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1863年—1924年4月18日），字遂卿，又作穗卿，号别士（一说笔名）、碎佛。杭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清末民国诗人、历史学家、学者。

清同治二年农历十月（约1863年11月），夏曾佑生于浙江杭州。

同治三年（1864年）5月，夏曾佑父亲夏鸾翔病逝，从此家道中落。

光绪二年（1876年），夏曾佑考上了杭州府钱塘县秀才。

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曾佑参加浙江乡试，考中举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夏曾佑进京参加会试，得中第一名会元。殿试被录为二甲第八十七名，选馆（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

光绪十七年（1891年），夏曾佑赴广州、香港、武昌游历。同年冬，在武昌结识杨锐、陈三立、钟天纬等维新人士。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月，夏曾佑被派任为礼部主事。同年，结识梁启超。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曾佑与梁启超、康有为、文廷式、沈曾植、汪大燮等交往密切，时相过从。同年冬，与梁启超等南下上海，后至武昌、南京谋职，并返杭州。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曾佑至武昌，与汪康年、叶瀚等友人在两湖书院任教职。同年，结识黄遵宪、吴铁桥、缪荃孙等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职礼部，等候外放知县。期间结识谭嗣同。同年夏，在天津结识严复，二人志趣相投，经常“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奏准在天津建立新式学堂育才馆，夏曾佑受聘任育才馆总办（校长）。10月，夏曾佑与严复、王修植、杭辛斋在天津正式创办了《国闻报》，这是天津人在天津开办的第一份报纸。该报仿照英国《泰晤士报》，为适应不同阶层的读者，又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两种，其中《国闻报》为日报，《国闻汇编》为旬刊。严复与夏曾佑最早主持旬刊，后来全力负责日报。同年秋，两人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为近代中国学人首次论述小说社会功能的文艺理论文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随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夏曾佑曾到野外祭奠，作《弔谭复生》诗。9月28日，《国闻报》停刊，夏曾佑辞去育才馆职务。秋后南归杭州。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曾佑自杭州返天津。同年秋，被推荐入京。同年冬，离京赴安徽祁门任知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夏曾佑知县任满后前往上海。夏曾佑在祁门任上，着力整顿原有的书院、化解教案、稳定社会治安。因善平教案，得京兆尹陈璧保奏，入京引见。同年冬，夏曾佑入京，拜访王文韶、张百熙等大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曾佑以直隶州知州用，曾至安徽候缺。不久因母亲去世，居上海守制。同年，应汪康年聘，任《中外日报》主笔，同时又应张元济之邀，为商务印书馆编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为《中国古代史》），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型的历史学著作。此后，又进入商务印书馆兼职。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曾佑任《中外日报》主笔的同时，又为《东方杂志》《外交报》《新民业报》等刊物撰稿。6月，《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上古史）出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曾佑在服阙后仍回安徽候缺。同年夏，被举荐为随员，准备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8月初，《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中古史—秦汉）出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3月21日，夏曾佑作为随员陪同清廷五大臣启程东渡日本，3月28日到达东京，停留两个月。期间，夏曾佑分别会晤了梁启超和蒋智由。回国后被选中补泗州直隶州之缺。同年秋，加入宪政研究公会，又被学部奏选为二等咨议官。同年，《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册（中古史—魏晋南北朝）出版。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曾佑赴安徽，任督府学务图书课长。随即又被调任署理安徽广德州知州，兼任学部二等咨议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广德州知州实缺到任，夏曾佑离开广德。因州内局势较为混乱，遂决定不赴泗州本缺，返回上海居留。

宣统元年（1909年），夏曾佑在安徽参与学务管理，家居上海，往来于上海、安庆之间。

宣统二年（1910年），夏曾佑与严复、张元济等参与商务印书馆成立师范讲习社的活动，夏曾佑是发起人之一。

宣统三年（1911年），夏曾佑为商务印书馆翻印古籍、编纂的教科书担任审校、咨询工作。

民国元年（1912年）春，夏曾佑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一个月后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召赴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规划筹办历史博物馆及重开、扩建京师图书馆。

