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指校对勘正。对书本，报刊，文集等等的修正所必经的一些程序。

1、[collation] 搜集某书的不同版本,并综合有关资料,互相比较、核对,别其同异,定其正误。

2、[Xiaokan,officer] 宋代校订宫中藏书的官名。

1. 指对同一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的异同和正误真伪。

唐白居易《策林二·大官乏人》：“秘著之官，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 宋欧阳修《书后》：“予在馆中校勘羣书，见有八十馀篇，然多错乱重复。”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他料定读小说的人决不会费大工夫用各种本子细细校勘。”

2. 犹核实。比较核对。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定谥》：“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以上薨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讫，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元典章·刑部二·狱具》：“照得先为校勘笞杖，具呈都省照详，遍行合属依例施行去讫。”

3. 宋代校订宫中藏书的官名。

《宋史·欧阳修传》：“ 脩 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校勘的原则，即目的有三项：一曰存真，二曰校异，三曰订讹。存真又分二种，一为求古本之真，二为求事实之真。求古本之真，多为藏书家所为。他们得到了一个善本，就要把它跟通行本对校，把文字异同，以及书的行款、版式、宁圆差异、纸质，甚至旧本中的圈点，收藏图章等都要一一记录下来。求事实之真，就是“断其立说之是非”，即对原著的史实错误订误。校异，只是罗列众本并同，校者不作是非判断。订讹，是最上乘的校勘，要明其致讹原因，用正本或理校订正讹误。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就是订讹的校勘专著。

讹误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误字；②脱字；③衍文；④错简。还有旁记字混入正文，或正文与注文混杂，或后人妄删妄改等。

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即校勘常用的四种方法。

(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者，即是此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优点是还祖本以本来面目，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只要与祖本相异，即照祖本改正。

对校法的底本选择，最佳者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写定本。历来各本都是从它直接或间接传抄刊刻出来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这就是校勘珍贵宋元旧刊的原则。底本确定后，再考查所用对枝本与祖本的渊源递增关系，校记异同作区别对待。与祖本同源之对枝伞主要作参答，与根本不同源之本的异同为校记重点，这样才能使校记简洁。

(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行文互校互证，以决择其异同，校正讹误。此法适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则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则不能本书前后自校。先秦部分多用旧文，西汉部分多用档案，且又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统一异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显著成绩的宋吴经的《新唐书纠谬》和清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其所纠谬可视为史学研究，但不能据此去改动原错：因校勘是恢复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错。

(3)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本书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法用力较劳，范围较广，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

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书不严谨，常有删节和改动，又类书、古许皆经过转手，摘引亦多不严谨。除非大误或有版本根据，一般不宜以他书校改本错，可以备列异同写入校勘记以供参考。

(4)理校法。即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这种方法最难，也最容易出错误。陈垣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校勘之事，看似雕虫小技，仿佛人人可为，实则确非易事，它要求从事校勘之人，应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才能做好。

校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鲁语》载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前人一般认为正考父是孔子的六世祖，周末时宋大夫（今人考证时间上未必合理，有人说是孔子十世祖，有人说并无关系）。孔子整理六经，将《诗》、《书》去其重，写版定本，必然经过校勘；西汉刘向大规模整理古籍，编制目录，把搜求版本、校勘文字作为一道重要的工序，并给“校雠”二字下定义，提到理论高度产生了校勘学。

广义的校勘学，前人称为校雠学，它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考证、华伪、辑佚等内容，今谓之文献学。因广义校勘界定不明，今己不用，成为历史名词。现代所谓校勘学，即狭义校勘学，指专门研究古籍整理的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学问。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

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奠定了校勘学，完成了《别录》一书，做出了大贡献。刘氏父子的成果确定了校勘的规范、明确了古籍整理的程序和校勘的位置，即：①兼备众本，②审理篇目，③校勘文字，④确立书名，⑤厘定部居，⑥录成专书。此后。校勘之业盛久不衰。

东汉郑玄博通五经、并遍注群经，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西晋劲励，依刘向成例校订典籍，也作出成绩。

将完整的校勘成果流传到今天的，是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该书是陆氏给《周易》、《尚书》（伪古文）、《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傀子》、 《庄子》、 《尔雅》等十四种经典所作的释文，共30卷，另有序录一卷，介绍这些经典的传授。陆氏博果汉魏各家注释以及古代青铜铭文给这些经典作台义和训访，并对各家传本的文字异同作校勘。

到了宋代，校勘学独立门户，中央专设校书机构，由校书郎校理图书，并制定了校勘条例。据《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门记载：“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旁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点、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宋代校勘名家有刘涣、刘恕、刘羲仲、宋祁、沈括、赵明诚、郑樵等。郑樵贡献卓著，他在文献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所写《通志·校仰略》，把校勘的理论建设推向前进。宋代留下的校勘学专著如张淳《仪礼识误》三卷、方崧卿《韩集举正》十卷、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十卷、《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等，都是校勘学佳作。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南宋校刻家岳珂重刻廖莹中世彩堂本九经三传时增修廖氏总例而成，可以说是集聚了廖、岳两大校刻家的成绩。该书分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个题目，分别讲述其校勘去取的原则，考核极为精密。岳珂制定了一整套校勘程序：①广征异本，②精审字画，③订正注疏，④详明音释，⑤点定句读，⑥查明脱落，⑦考定异同。岳氏所刻九经三传严格按此程序校勘，也称善本。

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书目答问》附录清代学问家，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一人。有：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程、沈廷芳、谢塘、姚范、卢文弨、钱大昭、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丕烈、孙星衍、秦思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鼒、陈路、钱泰吉、曾剑、汪适原。

这些校勘大家，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求实的学风，凡经他们校勘的书籍可称善本，最负盛名者当数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人：如卢文弨刊刻的《抱经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滓馆丛书》、阮元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

清代校勘大家，各有家法。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曾提出校勘之法有二：曰死校，曰活校。他说：“今试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议》，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校勘典籍的巨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但清人校勘成果主要的流传形式不是写成专著，而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写成校勘记，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如清殿本《十三经》、《廿四史》、《九通》就都附有考证。二是把校勘所得写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著名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80卷，王引之的《经义述闻》32卷，钱大昭的《二十二史考异》100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椒的《群经平议》、《诸子评议》各35卷等。

近人对校勘享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释例》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它不仅贯通的继承了古代校勘学尤其是清代校勘学的传统，而且突破了以经典古籍为主的传统，把校勘学运用于中古白话古籍，并广泛涉及民族语言，使校勘学更具有普遍的概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