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陈垣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陈垣自幼嗜好读书，《书目问答》《四库全书总书目》两部目录学著作引领他走上学问之路。陈垣17岁时曾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却落选，21岁时获新会县试第一。，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陈垣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垣因进行反清斗争，被清政府抓捕，为躲避追捕，陈垣回到新会老家担任篁村小学教师。他到职后，承包了学校大部分课程，他不仅教学生国文、算学等基础课程，而且还教学生体操和唱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垣先后在振德中学和义育学堂教国文和历史课程。期间，受广州瘟疫和父亲病重的影响，转入医学院，开始学习西方医学。他因父亲患结石，经西医手术而痊愈，遂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因不满美国教师对华人师生的歧视，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中，陈垣深感治疗个人疾病，诊脉开方，无关于国，对于“有志天下之学”的他来说，实为小道。

宣统二年（1910年），陈垣在光华医学院毕业并在此任教三年，主要教授学生人体解剖学、细菌学课程，他讲课时十分注重直观性教学，经常自己动手画教学插图，方便学生理解。另外，为了课程需要，他经常带学生到郊外乱骨堆里捡骨骼，并将它们洗干净拼接在一起，作为教学工具。学生通过与实物接触，增强了感性认识，加深了记忆。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垣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在办报和学习医学过程中，陈垣以笔作枪，写了大量时文和医学文章。

民国元年（1912年），陈垣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议员是专职性质，他来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后，陈垣突然发现了太多有利的读书条件，不少年轻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书籍能随时看到，让他一下眼界大开，特别是民国四年（1915年）接触到从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后。作为年轻的参议员，陈垣精明能干、文才极好，得到了当时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赏识，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陈垣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陈垣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垣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从民国六年（1917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近三十年，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或总结性的工作。这些与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档案文献收藏息息相关，其中对《四库全书》、明清档案的利用，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著作的特色之一。此时的陈垣已经日益沉浸在文史学习中，并未体味当官之要义。梁士诒作为交通系首领，致力于政治经济实务，自然对陈垣这种发展方向表示不满。民国八年（1919年），梁士诒曾在陈垣著作合刊本上题字“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以期点醒陈垣。陈垣在家书中写道，梁不喜人读书，因此他们实在是不能久处的，两个人的关系也日生嫌隙。

民国九年（1920年），遇华北大旱，众多孤儿缺衣少食，陈垣与华北赈灾协会一起参与筹办“北京孤儿工读园”。

民国十年（1921年）9月，陈垣又创办平民中学，教授学生修身、国文、历史以及中国文史等课程。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代理主持过部务（部长黄炎培不到职）。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7日，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潜心著述，与梁士诒的关系也日益变淡。陈垣自述云：“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为委员长，在李煜瀛的推荐下，陈垣任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分图书、文献两部，沈兼士、袁同礼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期间，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包括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及管理委员会等四个时期，陈垣在这一过程中勉力维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9月，陈垣受聘为公教大学副校长；之后，陈垣一直在北京辅仁大学教授学生国文、历史等课程，既使在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之后，校务繁忙。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左右，陈垣正式担任史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陈垣到任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缺乏。由于史学系和地理学系分立，部分教师转入地理学系，致使史学系教师短缺，因此陈垣的首要工作是延聘新教师。当时陈氏正主持辅仁大学，因此辅仁大学史学系的教师，如张星烺、黄伦芳等，就被聘至北平师大史学系兼课。他还聘任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到史学系任教，如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朱希祖、邓之诚，讲师柯昌泗，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瞿宣颖，北平大学教授宁协万，法政大学教授刘彦，燕京大学讲师王世富等。这些新教师的补充，为史学系注入了新鲜血液。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后，陈垣在史学系主要开设了3门课程，分别为“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实习”。“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选修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亦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必修课。“史源学实习”开设于1933学年，上、下两学期各2学分，为三、四年级的选修课。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陈垣完成《敦煌劫余录》的撰写，举世瞩目。担任北平师大史学系系主任后，他坚持亲自为学生授课。民国二十年（1931年）辞去系主任之后，陈垣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系担任教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陈垣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执行挂旗、游行等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附属中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质问”。陈垣回答道：“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与日伪不屈抗争。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在日伪的控制下，沦陷区人民噤若寒蝉，师生碰面，也只能目视而过。陈垣在《年刊》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蛮貊之邦”，陈垣是用来借指沦陷区。因为他看到个别毕业生在给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非常痛心，因而劝诫同学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的控制下，也不能做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之事的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陈垣为《年刊》题词说：“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他告诫学生在日寇横行的环境里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认贼作父，不要与日伪汉奸分子往来。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日伪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为是引用经书，也对他无可奈何。同年，日本细井次郎升为辅仁大学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起来，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情况下，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作为响彻国际的知名学者，在北平沦陷期间，日伪试图拉拢陈垣来扩大对北平教育界的掌控，曾以高薪聘请他出任“日中满蒙四国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中国会长，但试过很多办法都奈何他不得。据史料记载：“陈垣身为基督徒，且有儒家不屈的风度，在抗战期间，日本人虽然捉弄他几次，到底奈何他不得。”陈垣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陈垣连续写成《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陈垣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多次请陈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变动中，他拒绝离开，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逾十多华里，此时陈垣已近古稀之年。北京刚解放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就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陈垣虽然没有参加发起活动，但随后不久就在范文澜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史学会的活动，并提出了由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建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陈垣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