民国二年（1913年），教育部训令夏曾佑直接管理京师图书馆馆务。同年，参与发起组织“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与孔教会代表陈焕章、王式通等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因被否决未能实现。

民国三年（1914年）1月，夏曾佑兼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

民国四年（1915年）6月，夏曾佑负责筹备改组京师图书馆。8月，实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免去社会教育司司长职务。

民国六年（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重开，印制学生优待券，获得好评。11月，张元济致函，请夏曾佑继续编撰《中国古代史》（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曾佑同意。

民国七年（1918年），夏曾佑重回教育部，在编纂处任编审员。

民国十年（1921年），夏曾佑应聘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曾佑因长期沉湎于酒，患肾病，体气大衰。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夏曾佑旧疾复发，延至4月18日晚八时病逝。停灵家中，后移灵至法源寺。5月，归葬杭州西湖韬光。

夏曾佑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一位诗人，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悲怆凄凉的情感基调

首先，在约半数以上的作品中，夏曾佑诗或多或少地描写了黄昏时的景象，形成一组黄昏凄清的意象群，给人以无限悲凉和伤感。翻开夏诗，“暮雨”“残照”“暮烟”“夕阳”“残红”“斜阳”“落日”“暮云”“暮阴”“暮霭”“斜日”“暝色”这类词语随处可见。不过，同是描写暮景，情况又有所不同。像“暮雨孤檠寻旧梦，西风书剑怅关河”（《壬午五月十二日作》） 、“秋风行李年年客，暮色关山步步愁”（《长江舟中作》）等，均是泛写，并非拘限于某时某地；“明日红尘京辇路，疲驴日暮苦行迟”（《愚园道中赠浩吾》其一） ，这是写想象中的暮景；至于“窗外乱鸦啼，萧瑟江天暮”（《哭李心栽》其一）、“残红连远树，归鸟艳斜阳”（《晚晴泊枫泾》）等，则是实实在在描写眼前所见的暮景。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为了烘托作者凄清荒凉的心境，渲染沉重悲怆的气氛。

其次，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忧伤心情，夏曾佑还常常在昏凉的暮色中加入“风雨”“平芜”等物景，使色彩更显暗淡凄惨。他曾说：“ 平生乘舟，非晦朔，即风雨，无见月者。”（《姑塘晚泊》自注）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像“风雨江天入暮阴”（《浩吾襄孙饯别海上酒楼》十一） 、“零雨凄风秋正苦”（《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其一）这样的诗句，绝不仅仅是实景描写，同时也暗示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身世和国运。再如“已觉平芜千里碧，不堪回首数峰青”（《春雨·孤帆》）、“平芜何处尽，应是接钱塘”（《晚晴泊枫泾》）等，所写傍晚时分的荒芜原野，最容易引起游子孤寂无聊的落寞感。千里平芜，一望无际，这也正像诗人没有尽头的愁思。更妙的是，诗人还会联想到平芜的尽头，该是连接着自己的家乡钱塘，令思家之情油然而生。

第三，如果把夏曾佑的诗比作一出悲剧，那么除了用风雨黄昏作为主要背景外，还有几个常用的道具，比如“孤檠”“寒漏”等。像“急漏催残梦，深樽照短檠”（《答叶浩吾》其一） 、“离衷寒漏短，归路片帆长”（《重有赠》其一）这类诗句，描写出一种寂静幽冷的氛围，极有效地衬托出了羁旅游客忧伤抑郁的心情，艺术感染力非常强烈。

二、含蓄蕴藉的传达技艺

蕴藉是指文学作品中那种意义含蓄有余、蓄积深厚的状况，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它是一种备受推崇的诗歌表现技巧，夏曾佑诗可谓深得其中三昧。首先他常在叙述、议论之后，突然打住，在最后一联转入写景，“以景结情，含不尽之意”。如《哭李心栽》第一首：

晚棹舣郭门，言寻旧时路。依约认门庭，蓬蒿窘行步。虚堂阒无人，穗帐静垂素。拭目视再三，谓是见之误。惊定欲有言，愀然怯回顾。风帘掩空房，病姊呻方寤。惊问客何来？披帷始相晤。犹疑梦寐逢，未敢从容诉。窗外乱鸦啼，萧瑟江天暮。

