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1127年6月12日—1279年3月19日）是宋朝第二个时期，因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都城，史称南宋，历九帝，享国152年。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由于疆域相对于北宋而言位置靠南，史称南宋。

主词条：建炎南渡、苗刘兵变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南下，攻陷汴梁（今开封），掳走两宗北去，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金朝从汴京撤军，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徽宗免于被俘的儿子康王赵构拥兵在外，张邦昌无力抗衡，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其为帝。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又称归德军，金称之为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当时宋朝仍控制河南、关中。

五月五日，宋高宗迫于形势严重，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到任后先上“十议”，为高宗筹划重整朝纲。他组织抗金，主张“一切罢和议”，任用靖康年间主战被放逐的官员，严惩张邦昌等为金军效劳的宋朝官员。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推荐坚决抗战的老臣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去开封整修防御设施；又力主设置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他还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黄潜善、汪伯彦因此十分忌恨他。六月，高宗以宗泽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招集王善、杨进等义军协助防守，又联络两河“八字军”等部协同抗金，并任用岳飞等人为将，曾多次大败金军，令局面稍为稳定。

七月，金军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汪、黄力主南逃，高宗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李纲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将其罢相。

高宗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罢免了李纲等人，亦屡次拒绝宗泽要他回汴梁主持大局的请求。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嘲笑他。不久高宗南逃扬州。燕人赵恭冒称高宗弟信王赵榛，聚兵五马山抗金，寻求高宗支持，高宗亦名为支持实予制约，导致其最终失败。宗泽亦忧愤而死。高宗则派杜充去接手开封府的防务。宗泽死后，金军决定派完颜宗翰南伐。

建炎二年（1128年），完颜宗弼大举南侵，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十二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形势危急。高宗诏令百官议事。吏部尚书吕颐浩和户部尚书叶梦得都进言请求南巡，借长江之险以防备金军。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完颜宗翰破徐州，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于沭阳兵败，金军随后攻下泗州。泗州（今安徽泗县）前线急忙汇报，高宗听闻后大惊失色，下令连夜搬走私产。二月初一，高宗的御船停泊在河岸，扬州百姓十分惶恐，高宗才下诏令民众自行躲避金军。叶梦得立马准备好大舟，并用户部剩下的东西补贴官员俸禄和军中物资。高宗派遣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前往淮河一带筹备兵马。不久金军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高宗立即和内侍康履和王渊出走扬州。黄潜善和汪伯彦听到高宗出走后策马南逃。城内军民听说皇帝逃出城外，也纷纷向城外逃跑。城中拥挤混乱，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将扬州大溃退都归咎于黄、汪二人，高宗也不满他们，二人遂罢相。高宗任命叶梦得为尚书左丞，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渊为签书属枢密院事。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对金军不抵抗，因与内侍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反而升迁。在高宗从逃亡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忌恨王渊骤然升迁和宦官胡作非为，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二人进退失据，弃城而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俘获，两个月后被处死。吕颐浩因平定苗刘之变有功，先拜尚书右仆射，复迁左仆射。此时吕颐浩位高权重，因此为人所惮。同年秋，完颜兀术继续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吕颐浩曾请高宗登船入海避敌。

建炎四年（1130年），金军回师，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困金将完颜兀术于黄天荡四十八日，史称黄天荡之战。宰相吕颐浩请高宗从越州（今浙江绍兴）到浙西，下诏亲征。御史中丞赵鼎即上《论亲征》札子认为不能轻举妄动。不久后，吕颐浩厌恶赵鼎与自己意见不合，调任他为翰林学士，但赵鼎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于是改为吏部尚书，然而赵鼎还是不接受。赵鼎上疏条列吕颐浩过失共上千言。吕颐浩随即被罢，被命为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高宗下诏复授赵鼎为御史中丞。再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夏，金军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

主词条：岳飞抗金

金军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军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吴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议和的筹码。他对主和派秦桧予以重用，任为宰相，竭力压制岳飞等主战派的要求。

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礼部尚书秦桧升任参知政事。宰相范宗尹建议讨论徽宗崇宁、大观以来朝廷滥赏之事，秦桧极力赞成，但高宗坚决反对，秦桧遂附和高宗，并以此为由排挤范宗尹。七月，范宗尹罢相。八月，秦桧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首次拜相。九月，吕颐浩二度拜相，与秦桧共掌朝政。秦桧密谋夺吕颐浩权，就让党羽造谣。于是高宗诏命吕颐浩专管军旅，秦桧专管政务。十月，大散关守将吴玠大败金军于和尚原。张浚承制授他为镇西军节度使。

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随即在镇江建造都督府。五月，秦桧奏请设修政局，自为提举，与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政务。随后，秦桧弹劾翟汝文罢官。七月，朝廷废除修政局。吕颐浩还朝后，谋划赶走秦桧，以朱胜非为助，任命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棐为右司谏。黄龟年弹劾秦桧结党专权。秦桧也擢用胡安国、张焘、程瑀等道学家参与经筵，以图排挤吕颐浩。吕颐浩随即听从席益意见针对胡安国。于是，秦桧与吕颐浩的矛盾以是否引用朱胜非入朝而展开，以胡安国成为争斗的前锋。吕颐浩利用黄龟年以失职罪罢免了胡安国后，加紧对秦桧的打击，清理己被秦桧控制的台谏的力量。在双方争斗处于胶着状态时，秦桧大力提倡“南自南，北自北”，与高宗的想法相左，吕颐浩便借助綦崇礼和权邦彦的力量让高宗对秦桧心生厌烦。八月，高宗降诏，秦桧罢相。随后吕颐浩独揽大权，大力排挤秦桧、李纲、李光等人，道学家都被逐出朝。吕颐浩的做法打击面过大，在压制道学之人的同时，自己也树敌颇多。再加上他的经济政策又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失去了许多人的支持。不久吕颐浩也在众人的弹劾中罢官下野。

绍兴五年（1135年）正月初五日，赵鼎建议金军逃归后尤其应当博采众议，做好善后工作。高宗便令吕颐浩等人商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策略。二月，高宗回到临安，升任赵鼎为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以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宋高宗将边务托付给张浚，将朝廷政务托付给赵鼎。赵鼎与张浚并相的时期被认为是南宋初年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有“小元祐”之称。

绍兴六年（1136年）秋，刘豫派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分路进犯南宋，当时沿长江上下没有军队，赵鼎寄信给张浚让他命张俊与杨沂中合兵剿敌。张俊进军至藕塘大败敌军，赵鼎命令杨沂中援助刘光世，刘光世却已回师。赵鼎请高宗下诏：有不听命者，听任军法处置。刘光世急忙进兵至淝河与刘麟作战，打败敌军。凯旋而归的张浚回朝后，与赵鼎矛盾开始激化。早在两人刚并相不久，因张浚的行府侵夺了三省、枢密院的权力，部分官员对张浚的做法深感不满，甚至提出辞职。另外，赵鼎对张浚某些军事部署也持怀疑否定态度。十二月，在左、右两相不睦的情况下，赵鼎请求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绍兴府。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何藓出使金国返回，告知宋徽宗及显肃皇后死讯，高宗重礼发丧，当天任命秦桧为枢密使，地位仅次于张浚。赵鼎罢职后，张浚几乎独揽朝政。他想借发动北伐机会，直接控制各大将的军队，从而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张浚首先拿军纪、军力最差的刘光世开刀，并且下令亲信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高宗还决定授予岳飞对全国大部分军队的指挥权。四月，高宗命王伦出使金国，迎奉回梓宫。岳飞一时积极作直捣中原的准备。秦桧和张浚共同说服宋高宗，不应让岳飞掌握太大的兵柄。宋高宗当即收回成命，岳飞的北伐计划成了泡影。刘光世罢官后，吕祉的举止骄怠引起将士怨愤，将士之间的矛盾激化。八月，原刘光世所部统制官郦琼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带领全军并裹胁百姓投降伪齐（淮西军变）。九月十二日，张浚引咎辞职。九月十六日，高宗召赵鼎急赴行在所建康。次日，朝廷授赵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十二月，高宗向王伦表示，只要金朝许和，一切条件都可接受。次年三月，任命秦桧作右相，作向金投降的准备。这时，北宋徽宗，已在金朝死去。王伦回来说，如果议和，金朝允许送还“梓宫”，高宗更加感激，急于求和。抗战派将领正在乘胜备战，指望进兵中原。听说要议和，群情激愤。

绍兴八年（1138年）正月，宋高宗离开建康，定都临安（今杭州）。不久，赵鼎建言进兵。高宗决意求和，对反和的意见一律严厉拒绝。张浚连续五次上书，激切反对“和议”。韩世忠奏请立即决战。岳飞奏称“金军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直指秦桧。枢密副使王庶上书，说和战是存亡所系。秦桧罢免王庶，任用附和议和的孙近。兵部侍郎张焘和吏部侍郎晏敦复、馆职官员胡珵等人联名上书，揭穿金朝“和议”阴谋”。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民间把胡铨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七月间，王伦去金朝商议地界。赵鼎要求依钦宗时签订的旧约。秦桧与赵鼎因此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十月间，赵鼎罢相。之后，参知政事李光也与秦桧进行了斗争，但最终失败。随着李光被贬，朝中再没有与秦桧抗衡的力量。秦桧独揽相权，加紧“讲和”的活动。同时金朝派萧哲为江南诏谕使来宋，要高宗跪拜授受诏书。金朝所谓“和议”的实质完全暴露，朝野抗战派官员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十一月，高宗下诏，传达金国要宋廷屈己议和，百官多认为金国之言不可信。秦桧擢升中书舍人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排挤朝中议论不合之人。吕本中、张九成、冯时行、胡铨等皆被贬出朝廷。

绍兴十年（1140年），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而且朝廷财政不支，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

绍兴十一年（1141年），高宗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十一月和议达成后，按金朝规定，秦桧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之孙秦埙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秦熺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主和派万俟卨等人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宋高宗立即下令搜访送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赵构又想再次逃离临安府。但完颜亮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金海陵王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宋高宗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对金议和。

自完颜亮南侵失败后，南宋北伐的声音高涨。宋高宗决定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即位，皇位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但宋高宗作为太上皇，仍然对孝宗施加压力，而且纵情享乐，花费巨大。

孝宗在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战。金完颜亮南侵，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太子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孝宗刚一即位，就召见主战大臣张浚。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此举表明对抗战派的支持。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接着，孝宗又清理了其他各种冤案，为遭秦桧迫害的李光、赵鼎、范冲、朱震等人恢复名誉，厚待其子孙；对于那些尚健在的，则大多重新起用，不少人还被授予显位重职。如辛次膺、胡铨在高宗朝以敢于抨击秦桧而著称。孝宗即位后，立即将两人重新召回。辛次膺初任御使中丞，旋升同知枢密院事，进而担任参知政事。胡铨亦被授予权兵部侍郎之职。

隆兴元年（1163年）初，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从此，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张浚出帅江淮，作北上抗战、恢复失地的准备，抗战派纷纷建策北伐。史浩又出来反对，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金军示弱，筑城防应在泗州。

四月，孝宗召见张浚，询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张浚和他在殿上辩论，史浩反对轻举妄动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可以诏令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史浩听说出兵而未经其同意，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支持张浚出兵。随后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

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干预下，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八月，张浚病死。金军得到情报后，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宋守军对这个突然袭击，全无戒备。金军自清河口侵楚州。知楚州魏胜统帅义军拒敌。十一月，金军越境入侵，魏胜军在淮阴奋勇抗敌。魏胜战死后，金军接连攻下楚州、濠州、滁州、商州。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罢免汤思退出朝，去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说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请把三人斩首。汤思退路过信州时，心惊胆战，忧吓而死。王之望、尹穑被罢官。

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廷在金大军胁迫下达成《隆兴和议》。主要内容为：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绢贡献由25万减至20万，岁币减至20万银两，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与金。因和议至次年即乾道元年（1165年）正式生效，故又称“乾道之盟”。

主词条：乾淳之治

隆兴“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乾道三年（1167年），吴玠病死。抗金的老臣只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乾道五年（1169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因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宋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尚书陈良祐反对，随后被贬官出朝。虞允文向孝宗推荐李焘或范成大为遣使人选。因为李焘拒绝，范成大便于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成大，回书拒绝。此举显示南宋朝廷敢于提出挑战。

乾道八年（1172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却称军需不齐备。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之后，由于同时期的金朝也出现了金世宗治下的“大定之治”，宋廷找不到边衅可作为破坏和约的北伐借口。孝宗便着重于发展内政。他重用王淮、周必大等人为相治理国政，还提拔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等直臣和铮臣，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与此同时，战与守的争论并未随国家建设停止，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而思想家陈亮针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他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甚至吕祖谦的一些门徒也接受了陈亮的影响。陈亮还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事功”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朝廷内部也随之划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两大阵营。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主和派龚茂良被罢相，曾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备战的王淮被启用为参知政事，不久出任宰相。孝宗和他制定了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在王淮任内一直执行。孝宗模仿北宋初年，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作为备战的军需。他还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此举令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淳熙五年（1178年），史浩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传播道学。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又指责朝中官员。孝宗很不悦，令赵雄加以驳斥。赵雄认为处罚朱熹反而成就了他的名声。加之翰林学士周必大也极力劝阻，孝宗才停止处罚。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淳熙七年（1180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借诚敬之名却行虚伪之实。淳熙九年（1182年），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称道学者实为伪学，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讲学。

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保守势力积极活动。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二人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淳熙十五年（1188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六月，朱熹到临安入奏。孝宗随后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偷窃程颐、张载绪余”，创立道学。在受到任命之后且迟迟不赴任，并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为朱熹辩解。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指出林栗用“道学”名目攻击朱熹，残害善类，请求孝宗严正纪纲，扶持善类。于是侍御史胡晋臣弹劾林栗，林栗被罢免，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和战之争以及道学和反道学之争并未随着主战派王淮的罢相病死和道学领袖朱熹的离朝停止，反而随着孝宗、光宗接连的两次禅让所导致的政局纷争愈演愈烈，直到韩侂胄发动的“庆元党禁”。

主词条：过宫风波、绍熙内禅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的宋高宗去世，在守孝三年后，宋孝宗决定让位给皇子宋光宗赵惇，由周必大和留正为左右丞相、王蔺为参知政事辅佐他，并自己退位为太上皇。

宋光宗即位后，由于体弱多病，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皇后李氏恃光宗生性懦弱，任何事要取决于她，但她无心政事，因此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何澹弹劾周必大罢相。绍熙元年（1190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并不余遗力打压主战派。

从绍熙三年（1192年）开始，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李氏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李皇后还屡屡离间孝宗与光宗，使二人长期失和。光宗内受制于李氏，久废朝拜太上皇之礼。上自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以过宫为请求的人数不胜数，甚至还有叩头而泣、竭力劝谏的人。宋光宗一开始有回心转意的意思，又被李氏阻止而不成行，都城的百姓都开始担忧皇帝的状况。

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重阳节，百官请求光宗到重华宫看望父亲孝宗，光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内侍陈源为押班，中书舍人陈傅良为表示对光宗不过宫的抗拒不予起草制词，并和给事中谢深甫一起上疏劝谏光宗。光宗有所启悟，准备率百官去重华宫，但李氏又竭力挽留光宗。陈傅良见状急忙跟随，拉着光宗的衣服，李氏被激怒后罢朝回宫。陈傅良下殿后便上疏辞官。随后，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礼部侍郎倪思、国子録王介等都上疏请求光宗动身，光宗不从。之后倪思又用韦后、吕雉乱政的例子劝说光宗。光宗听闻大怒，倪思出知绍兴府。十月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书请太上皇不要降旨宣布免去朝请。孝宗称他们的奏疏已经送给光宗，结果光宗又找借口不朝请。为了表示抗议。许多官员都上书请求光宗罢免自己。嘉王府翊善黄裳请求诛杀挑拨离间的内侍杨舜卿。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也上书请求光宗朝见重华宫，都没有回复。十一月赵彦逾再次力请光宗朝见重华宫。光宗才首次前往朝见孝宗。