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改称“国立辅仁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

1951年2月，中国史学会筹委会开始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陈垣便承担了《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部分的工作。夏，陈垣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他已经是71岁了，他是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分团的团长。11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1956年，陈垣参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了要加强资料整理，加强索引等工具书编制的建议。

1956年，陈垣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对知识分子的意见》，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大跃进”开始后，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向北京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

1958年，陈垣所写的《学习历史》一文，较为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科学，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等基本问题。同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陈垣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和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讨论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和6个方面的重点。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对陈垣震动不小，他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并于12月正式提出申请入党。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转年1月9日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

1959年，陈垣被批准入党。同时，看到马寅初的遭遇，他就有所顾虑：“经济学方面批判马寅初，历史学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他私底下说：“那些过去不研究学问的，不写著作的，倒没有什么事。我们这些人，过去费了力气做学问，今天被叫做资产阶级专家要被批判，真不如不做了。”

1961年2月，陈垣正式承担了新旧两部《五代史》的标点任务，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同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奉迎佛牙出访缅甸、锡兰等国，约请陈垣撰文考证佛牙自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尊奉延续的历史。刘乃和回忆说：“当时正是三伏天气，气候闷热，他（陈垣）不顾酷暑，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最后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历述南齐法献将佛牙传入中土后，一千五百年间有关佛牙的史料故实。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垣不幸被软禁。1971年6月21日，陈垣饮恨以殁，享年92岁。

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

《元也里可温教考》，民国六年（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民国八年（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

《火祆教入中国考》，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

《摩尼教入中国考》，民国十二年（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外，陈垣还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自一开始就比前人和同时代的基督徒学者少了很多护教的色彩。陈垣以民国六年（1917年）考证元代来华基督教的《元也里可温考》发表而一举成名，相比较其他学人来说，陈垣撰写的客观的基督教史文章不仅早而且集中，在民国六年（1917年）至民国八年（1919年）的3年间就有12篇，占他一生基督教文章著作的将近一半。在陈垣之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著作，有光绪九年（1883年）江南代牧区神父黄伯禄撰写的《正教奉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京主教遣使会士樊国梁撰写的《燕京开教略》等，这些著作多采教内史料，写作也以宣教目的为主。例如樊国梁在著作序言中说：“宣传正教乃余本职，故于累朝圣教行使止泥之迹搜辑尤详。”与陈垣差不多同时的中国基督教史著作也是如此，金陵神学院教授陈金镛通过其主编的《神学志》大量征集历史资料，至民国八年（1919年）已写成《圣教布道近史》和《中国布道近史》等书，单从书名，就可清晰地看到其著作的信仰立场。民国十二年（1923年）耶稣会献县萧静山神父写成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和上海徐家汇徐宗泽神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著的《中国天主教史传教概论》，也具有较浓的宣教色彩。而陈垣的基督教史著更多的是为了史学的、宗教研究的目的而作基督宗教研究，他的研究相较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基督徒学者来说，更具实证和客观。