前面极写朋友去世后，自己前往吊唁时的凄惨景象，最后却以“窗外乱鸦啼，萧瑟江天暮”作结，凄清荒楚，无限悲凉，尽在这两句景语之中。再如《答叶浩吾》其四的尾联：“目送篮舆去，河桥万柳条。”《浩吾襄孙饯别海上酒楼》十一的尾联：“劳歌聊为知音尽，风雨江天入暮阴。”都在最后一句笔锋远扬，转而描写送别时触目景色，所谓“止须述景，不言愁而愁自见” 。

还有一些诗的尾联，虽是很平淡的叙述，但却和上述写景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己亥除夕》第一首：

雨雪经旬日，浑天白屋贫。催租能劝酒，读史忽怀人。咄咄向谁语，潇潇又向晨。明朝时宪历，二十六年春。

诗的前面写了自己的贫困和苦闷，结句却又出人意料的平静。然而，就在这极平淡的叙述中，读者却能体味到作者的悲怆心境：在一年将尽、万家团圆的除夕，诗人却羁旅在外、孤独一人。眼看着新的一年即将来临，而自己的贫苦状况却不见有丝毫改变的迹象。这真让人感到像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国与年俱暮，愁随命共长” 了。再如《金山寺》：

岁岁几回经此过，徒看烟翠压征蓬。登临便算偿宏愿，楼观犹疑带断虹。欲约青山谈世事，便将残照证南宗。长江直贯神州下，多少山川汽笛中。

前三联写观寺时的感慨，流露出隐居遁世的思想，结尾却神思远驰，包含着无限苍茫悲凉之气，令人唏嘘不已。这种结尾与“卒章显其志”不同，往往不直截了当揭示主题，而是引人思索，去探求那没有表现在字面上的含意。杜甫把它称之为“篇终接混茫”，就是说它能引起人们的遐想，有娓娓不尽之感。

其次，夏曾佑在抒发感情时，往往欲说还休，点到即止。如《晚凉》：

一雨潇潇作晚凉，出门思换夹衣裳。开窗已喜尘容静，拂簟悬知梦境长。已绝归心成久客，自偕劳侣负秋光。微吟偶为西风起，往事如潮说又忘。

一阵潇潇秋雨，已让人感到些许凉意，诗人独居室内，寂静凄清，百无聊赖。本想用诗来发泄心中的感想，但最后却只说了一句“往事如潮说又忘”。就在这欲说不说之际，诗人的伤感之情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夏曾佑还常常在诗中描写想象中的情景，如“岁晚如相见，应添雪鬓痕”（《答叶浩吾》其五）、“尊前暮雨家何处？应有衰亲数漏遥”（《浩吾襄孙饯别海上酒楼》其三）等。这些想象的情景，不是久别之后，就是千里之外，在时空上和诗的其他内容有着极大的差距。然而作者却巧妙地将这些镜头剪接在一起，起到了电影艺术中“蒙太奇”手法的艺术效果。

第四，夏曾佑又喜欢用问句入诗，如“柔橹荒芦如和答，几人丝鬓为伊星？” （《春雨·孤帆》）、“八百余年王会地，垂杨无语为谁春？”（《丙申三月将改官出都和青来前辈》）等。这些诗句一般都只问不答，然而只要读者结合全诗内容稍加思索，都能找到答案。这样写意脉不露，含蓄委婉，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内涵。

三、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趣

夏曾佑为诗纡徐不迫，深于言情。他在诗中抒发的感情都是自己的亲身体会，出自肺腑，无所雕饰，使人读来便觉情深无限。试看《答叶浩吾》其六：

愁边天地窄，寒雨复沉沉。永夜真无寐，披衣独苦吟。壮怀残月落，交谊暮涛深。尚有中旗在，无为便爨琴。

这首诗作于送别叶浩吾之后，情真意切，朴实无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又如《哭李心栽》其四中有两句：“酹酒与君言，君竟无言矣！”脱口而出，明白如话，极平淡的两句诗，却把诗人悼念亡友的沉痛心情表现得无以复加。