绍熙五年（1194）五月，太上皇赵昚病笃。六月九日，太上皇病逝。光宗始终未去重华宫问疾，也不执丧，朝中骚动，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向左丞相留正建议，立皇子嘉王赵扩为监国。留正于是率宰执多次请求光宗，光宗表示想要退位。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主张禅位给嘉王，而留正认为尚未建储议论此事会引起麻烦，于是称病离开相位而去。赵汝愚被迫通过知阁门事韩侂胄将内禅之意向太皇太后（宪圣慈烈皇后）请示，次日，赵汝愚请立嘉王为太子，并且说到光宗批有“念欲退闲”，于是太皇太后应允。七月五日，太皇太后命赵汝愚以旨谕嘉王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立皇后韩氏，其父为韩同卿是韩侂胄之兄。光宗被尊为太上皇帝，李皇后被尊为太上皇后。

主词条：庆元党禁、开禧北伐

韩侂胄因拥立有功被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皇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

朱熹初次见宁宗，就进讲道学。他还多次进札，对朝廷政务多加论议。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龟年弹劾韩侂胄。韩侂胄得知影射朱熹迂阔不可用。绍熙五年（1194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侍讲。起居郎刘光祖、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知登闻鼓院游仲鸿、起居舍人邓驿等纷纷上疏为朱熹求情，都被拒绝。彭龟年上书要求逐去韩侂胄。二人都请求辞官，结果彭龟年被贬，韩侂胄加官一级。

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在京镗的示意下，韩侂胄提拔秘书监李沐为右正言，并弹劾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赵汝愚罢相出朝。消息传出后，太学生杨宏中立刻联合徐范、张道、林仲麟、蒋傅、周端朝等五人上书朝廷，营救赵汝愚。韩侂胄将六人遣送“编管”（即交给地方官去管制），时人称为“六君子”。六月，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伪学”，请宁宗抗金，识辨道学。于是国子司业汪逵、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都被罢免。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为得到升迁，迎合韩侂胄，首开“录真去伪”的议论，借此排挤道学派。吏部郎官糜师旦再次请考核真伪，被迁为左司员外郎。张贵模攻击《太极图》，也被赏赐。

参知政事京镗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后，官员们纷纷群起攻击朱熹之学。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弹劾留正引荐伪学一党，留正因此罢职。二月，叶翥和刘德秀请求销毁道学家语录。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讲到程朱义理，一律不取。四书五经成为“世之大禁”。随后何澹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叶翥出任同知枢密院事。八月，太常少卿胡纮上书，说伪学图谋不轨，动摇光宗。党禁愈演愈烈。大理寺司直邵褒然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禁绝“伪学”。宁宗下诏称不录取学习“伪学”的学生。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朱熹八大罪状，称其“大奸大憝”。朱熹因此落职，其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太学生余祕还上书请求斩杀朱熹，被谢深甫阻止。庆元三年（1197年）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称朱熹等人被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相继利用成为逆党，立马被提拔为右正言。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书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下诏，将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位宰相和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五十五人列为伪学之党。两年多后，朱熹病死。宁宗的禁道学主要在于反朋党，清除赵汝愚一派官员，专任韩侂胄当政。

庆元六年（1200年）秋，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苏师旦、周筠并罢免因韩侂胄得势的陈自强，还请求任命周必大取代韩侂胄。御史施康年上书弹劾，于是周必大被降官一级，吕祖泰被流放拘管。不久后，由于提出党禁的京镗已死，韩侂胄又想要为北伐笼络人心，加之张孝伯提醒韩侂胄将来有报复之祸，韩侂胄便授意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请求杜绝天下攻讦、停止指认伪学。

嘉泰二年（1202年）二月，台谏上奏宁宗“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并主战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韩侂胄为了实现借北伐来稳固统治，再度起用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出任浙东安抚使，并起到了重要作用。嘉泰四年（1204年），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以支持抗战派将士。不久后，又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对秦桧贬抑，对妥协势力进行沉重打击，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次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进兵，二人提前出兵，攻其不备，还声东击西，金军败溃，宋军收复泗州。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北伐。

韩侂胄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出任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但早在伐金前一月，吴曦已里通金朝图谋叛变。金朝指令吴曦按兵不动，并密许其作蜀王。韩侂胄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军有吴曦在四川接应，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六月，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州、李爽攻寿州、皇甫斌攻唐州、王大节攻取蔡州都战败。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一上任就放弃泗州，并贬斥王大节等人。战争形势因此变为金军南侵。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信阳等地。不久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年底，金军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吴曦公然建行宫，称蜀王，请金军入凤州，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四川军民展开了强烈的反抗。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孤立。韩侂胄随即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又派遣方信孺同金朝谈判。杨巨源和吴曦部将张林等联络，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等伪造诏书，命长史安丙为招抚使，趁机诛杀吴曦。诛灭叛徒后，军民抗金情绪高涨、韩侂胄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等人分路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成州、阶州、凤州、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安丙不许，大散关又被金军夺去。但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派人毒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下狱害死。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断送。

韩侂胄筹画再战时，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之子、时任礼部侍郎史弥远和对记恨韩侂胄的皇后杨桂枝以及其兄杨次山勾结，在联合皇子赵询上奏宁宗无效后，派人在上朝时把韩侂胄害死。韩侂胄死后，军政大权全归史弥远。随后，苏师旦被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要求，把韩、苏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在杀害韩侂胄之后，史弥远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到嘉定元年（1208年）上半年，史弥远政变集团骨干成鼎足之势：右丞相兼枢密使钱象祖、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与参知政事卫泾。赵询也在杨桂枝的支持下被立为太子。史弥远紧密攀附杨桂枝与赵询，在政变中取得了杨桂枝的信任。

史弥远执政后，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罢官。已经死去的辛弃疾仍被加罪。叶适因而被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史弥远排挤走卫泾以后，又升任右丞相。但拜相仅月余丁母忧，而钱象祖也被论劾出朝。御史中丞章良能则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太子还建议宁宗赐史弥远宅邸供其服丧，而史弥远则坚持在老家守丧。

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忠义军统制罗日愿由于不满史弥远专政，于是便联络将兵、官员和府学生，准备在百官迎接史弥远回临安时诛杀史弥远。不料进勇副尉景德常举报以致罗日愿等被捕。雷孝友又称自己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于是，赵扩重新启用史弥远。起复以后，史弥远继续在平反“伪党”、起用“党人”上博取人心，取悦清议。他任用了黄度、楼钥、杨简等著名党人，还找来了真德秀、魏了翁等知名之士，以群贤点缀朝廷。

同时，史弥远独揽相权和军权，破坏宰执制度，前后独相达二十六年。从他开始，宰相兼枢密使成定制，这对南宋后期权臣专政的局面以直接影响。从嘉定六年（1213年）起，他就经常“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第”，破坏了政事堂制度，最高行政权沦为其囊中之物。另一方面，史弥远独攥官吏任命大权，培植个人势力，只把官员任命结果告诉给赵扩，从来不取旨奏禀。史弥远还以官职差遣为诱饵，呼朋引类，结党营私。最后，史弥远操纵台谏，控制言路。这样，史弥远既杜绝言路，又让台谏成为鹰犬。因此嘉定政治成了史弥远专政，以至朝野“皆言相不言君”。而赵扩也习惯了做傀儡皇帝。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抗争史弥远专政。当年上书请斩韩侂胄的武学生华岳，诛韩以后担任殿前司同正将。他曾上书赵扩，大忤史弥远。

嘉定十三年（1220年），赵询去世。次年宗子赵贵和被立为太子，改名赵竑，其对史弥远深为愤恨。史弥远得密告后，暗中派人在民间找到宗室之后赵与莒，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史弥远又密召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学，许以丞相之职。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郑二人不顾反对，强行拥立赵贵诚称帝（理宗），改名赵昀。太子赵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史弥远的阴谋激起人们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等与李全联络进兵拥立济王。史弥远得到消息，赶忙捕斩潘壬，又派人到湖州逼赵竑自缢。一些朝臣上书说济王冤枉，都被罢官出朝。此后，史弥远也因此更加掌握大权，理宗登基后将所有政务都交给史弥远，自己暗中韬光养晦，南宋政治日渐腐败。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次日，以病危致仕。数日后，史弥远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理宗还把本应归还的宰相赐第仍赐史家作家庙。理宗还专门下一道“保全故相史弥远”的御笔手诏，不仅史弥远的罪行一律不准追究，凡涉及三十年来史弥远及其家人的行为都不许论奏，也防止了他人追究自己的得位不正之事。史弥远死后，人们才发现其流毒比韩侂胄更深、为害更烈。从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已不可逆转。

主词条：端平入洛、端平更化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理宗始得亲政，他从小生活在民间，想有所作为。同时，由于史弥远擅权时期排斥异已，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纷争，也不利于统治。为此，他开始采取一些有别于史弥远时代的政治措施，以使各股政治势力趋向平衡，遂诏改元端平，史称”端平更化”。在除史弥远为左丞相的同时，理宗以参知政事郑清之为右相，又以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和陈贵谊并为参知政事，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

“端平更化”的核心，是在依靠以郑清之为首的拥戴派的同时，斥逐史弥远的某些劣迹累累的亲信，起用曾遭史弥远排斥的一些有声望的官员和理学名臣，并不追究他们对济王事件的态度。于是，理宗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李韶等一些有声望的官员，时人号为“小元祐”。在被召的一些官员中，惟有崔与之以老病辞。但他根据史弥远擅权的弊政，提出理宗要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和不可偏听权臣一人的意见，对理宗前期的施政具有一定影响。

同时由于金朝已经大势已去，宋理宗也抱有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的希望。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朝灭亡后，赵范、赵葵、全子才等建策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地，以扼制蒙古军长驱南下，理宗采纳其建议。六月，命赵范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冈南），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人赴汴京（今河南开封），赵葵率淮西兵五万经泗州（今江苏盱眙）赴汴，继又进据洛阳。但因经多年战乱破坏，州县多为空城，粮饷不济。蒙古军乘机来攻，又决黄河寸金淀（今河南开封北）灌宋军，宋军多溺死，余部大败而回。

对外作战失败后，宋理宗便专心进行内政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驱逐史党。他虽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则决不宽贷。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论劾而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不胜枚举。

二、审慎用相。在听从崔与之的建议后，理宗决定慎择宰相，纠正了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十分投契。端平三年（1234年），郑清之罢相。史称郑清之“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1233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之去位以后独相三年，参与更化决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年）并任左右相。史称李宗勉“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珍，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时人对他没有好感。时论评曰：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他为相六年，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淳祐四年（1243年）丁父忧，理宗命他起复，舆论大哗。人们想到史弥远旧事，不断上书抨击他。理宗唯恐他成为史弥远第二，便再未起用。

其后，范钟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钟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欢呼载道”。淳祐五年（1245年），杜范死在任上，游似与范钟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合，但都能克制。淳祐七年（1247年），边事转急，理宗再相郑清之。但郑清之对御蒙并无贡献，而且“政归妻子”，其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综观理宗前期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很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一死，理宗就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一抹余晖。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堂除陋规；减少官吏权摄（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控制取士人数；严格升迁。

其五，整顿财政。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回应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楮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会子危机。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户部会计式样，立簿记录出纳，每季送呈尚书省计簿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端平二年，宰执自愿减半俸，以为表率。九月，理宗命大臣审定节用项目，范围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

其六，尊崇理学。理宗即位后便进封朱熹为信国公。作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理宗于端平元年（1233年）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建议，享受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瑷、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伯，与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列入孔庙从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孙、苏、欧也被迁出。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试、吕祖谦补祀孔庙，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真德秀、魏了翁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后，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并称二贤。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理宗召用二人，主要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南宋王朝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崇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而名至实归。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战合州中流矢而死。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交战，听到蒙哥死讯后，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准备称汗，立即准备撤军，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其回京后，隐瞒自己与蒙古议和一事，理宗罢免宰相丁大全，任命贾似道执政。贾似道随即排挤左相吴潜，吴潜被弹劾罢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吴潜作相时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阎贵妃也不久病死。贾似道进而清除朝中董、丁一党，全部把持了政权。从此，贾似道在理宗朝独专朝政。南宋在贾似道的排斥异己、统治腐败、大买公田、滥印纸币的统治下，继续腐败。

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汗之后，派遣使者郝经与贾似道继续谈和，但是被贾似道扣押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理宗下诏立其弟赵与芮之子、先天不足的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赵禥即位，是为度宗。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时就以好女色出名。即位后，整天沉溺于酒色。称贾似道为“师相”，加号平章军国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

贾似道身边聚集了许多善长骈俪文的士人，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对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都不准奏报。南宋危在旦夕，贾似道却在西湖边的葛岭，建造“半闲堂”和“养乐圃”、多宝阁，搜刮财报，尽情享乐。又著《蟋蟀经》，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贾似道终日置朝政于不顾，人们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此时充斥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士大夫们，不谈理财备战，不顾国家存亡，却苟且偷安，坐享富贵。而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时，皇室、贵族却囤积大批粮食财物，恣意挥霍。

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镇襄阳。宋军利用汉水把物资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贾似道封锁了所有消息，度宗并不知此事。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在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吕文焕最终投降，襄阳保卫战结束。

襄、樊相继失陷，南宋朝中震动。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说襄、樊之失，都是由于范文虎怯懦逃跑，请把他斩首。贾似道不许，只降一官，知安庆府。监察御史陈文龙上书反对，贾似道将陈文龙贬官。太府寺丞陈仲微上书劝其“幡然改悟”，贾似道将陈仲微贬斥出朝，任江东提点刑狱。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天下之势，十去八九”，斥责倒行逆施，并献上二策。贾似道大怒，随即将其罢免。襄、樊失陷后，贾似道拒绝救亡建策，一意孤行。

德祐元年（1274年），元军攻下襄、樊后，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在阿术劝说下，忽必烈下诏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七月，度宗得病驾崩。太后谢道清召大臣商议立帝。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的长子赵昰，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赵显做皇帝。贾似道依然专朝政。赵昰封为吉王，弟昺封信王。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淮西制置大使夏贵领战船三百艘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一路之上，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守将望风而降，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

鄂州失守，群臣纷纷上疏，要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出兵。德祐二年（1275年）二月初到芜湖，与夏贵部会合。贾似道出兵不战，就先派使臣吕师夔到元军议和，请许宋朝称臣纳币。伯颜不许。贾似道命孙虎臣统领步兵七万人驻守丁家洲，夏贵领战船二千五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自领后军屯鲁港。伯颜军夹岸而来，用大炮猛击。孙虎臣大败，逃到鲁港。夏贵不战而逃，阿术部乘胜追击，宋水军溃败。贾似道乘船逃到扬州。经此一战，宋水陆军主力全部瓦解。贾似道败逃后，上书谢太后请朝廷迁都逃跑。谢太后不准。陈宜中任相，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太后罢贾似道官，贬到循州安置，不久贾似道在木棉庵被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之后陈宜中召诸路军马勤王，并令溃军各部团结内外兵十七万五千人，高斯得任兵部尚书，上疏直指国家危亡，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却无回天之术。

此时元兵南侵，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建康降元。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守臣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臣纷纷投降，仍有池州通判赵卯发同妻子自缢殉国，饶州知州唐震不屈而死、原丞相江万里与儿子投水而死。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临安守卫空虚。谢太皇太后遂号召天下勤王。各地大批官员都在准备投降元朝，不予响应。但仍有郢州守将张世杰、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湖南提刑使李芾率兵入援。