在研究方法上，陈垣从史学进路研究宗教。由于历代中国正史之中没有一部“宗教史”，四库全书这类官修正统类书也将多数外来宗教排除在外，即使有少量涉及，也多混乱不明。而各宗教内部的“圣教史”或“传灯录”，对于陈垣来说既不客观，也不完全可信。因此他从基督教入手，着力于各宗教的在华传播和发展史。可以说，他对宗教专题史有非常明确的研究自觉。如前所述，其在宗教史上的成就和开创意义，也一直为当时及后世的学者所称许。陈垣对各种宗教历史的研究，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之一，即在“方法”上，从论证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史学”式宗教研究。

首先，重视研究的客观性。陈垣的宗教研究以基督教为开端，一生的基督教史文章和著作共有30多篇（部）。审视陈垣的基督教史著述可以发现：

第一，陈垣不讳言对以往教会和教会史书的批评，始终持客观、存疑的态度去作实证研究。他指出中国的基督教史书多译自西人著述，所以“于官名地名年月，尤易舛讹，史以传信，不能不慎。”民国十六年（1927年），陈垣根据许的殿试策和许手定的《宝纶堂稿》原写本，多方证明许缵曾并非如《江南传教史》和《许太夫人传》所言为“热心奉教者”，他只是幼年受洗，晚年甚至信了佛教。在撰写《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时，又“据官书及档案，于苏努诸子传后，附一教会载苏努事勘误表，凡二十余事，亦为此也”。在他看来，“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陈垣之所以对宗教研究持客观考证的态度，原因有二：

一是陈垣继承了中国学术的考据精神。中国学者一向尚考据，也有“不为亲者避，不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清初诸儒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发展到乾嘉时代，则演变成为“为考据而考据，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陈垣曾购买乾嘉学者的书籍、著作手稿、读书笔记和论学手扎，研究王念孙《广雅疏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部分手稿”，“看他们是怎样著书，怎样修改，为什么把所引的资料一换再换”，学到他们治学和著书的方法。其晚年学术总结之作《通鉴胡注表微》专列“考证篇”，强调“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即指出了考证与客观之间的关系。

现代科学崇尚客观、理性和实证，既培养了陈垣对待研究的科学客观态度，也影响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

其次，打破宗教“夷夏之辨”。陈垣对外来古教的研究包括民国十二年（1923年）写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民国八年（1919年）写成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火祆教入中国考》和《摩尼教入中国考》，后三本书与民国六年（1917年）的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被陈垣合称为“古教四考”。从陈垣的外来古教研究分析可以注意到：陈垣反对“中国儒者”对宗教的蔑视、偏见。比如也里可温即元代基督教被以“异说支离，不可究诘”论之；来自波斯的火祆教在《隋书》中有“淫祀”“淫僻”之称谓。

在陈垣看来，“祀胡天神游特别仪式，他国人祀者必从其俗，本无所谓淫祀者”。他们“未尝深究火祆之源流，以其是胡神，遂读如妖，实含有鄙夷之意”。这些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外国事物的鄙屑称呼，自古有之，即是认为国外来的都是“夷”或“蛮”，是对中国文化盲目自大的表现，对外来的宗教也是如此。陈垣对古教四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宗教上的“夷夏之辨”。

陈垣在元代领域和民族关系史领域均有重要开拓意义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该书著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民国十二年（1923年）至十六年（1927年）刊行。该书的中心观点是，论证元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后，在新的局面下，大批过去居住在葱岭以西的中亚以至西亚地区的居民、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中原，仰慕中华文化，因而被同化。该书的成功又在于，作者披沙沥金，搜集了丰富详尽的史料。

西域地域广大，地理远隔，民族、部族关系十分复杂，人物姓名易混、难记，搜集材料难度极大。陈垣以搜集墓志、诗文集为主，又遍查正史、笔记、方志、杂记，甚至连画谱、书法、进士录等史料也不遗漏。该书共约8万字，而采书达220种，仅元人诗文集就有近百种之多。

