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派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成的学派，它的出现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个政策，被秦始皇执行了，于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仅存官方所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

博士官即官设的学问师、教导师，秦已有之，不限儒家之学，精通诸子百家者亦设为博士官，博士官所学，几如战国时各国食客之驳杂。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于学派垄断之谋，因此民间固无藏书，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随后项羽火烧咸阳之际，就连秦官方之先秦藏书亦为焚毁，于是儒家经典与儒学的传播同时消失。

汉初承秦制亦立博士官数十人，不限儒经，又及汉初政策重休养生息，以刑名黄老之学为政治措施之指导原则，这是杂糅道家、法家之学的一套政治哲学，也是西汉初年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型态，甚至有因儒学观念之坚持而遭致迫害的，如景帝时的辕固生及武帝时的赵绾、王臧，都是因文帝皇后窦氏的坚持，前者险因刺豕而死，后二者则因而自杀。因此在西汉初年的这种风气之下，过去被禁绝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复苏，而不能有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然而儒学中所包含的重礼仪法度的经世之学之面貌，本就有在任何王朝政权中得以发展的生存条件，高祖时有陆贾著新语十二篇、叔孙通率儒生为高祖刘邦制朝仪、文帝时有贾谊著新书等事，皆以儒学观念为基础。西汉儒学之兴盛，当首推武帝及董仲舒之功，然论及今文学派之形成，则应以五经博士官之设立为更重要的条件。即诗经，书经，春秋经，礼经，易经等。

最初，少数耆老开始讲学，而儒家经书也在口耳传授之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若干儒学大家也开始在西汉政府中得立为学官，其中，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诗经的博士：申培公、韩婴两位，及传授书经的伏胜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援公孙弘之建议，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于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又依董仲舒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此，儒家经学的研究遂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唯一学术传统。至此以后的两汉之际，虽仍有道家，道教传统及自然科技思想的发展，但两汉学风的代表性风貌，便成为儒学的天下，当然两汉的儒学也是驳杂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

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与后来发展出的另一批古文经学研究者的观点多有不同，两派较竞，造成了两汉学术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历史局面，古文经学者为与其区分，遂自称为古文经学学派，并称其为今文经学学派，于是有今文学派之名。

经 本义是指丝织物的纵线，后因古代典籍是由熟牛皮绳穿竹简而成的，形制颇似纵横交织的纺织物，因此 经又被引申为典范性的著作或书籍。但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称 经 的著作，并非儒家之书，而是墨家的《墨经》。《墨子》有 经 上、下篇，又有 说 上、下篇。 经 为提纲，是一些言简意赅的命题； 说 为解说，阐发经义。儒家典籍被称为 经 ，始于《庄子·天运》。庄子说： 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多为寓言，六经未必是孔子自称，但这可以证明在战国时代 六经之名便已出现了。除了儒、墨两家的典籍自称 经 外，当时道家有《道经》，法家有《法经》。因此， 经 在先秦并没有特别的神圣的含义，也不象后世那样专指儒家之书，它是诸子各家皆可使用的对自己著作的称呼。

到了汉代，情形便不同了，诸子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为了争夺官学地位展开了激烈斗争，这时 经 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 经 开始成了与 子 相对的 官学 的代称。西汉初期， 黄老之学 盛行，汉初统治者为了表示对 黄老之学 的尊崇，曾经将 黄老改子为经.史载：汉景帝以《黄帝》、《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 ，① 汉文帝、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勅天下：' 如不通黄、老经者不得注官。'②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到武帝时，道家 黄老之学 又已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这时，董仲舒在全面吸收道家思想之精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儒学终于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著作也变成了神圣而不可怀疑的五经，儒学由子学取代道家而成了官方独尊的经学。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 独尊儒术 ，但其时历经战乱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只是在民间通过师徒父子口授相传。如田何传《易经》，伏生传《书经》，申培传《诗经》，高堂生传《礼经》，公羊、谷梁两家传《春秋》。这些儒家经典皆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整理而成，故称为 今文经.因此当时盛行一时的 经学 也称为 今文经学.而在西汉中期的今文诸经中，最能反映今文经学所谓学统的则是《公羊》学。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不仅在政治上通过阐发孔子大一统的精义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学术上还通过吸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建构起了一个令汉武帝心醉的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体系。因此，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 ，实质上是今文经学独尊，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 春秋公羊学 的独尊。

董仲舒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我国儒学由子学到经学演变过程中的最关键的人物，是他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经学时代。

今文学派指的是两汉学者以儒家经典之研究而成立的一个学术传统。它在学术研究上的基本特性有三：首先，这是汉代的儒学学统，是对儒家经书作研究而成立的学术传统。但严格地说来，它研究的典籍虽是儒经，而表达的观念却是汉代的思潮，是一个融合了先秦各家学说，而以儒家面貌表现的汉代儒学；其次，因秦火之后典籍荡然，今文学派所依据的儒学经典，是经儒生口授相传而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写作之书。这就预留了当以先秦古文字写作之儒经被发觉后，将出现新旧不同观点之争辩空间；第三，它在解经时的理论性格极富创造性，且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意味，这是基于两汉之际的学术风气而有的表现。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学，就是最能体现两汉自然科技知识、及宗教神学迷信发达的理论性格。