元兵将至临安，临安全城戒严。同知枢密院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都逃跑了，朝中十分萧然。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都劝台谏弹劾自己，奏疏还没有呈上就出关逃跑。太皇太后谢道清听闻后在朝堂下诏怒斥群臣，但是仍然不能禁止这种行为。

主词条：崖山海战、宋末三杰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帝，南宋大势已去。但是，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

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

景炎三年（1278年）春，南宋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在𥐻洲梅尉（今香港梅窝）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在蒙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蒙元将领汉人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史称崖门海战。

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宋祥兴二年，1279年3月19日），被俘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全军覆没，陆秀夫彻底绝望，在安抚幼主之后，将国玺绑在幼主身上，背着他跳海自尽。而张世杰在崖山战败后本欲突围，却得知陆秀夫已背负幼主跳海自尽，自己也无力回天，最后因飓风翻船而溺死。随着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至此四十多年与蒙古抗衡以失败告终。南宋在中国南方153年的偏安统治结束，而赵宋宗室在中国320年的统治亦终结。

崖门海战极为惨烈，据估算，宋军在此役中阵亡十万，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却因金军的入侵而大大南移。南宋初，金军一度攻入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绍兴八年（1138年）金朝领三省事宗磐等人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成立，双方确定以当时的黄河为界。但次年金军毁约，出兵取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

据赵汝括于宝庆二年（1226年）所写的《诸蕃志》一书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于福建路的晋江县。这标志着大陆政权对海上岛屿行使管辖的加强。

主词条：宋朝行政区划

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定都临安府；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成，次年割地定界。于是南宋分全境为十六路，逐路设安抚使司掌一路兵民之政。又转运司、提点刑狱司除两浙东路、两浙西路通常合并为一个转运司，其他分路与安抚使司同，只是治所间或不同。南宋路制沿袭北宋，唯两浙路分东西，梓州路更名潼川府路。且于南宋百余年间无大变化，仅利州路时或分东西或不分（分则全境为十七路，合则仍为十六路），荆湖南北路一度改为东西路而已。统县政区仍为府州军监四种，唯府的数目更形增加。以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为准，共17路，领府27、州132、军34、监2：

表格参考资料：

主词条：宋朝政治制度

南宋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枝弱”的时期。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主词条：南宋官制

南宋大体上继承了北宋的中央官制，在局部稍有调整。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又将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还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大体上恢复了宋初的制度。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孝宗时，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除去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的虚称。门下并入中书，称中书门下。左右宰相主中书事，兼尚书省之长，六部直属于宰相，尚书省之制已废于无形，实际上是三省合一。从此，左右宰相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尚书省只掌握六部，奉命执行政务。至乾道八年（1172年），随着左、右丞相制度的确立，孝宗确立了朝务向首相、次相负责，首相、次相向皇帝负责的新政治体制，牵制以不次用人原则的佞幸政治，基本在官僚体系内扫清了障碍。

南宋建立初期，中央三省机构和宰相职权仍沿袭北宋之制。至建炎三年（1129年），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改革为两省（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此后尚书省职能迅速扩大，获得主要的取旨权，成为取旨和执行一体的中枢关键机构。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职权行使主要表现为政务处理的建议权，其封驳职能施行不尽理想。伴随着三省机构改革，宰辅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宰辅的“省份”属性逐渐淡化，宰相权力分配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相权更加集中，这也成为南宋相权膨胀的诱因之一。

宋代路级各监司职能的权力界限大致如下：有关户口、婚姻、税赋之事由转运司负责，而狱讼、经、总制钱的征收归于提刑司，一路常平、茶盐事务由提举常平茶盐司管理，而地方军政、督捕盗贼则是安抚司的管辖范围。但这一划分相当粗略，这些机构的地位和职能也在南宋发生了变化。南宋初年，由于军事动荡，安抚司代替其他监司，成为一路最重要的管理机构，但随着和议的缔结和南宋政权内部的稳定，安抚司很快衰落，到南宋中期至宋末，主要的四个路级机构权力往往被新的高层政区机构如宣抚司、制置使司等接管，致使它们沦为执行机关，同时由于南宋末年的地方社会趋于贫困，保证税收的充足就成为它们共同面临的困境，因而其职能也越来越单一化为以财政事务为导向。与此同时，地方主管官员常常通过各类形式的“兼职”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些兼职为地方治理的顺畅发挥了作用；路级官员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兼职类别，如路级官员的互兼、监司兼郡、兼任军职等。北宋的兼职通常属于制度化和职务性兼职，南宋的非制度化兼职和职位性兼职大量增加，形式上也更具“随意性”，多于北宋。

南宋中后期，地方行政机构中同级或上下级机构的长官互相兼职日渐增多，这种“隐性”因素，导致真实的地方行政权力分配格局偏离理想格局，行政权力由底层的县向中、上层的州、路和制置司、总领所集中。若将中、上层级的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其内部又出现不同机构之间权力合并的迹象。这种“隐性”因素使得南宋时期行政权力的分配格局日益不利于中央集权。

官员兼职在宋代尤为突出，这既源于其政治制度之设计，又是强化专制集权之考量，也是治国理政之所需。由于南宋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下，官员兼职的现象也比北宋要多，从临时现象逐渐成为制度性的一种规定。南宋宰相兼职基本承袭于北宋，但因南宋时常遭受金朝袭扰，同时国家财政日益匮乏，为应对以上难题，南宋统治者常通过设立独立机构，赋予宰相兼职的形式，使宰相统筹应对国家面临的军事、财政危机。较之北宋，南宋宰相兼职财政类、军事类的职权更为频繁，同时宰相职权也因之更为庞大。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成立修政局，是依循王安石创设三司条例司和蔡京创建讲议司的惯例。即这一机构是秦桧为敛权而专门要求高宗设置的，用以达到“省费、裕国、强兵、息民”的目标。

在南宋皇帝无内朝，外朝党争不止政治情势下，权相在皇帝怠政期间起到了维护政权稳定和朝政运行的作用。权相政治下，中央决策机构及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都发生变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为朝廷决策的中心；文书系统方面，权相的“堂贴”或者代书“御笔”乃至权相私人信函成为最高的政令指挥；秦桧时期建立里专属权相的独立财政体系；台谏成为权相人事运作的重要工具；社会和官场对权相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出现“言相不言君”的现象；皇帝却趋向于虚位化。

但是在科举社会和皇权思想统治下的权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显。权相政治缺乏统治基础，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权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边；权相的控制力难以渗透至县级政权以下；更为重要的是，权相政治时期的财政和人事政策层层传递，损害了主要纳税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从而形成广大的反对势力。权相政治深刻影响着南宋的历史，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权相政治时期。权相政治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政策和社会心理。南宋初期，权相政治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然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南宋末期，权相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南宋时期，君臣鉴于北宋末年宦官专权的危害，对宦官预政进行了严格的防范，宦官的权势因此大为削弱，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宦官干预军事的现象减少，但在政治、经济等其它方面仍然表现活跃。

宦官作为君主的家奴，本身没有选任官员的权力，但他们往往凭借君主的恩信而对其进行干预。建炎年间，原康王府内侍康履等恃恩用事，援引官员。其中，王渊善于奉迎，结交康履得到枢密使的职位。淳熙年间，陈源因提举德寿宫而颇受孝宗宠爱，其家仆相继受到进用。宦官的行为对君权造成了威胁，且容易形成集团势力影响专制。因此，君主在得知宦官的恶行后，会对他们严加防范和疏远。孝宗就采用降级的方式打压陈源。高宗、孝宗多次强调宦官要守本职。但常有宦官敢于以身试法。庆元年间，宦官王德谦得势，吴宗旦交结攀附。但他的这一行为立马遭到朝臣弹劾。因此，宦官为防朝臣攻击自己，常对官员进用进行干预。当时牟子才画唐宦官高力士脱靴图送权宦董宋臣，董宋臣与丁大全合谋，命令御史诬劾他。淳熙四年（1177年），宦官惧怕李季修在制策中攻击自己，因此全力阻扰他被重用。可见宦官正是通过君主的信任而对用人之权大加干涉，并逐渐结成利益集团。另外，君主有时也会对宦官荐人持默许态度，但这只是出于君主的赏赐，同时也是出于君主利用的考虑，并不与严禁宦官干政的原则相悖。

宋代宦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常不自觉的参与到宫廷内部争斗中，如谋废皇帝、插手妃嫔间的争斗及离间君亲关系等。南宋虽然没有出现宦官废立君主的情况，但在拥立君王、离间君亲及进荐嫔妃等活动中，仍然表现活跃。

总体上看，两宋初年，宦官与官僚百姓矛盾激化而遭到攻杀，加上金军的掳掠，势力锐减。南宋初期至建炎年间，以康王府旧人为骨干的宦官集团凭借宠信，权势复炽，后因苗刘之变，再度削弱。建炎以后至理宗，政权逐渐稳定，宦权得已恢复，但受到君臣有效控制。南宋末期，理宗昏乱，重用宦官，权势达于南宋顶峰。但不论变化如何，南宋宦官权势总体上是被削弱了。皇权和相权的集体强化、权臣的强势和台谏等监察机构的正常运转，使得南宋宦官权势始终得到有效的压制。

相比于北宋多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给事中为宰执考虑人选，南宋时期更为倾向的通往宰执职位的台谏之路。台谏弹劾执政，而后取代执政，大多是体现士大夫政治内部的政争。然而，在君主制下，权力制约还有皇权。为了让皇权不成为政治行动的障碍，在士大夫政治的格局之下，南宋又创出了新的政治形态。尤其是以台谏兼经筵讲读官，实现了陈亮提出的台谏“谏身过”和讲读是“谏心过”合一，由此完成了士大夫对君主的身与心的掌控，从而确保在君主制下的“宰辅专政”的权力基础。

同时，经筵交流也是皇帝得以了解政情及与臣下交流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士大夫可以在经筵这个场域中关于具体事件与皇帝有着更为充裕的来往回复的商谈，也更容易把握皇帝的意向及引导一些政治事件和人事处理的方向。故而经筵实际上牵动了诸多的政治势力。相对于常规行政体制内的行政性奏对，“经筵留身”等非行政性奏对，带有帝王私人色彩。这既使得君主可以防止信息被垄断，也使更多臣僚获得了与君主直接面谈，进而参与议政的机会。台谏官把持了经筵渠道，极大强化权力。例如秦桧执政末年，董德元以殿中侍御史身份担任经筵讲读官获得高宗赏识，最终弹劾执政担任参知政事。在董德元之后，不同层级的台谏官更多地参与到经筵中来，以此途径控制君主，巩固和确保在君主制下宰执的权力基础。

被援引的经筵官，往往与宰执有较密切的关系。利用自己所进用的经筵官，宰辅大臣可以通过操纵人选来控制经筵言论。经筵官既可助援引人，又可替其观察皇帝的动向。同时，由台谏参预，还单纯了经筵官的人选来源，相比于之前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来源，既可某种程度减少和隔绝皇帝通过其他系统官员获得的信息，更可“察人主之动息”。至宁宗前期，“台丞、谏长暨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日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台谏参预经筵，占据了君主的最后一个空间。从此，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形成全面掌控。

南宋时期，在继承北宋台谏官兼职经筵的基础上，南宋大力发展这一传统，在高宗朝形成了每除言路，必兼经筵的政治模式。秦桧、韩侂胄、贾似道都以把持言路，利用台谏官兼职经筵来达到获取信息的目的。台谏入宰执、言官预经筵的政治模式，为权相辈出提供了保障。权相对权力全面而稳固的把持，背后有台谏势力与之相配合。台谏势力以强大的士大夫政治力量为依托，士大夫政治力量又因台谏势力的运作而更为强势。

南宋政权建立后，南宋朝廷公信力与威信都已降低到了极点。对新生的南宋学士院而言，如何继承北宋旧政治资源，协助二府宣发命令以接续北宋正统，维持人心秩序便成了这一时期学士院的当务之急。而在政权稳定后，特别是皇权将日常政务处理部分让渡给相权后，如何实现政权的稳定运转，与高宗亲政后重建皇权政治，都是南宋学士院及其官员群体参与下的一种新式政治运作的发育过程。

宋金战争期间的学士院，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草诏、顾问之职责，承担安抚中央与地方联络的作用的话。随着宋金战争的逐渐结束，学士院也在扮演着沟通南北的新作用与职能。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十二日诏“诏学士院人吏，应奉修写机密国书过七十次至六十次。”抄写国书之次数，一人竟可至七十次以上，这表明国书之往还十分繁多，而学士院就是高宗和宰相同金国联系的窗口。宋高宗时期，学士院官开始更多的介入宰执圈层的争夺，但翰林学士本身地位与政治影响力较北宋时却有所降低。绍兴年间，赵鼎攻击吕颐浩，吕颐浩则想要提拔赵鼎为翰林学士，赵鼎不肯就职，且继续弹劾，最终担任签书枢密院事。二者同为“四入头”（宋时任用执政大臣，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中挑选），翰林学士须得推荐，而御史中丞亦可通过弹击罢相以达到目的。

乾道前期外部环境稳定后，学士院官的参谋职能因此得以伸展，在学士院官的参佐之下，孝宗确立了一套新的官制。院官在草诏过程中也有辅助决策的作用，而彻底将宰相排除在外。但到了其统治中期，学士院官从职能上反倒有所缩小，这是左右丞相制度确立后新一轮权力分配所导致的，学士院参佐决策的职能日渐因顶层设计的需要被挤压。任用上开始呈偏向使用秘书省官的形态，对于学士院官的人选上亦只是“卿见近日有作四六者乎。”而并不带有予以重任之想，只需奉旨写作诏书即可。例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时，内外制之责只由陈居仁一人处理时，孝宗反倒颇为满意。而即便是草诏这一基本职能，也更多为孝宗假手他人。如身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胡铨在隆兴元年（1163年）曾代草国书。侍读学士并不属于学士院官，但仍承担了草诏之责。

此后，学士院在宁宗、理宗朝皇权的第二次、第三次寻租下日益衰落，膨胀的相权直接将之排挤出核心政治圈，成为实际受宰相控制下的文字之司，甚至宿直职能，直到理宗末年才重新恢复。又很快因贾似道的专权和度宗的低能成为装点门面的文饰。

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军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南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

在高宗时期，宗室群体不仅在各地州县的保卫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朝廷政治中心也有重要影响。高宗曾对在平定“苗刘兵变”的另一位宗室赵子潚说：“宗室与国一体。”足见南宋初期，高宗眼中的宗室在维护赵宋王朝延续的重要性。高宗在绍兴三年（1133年）曾下诏：“宗室添差差遣，每州十县已上，不得过十员；不及十县至五县去处，各随所管县分数目添差；三县已上五员；三县已下三员。诸县万户已上三员，万户已下二员。仍并以二年为任。”此诏书对宗室群体出任官职的名额虽有限制，但与北宋相比增加许多。宗室群体以此积极摆脱在政治上“无为”的局面，他们处于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能，能够在南宋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高宗对宗室的重用更是为其继承者开启了先例，使得南宋的宗室群体与北宋在政治上“无为”的宗室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宗室势力在高宗朝虽受到限制与制约，但其在南宋初期的政治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尤其是宋孝宗以宗室身份即位之后对宗室重用与信任，使得宗室群体势力获得了崛起契机。孝宗朝时期，宗室群体参政的人数以及所获实权都大为增多。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即位之初，便下诏216名宗室成员量试出官，又下达了要求一部分大臣推荐两名有才能的宗室的诏令，决定大量重用能力出众的宗室。宗室官员虽在政坛崛起，因高宗制定的“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对宗室在政坛上的最终成就作了限制。此种顾忌乃与宋代祖宗家法相一致，因为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的结合，可能威胁到皇权。之后的宗室赵汝愚累任朝廷内外要职，宋宁宗即位之时，因拥立之功，被拜为右相。然而在位不久，便受到大臣弹劾，结果被罢相。但他突破了宗室不任执政的限制。从此以后，直到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赵廷美八世孙赵以夫在理宗朝任同知枢密院事，才有宗室成员再次担任朝廷执政的实例。