夏曾佑不仅长于抒情，写景也时有佳句。像写超山的险绝：“ 崩崖络藤萝，荒榛切冠屣。”（《癸巳四月入都过塘栖与家容伯吉士游超山》）写江岸的怪石断崖：“瘰石饱寒潮，崩崖临鬼斧。”（《云栖礼莲池大师塔》）这里一个“饱”字下得绝妙，不仅形象地描绘出江边岩石长年累月受潮水侵蚀后的形状，同时还象征着作者饱经沧桑的身世。再如“风枝惊宿鸟，雪晕掩孤檠”（《不寐》），描写寒夜醒来时的所见所闻，极其荒凉冷寂。“残晖乱樯影，窄港但人声”（《晚泊荻港》）这两句诗，又仿佛使读者亲眼目睹了傍晚时分船泊小港时樯影乱动、人声嘈杂的情景。

然而，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中国古文人在这方面特别讲究，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有一段论述尤为精要，他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夏曾佑也是深于此道的，所以他并不是单纯为写景而写景，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抒情。这其中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意随境生，触景生情。如《登横山》：

高鸟灭还出，群峰夕景殊。却愁归五浊，聊复立斯须。

黄昏时分，鸟儿在高空中时隐时现、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夕阳的照耀下，各个山峰或明或暗，千姿百态。面对这美好的景色，诗人却反而想起了那恶浊的人世。真是万端愁恨，才下眉尖，又上心头，只好聊且多呆一会儿，让那颗饱经忧伤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和解脱。

二是景为情设，用景物描写来烘托内心的感情。如前引《哭李心栽》其一，边写景边抒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景物描写极尽荒凉冷落之能事，把诗人当时惶惨的悲怆心情烘托得更加沉重，令人读来不觉黯然神伤，唏嘘不已。在这里，诗人已把主观的情志投射于客观外物，使景物主体化，物景为我而存在，所写之物都已著上“我”之色彩。再如《留赠方药雨》其一，颈联“青山白浪驰黄海，暮雨孤灯过秀州”，景中寓情，意蕴深长。尾联“从此归帆好云物，分明点点入新愁”，云物与愁思浑然为一体，以情入景，倍觉凄凉。

此外，在诗体运用方面，夏曾佑往往根据所写内容作适当分工，使之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抒情诗大多用律诗或绝句；描写朋友间的交往、阐述学术观点或长篇记游，则用伸缩性较大，便于铺叙描写的古体。可见夏曾佑对诗体的运用也是比较灵活的。

历史思想

夏曾佑的历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演论与历史进化论思想

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和历史进化论思想，并运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并认为此说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观。《神农氏》一节则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社会得以前进，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这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中，他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道德准则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中明说“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实在难能可贵。

第二，历史功能和历史因果规律思想

夏曾佑试图通过编著历史读本，“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且进一步去预测未来，这反映出他对历史功能的看法与认识。夏曾佑依据进化论理论，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的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就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揭示出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

夏曾佑承认存在客观历史规律。他认为：“……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乃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他在《中国社会之原》中说“天下无无因之果”。正因为夏曾佑相信历史因果联系的存在，所以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然后解释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议论颇为精彩。另外如《孔子之异闻》讲“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都是依据历史因果联系的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他的解释未必合理，但这种作法本身还是可取的。

第三，历史阶段性思想

夏曾佑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历史抽象能力很高。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凡例》说“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古今世变之大概》详细讲述了他的历史阶段划分学说，即上古①传疑期，开辟→周初；②化成期，周中叶至战国。中古：③极盛期，秦至三国；④中衰期，晋至隋；⑤复盛期，唐。近古：⑥退化期，五季宋元明；⑦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历史划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显得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上古、中古、近古划分法，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划分历史的框架，说明夏曾佑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反映了他颇值得赞赏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阶段性思想贯穿始终。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与宋恕书》视先秦为一大关键，《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枢纽，等等。划分阶段时，夏曾佑还比较重视某些专门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造成历史单一化。例如《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提出古今行政机关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一致，应给予另行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特点，对“士”的发展给予另外一种划分。这些都是夏曾佑著作精粹所在。

