坝之争再次陷入僵局。

两次挫折并没打消汤寿潜改变现状的决心，他继续斡旋于坝内乡绅之间，寻求事件的突破口。功夫不负有心人，1913年2月，上天乐乡（麻溪坝内）乡绅金汤侯接受了汤寿潜建议，几次赴坝外实地考察，最终被坝外人提出的陈情书和废坝方案所折服，同意改麻溪坝为桥，并发表《告坝内父老书》，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废坝或改坝为桥“实足为三县（山、会、萧）兴永利”的充分理由。后又经多次周折，保坝派的借口被一一驳斥，铁的事实终于消除了坝内天乐人的恐慌心理。1913年6月由汤寿潜主持，麻溪坝着手改建为桥，1914年建成。麻溪桥是由石料砌成的单拱桥，桥身与坝堤连为一体，北侧桥额刻有“麻溪桥”字样。

自麻溪坝改为桥后，当麻溪发生洪水又遇上浦阳江水位抬高，无法排水时，就可以关闭茅山闸，让麻溪洪水经麻溪桥入西小江畅流而出，缓解了坝外70个村庄、3万多居民、1.2万多亩良田的洪涝灾害，从而使坝外天乐乡摆脱了频受洪水侵扰的困境。至此，自明代中期开始，400多年关于保坝、废坝的水利纠纷终于彻底解决。天乐乡民为追念汤寿潜功德，1936年5月在茅山之巅建起“汤蛰先先生纪念碑”，纪念碑由丰子恺绘就汤氏全身像、马一浮撰文并督造，只可惜，此纪念碑在“文革”中被毁。

斯人已逝桥犹在。如今的麻溪桥依然静静地横跨于麻溪（今称进化溪）之上，尽管外表并不显眼，但由于其筑造的不易和独特的作用，引起了许多国际专家学者的关注。这一幕，恐怕是汤寿潜在麻溪坝改桥时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