宗室群体的政治地位提升在士大夫群体眼中，若权力过于集中于他们手中，会对皇权政治产生冲击，故南宋的士大夫群体处于与之制衡的对立面。由于南宋初期禁令的限制，宗室群体一般不担任宰相等职，虽然光宗朝赵汝愚任宰相，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如此，不管从任官人数还是任官职务上柬论，南宋宗室在政治生活中都有着更大的作用。随着宗室的不断发展，到了南宋中后期，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宋宁宗后期，在选择继承人时，便以高宗事例作为榜样，以宗室为继承人，保证了平稳过度，虽后有赵竑叛乱，但很快被平定。理宗也成为了南宋最后一个宗室出身的皇帝，期间宗室群体广泛地进入政坛高层，虽未有宗室成员位列宰执，但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府的政务运作中发挥着自身独有的功能。

宁国吴氏是南宋中后期显贵家族之一。吴氏自先祖吴仁寿于北宋时期迁居宣州宁国以后，家族逐渐兴盛，至南宋中期吴柔立、吴柔胜时己成当地望族。吴柔胜之子吴渊、吴潜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吴潜两次担任丞相，宁国吴氏进入鼎盛时期，俨然成为显贵大族。吴柔胜与吴渊、吴潜兄弟，为宁国吴氏家族杰出代表人物，父子均以科举入仕，长期担任地方官，治绩卓著，有“吴氏三杰”之称。吴潜本人更以状元身份走上南宋政治舞台，成为南宋政坛的重要人物。南宋建立以来，内忧外患不断，权臣屡次把持朝政。出生儒学世家的吴氏父子，始终秉承忠君报国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在吏治、用人、经济、文化和边防方面，都有自己看法和主张，并力图付诸实践，特别是吴潜官居宰相，参与南宋后期朝政，其宦海浮沉更能反映出南宋后期政治进程。

史氏家族作为南宋四明的一支名门望族，也是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在它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中，史家的三位权相一一史浩、史弥远、史嵩之是史家在仕途上的代表。大量子弟通过考中进士和恩荫等途径，进入政坛，取得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辉煌仕宦盛况，并一定程度上推动四明士人群体仕宦的发展。正是由于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等人的举荐，四明士人大量进入南宋政坛，而进入政坛后的四明士人又相互举荐提携，从而形成了一个显赫的四明高官显宦集团。在南宋政坛，四明地区出了五个丞相（除史氏三相外，还有魏杞、郑清之）和八个参知政事。宁波史氏以其辉煌的家族发展史，对南宋宁波地域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地域发展的许多方面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财产关系的日益复杂，“客户”的身份也随之改变，变的更加自由，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参与各种民事活动，从而扩大了民事法律主体的范围，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推向高峰。宋人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宋初之时，针对国家占有土地的的实际状况，因势利导实行比较彻底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度，同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人与人之间的土地交易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这极大的刺激了宋代土地交易市场的繁盛，使得土地的转移空前加快，土地纠纷也日益增多，史称“千年田换八百主”，“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北宋政府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推动着生活中土地交易的发展，再加上当时法律制度的完善，这些都为南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所谓“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涉及土地田宅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南宋司法越来越关注这些逐渐复杂化的不动产纠纷。

北宋初年，对于田宅之类的诉讼，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即“务限之法”。法律明文规定：“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而到了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大理卿李洪上奏言：“务限之法，大要欲民不违农时，故凡入务而诉婚、田之事者，州县勿得受理。然虑富强之家乘时恣横，豪夺贫弱，于是又为之制，使交相侵夺者受理不拘务限。比年以来，州县之官务为苟且，往往借令文为说，入务之后，一切不问，遂使贫民横被豪夺者无所伸诉。欲望明饬州县，应婚、田之讼，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最后孝宗批准了李洪的建议。可见，最迟于南宋孝宗时期，对侵夺田产的行为，在法律上已不再受时间上的限制，尤其是豪强侵夺贫弱的行为。

北宋初期的民事诉讼制度承袭了唐代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变革，但幅度并不大。从总体上看，北宋的民事诉讼制度与唐代的基本是一致的，但到南宋时期有很明显的变化。南宋民事诉讼制度在承袭唐和北宋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南宋社会需求，有了显著的发展，其表现为：首创了“断由”制度，完善了越诉制度，调解的制度化等，这些发展变化使得南宋时期的民事诉讼制度逐渐趋于完备。

南宋时司法裁判中普遍的风格，即司法官员判决依据的多元化。司法官员在定罪量刑之时并不完全是依照法律的规定，除法律之外，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审判官员会考量诸如情、理以及道德等多种因素。南宋时司法官员在审判实际纠纷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案情变化多端，并不能完全为法律所囊括，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虽说是司法官员裁判的主要依据，但制定法以外的的情、理等社会规范同样被经常引用，用来作为法律的补充性规定，解决法所不及的情况。“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

南宋时期地方官员的侦查审判手段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既有诸如检验、讯问之类以正常形式进行的，当然也有通过耳目等非正常方式秘密调查的，通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他们最终的的目的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伸张正义，这些官员给予庶民百姓的的恩惠都是比较实际的，往往能使受冤枉者得以平反。

宋代地方官吏升迁降黜的制度称为磨勘，即是以官员任职资历年限为标准决定其职位升降，磨勘有着固定的年限限制，地方官吏通过考课的政绩可以冲抵磨勘年限，如果考课不合格，还会因此延长磨勘期限甚至受到惩处。因此，考课对于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南宋的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经历了从疏到密，由简至繁的过程，体现于考课机构、考课范围、考课标准、考课程序三方面。

在考课机构设置上，南宋在因袭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太祖时期就已经设置了审官院专门负责官员的考课。宋宁宗时期，又在御史台设立考课司负责官员考课。在以专门机构考课的同时，南宋也经常从中央派遣使者考察地方治理状况，据此可以对机构考察的遗漏或作弊情况进行纠正。在考课范围上，因战争导致人口的减损，所以绍兴年问，单独以人口是否增长对守令进行考课。绍兴五年（1135年），又制定了县令考课的范围，包括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劝勉孝悌，具体的考课方法则是在北宋四善三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四善四最之法。同时，守令的考课方略也有所更改：宣诏令、厚风俗、劝农桑、平狱讼、理财赋、兴学校、实户口。而有关监司的考课内容最多，累计共计十五条，分别有是否完全奉行诏令、兴利除害、有没有朝廷下达的本路已上薄过失和惩罚不完全过失犯罪、受理诉讼和在指挥州县官员处理公事时有无拖延怠慢情形、有无因为受理诉讼改正了州郡官员不正当的处置结果、其职责有没有完全履行，施行政事时有无不当。例如转运司不正当转移使用财富，致使国家财产亏损或者在收税时没有遇到天灾却税额减少，或者缺乏旌政能力导致国家财产需求不足以及在应该发放或者偿还其他部门财时因为没有精打细算致使财政出现亏空；提点刑狱司不履行督查主兵及捕盗官训练士卒，修整装备的义务；提举常平司出卖其所管理的田产或者累欠税赋，不兴修农田水利，不按时或不按法律规定制作账簿，在编排保甲的时候不妥当导致废弛、在向朝廷上奏时奏章内容有没有不恰当以及有没有就以上的不合格内容上奏一一说明、其按察范围内的官员因犯赃罪被处以流刑以上及按察行为不适当的、向上推荐保举的官员有无不当、有无劝课农桑，开垦农田或者修提拔水利或者修正废置的田地让百姓种植桑树、枣树一类。有无招募流民增加户口，及召集逃户回来置业，或者招募人户为佃户，而不是靠分家析产来增加户口，本年内有无天灾人祸，官员是如何计划赈灾的或者因为其失于赈灾导致户口逃亡的，说明其巡查了哪些州县，从何时出发到何处以及何时回来，有无未巡查的地方并说明缘由、每年向朝廷上供的钱物有无缺少、有无平反所管辖地区的刑事案件或者拖延处置的案件、查获了多少盗贼，还有多少盗贼没有捕获的。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又向淮东、京西路州县下诏，重申如有增加户口、劝课农桑、增修水利的情形，年终让监司据实比较，作为考课的重要标准之一。隆兴元年（1163年），宋孝宗又命湖南、湖北路的守令开垦田畴，如果开垦数量在一千顷以下的，考核时降低名次，延长磨勘期限。宋代关于考课程序方面最重要的创新是历纸制度，是将地方官员的过往政绩以及其上官对其政绩的评价以正式、书面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制度，由此可以防止地方官员报送考课成绩时弄虚作假，也使得上司需要对其所书写的下属的政绩负责，在一定程度能够防止考课时上下勾结、相互包庇现象的出现。

南宋地方官员考核沿用的唐代考核地方辖区内人数增加的考核方法，并将农业发展和税收财富作为辅助考核内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考核方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虽然这项制度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和时代局限性，但在考核方法、考核内容、考核结果运用和监督检查等方面也具有一些闪光点：一是考核方法更贴近基层。宋代官员考核方法主要采用磨勘制和历纸制，考核从基层官员开始，注重挖掘基层人才，能够有效约束基层官员，促使他们更加廉洁奉公，忠于朝堂。二是绩效考核内容个性化。南宋对于官员考核体系更加系统完备，对不同职务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内容都有所区别。特别是针对地方官员考核，详细到辖区内，人口数量、耕地数量、税赋情况、社会治安情况等等，在对本年考核结果出来之后，与上一年进行对比，最终能够看出官员一年内执政水平。三是考核结果有效运用监督约束得当，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不正之风、抵制拉帮结派还是起到积极作用。

南宋时期中国古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产生了重大变化、获得重大发展，行政责任追究被广泛使用，对官员予以行政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完善和丰富，行政责任追究逐步形成了体系并迅速成熟起来，责任追究的主体、追究的程序、追究的类型、追究的形式等越来越清晰。

宋代对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极为严格。南宋承续了唐朝法律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针对官员这一特殊身份者的犯罪，设置多种资格刑，从而补充“五刑”。比如，针对官员的资格刑还有免官、除名、免所居官、降名次、勒停、降官、差替、冲替、追官等。宋理宗时期的《吏部条法》中列举了“通用格”，将官员的行政责任分为各个层次，按照责任的不同或追回官衔，或撤销所带官职，或者勒令停职、降低官品、送某州居住、安置、责授等。《吏部条法》通用格中的各种责任追究，就是非常典型的对官员的行政责任追究方法。宋代对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大部分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宋代和官员责任承担、职权等相关的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立法的总数远远超过前朝。《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等和官员责任及其追究相关的法律在前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新发展，这些法律中对官员行政方面的规定比《唐六典》更为具体和丰富，同时还更具可操作性。比如在《吏部条法》的《差注门一》中就规定，对官员按照其政绩的大小予以奖励，无政绩或者工作造成失误乃至损失的，据情节给予不同程度的惩戒，经过考核后负分40者追官、降官、落职不追官、特降、勒停等，上述对官员的惩戒也就是行政责任追究的方式之一。

南宋对官员行政责任追究的具体方法有如下：（1）限制官员的人身自由。比如，南宋法律规定的对官员编管、羁管、安置、居住等措施，即属于对官员进行人身自由限制的责任追究方法。此种责任追究方法中，让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官员迁移到官府指定之地，将其居住范围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限制其人身自由，剥夺其相应政治权利，便于官府管理监督。南宋法律规定，按照官员应承担责任的大小、罪行的大小确定其移居的远近。但是，宋代统治者对官员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局限于某种责任承担方式。（2）剥夺或者降低官员的品序。南宋法律规定，对官员可采取除名、勒停、冲替、追官、夺职、降差遣、追官告、展磨勘、降名次等剥夺或者降低官员品序的方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此种官员责任追究方法，因为能够较好地发挥对官员的监督制约、惩戒功能，被南宋统治者普遍推行。（3）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的责任追究方法，让官员为此而付出经济上的相应代价，同时也不一定对官员仕途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属于较轻的官员责任承担方式。南宋对官员予以经济处罚的方式主要有罚俸、罚直、罚金等。

以上的处罚方式均属于罢黜制度范畴，根据不同的类别有以下几种划分：针对资格，既有铨选、考课方面的资格，还有被罢黜之后叙复的资格，前者包括降名次、展磨勘、殿选、停差注、加举主，后者包括展期叙复等。针对官员身份、地位、待遇，主要有夺出身、夺章服、削爵位食邑、降阶勋等。夺出身，主要是指夺进士出身。针对职务，即针对官、职、差遣的处分。包括追降官资、除名、免官、免所居官，落职、夺职，勒停、冲替、差替、放罢等等。针对人身自由，主要包括居住、安置、编管、羁管、禁锢等等。根据适用方式的不同，罢黜的方式还分为单一式、复合式和综合式。所谓“单一式”，即单一独立使用的罢黜方式，就对官员贴职的处分而言，夺职、落职均属于“单一式”。所谓“复合式”，实践中某些处罚方式在运用时形成了固定、紧密的组合，可以称之为“复合式”。散官安置与分司居住就是这样的复合式组合，已经成为宋代定制，不能随便拆分。所谓“综合式”，是指三个单独的罢黜方式组合在一起使用。南宋赵升在《朝野类要》“勒停”条中说：“编管以上，则必除名勒停。”除名、勒停、编管连用就属于“综合式”的形式。还有其他“综合式”的形式，比如追官、勒停、居住。淳熙元年（1174年）七月四日，右司谏詹亢因弹劾宰相曾怀，被皇帝认为是“意在朋附，论事不实，有司以闻，灼见欺罔”，而被处以“追三官勒停，永州居住”。

南宋地方公务宴会制度是继承前朝旧制的基础上日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一时期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的延续与完善。南宋朝廷对各类公务宴会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比如对本地官员宴饮聚会及宴请过往官员则是不妨碍公务才可参与或不得参赴，并将其纳入刑罚的制裁范围。南宋时，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相当完善且日益严苛，已有成文法律专门针对迎送宴会等问题作出规定，违者要受徒、杖等刑罚。但由于国家政权动荡，外敌环伺、不断侵扰，统治阶层却多沉迷享受，导致制度性规定的执行力低下，所以对比北宋前、中期来看，此时地方官员参办宴会更加频繁。

南宋朝廷对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公务宴会做出了相应的制度性规定，但对宴请招待往来使客、蕃部和犒设军校的限制要略显宽松，对当朝官员的要求则较为严格。还有对地方公务宴会中的娱乐活动、使用物品和服务人员等的规定，强调节省且不得随意侵夺挪用。地方官员参办公务宴会中使用妓乐娱乐，不同等级的地方官员有不同的规定，对路级官员的限制和处罚要比州县级的更详细、严苛。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可以适用于路、州、县级官员开办的各类宴会。

从北宋建国之初到南宋初年，地方官员开办或参与公务宴会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南宋朝廷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这些现象进行治理，主要是中央及地方监察机构对地方官员违规开办或参与公务宴会的现象进行监察和弹劾，这种治理方式类似于一种“举报”机制，使朝廷对地方公务宴会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有更加清晰地认识。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高宗仅允许州级官员在休假期间开办公宴时以妓乐助兴，其余的皆被禁止。监司、守臣等需要如实上报擅自使用妓乐等违规现象，台谏官再对此进行按察核验。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朝廷限制诸路钤辖参与宴会以保障军队训练，并派帅臣、监司等路级官员进行督察、弹劾。奉使、接送伴使副也不能参与途经各地所举行的公务宴会，朝廷令台谏官督察、弹劾其中一些超标准的现象。同时，监督、弹劾手段往往同法律制裁相联系，宋廷根据监察官员所反映的各种违规行为，采用相应的法律制裁手段。