第四，今文经学思想

在夏曾佑的著作中，今文经学思想非常明显。例如《孔子之六经》明说应“以今文学为是”。《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但是，他明言他的经学见解不是经师的，而是史家的“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这自然要高经师们一筹了。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时，夏曾佑也常常从今文经学立场出发，例如《周秦之际之学派》攻击刘向、刘歆父子等。当然，夏曾佑与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不同。这种不同，他在《与宋恕书》中曾明确说明。事实上，夏曾佑既无专门经学著作，亦无系统经学见解。他之所以“尊今文学”，是因为公羊三世诸学说与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阶段性思想具有某些类似点。

宣传维新运动

夏曾佑参与了《国闻报》的创刊过程，领导和主持编辑工作。在担任《国闻报》主编时，他编辑报道了大量的维新运动的新闻，使《国闻报》成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使《国闻报》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夏曾佑充当了维新运动的宣传家的角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康有为亲自主持成立了保国会。5月5日，梁启超从北京写信给夏曾佑。介绍了保国会受顽固派弹劾和光绪皇帝支持该会活动的一些情形，并附上保国会的章程。并要求“请将其事刊之于报”。夏曾佑收到后立即编发排印，《保国会章程》在5月7日的《国闻报》上刊出。而且此后，义无反顾地又刊登了该会一系列连续报道：5月14日，发表了签名参加保国会的梁启超等186人的名单；5月29日一30日，发表了麦孟华记录的康有为在4月17日保国会成立会上的讲演；5月31日，发表了梁启超在保国会大会上的讲演稿。

对百日维新运动，《国闻报》亦做了大量的报道。除了刊发光绪关于变法的全部上论和维新派人士有关变法的各项条陈外，还在报道中附加按语和评论，对变法新政表示热情的支持。

《国闻报》在创办的过程中，也承受巨大的内外压力，尤其是在维新运动的后期。除了旧党顽固派的压制、阻挠外，来自沙俄的外部压力也很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1月下旬，沙俄强占旅顺、大连，《国闻报》在12月上旬连续登载文章，谴责和抨击沙俄的侵略行为和狼子野心。沙俄因而忌恨，对清政府施压打击《国闻报》。面对清政府与沙俄的压迫，严复、夏曾佑等经过周密的考虑，欲借日为外援，把《国闻报》盘给日本人，以求保全自主。从这些材料来分析，一方面，可见清政府及帝俄对《国闻报》的压迫之烈，另一方面，夏曾佑为继续维持《国闻报》弹精竭虑和忧心忡忡，对保存《国闻报》这块维新舆论阵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主张保皇立宪

戊戌变法失败后，夏曾佑的思想发生巨大的波澜，思想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他主张保皇；鼓吹君主立宪。

一、借用外力，拥护光绪皇帝

夏曾佑提出借列强兵力，促使光绪皇帝复辟。他认为，借用外力在当时是复辟光绪皇帝行之有效的最佳方案。此外，他还主张政治上联日，不可归日，并批评革命新党嚣张而胆弱。

二、鼓吹君主立宪

夏曾佑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亲眼目睹了日本政治改革后，认为与他的政治设想相合，坚信君主立宪实为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写了一篇《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清末预备立宪鼓噪声势。不过后来在发现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是一场虚假的骗局和闹剧后。他认为中国无立宪之前途，即使有也是千年以后。他对革命派逐满甚不以为然，他认为，满汉同种，应该相联，而不该独逐满人，否则就有失公平。

对维新运动的反思

一、维新变法失败在于“失之紊，彼此不能相应”

夏曾佑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紊”，清政府官吏内部对维新变法态度不一，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彼此不相应”，使维新变法遇到空前的阻力，致使变法从开始就步履维艰，直至最后被顽固派镇压下去。在百日维新期间内，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民众对变法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在维新派内部也存在着认识差异，这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与成败。因而，夏曾佑认为，维新变法失败在于“失之紊，彼此不能相应。”

