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分为古文经和今文经。

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

古文经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今文经是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经学

“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通论·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编辑部，1982年2月）

顾名思义，经学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具体包括的内容随时代而有不同，有“五经”、“九经”、“十三经”之说；经学的研究方法是对儒家经典进行文字的训诂解说以及对其意旨的阐述发挥。

经

“经”的本义是经线，也就是织布机上的纵向的线，后来引申出“标准”、“原则”之义。所以，“经”是对儒学典籍的尊称。

先秦有“六经”之说，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因为《乐》亡，而将另外五部称为“五经”；

按清代全祖望《经史问答》，汉代在“六经”之外加《论语》为“七经”，东汉则去《乐》而再加《孝经》；

唐代有“九经”之说，有两种说法：一是《易》、《书》、《诗》，加“三礼”、“春秋三传”，一是《易》、《书》、《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孝经》；唐文宗时又出现了“十二经”之说：《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

五代时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把“十二经”中的《孝经》和《尔雅》去掉，而代之以《孟子》；

宋代则在“十二经”基础上再加《孟子》成为“十三经”，一直沿用。

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

刘歆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这些用汉初文字记载下来的 今文经 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向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古文经”才是真经、全经；而“古文经”又有三个来源：一是鲁恭王在孔宅坏壁中的发现；二是宫庭秘府藏书的公开；三是民间经师的传习。这三者比较起来，当然是从坏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经典更加可靠。因此刘歆竭力主张将 “古文经” 《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为博士。其重点又在《左氏春秋》。因为刘歆认为，与通过 口说 流传下来而倍受尊崇的 公羊春秋 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执笔记录下来的孔子与左丘明一起研究鲁国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

刘歆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在这里，我们除了注意刘歆所谓只有《左传》才是孔门真传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古文经学家刘歆的笔下，孔子已由今文经学中受天命 的 圣王 和谶纬神学中作为 黑帝之子 的神还原成了一个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学者、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最大不同之处。

刘歆倡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时未能实现。但平帝即位后，王莽为了改制代汉，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到东汉时又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了马融、许慎、郑玄、贾逵、服虔、卢植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后来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典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事隔一千多年之后，在清末时今文经学才重新出现。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今古文经学视经典的学习顺序的不同，源于两派对于孔子的定位不同。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将五经顺序定为《诗》、《书》、《礼》、《易》、《春秋》，由浅入深；古文经学视孔子为史学家，将五经顺序定为《易》、《书》、《诗》、《礼》、《春秋》，按时间顺序排列。钱穆先生认为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利益之争，当是定论之言。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用先秦六国的文字“古文”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诸子都被焚毁

汉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都是用“隶书”书写的，称今文经。但是以后在山崖屋壁陆续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儒家经书。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又例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并在他自己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毛诗》、《左氏春秋》也属古文。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都是古文。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西汉末年

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

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东汉初 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

东汉光武帝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并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认为左丘明亲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书凡十馀上。

光武帝乃立《左氏》博士，诸儒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终于又被罢废。汉章帝时，贾逵（公元 30～101）作《长义》四十一条，说“《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张目。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以《公羊》难逵。这是今古文经学的又一次重要争论。

汉章帝赞同贾逵的主张，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东汉马融（公元79～166）以古学授郑玄，玄遍注群经，于是郑、贾之学流行数百年，为诸儒所宗。

东汉中叶后　

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唐宋

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

清代

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

近代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著名大师。 古文经学的特点是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讲“非常疑义可怪之论”及“阴阳灾异”。

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