地方官员违反规定开办或参与各种类型的宴会在宋朝是较为频繁的现象，在南宋时期违反制度性规定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朝廷采取了一定的法律制裁手段进行治理，法律制裁的主要方式就是行政处罚，南宋的行政处罚是指在行政上革职不加以叙用、降职使用以及与其相联动的惩罚措施。虽然这些方式的惩罚力度都远轻于笞、杖、徒、流、死等刑罚，但在治理地方官员超标准公务宴会的过程中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徽宗时，本身有“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天宁节、天应节、宁贶节、真元节、元成节、开基节和天符节”等节日。后来又新增加了两个节日：天应节和开基节。宋高宗时，徽宗朝的五个节日都被他废除，唯有开基节被保存下来。

南宋初期，因为战争、战乱不断，官员们的节日假自然就被忽略，无论大小官员都必须正常入局治事。待边疆危机解除之后，皇帝就会恢复官员们的正常假期。宋孝宗时，大臣罗愿给皇帝说明前代是在国泰民安的基础上增建多项节日，用以显示天下太平。如果国家形势动荡，不应增加节日的数量，这样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亦会增加人民苦难。到宋宁宗时，官员们的节日假有所缩减。由北宋的七十六天减为六十七天。主要表现为：元日、寒食、冬至的休假天数由七天减为五天。

总体而言，南宋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边疆形势的影响，官员们所享有的节日假比北宋时有所减少，主要是大部分节日的休假天数有所变动，由多变少，虽然节日多，但天数少，这样就会导致总体的休假天数大为减少。虽然假期天数减少，但官员们可以不用办公，享受休务的待遇。

主词条：宋朝军制

南宋军事制度是在北宋军事制度崩溃的基础上，通过重组与一系列的调整建立起来的。它沿袭了北宋以来形成的“以文制武”传统和防御性战略，但抛弃了枢密院一三衙的统兵体制，先以御营使司为短暂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接着逐渐恢复枢密院事权，新的枢密院融北宋枢密院、三衙大权于一体，成为新的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并长期以宰相兼任枢密使，本身并无独立性，实际上是三省一枢密院的领导模式。地方统兵体制也几经变迁，大致经历了四大宣抚司阶段、各地都统司阶段、宣抚、制置使司节制都统司阶段和制置司领导各州节制屯戍军马司阶段。虽然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收兵权集重权于中央，但南宋中期以后地方统兵官员权力不断扩大，文臣逐渐取代武将，形成了所谓“军管型准行政组织”。

南宋初期，重建军事力量乃为必然之举。立国伊始，南宋中央就选定了两种军事重建方式：一种为军事机构性的逐步重建；另一种是扶持中央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南宋中央在招收溃兵、盗贼及勤王之兵等基础上，开始军事重建之路，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从绍兴六年（1136年）始，军事重建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任务转为收诸大将兵权。其实从立国伊始，南宋中央就在培植亲近的军事势力，从御营司内的王渊，到神武副军的岳飞，皆是中央所扶持的力量，后只因岳飞势力发展太快，超出了中央所能控制的范围，中央才进而扶持神武军中的杨沂中，又拉拢张俊。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之时，中央所能控制的军马已颇为可观的情况下，己经具备收兵权的资本。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最终在两种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南宋中央完成收兵权之举，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顺利完成军事重建。

南宋中央在重建军事力量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军队成分复杂、将帅不和与将帅不从命三个主要问题。中央在收兵权之时，就是要克服此三种问题的离心力倾向，将军队统一在国家的军事编制之中。最终在此三种问题的综合作用下，爆发了四次严重的危机，分别为：苗刘兵变、淮西兵变、第一次“绍兴和议”、收兵权。南宋中央对这四次危机的处理，并由完全被动逐渐转化成完全主动，实现了中央军事主体力量的重建，将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指挥全部的军队。

南宋中前期，屯驻大军取代禁军，成为主要的正规军，而原为北宋正规军的禁军则沦为与厢军类似的地方役兵。北宋的管军机构三衙此时也权力萎缩，重建的三衙军只是三支与屯驻大军平列的军队。至南宋中后期，各地屯驻大军日益腐败，其地位逐渐为大量新军所替代。南宋朝廷通过这些调整，较为成功地控驭了全国的军事力量，较为有效地组织起了国防部署，成为南宋能够长期立国东南的重要制度保障。

由于战马来源的紧张，南宋始终没有改变骑兵落后的面貌，影响了军队的主动出击与机动作战。但为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的城镇，南宋因地制宜发展起强大的水军，成为南宋军队中的最大亮点。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水师编有11支舰队，3000名水兵。从孝宗乾道年间开始，南宋内陆水军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较大规模，为保卫江淮甚至整个南宋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道三年（1167年）朝廷任命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其中盐官位于临安府境内的杭州湾北岸，囊括了浙西路的防务。淳熙元年（1174年），增加到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更达到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理宗朝，因战事吃紧，又一度任命知镇江府吴渊“兼都大提举浙西沿海诸州军、许浦、澉浦等处兵船”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宋廷下诏：“沿江、湖南、江西、湖广、两浙制帅漕司及许浦水军，共造轻捷战船千艘，置游击军壮士三万人，分备捍御。”即诏令各内陆及沿海水军都要建造战船，招募士兵，以备战事。南宋水军虽然在与蒙作战中最终失败，但它为南宋王朝的延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则不可磨灭，其在中国水军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立国江南，江防成为事关国家存亡的要务。南宋构建了以江防为根本，川陕荆襄为屏障，淮防为藩篱，海防为辅助的对金防御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水军和多层次的江防要塞体系。从整体来看，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之作用难分轻重主次，它们彼此不可或缺，彼此互为唇齿。南宋朝廷一直在研拟优化三战区互动策应问题，但是，限于主客观条件，一直未臻完善。至于两淮之间，虽然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分开的，但在非常时期，宋廷还是会把它们合为一处，统筹兼顾。

南宋川陕防区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三省交叉地带，也即今汉中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以今汉中盆地为核心的南宋川陕防区，地理形势独特，战略地位突出。川陕防区在南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成为抵御金蒙进攻的坚实屏障。南宋川陕防区军事成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兴州（今陕西略阳）、金州（今陕西安康）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为三大屯驻重心。这一战略部署，出于战略防御的实际需要。南宋与金蒙以秦岭、淮河为界，自西向东形成川陕荆襄、江淮三大防御区域，实行有重点的分区设防战略，以克服边界线漫长带来的防御困难。兴州处在防线的西部，抵御金蒙从秦州、宝鸡为基地发起的进攻，成为川陕防线上西部的一个指挥中心；金州处在川陕防线的东部，抵御金蒙从北部商州为基地发起的进攻；兴元府处在兴州、金州之间，不但承担抵御金蒙从西安为基地发起的进攻，而且地处川陕防线居中位置，发挥着连接西部兴州和东部金州的战略作用，即所谓“远通樊、邓，旁接秦、陇”。兴州、兴元府、金州三大屯驻重心，自西向东，互为声援，既避免在各地屯军力量分散之弊，又能发挥协同防御的战略优势。三大屯驻重心分区防御战略，一方面可以起到独立运作、各自设防的目的，又可以起到相互支援、牵制外来人侵力量的作用。每一屯驻重心自成一体，三地又联成一个有机的防御整体。

由于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盆地四周分布着的崇山峻岭，虽然限制了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但却是天然的防守屏障。由于它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极其险恶，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东、北两个方向，在这两个方向上，长江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通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这两个方向的通道同样在地势上也十分险要，并分别以重庆和成都作为各自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南宋后期，为了巩固川陕战区，南宋朝廷认识到必须加强四川的城防。成都曾两次失陷，而重庆虽也受到多次打击，却始终没有被攻陷。

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了播州人冉璞、冉琎“守蜀之计在于守合州，守合州之计在于守钓鱼城”的城池防御计划，适应当时的形势，迁合州（今合川）于钓鱼山，设险守卫全蜀。并以此为摹本，在随后的八年间，以重庆为中心，合州钓鱼城为支柱，在东起夔门，西至嘉定（今乐山）的长江上游，以及在由北往南汇注于长江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江沿岸，选择险峻山势建城20余座。由临江山城构成的这一组防御城池，依山为点，以江为线，点线结合，网状分布，布防严密，层次分明，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山城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在川东北部的嘉陵江、渠江等江边分布的苦竹隘等城池，共同组成前沿防线，作为钓鱼城的北面多重屏障。而主要防线是由嘉陵江等江边的运山等城池组成，以钓鱼城作为防御重点，控制三江而屏障重庆。后方防线以制置司所在地的重庆府为中心，东起夔门（今白帝城），西至嘉定，由横贯长江沿线的瞿塘、白帝、磐石等山城组成。

各山城前后相守，左右相望，互成犄角之势。此外，在整个防御体系中，有四座城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人称为“四舆”，分别是川东的重庆、钓鱼、白帝城，川西南的嘉定城。其中，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号称“巴蜀要津”的钓鱼城作为北面的屏障，三城鼎立，东西呼应，共同拱卫重庆，确保重庆成为“保蜀之根本”。

在南宋两淮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鉴于淮东多水、淮西多山的自然地理形势，在淮西地区可以依山建设关隘，相对易于防守，而淮东地区水网密布，却普遍水位较浅，再加上平原地势，造成淮东几乎无险可守的局面，这就使得防御工事成为两淮地区的防御手段。

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在给宋高宗的上书中指出两淮地区布防的规划，重点突出的就是城池，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像寿春、庐州、楚州等，都成为重兵争夺的要害所在。在李纲之后，张浚结合两淮的自然、交通地理形势，分析江淮数千里之间能够成为咽喉之地的城镇，淮东路为承州、楚州，淮西路是庐州。淮东路的扬州与楚州，淮西路的庐州与和州，“城楚、城扬于东，城庐、城和于西，金汤屹然，所以为守者，具矣。”这几处城池“控扼边防，为国屏翰”。整个南宋两淮军事防御体系，基本围绕这几个重要城池而展开。

南宋两淮防御工事体系可以分成“纵向”、“横向一两个防御带，而纵向、横向两个防御带的交叉点，也就是负有防淮或防江任务，同时还负有防守金军进兵路线任务的双重防御任务的城镇，正是楚州、扬州、和州等，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南宋在两淮防御工事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水网的防御功能的利用。

荆襄战区西部高山连绵，是天然的防御带，金军甚少选择从此处进攻。而中部偏北的襄宜平原和江汉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且地理位置重要，遂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位于两个平原之上的襄阳、鄂州、江陵成为了战区的防御重点。襄阳在西北方向屏障京湖，东边有鄂州，西边有江陵府，三者互为犄角，共同承担荆襄战区的防务。顾祖禹指出了湖广地区的三大重心以及各自的战略意义。如果想进取中原，则襄阳为重。若想屏蔽东南，则鄂州为重。若就控制湖广地区而言，由于江陵位于中心地带，为最佳选择。荆襄战区的防御层次主要包括：唐州、邓州的藩篱作用、以襄阳为中心的襄汉防线和以鄂州、江陵为中心的长江防线。

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了许多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朝代。南宋长期处于金国、蒙元等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为此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民族英雄，如宗泽、韩世忠、岳飞、谢枋得、陆秀夫、文天祥等。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

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南宋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影响巨大。中外学者认为，两宋社会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南宋农业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国土促狭而导致的粮食压力及因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使农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而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较之北宋熙丰时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经常修复的特点，而且探索出一条大中型水利官修为主，小型水利维修民办公助的经营模式，地方乡绅与富户扮演了小型水利兴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时期，土地买卖更为盛行，“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颇为恰切的概括。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招标竞买（实封投状）的拍卖方式。但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巧取豪夺，仍然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农拥有土地户均数较北宋下降，下户、无产税户及雇农等贫困户比重上升，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二税之外有各种苛敛杂税和附加，使农民负担极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及精耕细作耕作模式的推广，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农业生产，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由于南宋朝廷采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使江浙地区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南宋时圩田更加发达。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安置流民和稳定社会，大力发展江南圩田经济。由于将治水与治田结合，修复旧圩田，开辟新圩田，南宋江南圩田得到充分开发，在江东、浙西和浙东地区农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扩大了江南水田规模。如江东路官圩有田七十九万多亩。太平州官、私圩合计占全州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九。宣州宣城县有官圩十七万亩，私圩五十八万亩，约占全县垦田的一半以上。浙西路围田相望，达一千四百多所。浙东路越州鉴湖和明州广德湖周围上百里都被修造圩田，淀山湖四周被围垦几十万亩。圩田因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所以能常年保持丰收，粮食产量很高。圩田的修筑是广大佃客辛勤劳动的成果。如合肥的三十六处官圩，以二十二庄为单位，“以户颁屋，以丁颁田”，共有佃客六百多户，一千多丁。佃客不断改进圩田的修建技术，使生产得以提高，但在地主剥削之下过着“无米无柴”、“面有菜色”的生活。总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大量圩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得该地区土地的利用率和农业产量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从而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突飞猛进，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进而，全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此地，经济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沉。陆游曾在长江蕲州江面上见到架田，是在木筏上铺土作蔬圃。范成大诗说：“小舟撑取葑田归”，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即架田）的情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的农民，开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远引溪谷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两浙路农民在沿海涂泛地区，叠土石作堤，以防潮水。涂泥干后，种植作物，当地称为“涂田”。宁宗时，台州宁海县有涂田六百多亩，黄岩县一万一千多亩，临海县二万四千多亩。浙西、淮东、江西新垦的沙田也极多，孝宗时，三路共括到沙田二百八十多万亩。理宗时，建康府五县，共有沙田十六万二千多亩。南宋的垦田总面积，文献不见记载，但从圩田、葑田、山田、涂田、沙田等的大量开垦，可以看出当时农田面积在逐步增加。

宋朝南迁，劳动人民修浚水利更多。《宋史·食货志》说，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高宗时，潭州农民修复龟塘，灌溉官私耕田一百万亩。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原来的荒野都变为沃壤。抗金将领吴玠率领士兵在兴元府褒城县修筑光道枝渠，把以前的旱田全改成水稻田。几年以后，又修筑兴元府山河堰，溉田二十三万多亩。光宗时，淮东路农民创筑绍熙堰，数百里内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泰州的捍海堰，北宋末年，被海水冲决堰堤。孝宗、宁宗朝，两次修筑，规模比前更大。

在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的同时，官僚、地主大规模地霸占江湖开垦围田，造成了水害。孝宗说：“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官僚、地主等“豪宗大姓”凭借权势，在蓄水处强筑塍岸，圈占田亩。遇天旱独据上流，使周围的民田无水灌溉。遇水涝只顾泄放，以民田为壑。南宋朝廷虽然不断下令禁止，甚至开掘围田，但总不能阻止豪族地主所造成的这个祸害。

水稻是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更为普遍。经过农民长期的培育，南宋水稻品种繁多，仅两浙路六七个州县，就有籼稻、粳稻一百四十多种，糯稻五十多种，其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北宋时移植到中国南方的占城稻，南宋时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各地农民根据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从占城稻原种培育出新的良种。占城稻成为广大佃客和下户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浙西路平江府适宜栽种粳稻，所产粳米“玉粒香甜，为天下之甲”。浙东、江东的农民还培育出好几种抗涝、耐寒、耐旱的水稻良种。池州的农民还栽种从高丽传来的“黄粒稻”，稻芒长，谷粒饱满，是一种少见的良种。