元代营建北京城是一个巨大工程，但《元史》对其营建过程并无明载。陈垣从欧阳玄《圭斋集》卷九《马合马沙碑》中发现了大食国人也里迭儿对此做出贡献的史料，称其“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受任劳勚，夙夜不遑”。元统治者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为何舍庐帐而仿汉制大力营建华美之宫阙呢？陈垣议论云：“元人自知庐帐之陋，不如汉家宫阙之美，故虽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则不能不改从中原制度，所谓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审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故不惜舍庐帐而用宫阙。也里迭儿深知其意，故采中国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内之规模，夫如是庶可慑服中国人，而不虞其窃笑矣。”

其中，陈垣非常重视对正史中所涉史料的使用。《元史经世大典因此，“《元史》虽然成书草率，失于剪裁，但正由于仓促成书，转录《十三朝实录》等书时保存了大量未经笔削的原始材料，所以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华化考》中可见，凡是提到的人物在《元史》中有记载的，都是先提及《元史》中的内容，然后再根据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辨。因此，书中有多处称引《元史》，而且还意识到《元史》列传的编排特点，并据此展开考证。

陈垣早年在北京购得《元典章》抄本，以后花了极大精力对它进行研究、校勘。他以之与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再用故宫藏元刻本和其他几种版本互校。他发现沈刻本诸多错误，包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等，共校出12000多条错误，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10卷。他又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千余条作为例子加以分析、归纳，指明错误的原因，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此书又名《校勘学释例》）。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著成，前后共历10年。同时，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校勘四法”：对校法，以祖本或别本相对校；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理校法，不凭版本而据逻辑道理定是非。陈垣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将选取的材料分类部居，加以疏解，为例五十。作者的“类例法”也有举一端以例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将这些校勘学的原则运用到其他时代典籍的校勘工作之中。陈垣的校勘与研究，不但为元史学界提供了比元刻本更佳的《元典章》，而且为校勘学提供了范例。陈垣在校勘过程中不是简单罗列若干条，而是附有说明，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

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垣说，对校法一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放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搞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第四种是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祛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较高，用理校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见的原本相同。

陈垣总结前人与自己工作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祛，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写有《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

关于目录学，陈垣认为，它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后又相继撰写了多部有关《四库全书》的目录学著作。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敦煌劫余录》，都是目录学方面的专书。

陈垣的目录学实践是非常丰富的，他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作为阶梯去读他所要读的书，完成他所要研究的问题。从陈垣的目录学实践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色。

首先，治史与目录学研究相结合。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治学的过程又丰富了目录学的实践，也促进了目录学的研究。陈垣研究任何题目，都要先列必须要读的书目，对学生讲课也是先从目录学开始。在教学过程中他先后讲述了《史学名著评论》《元史目录》《中国基督教史资料目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课。他希望每人都能通过目录学的学习，而掌握治学的钥匙。为了使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每项研究工作的开始他都是先编别有关目录、索引，用以指导研究工作。为了研究元史，他编出了元朝六十家文集目录；为了点校新、旧五代史，他组织助手先后作了《新五代史不列传人传人名索引》，又作出了《册府元龟五代部分人名索引》（只列每条的主要人物）《通鉴五代部分人名索引》（唐朝末年的未包括在其内）《有关五代史论著目录》《五代十国年表》等大量的目录索引等工具书。如果说《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陈垣从目录学入手治史的结晶，那么《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则是陈垣治史与目录学研究相结合的丰硕成果。

其次，运用目录学指导史料整理与工具书编纂相结合。陈垣在治学过程中善于运用目录学进行史料的整理并与工具书的编纂结合起来。在整理编纂的过程中他充分利用目录学、校勘学、历史文献学、年代学、避讳学等历史学的辅助科学。

再次，专家编目录与体例一致相结。陈垣特别主张以专家来编目录，这样既可以减少谬误，又可以休例一致。陈垣在《概论》中写到：“《四库提要》成书仓卒，谬误本多，惟释家类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谬误尚少”，因为它一定是稍通佛学者所为。经他考证，四库馆员中没有几个是以佛学出名的。陈垣认为，一书应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即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碍之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概论》卷六）。即使是考证、校勘，陈垣也不主张发表孤立琐碎的考证笔记，认为必须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归纳出条例，找出系统，取得一致的体例才堪称著作。他的《史讳举例》，校勘学专著《元典章校补释例》《五代史辑本发覆》，目录学专著《中国佛教籍概论》都是这一主张的体现，也是专家编写目录与体例一致相结合的典范。