二、“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

夏曾佑在《东方杂志》第2卷第8号上发表了《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他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强调变法必须符合本国的历史特点，并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首先，夏曾佑强调变法必须要以本国的历史发展特点为依据。他认为，中国的真历史还处在黑暗之中，历史不明，则对中国的前途不可预知。因而，他强调国家政治的变革要符合本国的历史发展特点。

其次，他认为要认真研究西方政治，不可“漫然择外人一二事情以施之”。

夏曾佑认为不能再闭关自治，要认真研究西方的政治，然后，“用以比例吾国之政治”。他认为中国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久的统一，但是却造成了中国封建制度长时间在中国的统治。因此，君主专制强，民权弱，荒废军备，工业落后，重农抑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认为变法要会通中外，以达到改良中国政治的目的。他认为，变法既要全面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政治制度、文化，又要结合本国的实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不能随便的学习西方的事物。综而观之，夏曾佑对维新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反思，政治变革要以本国的历史为依据。

三、民智决定论

戊戌变法的失败，对夏曾佑的思想影响巨大。在维新变法趋于高潮时期，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挥笔撰文，宣传维新变法。但他的改良主义立场比较软弱，性格亦非坚毅，因此，当顽固派发动政变时，他感到巨大的失望和伤心。

首先，夏曾佑认为，民智未开，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必然徒劳无获。再次，夏曾佑认为，民智影响政体，只有民智开，民权才能在中国立足。在祁门三年为县令期间，更加深了夏曾佑民智决定论的思想。离津来到祁门，祁门的民气的闭塞和地方吏治的腐败，使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更感到悲观失望，思想日益消沉颓废。他认为民智影响政体，只有民智开，民权才能在中国立足，民智未开，民权在中国行不通。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夏曾佑此时产生怀疑并作出消极的评价。

其次，夏曾佑认为，民智之优劣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的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夏曾佑深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认为中国会走上埃及、印度亡国灭种的道路。然而浓烈的爱国感情又使他不甘心于亡国灭种，因此，他运用进化论理论，认为物极必反，中国将有大变，若不变，则地球都将退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采取何种自保方法和政体，由本国的历史、民智所决定。革命、立宪、藩镇三大问题，只要中材以下之人一言可喻，就可以在中国实行。

夏曾佑是当时深受佛学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晚清著名的佛学居士。虽然他没有留下关于佛学的专著和论文，但通过他给友人的书信及时人的评述，可以窥探夏曾佑的佛学思想。

首先，坚信唯识宗。慈恩宗，又称唯识宗或法相宗，是由玄奘大师开创、窥基大师助成的中土大乘佛教宗派，是唐代的第一个佛教宗派。简单言之，其宗穷究诸法之性相，认为：人有质多（心）、末那（意）和毗若底（识）三心，而世间一切客观事物都是由人认识世界的生理功能八识中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所发现。唯识宗经过宋、元两代发展，至明初几成绝学。明末得到莲居诸人传讲，唯识宗曾一度复兴。但因经典大多散失，新作又多讹舛，故到了清代中期又趋于沉寂。晚清时，夏曾佑与杨文会从日本搜寻大量中土佚失已久的典籍，并将之刻印流行，学者们开始窥见玄奘本旨。唯识宗在佛门弟子和佛学居士双方的提倡和推动下，呈现出一派复兴景象，对近代佛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如饥如渴地吸收西学的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士大夫同佛学的传统关系，把佛学观点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理论依据，结果促进了近代佛学由出世转向入世。无疑，夏曾佑在这场变革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其次，对《楞严经》和禅宗的认识。他认为，《楞严经》为伪书。《楞严经》具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是中国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自从唐代时由中印度人般刺蜜帝将它翻译成汉文后，它便被历代的佛教信众乃至学者所重视，并与《华严经》《法华经》一道，成为中土人士传诵大乘佛法的重要依据。而夏曾佑却认为此书为伪书。他还认为佛教之衰，实由禅宗而起。

再次，以佛救世。夏曾佑早年企图以入世的佛学作武器去改革社会。陈业东在《夏曾佑研究》中说：“甲午至戊戌间，维新派知识分子把佛学与社会政治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往往寓政与佛、借佛谈政”“夏曾佑醉心佛学，不是孤立的对佛教某些流派教义的阐释，也不是以彼岸世界作为最高理想，他的终极依托仍在现实世界。他研究佛学，是希望以佛法求世法，寻找规划政治蓝图的工具，寻找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他在《与杨文会书》中说：“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民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至于出世，更不待言矣！”由此可知，夏曾佑确是把宗教作为保国新民的利器，他谈佛的目的在于图治救国。