陈敷总结了两浙路农民的耕作经验：种植水稻，必须先治好秧田，在秋冬就再三深耕，使经受霜打雪冻，土壤酥碎，明年春季再耕肥。种子必须经过拣选，用鳗鲡鱼头骨熬汁浸泡。播种前，在秧田撒上石灰，以防除螟虫。农民们认为只要用肥料来治理，土壤就更加精熟肥美，地力也保持新壮。婺州、衢州的农民，家家户户收蓄粪土，堆成一座座小山，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所以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苏州的农民用河泥作肥料，毛珝《吴门田家十咏之一》写道：“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农民积肥的情景。两浙路农民在秋收后耕田，明年二月又耕，称为“耖田”。由于深耕熟犁，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塍放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身既固，没有倒伏的危险，再车水入田，叫做“还水”。重新灌水后，遇旱不枯。稻子长高，再耙田几遍，直到收获。

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讲求，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其他各路产量都要低些：京西路每亩产谷三石，江东路徽州上田亩产米二石，湖北路上田亩产谷三石，下田二石，湖南路桂阳军亩产一石。北宋时，南方种稻地区已开始种麦。但直到宋朝南迁以前，长江流域和沿海种麦仍然很少。高宗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诸路出现了“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局面。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价激增，拥有麦子者大获其利，倍于种稻。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官府曾三令五申地劝诱民间种麦，官府的屯田、营田也大面积种植。佃客交租只有秋课，种麦的收获全归佃客，更加促进了佃客种麦。到南宋后期，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除两广以外，两浙、两湖、江东西、福建、四川等路，大多在水稻收割后种上麦子，有的地区还种植春小麦，正月播种，夏季收割。

南宋农业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迁徙，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作为一种在南宋社会生活中最为广泛、普遍的一种经济关系，各地区间呈现出不同的地租形态：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在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庄园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劳动地租占有相当的比重甚至占支配地位。产品地租主要分为：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中国自秦汉而下沿用的对分制，仍然是宋朝分成租最基本的形态。这种形式的产品分配方式在南宋十分普遍。其中佃农把生产物的五成、六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是比较常见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些主客四六分和三七分、牛租的记载。官田上也普遍采用对分制，绍兴六年（1136年），主管营田的建康都督府于奏章中有所提及。定额租脱胎于分成制，但与分成制不同的是：分成制每年按产量多少分配，主客间的分成是固定的，但分配量则是随着产量的多少而波动着；定额租则是在地租确定之后，地租总数量固定下来，在分配中不再因产量多少而波动。因此，这种地租也叫固定地租，它必须是在产量较高较稳的条件下才能够发展起来。

某种意义上而言，租佃经济是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租佃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其中既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的贫下户及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质财富。其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显的改善，因而在生产劳动中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世界处于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作为租佃经济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与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广泛，土地买卖极为盛行，有关法律日益严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更加频繁，租佃经济与土地买卖成为南宋农业的本质特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

自秦以来的历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商品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至海外，在商品流通日益繁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通畅的商业网络，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中心城市是网络的交汇点、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东南以临安、建康、镇江、平江、广州、泉州为枢纽，辐射乡村，海外。临安既南宋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商业城市，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鄂州，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西南以成都为最。元初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曾称成都为西南大都会，商人载货物进出往来，世界之人无能想象其盛者。在各中心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兴起大批市镇、集市。有些市镇就是北宋时的草市、墟市，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的作用。适应了农村中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迅速发展的市镇、集市形成了地方商业网络。可以说区域性市场在宋代明显地发展起来。南宋商业市场同样发育齐全。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类市场纷纷涌现，按集市的商品特色分有茶市、酒市、药市、灯市、书市、花市、鱼市、马市等许多专业市场，按集市的时间看又可分为早市、日市、夜市等，在农村主要有草市、墟市、实市、村市、山市、野市、水市、朝市、早市等。

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的私下交易也较多。

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据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宋朝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从唐朝的三十余个增至五十八个。它们大致可分四个地区：一是位于今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有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蒲甘（缅甸中部）、吉兰丹（马来西亚吉兰丹）、真里富（马来半岛境内）、蓬丰（马来亚彭亨）等国。二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有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阇婆（爪哇岛）、兰无里（亚齐）、凌牙门（林加岛）、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位于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有故临（印度奎隆）、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国（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鹏茄罗国（今孟加拉）、细兰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是位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以西地区的，有麻离拔国（今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麻嘉国（今沙特麦加）、木兰皮国（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国（埃及开罗）、弼斯罗（伊拉克巴土拉）、层拔国（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琶罗国（柏培拉）等国。可见南宋商船最远已经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再加上东亚的日本、高丽及南海中的摩逸国（今菲律宾群岛），总数超过60个，相当于晚唐的两倍。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南宋统治集团对金采取妥协政策，而在人民面前进行苛刻的剥削收敛。夏秋田税、身丁税，杂变、和籴，和买等税，都比旧时定额为大。其正税附加已名目繁多，又有新立税目。主要的正税附加有：

主要新立税目有：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谷值），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162.26万户、6450万人，到高宗末年南宋境内的人口数量已接近于北宋后期的水平。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学者葛剑雄和吴松弟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

表格参考资料：

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至绍兴五年（1135年），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25%。靖康之乱期间，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并在各地定居下来。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绍兴七年（1137年）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和当地人民的复业，长江以南各路的人口数量逐渐得到恢复。绍兴十三年（1143年），因人口增加和农业经济的恢复，两浙已不复有大片荒地。江淮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恢复主要开始于宋金和约签订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江淮人口已恢复至北宋后期的三分之一左右。

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靖康之乱时人口下降较多的诸路中，两浙、江西、湖南三路的户数均已超过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而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不到崇宁户数的40%。其他五路的户口在南宋初都有一定的增长，增幅超过长江以南和江淮各路。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二阶段属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为人口的缓慢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先后发生过金海陵王南侵、宋隆兴北伐、宋开禧北伐、金宣宗南侵等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受战争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在战乱时总要遭受较大的损失，战后随着流民的回归和南北移民的迁入再度开始恢复，但是一场新的大战往往又使和平时人口增长的成果荡然。由于战场基本局限在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各路保持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和平局面，有利于人口的发展。这些路可分为已充分开发地区和开发中地区两类。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和潼川府等六路属已充分开发地区。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六十余年间，这些路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至孝宗时期，上述诸路的人稠地狭现象开始加剧。明、严、徽、抚四州在孝宗时期基本恢复了两宋之际因战乱下降的人口数量，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州都已大致完成土地开发，人口增长率放慢。因此，这些州南宋中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年代越前，人口增长率越高，年代越后，人口增长率越低。

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镇江府、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市）、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县）、临江军（治今江西樟树市）等州军，均有两个增长率，其后一个增长率均大于前一个。这些州军在南宋嘉定以后都接收了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南宋中期，由于人口密度较大，东南各路大多数府州的人口增长率都不高。成都府、潼川府两路的人口状况和东南各路相似。东南四路和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集中了72%—73%的人口，因此，其增长率的放慢对南宋全境的人口增长造成了影响。东南四路人口的死亡和流失曾几次造成南宋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湖南、夔州、广西、广东以及利州均属开发中的地区，由于这些路地广人稀，自北宋开始即有许多人稠地狭地区的移民迁入，加之非汉族成员归宋入籍的原因，著籍户口增加较快。广西是两宋之际人口增长最快的路。南宋中期，广西不仅未遭受过对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却有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迁入北部和沿海等地区。

综上所述，南宋中期各路的人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淮东、淮西、湖北、京西南等江淮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1‰，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已充分开发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5‰，湖南、夔州、广西、广东、利州等尚在开发之中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4‰左右。据此嘉定十六年南宋约有户1410万左右，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约在3‰左右。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开始攻宋之前各路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则南宋的人口峰值出现在宁宗、理宗之际。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自宝庆元年至德祐二年宋朝灭亡（1225—1276年），大致相当于南宋后期。受元朝攻宋战争的影响，位今四川盆地及汉水流域的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剧减，由此导致南宋人口减少。蒙古军进入四川后，在各地大肆屠杀平民，而且战乱伴随瘟疫和饥荒。因此南宋后期四川人口损失极其惨重，以致于元代虞集说“蜀人受祸惨甚，千百不存一二。”此外，蒙古军队还大量掳掠人口到北方充当奴隶。四川四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嘉定十六年（1223年）有户259万余，占全国总户数的19.4%，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境内只有20万户左右。据此，宋末四川户数比嘉定十六年减少近230余万户。期间有前后户口可资比较的临安府、抚州、建昌军、邵武军、汀州和兴化军仙游县等6个单位的户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府州分布于两浙、江西和福建诸路，说明南宋后期这些路的人口仍有一定的增长。

如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原南宋境内各路的户数，和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户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宋元之际各路的人口发展状况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极度减少；第二类，福建、江西、淮西、湖南、广东等五路，人口有一定的减少；第三类，两浙、江东、淮东、湖北、京西南、广西等六路，人口有一定的增长。

当四川因战乱人口剧减时，江淮地区的淮东、湖北、京西南诸路，除淮西路有所下降外，其余三路均由于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大批涌入，以及元统一使这些移民能够定居下来，人口得到增加。此外，两浙、江东靠近长江南岸的诸府州也是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平江府、常州无锡县及江宁府的属县之所以有较高的增长率，可能与宋末元初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关。广西属开发中地区，南宋人口发展迅速，宋元之际的人口增长应是其惯性作用的结果。湖南嘉定十六年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两个年度的户数相当接近，表明其在宋元之际没有发生过导致人口有较多变化的重要事件。在德祐二年（1276年）宋恭宗降元以后，张世杰等人率宋军残部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后者福建、广东、江西三路户数均不及前者。

据上举《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效忠堂记》的数据，元灭宋之年南宋全境有户11746000户，比所估计的嘉定十六年的著籍户数1410万户减少235万余户，约占嘉定十六年估计著籍户数的16.7%。

南宋时期，纸币大量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爆发会子危机。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关子”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作为买卖转让：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屯兵在婺州，水路不通，军部运钞不方便，便在婺州发行一种“关子”，这种“关子”和唐朝的“飞钱”一样，是汇票性质，当时可凭“关子”到杭州、越州领现钞。后来，人们把“关子”作籴本，这就变成了纸币。绍兴二十九年（1158年），朝廷印给淮西、湖广两总领“关子”80万缗，作三年行使；印给淮东总领“关子”40万缗，作二年行使。次年，“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这种纸币性质的“关子”，北宋、南宋时期，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范围也比较宽。

南宋的纸币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图案更加精美，防伪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经济上的繁荣。但南宋朝廷发行纸币“交子”，其目的并不完全出于市场流通，而是为了达到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亏空）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在发行铜钱、铁钱之外，又有发行大量纸币的经济基础。但宋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1210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1213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

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据史书记载，南宋理宗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较大，国库储存“空竭”，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专门设置“撩纸局”，“撩纸局”就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赶印、增印“交子”纸币。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

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南宋的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的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南宋时期，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国，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造船业得到空前发展。

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生产。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黄铜产量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铁产量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斤。

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欧洲人在18世纪时才发明），是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朝廷通过各种赋税，每年获得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棉织业的出现是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发展。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纺织棉布已经普遍。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南宋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海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粱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北宋灭亡后，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为南渡后邵成章设于临安凤凰山下，“黑澄泥为筑，极其精制，泑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同时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

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精美，有“饶玉”之称。南宋时期的景德镇青白瓷，经历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程。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风貌与特征。南宋早期，具有北宋中、晚期特征，釉质晶莹如玉，白中间青，凝釉处呈水绿色，光泽度、透光度强。是青白瓷发展的盛期，具有典型的青白瓷的审美特征；南宋中期，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趋于滑坡，整体的质量已不如前，但仍有不少青白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平。下层瓷石制胎、支圈覆烧以及包金镶银印花芒口瓷成为南宋青白瓷的主要特征。南宋后期，景德镇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呈整体衰颓之势。

除了景德镇以外，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

南宋经界法借用“经界”一词，实际是指核实私家农户纳税耕地之面积。其主旨是想通过农户自报、都保勘查、画图押字等环节，摸清农户的实有农田面积，按照“履亩纳税”的原则，来落实政府的赋役收入，并在民间达到赋均役平的目的。

南宋初年，广大地区经过兵火的洗劫，加上版籍残缺，使赋税的征收失去了依据，官僚、地主、豪强趁机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激化了阶级矛盾，也影响到了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南宋政府对金战争的军费激增，财政困窘，田赋整理于是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言，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场户虚供抵当；四、多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后税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诡籍不实；十、违田税偏量，无人肯售。

宋政府为了改善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状况，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接受了李椿年的经界建议，委他主持办理。其具体办法是：（1）在转运司下设置“措置经界所”，作为办理经界的执行机关；（2）以都（都为乡以下的地方单位）为经界实施的单位，令官户、民户各依式造“砧基簿”。砧基簿上书写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丘段、土地来源，并附地形图；（3）砧基簿及地形图造毕，由都耆邻保召集田主、佃客逐丘计亩角押字，保正长于图的四至押字，并申结罪状，上报经界所，经界所即差官按图勘验，打量核实，如有不实不尽，重行处罚。（4）砧基簿经勘查属实后，即付人户永为执照。以后田产交易，卖买两方各执砧基薄及契书到县对行批凿（过户），否则不承认为交易行为。（5）人户田产如不上砧基簿者，虽有契书文约，查出没官。（6）每县各乡各存本乡砧基簿一份，此外再造三本，一本存本县，一本纳州，一本纳转运司。

李椿年经界法的主要创造是在“砧基薄”及地形图，这是后来明代“鱼鳞图册”的滥觞，在中国古代土地管理政策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砧基薄”及地形图由田主自造，由都保耆长佃户等押字证明，荐由官府派人勘态，以后纳税和田地买卖都以此“砧基薄”为依据；如果不上“砧基薄”或虽上而不实的，许人告发，一经查出，一概没官。其中，打量勘查和画地形图是最关键的两环。因为只有经过勘踏公验后汇总起来的经界图籍才是最可靠的，而且一改以往自实陈报中“以户为纲、以产为目”的做法，实行“以产为纲、以户为目”，可以消除田产转移过程中造成“产去税存”的恶果。

李椿年经界推行不久，就以母忧去，由王铁暂代提领。王铁为简化手续，取消了李椿年造砧基薄、地形图及打量勘查这个核心环节，令民户十家为一甲，自报阴亩及应纳田税之数，如不实，许人告发，他认为这样可以“简易而不扰”，并且可以大大缩短经界时间。这样做虽加快了进度，却也为官僚、地主、豪强勾结乡司通同作弊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经界法变得有名无实。绍兴十七年（1147年），李椿年还朝，虽对不当之处进行了纠正。但很快经界法就随李椿年的被罢免而告一段落。此后数年，南宋政府先后任命户部侍郎宋贶、潼川转运判官王之望等主持经界事，但都未成气候。

义役自南宋初年在浙东初现，此后逐步推行于浙西、福建等路，然终南宋朝与差役处在并行状态。众多案例说明，义役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初期成功多，中期以后失败案例增多。