其他还有《史讳举例》和多部目录学著作（仅有关《四库全书》目录学著作即有五种之多），也都体现出这一系统、科学的特色。陈垣对于撰写系统化的著作是具有充分自觉的。《史讳举例》序中，他既肯定清代著名考证家著作中，“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而且又明确指出其并未达到系统化的缺憾，说：“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今肆上通行专言避讳者，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故此书用意在继承钱大昕等学者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将之发展成为具有近代学术系统化特点的学问，而“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

全书8卷，归纳了82个例子。前42例，讲避讳所用的方法，避讳的种类，避讳改的史实，因避讳而生之讹异；后40例，谈避讳学应注意事项，不讲避讳学之贻误及避讳学之利用。引书达百种以上，故此书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工具。

陈垣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小桌上，也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些都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陈垣对后学的教材。他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20世纪30年代，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的价钱了。陈垣将它挂在那里，备一家学者的手迹。而有心的后学如启功，就知道老师又在办“劣书”展了。陈垣收藏书画及清代学人手稿甚富，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并印有目录一册。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抗战胜利后，陈垣已10余年未购入书画，年底忽有人携来全祖望字条，爱不忍释，以廿万元购之。抗战8年，陈垣坚持不与敌伪合作，潜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遗民爱国情操相砥砺，并笺注《鲒埼亭集》。所以陈垣致友人信中说：“亦所谓还心愿也。”

陈垣善行书，如启功先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每下笔时，都提防着别人收藏装裱似的。在名人字画上题跋，看上去行云流水，潇洒自然。其实都是精打细算过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当合适才肯下笔。陈垣写信，喜用花笺，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小条笔记、小考证。先数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词字数，哪行长，哪行短，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天衣无缝。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将所藏陈垣手书，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始，历时40余年，精选出30余通论学函札，影印成册，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香港于今书屋刊行。这是刊印的惟一一部陈垣的手迹集。字体飘逸潇洒，俊秀精美，一气呵成，疏朗有致，实为书法珍品。

陈垣读书，有个“三分类”的方法。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原来，陈垣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把要读的书分成了三类：即一般浏览、仔细浏览和熟读记诵。有的一两天就翻过去了，有的要读上个把星期，有的则需翻来覆去地背诵。

这种“三分类”法，使陈垣读书避免了“一刀切”、平均投入精力的毛病。他读的书比一般人多，精读的书比一般人深。直到老年，一些历代的名篇他仍然能够背诵出来，90岁时，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后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许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检原文即能引用，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陈垣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施教，课后对学生热心指导：“一般大学老师讲课，多属讲完就（完）了。先生则鼓励同学们作练习、写札记，他热情指点、帮助，着重培养学生们读史的识力。凡到励耘书屋请教的，一般是个别指点，即使二三人同去在共同谈论片刻后，随即个别垂问或解答。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对于学生的课外作业和试卷，陈垣“一本一本仔细地批阅。特别是批分数，他从来很慎重。他的办法，总是每本先看一遍，大致按程度分为四五个类型，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或提升，或抽降，这样反复比较，优劣自见。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得九十分固然不易，得五十分也不冤枉”。

祖父：陈学海。

父亲：陈维启，宣统元年（1909年）卒。

邓照圆，吴淑媛，徐蕙龄

长女：陈桂辛，1899年生。

长子：陈乐素，1902年生。

次子：陈仲益，1904年生。

次女：陈利贞，1908年生。

三子：陈约，1909年生。

四子：陈让，1910年生。

三女：陈友潜，1912年生。

四女：陈善，1914年生。

五子：陈容，1916年生。

陈垣故居位于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坑塘里，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晚清建筑，为单层平房，陈垣在此诞生和成长。清末，陈垣祖父始建陈宁远堂，多次扩建，有12间民居（12宅）、书馆、太和堂、游泳池、自来水塔、花园、凉亭等建筑。宁远堂为广东江门清代私家庄园，具有较高历史价值。2002年，陈垣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四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陈垣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2020年在北京召开。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共江门市蓬江区委、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纪念陈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