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是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其作者为卜商的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毋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即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尚书》和《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甲骨文）最早的两部书。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

1、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

2、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3、《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

1、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

2、“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

《公羊传》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生）；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胡母生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也有学者认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胡母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1995年，蒋庆出版《公羊学引论》一书，为当代公羊学重兴之滥觞。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传今古文之争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

《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谶，谷梁善於经。”

东晋范甯（《後汉书》作者范晔之祖父）在他所撰的《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中评论《春秋》三传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语)。

原文

原文：灵公为无道，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己趋而辟丸，是乐而已矣。赵盾已朝而出，与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赵盾曰：“彼何也，夫畚曷为出乎闺？”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赵盾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赵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杀之，支解将使我弃之。”赵盾曰：“嘻！”趋而入。灵公望见赵盾诉而再拜。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灵公心怍焉，欲杀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灵公闻之怒，滋欲杀之甚，众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宫中，召赵盾而食之。

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仡然从乎赵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赵盾已食，灵公谓盾曰：“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赵盾起将进剑，祁弥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饱则出，何故拔剑于君所？”赵盾知之，躇阶而走。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呼獒而属之，獒亦躇阶而从之。祁弥明逆而踆之，绝其颔。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宫中申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赵盾而乘之。赵盾顾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时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赵盾曰：“子名为谁？”曰：“吾君孰为介？子之乘矣，何问吾名？”赵盾驱而出，众无留之者。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弑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与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译文：晋灵公不行正道，让大夫们都到内朝上朝，自己却站在台子上用弹弓射上朝的大夫，他的大夫们奔走躲避弹丸，晋灵公以此取乐而已。有一次赵盾上完朝出来，与大夫们站在外朝，有人抬了一个筐从宫中小门出来，赵盾问：“那是什么，筐为什么从小门出来？”叫那人，那人却不过来，说：“您是大夫，想看就过来看看吧。”赵盾凑近一看，赫然是一个死人。赵盾问：“这是什么人？”那人回答：“是膳宰，他没把熊掌做熟，国君生气拿斗打他的头把他打死了，肢解了尸体让我丢出去。”赵盾“啊”了一声，就快步进宫。灵公看见赵盾进来，惊恐地向他拜了两拜。赵盾迟疑不前，向北面两拜磕头至地，然后就快步出来了。灵公心中有愧，就想杀了赵盾。

于是派勇士某人去杀赵盾。勇士进入赵盾家的大门，没看到有人守护；进入院内小门，也没看到人守护；走上厅堂，也没看到人。勇士低头从门缝偷看，看见赵盾正在吃只有鱼的晚饭。勇士说：“啊，他真是一个仁义的人。我进大门没看到人，进入内室没看到人，走上厅堂也没看到人，可见他的节省啊。他是晋国的重臣，却吃只有鱼的晚饭，可见他的简朴啊。国君让我杀他，我不忍心杀他。虽然这样，我也不能再见我的国君了。”于是就自刎而死。晋灵公听说后非常生气，就更想杀赵盾了，但众多手下却没有能派去执行这项任务的。于是晋灵公就在宫中埋伏好甲兵，叫赵盾来吃饭。赵盾的车右武士叫祁弥明，是晋国的大力士，壮勇地跟着赵盾入宫，来到堂下站好。赵盾吃好了，晋灵公对赵盾说：“听说你的剑是一把利剑，你拿出来给我，我观赏一下。”赵盾站起来想把剑呈现给晋灵公，祁弥明在堂下大喊：“赵盾吃饱了就出来，为什么在国君的住所里拔剑呢？”赵盾一听顿时明白了，急忙沿阶跑下来。

晋灵公有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叫作獒。晋灵公喊来獒叫它去追赵盾。獒也迅速地沿阶追下来。祁弥明迎上去飞起一脚，踢断了獒的下巴。赵盾回头说：“国君您的獒不如臣的獒啊！”然而这时宫中埋伏的甲兵击鼓冲了上来，其中有一个人抱起赵盾放到了车上。赵盾回头问：“我为什么会让您这么对待我？”甲兵说：“您有一次在大桑树下给我吃的，让我得以活命。”赵盾问：“您的名字是什么？”甲兵说：“我们的国君为谁埋伏下的甲兵？您赶快乘车走吧，何必问我的名字。”赵盾驱车冲了出去，甲兵们都没有进行阻拦。赵穿以民众不满为由，起兵弑杀了晋灵公，然后迎接赵盾进入国都，与赵盾一起执掌朝政，立成公黑臀为君。

传说《公羊传》是战国时代公羊高编撰的，先是师徒口耳相传，直到西汉景帝时才写定成书，和《左传》《谷梁传》一样，《公羊传》开始是与《春秋》分开流传的。大概在西汉后期哀帝时，著名学者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才把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春秋》尊为“经”，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称为解释经书的“传”，后人以传附经，合为一编，从此便把这三本书合称为“春秋三传”。

《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注：“公羊子，齐人。”唐代颜师古注：“名高”。“公羊”的含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复姓，有人怀疑“公羊”、“谷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转音，近人蔡元培、顾颉刚等认为“公”和“谷”双声，“羊”和“梁”叠韵，因而“公羊”即是“谷梁”，这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这种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颐煊《经义丛钞》认为，“明”字的古音读“芒”，“芒”和“羊”同韵，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谓公明高也”。此说也缺乏说服力。关于公羊子，正史上没有发现其他记载。

《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公羊传》传自孔子的弟子子夏。第二，《公羊传》的成书从子夏（生于鲁定公二年，即公元前507年）到汉景帝初（公元前156年），经过了340年左右。第三，汉景帝时，《公羊传》才写定成书。

关于第一点，杨伯峻《经书浅谈》指出：“《公羊传》中‘大一统’这个观念，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这就足以证明《公羊传》不出于子夏。”他又说：“总之，无论公羊高或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不过借以自重罢了。”关于第二点，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明显有误，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这是不可能的。关于第三点，说《公羊传》作于汉景帝时，大致可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认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公羊传》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由此可以证明，《公羊传》的作者不是公羊高，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看来，《公羊传》可能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写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