据《松阳县志》及史书考证，“义役”由浙江省松阳县民间首创。在宋代县乡两级政权机构臃肿、吏役名目繁多，日常事务主要由吏承担，而吏役却无俸禄，由州县地方官按民户资产分列户等轮派，但由于弊端较多，使执役者倾家荡产的情况常有，至南宋初年，役法扰民之事已达极至，保正、户长等催税力不胜役，大多导致破产，后改差催税甲头，嗣又改为由募户长催税，或由大保长兼户长并给雇钱任催税，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农户弃田逃亡，或有权势的地主拒不交税，地方官府则逼迫保正长等代交。当时，为了应付保正、保长、户长之役，松阳民间开始出现“义役”制度。即以一乡或一都为单位，由应役户出田或买田若干作助役田，所收田租充应役费用。出田多少，贫富不等。时任处州知府的范成大呈上奏议，希望将松阳的“义役”在各地推广而未果。乾道七年（1171年），范成大任中书舍人时，再次上奏提出推行于各地，始得朝廷赞同。至此，政府将其作为正式制度加以推广。义役遂由民间创设渐向“官督民办”方向发展。从此，“义役法”盛行。

“义役法”的实质是乡民以富济贫，贫富互助，不为不善。因此，各地纷纷仿效。乾道九年（1173年），李舜臣任江西德兴知县时，奉诏推行义役法，不到一年就收获成效。据考，各地的义役略有差异，在编排轮充差役时，有的役首以上户轮充保正，而将负责夏秋税赋的户长或大保长由中下户轮充，以致中下户役重而上户役轻的不正常现象，此法推行不久也有不同的意见。时至淳熙十一年（1184年），在监察御史谢谔的奏议下，“义役法”在各地继续推行。刘克庄在淳佑四年（1244年）任江东提刑时曾说过：“当职累历郡县，所在义役词讼绝少”。这是他自入仕后的三十五年来，历任江西、淮东、福建各州县地方官后，对“义役法”的肯定之结论。南宋末年，文天祥在为家乡江西吉水县永昌乡义役所写的序文中，也对义役作了肯定，指出了差役之弊，曰：“（无义役）民无以相友助，相扶持”，但轮派差役，更换被差人户等，听命于官吏乡胥，而“是义役之权，不在官与吏与乡胥与奸民与适至之天，而在吾乡里和气间”，义役相对于差役而言，利多弊少应予肯定。后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朝野对“义役法”的推行争论激烈，学者方健认为：松阳义役之争的实质，是差役法时，吏猾为奸；义役法行，其无所措手，故造为舆论，欲败成谋。政争的结果仍然是差役和义役并行不悖，由民自行选择。南宋灭亡之后，元代推行助役法，“义役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元泰定时（1324年—1327年）尚有规定有田一顷以上者出助役田若干，以其田租收入充助役之费，类似南宋的“义役”。

淳祐七年（1247年），由于财政困难，南宋政府的正常开支都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理宗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立了田事所，任命史宅之为提领官，负责括田法的相关事宜，同时还让计院检阅，右司赵与膺为参详官，命赵与誉和谢献子主管文字，负责辅助史宅之。其目标就是将当时南宋各地的围田、沙田、以及没官田等等都收为国有，一并交由田事所统一管理和经营，其所得的收入由朝廷统一支配，同时在淮西地区、两浙地区以及江东等路都设立分司，并从朝廷派遣人员到地方各州县，负责丈量立标确定公田界限和具体实行中央政策。

但括田法的施行过程中，由于下级官吏在执行时出现了偏差，将不属于公田的土地也一律抄括进来，并且还对民户还实行不同的标准，民户争相贿赂地方官吏，以求得被免除括抄。闹得“一路骚动，怨暖沸腾”。在此过程中，虽然也处罚了行事不力的地方官，但其影响不大。后期政府在人员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让赵与膺和陈绮负责“田事所”的相关事务，升史宅之为枢密副使，希望能够减少阻力。但黄自然、刘垣、赵汝腾等人对此举甚为不满，认为这是换汤不换药，希望彻底废除括田法，结果他们都获罪遭贬。虽然朝廷上还是希望括田法继续推行，但随着赵与膺、史宅之相关负责人的死去，括田法最终被废除。田事所所得的公田“遂并归安边所，令都司提领”。

这次括田法是南宋后期为解决当时面临的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一项经济措施，虽然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其方法在一方面具有可取性。通过实施括田法南宋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田地，“具籍百余万”，对财政收入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来看，政治上的腐败才是财政困难的根源所在，吏治上管理混乱无序，加上统治者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去改变，在没有考虑后果的前提下实施激进的政策，必然遭到失败。虽然这次括田失败了，却为日后施行公田法提供了思路和经验，是以后推行“公田法”的先声。

南宋末年危机严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新的政策。正当宋理宗束手无策之时，贾似道挺身而出，“欲行富国强兵之策”。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四月，刘贵良与淮东转运使吴势卿向贾似道提出了回买公田的建议。同时，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张晞颜、史虞虑，殿中侍御史陈尧道等人以“先朝限田之制”以及“汉人名田之说”为由，联名上书赞同附和。原先的提议乃是在两浙东西路以及江南东西路同时实行公田法，以此来解决军饷的供应问题，同时一并解决和籴以及楮币等财政问题。宋理宗批准实行公田法，设立官田所，由刘良贵来负责此事。

公田法实施初期，不光在各郡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同时“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抱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罢免了嘉兴县令段浚、宜兴宰叶哲左、长洲宰何九龄。景定三年（1262年）五月，将公田法的各项事务由路级机关直接管理，同时提出秋收租税时，特许减免原来租额的二分，使得公田法的推行得到了更为便利的管理，同时也保障了其政策的顺利贯彻实施。在回买公田的过程中，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对象上的变化，原来主要针对官户的政策由于受到的阻力过大而未能实行，最后转为实行派买。其次是回买的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既定价格每亩从二百贯往下递减，按地租的多少来定。然而到了回买实地时，“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回买的价格大为缩水。地主们丧失了积极性，从而使回买公田的进程愈加困难。

景定五年七月（1264年），彗星出现，根据史书记载和卦象占卜，被认为这是灾难的预兆。由于公田法得罪了很多大臣，他们上书直言公田法的种种弊端，要求废除公田法。秘书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认为公田法使君德蒙受污点，进而把彗星出现也归咎于公田法。他认为公田法意在解决军饷、和籴、楮币问题，但奉行太过。此种反对公田法的言路一开，各种反对之声接踵而至。其中高斯得上书批评公田法流毒数郡，认为如果浙西六郡出现动乱，一定会从公田开始。同时还指责贾似道掩蔽罪恶。不仅大臣们上书反对公田法，就连一些学士、太学生、宗学生、武学生也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要求罢免他的官职。对于百官、学士等人的上书，贾似道等人极力辩解，同时也上书求辞去相位。但公田法在宋理宗的支持下继续推行，那些持异议者被认定为“动摇大臣”，同时严惩了一批“造谣生事”者，反对者的声音也被打压下去。咸淳十年（1274年），贾似道被罢免，公田法也随之受到影响，大臣们再次上书要求废除公田法。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朝廷下诏废除公田法。朝廷本想把田地归还给原来的佃主，但后来“饷军方急”，打算再收一年租税再还，结果并没有归还。随后军情日益紧急，还田之事不了了之。南宋灭亡后，这些公田全部被元朝政府没收，赐给了众多蒙古贵族。

公田法实行十四年，虽然期间有诸多的弊端，但不得不承认，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的。浙西六郡回买的公田达到了三百五十多万亩，使得军队的所需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公田法的实施还对减少和籴数量，减少楮币发行，平抑粮价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是对于这些成就，当时的士大大从阶级偏见和个人私利出发，皆视而不见，且夸大弊端，一味加以攻击。但公田法所积累的粮食除了军饷之外还有大量剩余，在灾荒的年份里，还起到了储备粮仓的作用，其积极作用不可谓不大。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巅峰时期。在贪图享受、胸无大志的背后，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将中国古代文化带入最为灿烂的发展时期。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宋代文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宋代学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高度发展。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南宋与东亚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临安的教育非常发达，太学、武学、算学、画学、医学等学校众多。此外，还有临安府学，钱塘及仁和两个县学。这些学校不单单加快了文化在下层社会的普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推动了南宋及临安文化事业的进步。平民百姓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成为市民文艺兴起和繁荣的动力。

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政治体制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宋代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运作，都必须皇帝降旨和裁决，有关的职能部门和官员只有建议权和执行权。南宋的教育行政机构，除继承隋唐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外，又创制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南宋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尚书省辖属的六部之一的礼部，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还有专门管理宗学的宗正寺。礼部是宋代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北南两宋一脉相承。礼部的主要职能有：调整官学的隶属关系，颁布官学条令法规，任命和管理官学教师，检查国子监校勘图书的质量等。

礼部下属的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凡学皆隶国子监”。南宋国子监已有较完备的管理机构，祭酒为国子监最高长官，“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下设司业，协助祭酒综理学校教务。又设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分掌教职。博士掌分经教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学正、学录掌执行学规，纠正并处罚犯规学生，亦协助博士教学。学谕掌以博士所授经，传谕学生。学正、学录、学谕，由上舍生行艺（操行与学业）优异者充任。每斋设斋长，掌管斋务及考校斋生行艺。学校又设“三案”管理校内事务：厨库案，掌管太学钱粮与颁发书籍条册；学案，掌管文武学的公私补试和升补考；杂案，掌管太学的诸杂务。各案设胥长、胥史负其责。说明自南宋初高宗、孝宗两朝逐步建立起国子监的官员设置与职能规定后，以后各朝都沿袭。根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国子监管理学校，训导生员；班迎皇帝视学；承办皇太子齿胃典礼；率众释奠于先圣先师；主持生员的教学活动和管理等。国子监同时也是全国唯一的高等学府，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称监生或国子生。但因为其“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学校不预考选”，导致“国子生员多伪滥”，办学效果很差。

此外，宋代还设有管理宗学的职能部门大宗正司，隶属宗正寺。南宋初年，宗正寺“卿不常置，少卿一人，以太常兼。绍兴三年（1133年）复置少卿一人。五年，复置丞；十年，置主簿；隆兴元年（1163年）并省。次年，诏巫、簿复旧制。嘉定九年（1216年），诏以宗学改隶宗正寺，自此寺官又预校试之事”。南宋朝廷对于宗学的管理很重视，措施相当严格。

南宋以前，地方教育事业完全由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兼管。绍兴十三年（1143年）八月，“诏诸路以有出身监司一员提举学事，俱无出身即从上一员兼管”，绍兴十六年（1146年）五月，“诏诸路提举学事，委转运司有出身官一员兼领，如本司俱无出身，即委从上一一员。以礼部有请故也。”后来的元、明、清都相继设置提举学事司，在此基础上又创设州、县级教谕，不断将地方教育行政体系完善。

宋代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宋高宗曾称“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认为“学以善俗，明人伦而人才所出也”。北宋曾经进行了三次兴学运动，都是发展官学，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官学体系。南宋时期，因时局紧迫，财力有限，中央官学发展有些受此制约，但其招生对象扩大了，对出身等级要求有所降低，学生来源更广泛，这是一个符合史趋势和士人心愿的政策。

由于宋金战争，南宋初年的地方官学几乎被摧毁殆尽。绍兴十二年（1142年），高宗下诏重建太学和各地州学，绍兴十八年（1148年）又下令重建全国县学，并通过拨赐学田、财政拨款、拨付房廊屋产等各种方式支持地方官学发展。经过高宗、孝宗朝的恢复和经营，地方官学大大发展。地方官学的设置、普及、建制规模和办学情况都超过了以前，对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研究，“南宋地方官学比北宋发达，各州普遍设立公办学校。如两浙路七十七县，有州县学七十四所，普及率达到97%；江南西路普及率达94%；南宋各地州、县差不多都设有官学。同时，州、县学的规模也空前扩张。如建康府学的校舍有一百二十五间，庆元府学的学生达三千数”。南宋官学的设置和北宋一样，都是以科举为宗，办学理念与科举取士目的一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也都受科举考试制约。课程设置、课试都完全按照科举考试的科目而设，有经术、论策和诗赋。有时科举考试进行“微调”，官学也立即跟着改变。如绍兴十五年（1145年），朝廷下令科举考试分经义、诗赋两科。太学招生时也跟着分两科进行入学考试，入学后又为两科学生分别开设经义、论和诗赋、论策。另外，太学的“混补”和“待补”也是与科举互为“预备”的，教育评价也唯科举。官学教育成为了科举的附庸。

南宋朝廷重视蒙学，因此南宋时以童蒙教育为主的私塾、义塾、家塾和高级阶段的精舍、经馆等各种形式的私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如耐德翁《都城纪胜》记载，当时临安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私学成为南宋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官学、书院一起，成为南宋学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渠道，共同促进了南宋教育事业的完善和繁荣。

书院自唐朝发端始，至南宋时，其规模和管理水平都有极大发展，堪称鼎盛。著名学者顾树森认为:“南宋时代书院的发达，可谓登峰造极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事情。教育史专家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认为：“南宋是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书院研究专家邓洪波则指出：“南宋是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南宋开创了书院历史的新纪元。”南宋书院发展的强盛之势与南宋政府对书院的鼓励和扶持政策是紧密联系的。南宋政府通过赐额、赐田、赐书等方式，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南宋历时3年，创建书院总数达473所，是唐、五代十国、北宋的总和的三倍多。如江西龙光书院，绍兴元年（1131年）陈自俯创办时为陈氏义学，高宗南巡至此，赐名“龙光书院”。理宗在位四十年，曾恩赐过的书院多达四十一所，其在位期间书院大兴，创办、重建的书院数量也最多。

书院在南宋时开始了官学化进程。一般认为，书院在元朝时已被纳入官学轨道，而其初现端倪则是在南宋之时。南宋出现大量救建书院和官办书院。宝祐三年（1255年），理宗敕建西山书院；咸淳三年（1267年），度宗敕建龟山书院，赐田并赐额。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知州黄集以有司五十万钱的“子钱”为基础，又拨“边州钱十万以助”，创办湖南作新书院；嘉定年间，知府袁燮筹钱二百万、米百余石创办江西东湖书院等。同时，书院山长还呈现出官员化。理宗于景定四年（1263年）“诏吏部诸授书院山长者，并视州学教授”，后则出现地方官员或学官兼任山长的情况。景定五年，学者何基以婺州州学教授兼领丽泽书院山长。但凡由政府任命的山长都享有学官待遇，有的还专门建有办公之所，名日“山长厅”或“山长位”，以增强地方官员参与书院管理的意识和热情。史载景定四年（1263年）十月，白鹭洲书院建成山长厅，学者欧阳守道亲撰《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最后，统治者对书院制定的学规给予充分肯定与弘扬。朱熹于孝宗淳熙七年（1150年）作《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中，明确指出书院教育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一个纲领性文献。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年）视察太学时，亲书《揭示》赐示太学诸生，使《揭示》由书院步入官学殿堂。淳祐六年（1246年），理宗又诏《白鹿洞学规》于各府州县学堂立石。地区州学“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甚至还影响到日本。

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妙，大师迭出，群星璀璨。两宋统治者以文治国、以名利劝学的政策，对于前所未有地活跃当时的思想、学术、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新儒学一理学思想的诞生。理学思想倡导国家至上、百姓至上与孟子提出的“君轻民贵”一脉相承。而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迎合了时代需要，使得宋代儒生不同于以往之“终信一家、死守一经”，更推动南宋的思想、文化做出了重大的突破与建树。南宋学术界先后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等主要学派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先河。南宋时期，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维持了近百年之久，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尤其是浙东事功学派极力推崇义利统一，强调农商并重才能民富国强实现国家中兴统一。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希望发展南宋经济和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愿望。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朱熹借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说明“理一分殊”的思想，把“天理”看做一切价值的源泉。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并以华严宗“一即一切”的说法解释“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宋明理学重视理气关系的讨论。《朱子语类》也是把理气放在卷首。朱熹认为理和道、太极是一样的，是抽象的概念。他说“道即理之谓也”（《周子通书注》），又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还说“诚即所谓太极也”（《朱子语类》卷一）。诚、理、道、太极，都是精神性的。理和气的关系，朱熹认为太极是理，阴阳是气。但他认为理生出气以后，又寓于气中，后来理与气就不可分了。从本体本原上说，先有理后有气。当他讲理气相依，不可分离，也没有先后的时候，是将气作为物质实体看待的，而把理看作气运动变化的本因寓于气中。理相当于法则、规律。

