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总目》或《四库提要》，共二百卷，是中国清代纪昀等人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书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也是现有最大的一部传统目录书。

《四库全书总目》又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纪昀总纂。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著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6793种（93551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备。

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容提要和评论，为学者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书目。但它是由乾隆钦定、督办的官修书目，在图书入选、内容著录、提要、评论等方面，都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纪昀与陆锡熊总其成，锡熊后入馆而先投，陶则终始其事。校理《四库全书》，虽白各专门学者分任，史部邵南江（晋涵）、子部周书昌(永年)，经部从子部的天文、算学类皆戴东原（震），分别撰写初稿，而别择去取，笔削考核，则皆纪陶一人任之。昀亦自称：“余于癸巳受识校书，殚仆年之力，始勘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文集》卷八《诗序总义》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大体完成，《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同时写出初稿。几经增改，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写定，并由武英殿刻版印行。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六千八百十九种。总计一万零三百二十二种。每种书部撰有篇提要。

收入《四库全书》各书的提要，原来本是附在书前以供皇帝审阅之用。至于离书别行的提要，那才是供一般读者参考的。原有之各书提要，当它别辑成书、单独印行时，已经过纪陶大大修改、有些地方已与原文相差很远了。如将《四库全书》各书前面所附的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逐一核对，就可证实这一点。

《四库全书总目》大体设成部、类、属三级分类。按内容、体例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

《四库全书总目》由永瑢、纪昀等撰，共200卷，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完成的，著录书籍10254种，172860卷，对它们分别编写提要，汇成一部分类目录，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检索途径是：1、分类途径，需熟悉其分类体系。2、人名、书名途径，1981年影印本附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名、人名索引。

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医家类共收入著录医书97种，存目医书92种，附录兽医书6种，总计195种。若加上其中一些书后所附录的书并把丛书中的书单独计算，再加上子部别家中的医书，则录入的医书总数则更多。所收医籍时代跨度较大，先从秦到乾隆时期的重要医学名著基本都被涵盖。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医经、针灸、本草、医方、伤寒、金匮、瘟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医案、藏象病机、杂著、诊断、养生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将医家类提要通读一遍，将对历代医学古籍的版本变迁、源流变革、内容得失有一宏观印象。

包括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颇有一些特点：

1、本书是一部规模庞大的解题书目。它不同于正史中的艺文志是史书的组成部分，而与《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同样是书目的单行本。因而它在各部类的序论、解题、作者介绍、版本源流等方面，不像史志目录那样受篇幅的限制，因而可以尽量作必要的叙述和评论，从而使它成为清代规模最大的解题书目。

2、本书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两大部分，是一个创例。“著录”书，写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存目”书是不收入《四库全书》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同样撰写提要。

3、体例撰写提要：主要包括作者简介、历代书目著录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评述、价值评判、常见版本等。

一、四库存目的由来

所谓“存目”，根据乾隆帝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就是“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也即不收其书，只在《四库全书总目》各类著录书后列“某某类存目”，给这些书留下书名、卷数并撰写提要。对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面分析四库存目书的内容，可知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书，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

第一，“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取代的是明王朝。所以明后期和明清之际的著作有不利于满族形象和统治的，均列为禁书，摒入存目。

第二，“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清王朝崇奉程朱理学，厉行思想专制，因此对于“离经叛道”的著作，“掊击必严”，“屏斥必力”。

第三，著作时代切近者。清王朝编纂《四库全书》有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为了控制规模，加快速度，从“贵远贱近”的原则出发，将大量的时代切近的明清著作斥入存目。兹以集部别集类为例：汉魏至宋元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有629部，列入存目的只有133部，存目书约占总数的17.5%。也就是说，汉魏至宋元时期的别集绝大部分都收入了《四库全书》。而明、清两代的别集却大大不同。明人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只有238部，列入存目的多达852部，存目书占总数的78%。清人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仅有41部，列入存目的多达583部，存目书占总数的93.4%。再以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为例：宋元地方志十余种全部收入《四库全书》，而明代地方志仅有6种收入，清代地方志仅有15种收入，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列入存目的有100余种，约占总数的83%。即便是四库提要也不否认这些地方志的价值。