此外，由于以先秦时期的各国文字体写成的儒家经典陆续被发现，经过学者研究之后，不仅在文句篇章上不同于现存今文经学派的经典，更在于对社会礼俗、政治制度及哲学命题上产生了不同于当时学术思潮的观点，且强调还归先秦义理的朴实学风，遂有所谓古文学派之兴起，成为与今文学派较劲的新的学术传统，此即两汉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总之，今文学派就是汉儒中以当时流行文字所写成之典籍为依据，而在形上学上侧重宗教神学面、在社会政治哲学上侧重配合新时代提出新建制观点，以阐述儒学理论的学派。

今文学派学者的学术活动，随着儒家经学研究风气的兴盛，逐渐与汉代政治活动结合为一，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成为汉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一方面成为官方政策的理论来源，另方面也作为批判及引领政策的知识传统。今文学派成为汉代的官学的发展过程，又随着博士官的纷纷设立而更加稳固下来。虽然在王莽时期及东汉以后曾因若干古文经学被立为博士，稍受挫折，但就官方层面而言，今文经学派可谓在两汉之际都获得政府的重视。

在研究以今文写作的儒家经典的学者中，尤其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为成就最大者，他的理论性作品中充满了汉代人的新知识观点，有浓厚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可以称为今文经学者中最能代表两汉思潮的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基本上，今文经学者与古文经学者观点相异的论争焦点，相当大一部份也就在于对春秋学的诠释、理解观点之差异上。

春秋学的学术传统与今文经学有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学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学派的理论基础，由于他的理论为武帝所需，武帝以后，许多政治体制的议题辩论，也都环绕在春秋学的诠释观点中，成为今文经博士官学中与政治问题最有关涉的学门。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战国齐人相传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传，侧重春秋微言大义的义理发挥，战国时鲁人谷梁赤作春秋谷梁传则立论较为平实，然两者皆为今文经学派所侧重的经典。最早于景帝时有董仲舒及胡母生因公羊春秋学被立为博士官，武帝时研究谷梁的经文家与公羊春秋派辩论，公羊仍胜，后至东汉宣帝时，谷梁春秋亦立学官，此为今文学派的内部之争，至西汉末之刘歆在官方搜集而尚未整理的藏书处校阅古书时，发现了许多古文版本的经书，后建议立古文经博士时，始有古文学派的左氏春秋与今文家的春秋学之竞争。

首先，他们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相当高的地位，认为他是受命的素王，而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发挥自己托古改制思想的作品，亦因此认为刘歆所提的古文经书是其伪作；其次，由于今文家把六经当作一次创作的教材，故而将六经由浅到深依次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不重视它们在历史上的客观产生次序；再者，今文学派师承传授皆历历可考，且在西汉皆立为学官，因此后学特重师法、家法，一方面谨守门风二方面愈形繁琐；第四，在对政治问题的观点上，今文经学家多体现现实，为大一统帝国及君王统治之需，提出符合汉王朝利益的政策观点等。

1．自从经学研究成为官方肯定的专业学问之后，就已显示了政府与学者都将以之为政治措施的观念来源，而这也正是先秦以来的儒家学派的根本关怀，然而在今文经学家的学术风气上，尤其以董仲舒的春秋学理论建构肇其端，既重视春秋中微言大义的引申于时政之上，又强调天人感应之神学目的论世界观，在配合了西汉宗教迷信发达的时代风气之下，今文经学家的理论遂提供了谶纬迷信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皆公开利用，甚至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都是使谶纬之术发达的因素，这样的政治风气显然不是历史的常道。今文经学的这种研究风气，直至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等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学风出现后而告中断，而谶语之术虽经两汉以后历朝的明令禁止，却仍保留在道教传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神学迷信方式，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历史。

2．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思想意义及历史定位：就今古文之争的意义而言，政治上的意义是，因官学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团间的斗争；文化上的意义是，开创帝国气象的政治与神学结合的知识活动，与回归先秦的义理与考据结合的知识活动之竞技；理论上的意义是，汉代新起之天人感应灾变的宇宙论，与朴实的先秦人伦进路之世界观的交战。就今古文学风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为政治意识型态学而建构的解经体系意义上，两者对于两汉时政皆有实际的影响力量，而其个别学术力量的起落则与官方的抑抬有互动的关系；在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环节的意义上，古文经学派对于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训诂工作有重要贡献，而今文经学派则侧重地发挥了儒学与政治活动结合的义理诠释工作；在作为哲学思想的创造面意义来看，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学在哲学观念的创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较于汉初黄老、道教哲学、淮南子、抱朴子等，整体地说皆有逊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结合天道神学与阴阳五行说，及易学官学结合了两汉的天文气象学知识才颇有理论上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