此外，夏曾佑援佛入诗，用佛语佛理融入诗歌创作中，开创了新的诗歌创作题材，为诗界革命注入新元素。夏曾佑的部分新诗有意识地把佛学经典写进诗中，与孔、耶教的经典杂陈一气，使之成为向旧诗坛发起攻击的武器。杨世骥指出：“以佛语佛理入诗，原是唐人最喜爱的把戏，自谭夏加以提倡，便为了新诗运动中流行的风气”。

清末诗人黄遵宪：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部善谈天。（《记夏曾佑》）

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徐世昌：偶作韵语，皆涵蕴深远，出以澹荡，盖有得于诗之外者。（《晚晴簃诗汇·诗话》）

清末民国政治家汪大燮：①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者之选也。②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

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章太炎）。

中国近代金石学家吴士鉴：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①穗卿是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驱者。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②他晚年思想到怎样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③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亡友夏穗卿先生》）

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①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②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1913年9月28日日记）

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汪国垣：诗则熔铸中西哲理，运陈入新，风格不失其旧，思致务极其新。偶出一篇，渊乎味永。

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看见架子上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百余部，我讨了一套来，病中重读一遍，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胡适日记1930年8月14日）

中国近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①夏氏在中国史学转变的初期，是将中国正在发展的今文经学、西洋正在发展的进化论和日本正在发展的东洋史研究的体裁相揉合的第一人。②其识力的敏锐，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和一般只堆积史实的史家相较，也可以相去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以上参考资料）

夏曾佑的诗，除散见于当时报刊外。有《夏别士先生诗稿》（传抄本），原为夏曾佑外甥朱义康录其遗诗所成，共100余题、200余首。《饮冰室诗话》引述的夏曾佑诸诗，与《诗稿》所收文字略有出入。著有《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

2012年3月，夏曾佑的作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汇集为《夏曾佑集》出版。《夏曾佑集》收入夏曾佑光绪七年（1881年）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论著，共分为7部分：文录，收入夏氏已刊或未刊文章400余篇；诗集；书札，收入夏氏致严复、梁启超、汪康年等人的部分信函；日记，收入夏氏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日记；专著，收入夏氏《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杂著，收入夏氏手抄书目和乡试试卷等；附录，收入其后人、师友关于夏氏的传记文章、部分数据汇编及夏氏年表。

关于夏曾佑的生卒时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生年共有3种说法：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治二年（1863年）、同治四年（1865年）。主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 《近代诗选》、钟鼎 《近代诗一百首》、夏丽莲整理 《夏曾佑穗卿先生诗集》；主同治二年（1863年）的有：朱信泉、严如平主编《民国人物传》、郑云山等编《中国近代名人小传》、王运熙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史词典》、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中华民国史辞典》、梁淑安主编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主同治四年（1865年）的有：《辞海》、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郑方泽编《中国近代文学史系年》。另外在一些单篇论文中，说法也比较混乱。在这三种说法中，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是正确的。一是夏曾佑亲撰的《夏氏世系》（此为手稿，收在《钱塘夏氏杂稿》中）云他出生于“同治癸亥十月二十九日” ，即阳历1863年12月9日；二是光绪戊子年乡试时，他在履历上写道：“同治癸亥年十月二十九日吉时生。”故夏曾佑生于1863年已是定论。

卒时也有数种说法：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7日（夏元瑜、袁英光）、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8日下午8时（李洪岩）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1日（马金科）。当以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8日下午8时为准。因为据夏曾佑长子夏元瑮在父亲逝后的4月19日有一封信给梁启超云：“ 家严已于昨日下午八时长逝，先两日已失去知觉，状如昏睡，昨日下午六时呼吸忽急，似甚艰苦，至八时两腿忽然伸直，喉中咯然一声，呼吸停止，温度亦渐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