第四，“寻常”、“琐屑”之作。清王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将一些他们认为是“未越群流”的“寻常”之作或属于“小道”的“琐屑”之作列为存目。今天看来，存目中确有著作水平不高、价值不大者，但在总数6793种书中，这样的书是为数很少的。有一些书作为著述来看，水平不高，但作为文献资料来看，仍多有所取。

综上所述，可知存目书之所以为存目书，主要是因其不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与清王朝要控制《四库全书》的规模，加快编纂速度有关。存目书与《四库全书》著录书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加以区别。

二、四库存目书的文献价值

四库存目书内容异常丰富，其中有许多典籍的价值，即使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某些书，也未必能与之相比。兹略举其尤著者，以见一斑：

首先，四库存目书中有许多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除了为人们所熟知的明李贽《藏书》、《续藏书》外，还有明张居正的《太岳集》，王廷相的《雅述》、《慎言》，吕坤的《呻吟语》、《去伪斋文集》，方以智的《药地炮庄》，清颜元的《存学编》、《存性编》，李塨的《论语传注》、《大学传注》、《中庸传注》、《大学辨业》、《恕谷文集》，李颙的《二曲集》、《四书反身录》，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

四库存目书中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引入注目的有佚名《元典章》、佚名《皇元圣武亲征录》、明郑麟趾《高丽史》、雷礼《皇明大政记》、清傅维鳞《明书》等等。

地理类值得注意的有明刘侗《帝京景物略》、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徐崧《百城烟水》等书。

文学类中有价值的书不胜枚举，其中如明郎瑛《七修类稿》、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孙枝蔚《溉堂集》，以及明沈万钶《诗经类考》、胡应麟《诗薮》、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清沈雄《古今词话》、叶燮《原诗》等诗文评著很值得注意。

其它如文字学类的《四声切韵表》、《黄公说字》、《汇雅》，目录类的《读书敏求记》、《述古堂目书》、《国史经籍志》，医学类的《难经经释》、《临证指南医案》、《医史》、《疮疡经验全书》，天文算法类的《算法统宗》、《勾股述》、《天经或问后集》，农家类的《沈氏农书》，艺术类的《法书通释》，刑法类的《洗冤集录》、《王恭毅公驳稿》，杂家类的《西学凡》、《辨学遗牍》，《天主实义》、《灵言蠡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释家类的《佛祖统纪》、《南宋元明僧宝传》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珍贵典籍。

四库存目书之价值早为学术界公认，许多学者非常重视利用其书进行研究。如存目书《两山墨谈》考证古籍，颇为详赡，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给予肯定，认为书中考证宋太宗死于箭疮，“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率紊乱矣”。陈垣先生对四库存目中的西方传教士著述如《畸人十篇》、《天主实义》、《辨学遗牍》、《灵言蠡勺》、《二十五言》等评价很高，尤其对《灵言蠡勺》一书最为酷爱，认为说理最精，将其重刊，以广其传。他还曾对存目书《元典章》进行了精心校补。郑振铎先生性嗜古代典籍，非常注意四库存目书的收藏。所著《劫中得书记》涉及到30余种存目书，其中《佳日楼集》、《太平三书》、《程氏墨苑》、《莆风清籁集》、《帝京景物略》都是罕见难得而有价值之书，得之则如获至宝，欣喜异常。

谢国桢先生也很注重四库存目书并孜孜以求。如《留青日札》一书，他认为是“有明一代杂家之冠”，闻某君藏有钤有翰林院印的四库进呈原本，就“摒挡故物，竭其所有”将此书购得。另外一部与此并称为他“铭心之物”的《尧山堂外纪》，也是四库存目书，谢先生说：“余浏览是书，见其所辑历代文人遗事，摭拾古人诗词佳句，极为赅博。以其多为流俗传闻之事，故不理于明清士大夫之口。实则自明以至清季，尚无统记历代文学源流掌故之书，有之亦一鳞半爪之作，惟此书杂记历代文学源流，洋洋洒洒，可作中国文学史读也。”

综上所述，可知四库存目书，就总体来看，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存目书和《四库全书》一样，都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

清末以来，国家多难，民族涂炭，存目之书亡失严重。据初步统计，现存仅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大部分为稀见的珍本。这些书分散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数百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乃至私人手中，由于保存不善和天灾人祸，即使在近十余年间仍在继续亡失。举例言之，明代林应龙的《适情录》二十卷（该书前九卷记载日本僧人虚中所传棋谱384图），在1980年前后全国普查时，还发现一个嘉靖四年刻足本，但根据当时的线索去找，已踪影全无。这部书还有三个残本传世，一个是陕西图书馆藏嘉靖四十年刻本，另两个是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藏崇祯刻本。三个残本相配也只能得十九卷，成为永久的缺憾。所以四库存目之书面临着一个急需抢救的问题。早一点抢救，就能保存更多的珍贵文献，拖延下去，确有亡佚之虞。有鉴于此，中国学术界屡屡有人呼吁辑印四库存目丛书，藉以保存文献并广为流传。

1992年夏，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根据著名古典文献专家胡道静、周绍良的建议，正式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计划，1992年12月23日获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列为国家级重点项目。1993年1月组成了由刘俊文任主任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开始调查编目、规划体例、募集资金等筹备工作。1994年5月建立了由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有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的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参加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开始编纂工作。

根据本书《凡例》规定，列入“存目”者，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书有谬误，应在提要中“附载其名，兼匡跃谬”；另一种是“寻常著述，末超群流……并亦存其目。以备考核”的。《四库全书》共收“著录”书三千五百多种，“存目”书则多达六千八百多种，后者多于前者一倍。这些书，赖有“存目”的提要，才使读者知其梗概，进而访求原书。试想当年如果没有这份“存目”提要，所存古籍将少去三分之二，鲜为人知，这将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开编，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完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以“稽古右文”之名，行“寓禁于征”之实，致使编入丛书的只有3461种，79309卷，其余被认为价值不大且无“违碍”的图书未收入《四库全书》，列为“存目”。而其他有“违碍”内容的书则遭到禁毁、篡改、删节。

后人给予此书以高度评价，如“《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细，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陈垣《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该书自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稿完成，自此后方得广泛流传。该书主要版本有浙本系统和殿本系统两种，还有人持浙翻刻殿本的错误观点。

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布政使谢启昆等刊竣《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卷首一卷，底本是文澜阁所藏的写本一百二十五册，是为《总目》第一刻，是为浙本。浙江刻本的底本，即「文澜阁藏本」。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写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二十五册，析为四部，分置《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其绢面颜色亦因库书而异（经绿、史红、子蓝、集灰）。这些都明明白白记录在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杭州承办盐商吴恒聚等造《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之中，同时载录的还有《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册，亦分隶库书经、史、子、集四部；《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八册，置全书之首。三书皆写本。《清册》中没有武英殿刊本或武英殿聚珍本之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编撰完稿，四十七年七月修改定稿，拟缮写正本四分，於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陈设，并“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因有各馆未成之书，尚须续纂提要，依类归入，所以拖到乾隆五十一年曹文埴才奏请开始刊刻，并缮写式样。然因随後查出李清等人有违禁书籍，《总目》又经覆查、修改等，直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始刊竣刷印装潢（陶湘编《故宫殿本书目》著录为乾隆五十四年刻本不确），是为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殿本从基本完稿到武英殿刊刻完工，花了近十五年工夫。如上所述，这期间《总目》一直处於修订、调整状态。殿本与浙本同年刻成，而且浙本还早殿本一个月，所谓“浙本翻刻殿本”之说，纯属向壁虚造。

同治七年（1868），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是为粤本。（以上参考崔富章《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定名及其最早的刻本》，《文史》200402期）

三刻本中，以殿本最佳，以浙本流传最广。另外有湖州本、福建翻武英殿本、刘承干《吴兴丛书》本等。

1、中华书局影印浙刻本，1965年出版，16开精装2册。

2、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武英殿本，1983年出版，16开精装5册。

3、民国十九年大东书局石印缩印殿本，中华书局1964年影印1册。

1、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句读排印本。当时只进行了句读，没有加新式标点。

2、中华书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以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浙刻本和粤刻本。

3、海南出版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999年出版，32开精装1册。

2015年底，市场上又出现了《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对四库的研究又进了一步。

201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共三册。

对《总目》的辨析考证研究，主要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和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1997年，中华书局以殿本为底本，以浙、粤二本为参考本，吸取各家考证研究成果，出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是目前最佳的版本。

我们以粤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称《简目》）与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作一些比较。

1.著录数量不同：《简目》不收存目提要，《总目》则包括“著录”与“存目“两大部分，而且《简目》与《总目》二者著录的数量不尽相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第一，篇目归类不同。如《皇清职贡图》9卷，《简目》入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总目》入地理类外记之属；《古今说海》142卷，《简目》入杂家类杂编之属，《总目》入杂家类杂纂之属；第二，计卷方法不同。附卷与缺卷的计卷方法不同，是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文字狱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初步完成之后，还发生过一次在复查中撤毁库书 11 种的事件，即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发现了李清所著《诸史异同录》和周亮工所著《读画录》中有“语涉违碍”的地方，遂将二人著作收入四库者九种 , 连同清代潘桂章的《国史考异》和吴其贞的《书画记》一并撤毁。上述十一种书在迟出的《总目》中已完全不见痕迹，而在杭本《简目》中并未删除。第四，统计失误，如小学类训沽之属，实为127卷，而《总目》误计为122卷。

2. 排序不同：《总目》与《简目》在排序上多有不同，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参照系，一般来说，《总目》与库本排序大体相合。我们发现，《简目》与浙、粤本《总目》在版本方面更为靠近，而与殿本《总目》 较为疏远。

3.书名不同：《总目》与《简目》在书名著录上不尽相同，如《总目》著录《读书记》、《翰墨志》、《源流至论》、《赵氏铁网珊瑚》、《唐国史补》、《三国志文类》、《春秋集解》、《春秋集解》等书名，《简目》分别著录为《西山读书记》、《思陵翰墨志》、《古今源流至论》、《铁网珊瑚》、《国史补》、《三国文类》、《吕氏春秋集解》、《高氏春秋集解》。一般来说，《简目》书名与库书较为接近，而《总目》更多地使用省文。对待同名异书，《简目》一般加区别字，而《总目》则未加区别。

4.解题不同：《总目》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提纲挈领；各类之首亦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而《简目》既无总序，亦无小序。《总目》于每书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简目》一般只撮其大旨，鲜有考订。

《总目》与《简目》尽管有诸多不同，但最大的共同点是分类体系相同。过去，人们对《总目》的学术 价值肯定有余，对《简目》似乎估计不足。《总目》中存在的问题多有订正，而《简目》因其体例简明，善于藏拙，相对而言比较精细，几乎无瑕可指。

1.安定的社会环境

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2.统治者的重视

《四全书库》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与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3.雄厚的资金来源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4.严密的组织系统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5.破格录用人才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纪昀(1724—1805)，字晓岚，又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由翰林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号文达。能诗及骈文，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等。

领衔纂修：永瑢，乾隆帝第六子，他在十七岁那年（1759），出继叔祖慎靖郡王允禧，封贝勒。管理内务府、充《四库全书》玉牒馆总裁、监管钦天监事务。工诗擅画，主要作品有《岁朝图》《枫溪垂钓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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