由于朱熹之“理”首先存在于客观世界，因此不能直接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理”必须先与人的主观世界相结合，这个关键的结合点就是“性”。朱熹认为，人物之生是“理”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性”包含了“理”的全部内容，“所谓性者，无一理之不具”。尽管朱熹强调“性具万理”，但他所关注仍是仁义礼智的人伦之理。他说人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的道德信条。因此，“性”是朱熹的道德本体，是发出道德信条的认知范畴。在朱学的理论框架下，“性”与“心”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性”是形而上者，“心”是形而下者。朱熹说“心”是“性”的处所，“性”是“心”的内容。但是人并非因此就能先天地知道“性”中之“理”，必须经过“格物致知”。“理”首先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只能通过研究万物之理，才能充分掌握道德知识。“致知”之后又有一个“诚意”的阶段。“知”意味着理性，“意”则意味着本能。本能可以直接引发行动，因此朱熹说过了“诚意”阶段，便到达了“行”。

在朱熹看来，“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义”是人心内在的自我规范，显发于外便是待人处事的合理与适当；另一方面，“善善恶恶为义”，主张人们应当善恶分明，好善恶恶，具备明确的是非观念和态度。朱熹对“利”的基本内涵理解为：从积极层面上说，“利”可以是一种因“义”而来的“自然之利”；从消极意义上而言，“利”是一种个人的“贪欲之私”，是不正当所得。对于义利关系，一方面，朱熹认为在“循天理”“惟仁义”的前提下，“义”“利”是一体的。但另一方面，出于对现实人性的考量，他又分外强调不得专以“利”为事，要求重“义”轻“利”，而这是他的主要态度。

在朱熹那里，义利关系提高到更高的理论高度——天理就是公义，人欲就是私利。天理与人欲是人性中相对的两个方面，朱熹认为“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这些话就是针对这些当官的或者准备当官的人说的。学者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必须有明确的态度。本立而道生，本立了，其他事情就容易理解，也容易解决了。为了存天理灭人欲，要从读书开始，学习圣贤所讲的理。

陆九渊是宋代与佛教和朱熹理学相抗衡的心学创始人，他不同意朱熹将心与理析为二，将理置于心之上，而将理从天的位置上拉下来与“心”相齐，从本体论的角度赋予“心”宇宙本原的内涵。他说：“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心与理实是一个东西，因为“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与曾宅之》）在这个基础上，他得出了“心”是客观世界的本体，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这一结论。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把整个世界塞进人的心理；还把人反映宇宙万象的能力夸大膨胀为吞并宇宙万象的能力，“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语录》）又说：“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鹅湖和教授兄韵》）人心不仅充满于宇宙，无所不包，而且千古不变。

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主张以道为主，以艺为辅，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能。

陆九渊的心学渊源，他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但又不完全同于孟子，与禅宗的承继关系也十分明显。他在《与王顺柏书》中说他“虽不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经》《圆觉经》《维摩经》等经，则尝见之。”事实上，他与禅宗在许多方面一致，在本体论方面，都是以心为本体，在心性论方面，心都具有主宰性；在修养论方面，陆学以理性为主，兼重直觉，而禅宗则以直觉为主，两者都具有非理性色彩，在境界观上，圣佛实质上也是一样。陆学之道、理、心为一口有灵明，有意识之精神主体。这乃是他心学的最大特征。他建立的心学，除了道德哲学外，也涉及到本体论。由于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禅宗心学的部分成果，这种本体论及其思辨色彩，显然已超越了孔孟的传统，孔孟从来没有明显地肯定天地万物即是一个至大无外的心或精神。在修养论方面，强调本心，可谓抓住了要领，从而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心学体系。

吕祖谦是南宋时期颇具影响的理学家之一，还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浙东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被黄宗羲归为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并驾齐驱的一家学术派别，并给与极高的评价。吕祖谦的学说被后人称为“吕学”、“婺学”、“金华学派”。他交游广泛，不但周旋于分别主张“理学”、“心学”的朱熹、陆九渊之间，而且和主张事功的陈亮、叶适有密切往来，吸收其功利思想，构筑自己恢弘博杂的学术体系。吕祖谦哲学思想虽然博杂而不纯，但不名一师，不私一说，汇聚融合诸家之言正是吕祖谦思想的最大特色由于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对当时各家“委曲拥护”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因此他很少门户之见，容纳了比其他各家更广阔的信息，保存了其他各家不能保存的文献资料，吕祖谦的学说是南宋乾淳时期的大型思想库。

吕祖谦作为理学家，他有自己独到的理学见解，既与朱熹的理学有相似之处，又有和陆九渊相契合的心学观点，甚至还有注重实际的功力之学倾向。吕祖谦不仅在思维领域融合“理”、“心”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他在各学派之间百般调解，最著名的是他促成了当时两大对立的学说“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鹅湖之会，努力使二者的学说会归于一，虽尝试失败却对后世产生不小影响，也使得二位学者的思想观念发生细微改变。虽然吕祖谦没来得及把理学与心学的精髓融会贯通，但他博杂的学说涉及的众多领域却给后人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正是因为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庞杂，涉及当时各个流派，所以研究吕祖谦的思想能够把握整个南宋的学术发展脉络，其思想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当时主流思想的融合汇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杜海军认为“吕祖谦是南宋乾淳间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他自觉地培植后进，努力推动学术进步，特别是在浙东学术方面，不仅左右当时，且惠及后世，影响了南宋及元明清几百年的学术发展方向。”

南宋时期严峻的社会民族形势和自由的学术风气，历练出了一批极具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这些富有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常念仇耻之未复，版图之未归”，严厉批驳南宋主和派“偃兵息武，帝王之圣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等息战借口。一方面他们要求皇帝积极抗金，光复中原领土，结束南北对峙的时局；另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反思理学“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等空谈心性、视国家民族危局于无睹的现状，致力于整顿社会弊端，追求实事实功，反对虚妄的空谈，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直接切入问题，探寻造成当时困境的原因，希望寻求到能够力挽狂澜的有效途径。这种对现实问题和民族兴亡的强烈关注，成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陈亮、叶适更是其杰出代表。

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主张“道不离器”，反对朱熹所谓器赖道以存的观点，而是将道寓于有形事物之间，力图消解理学形上之“道”的神秘性。在道与人的关系上，认为道既不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也不违背人的合理情感和欲望，提出了缘物求道、以人行道的践行途径，从而为其变革现实社会的诉求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政治层面要求当政者行实政实德，并以“义利双行”作为其学派的道德伦理标准，一反理学强调心性修养的治学倾向，公开倡导以务实事、求实功为宗旨的事功伦理，特别是农商并重、四民平等、藏富于民和保护富人等经济伦理思想，看重史实，希望能从史学的研究中寻找到通变救弊的具体途径。事功学派的特点在于追求实用主义，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以致用的治世之道以及古为今用的治学态度，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开禧年间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北传，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例如傅起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引和后序。赵秉文亲自撰写《论语》《孟子》解。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研究《易》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畅通无阻。

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南宋理学家。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或牵强附会之说，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现存南宋文学的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超过北宋，而且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北宋文学的”附庸”。南宋中后期，士人群体依违于科举体制而发生了阶层分化，江湖诗人群登上了文学舞台，造成文化的下移趋势。南宋时期又完成了两个重心的转移：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

南宋初期，金统治者继续挥兵南下，进一步威胁祖国的统一和南方人民的安全。广大人民从反抗民族压迫、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出发，坚决要求抗金；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发出了强烈的爱国呼声。这样，和战之争就代替了长期以来的新旧党争；爱国主义就突破了江西诗人、大晟词人（北宋末年以周邦彦为首的宫廷词人集团）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为许多进步作家的共同倾向。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的词，陆游、范成大的诗，陈亮、叶适的散文，共同把中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向来比较推崇晏几道、秦观的李清照，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较深的陈与义，在新的时代影响之下，也改变作风，写出了富有爱国思想的诗篇。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的局面比较稳定，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姜夔、史达祖等婉约派词人和四灵诗派（浙江永嘉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刘克庄为代表的江湖诗人。他们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各有不同，也有部分作品反映了现实，但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到了南宋覆亡前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部分诗人又继承了杜甫、陆游、辛弃疾的优秀传统，写出一些激动人心的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受他精神感召的许多南宋遗民的诗歌，如刘辰翁、汪元量等人，也表现了不和元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随着古文运动的胜利和道学思想的流行，古文家、道学家们各自在文学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从北宋开始流行起来的新的文艺批评形式——诗话，到南宋也出现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吕氏童蒙训》、陈癸《文则》等。而以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影响为更大。

朱熹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北宋道学家的主张，表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发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学家对于文与道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和韩柳一致的。自周敦颐倡“文以载道”之说，开始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体现了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但朱熹本是颇有文学修养，评论古今作家利病亦颇多中肯。他教人学诗要从《三百篇》《离骚》学起，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他论诗又多从全面来考查。总之，朱熹以道学家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以义理为根本，文章为末务，自然是周、程以来道学家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他不懂得文学的源泉是生活，在获得丰富生活的基础上还要刻苦学习艺术技巧，才能把作品写好，所以论文就强调心性修养而任其自然，反对下工夫，费力气。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统的诗论，其中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诗评”、”诗法”、”考证”多有可取，而”诗辨”最为重要。”诗辨”的内容是阐述古今诗的艺术风格及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等问题，而归结于以盛唐为法。在这里，严羽提出”妙悟”的方法。悟是包括认识和实践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阅读和写作。前者严羽主张取法乎上，”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而入手的具体步骤是：”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次及于汉魏古诗、乐府，再沈潜玩索李杜二集，”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就是平日学习的悟入法。至于后者，他认为诗的艺术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算”透彻之悟”，才是”妙语”。只有盛唐诸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以上就是严羽《沧浪诗话》的主要论点。

严羽的诗论是为反对苏轼、黄庭坚的诗风而发的，最后连带批评了一下”四灵”和江湖派，但主要矛头则是指着苏黄二大诗人，而尤侧重于江西诗派末流。虽然严羽抉摘江西派的病根很中肯，但他不从那时最根本的脱离现实生活的缺点来针砭诗歌，而只强调艺术风格等次要问题，又引导以模拟复古为事，产生了错误的引导，因而《沧浪诗话》影响很大。明胡应麟认为明诗所以能”上追唐汉”，就是靠严羽的提倡。其实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以”诗必盛唐”相号召，模仿剽窃，久为诗坛所反对，而目之为”瞎盛唐诗”，正是《沧浪诗话》带来的后果。不久王士祯复大倡”神韵”之说，选《唐贤三昧集》。其诗亦努力追求盛唐韵味，成为一时风气，也是受了严羽的影响。

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也是宋代三大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诗话别集的简单汇总和资料的收集分类，其间也体现出极为宝贵的宋诗史价值，如：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历程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着力解读了宋诗的主要取法对象；阐述了宋诗的基本创作特征；评点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韵；考察了作家的性格特征及其诗风的发展变化等。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可见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

宋编诗话，从纯属摘抄性质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开始，历经《总龟》、《丛话》等大型综合性总集，《唐诗纪事》、《全唐诗话》等断代性结集，到南宋后期的《诗人玉屑》由小及大，由粗及精，终于在兼收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为宋诗话发展史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尤其是其体例之完善更被广为称道。《玉屑》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综合前人，后出转精。“前十一卷中的‘诗辨’、‘诗法’、‘诗评’、‘句法’、‘警句’、‘口诀’、‘初学蹊径’、‘命意’、‘造语’、‘下字’、‘用事’、‘压韵’、‘属对’、‘锻炼’、‘沿袭’、‘夺胎换骨’、‘点化’、‘托物’、‘讽兴’、‘含蓄’、‘诗趣’、‘诗思’、‘风调’等门目，分论诗体、诗艺、诗格、诗法和学诗宗旨等各类诗学原理，体例虽略同于《诗话总龟》，但更为严正，不落小说家的旧窠臼；而第十二卷以下品评历代诗人诗作，以人为纲，以时为序，体例又近似《苕溪渔隐丛话》，却又更趋严密精巧，其不涉考证，不及琐事，去芜存菁，亦高出《丛话》一筹。全书虽有重复支蔓之病，但排比大致有序，又能兼取阮、胡二书之长，而无二书之弊。”可见《玉屑》体例的特点：前半按格法分类，重在整体品评和诗法技巧；后半以时为序，品藻诗人诗作，虽是集评，取舍却很谨严。两部分合在一起，综合性总论类析与历史性描述品味融为一体，史评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问世，也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在北宋晚期起步的江西诗派在南宋迅速崛起，其影响遍及于整个南宋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范成大、尤袤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它是以黄庭坚创作诗歌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袤等人则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流传下的作品很少；杨万里、范成大虽比不上陆游，但都能摆脱江西诗派的牢笼，思想、艺术各有特色。

杨万里和江西诗派的主要不同是直接从自然景物吸收题材，而不是从书本文字上翻新出奇。在题材上，他的诗以描写自然景物的最多。杨万里在继承和创作上都善于变化。他早年从江西派入手，中年以后，转而批判江西派，尽焚”江西体”千余首，自出机杼。于是他便走上了师法自然的道路，因而形成了严羽《沧浪诗话》所称的”诚斋体”。”诚斋体”特点之一是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继承了陶潜的《责子》、杜甫的《漫兴》和苏轼、黄庭坚的诙谐打诨的作风而加以发展。二是丰富新颖的想象。他善于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征，并用拟人的手法加以突出，使之生动风趣。三是自然活泼的语言。他继承了古当代的民歌，以及白居易、张籍和杜荀鹤等人的传统，语言力求平易浅近，并大量汲取俚语谣谚入诗。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词、押险韵，可以说是一个解放。但杨万里虽然推崇杜甫，却对其现实主义精神并未能着重继承。他心爱陶谢、王孟、韦柳一路的山水田园诗，尤其是王维的《辋川集》。因此，他的诗大都”斧藻江山，追琢风月”，很少反映社会现实。由于题材的细碎，他的风趣也往往流于庸俗，而那种一味师法自然和滥用口语的”信手””走笔”的创作态度，也使他写了不少粗率的作品。

范成大是个爱国者，也比较关心人民疾苦。他虽也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继承白居易、张籍、王建的新乐府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他的诗数量虽不及杨万里，内容却较充实，有不少即事名篇的现实主义作品。他最有价值的爱国诗篇，是使金时写的七十二首绝句。范诗的另一成就是田园诗。他晚年写的《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还有不少篇章把自然景色的描写和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赋以更深刻的内容。由于内容较丰富，同时他不仅学白居易、王建，也学孟郊、李贺，还有”玉台体”，因此范诗的风格也比较多样。杨万里评他的诗”清新妩媚””奔逸隽伟”，其实范诗还有”婉峭”、”浅切”的一面。范成大深受佛、道影响，诗中也有消极颓废的一面。

南宋中叶以后有四灵诗派、江湖诗人，他们是江西诗派的反响，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一种倾向。永嘉四灵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的四个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他们对于南宋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低气压并无反感，反而乐得清闲。他们的创作倾向是”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翁卷《送蒋德瞻节推》）。从这种创作倾向出发，他们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他们认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为”风骚之至精”（《宋诗钞·二薇亭诗钞》引徐玑语），因此专工近体，尤其是五律。这些诗从思想内容看，主要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南宋中叶以后，社会表面上渐趋安定，这些诗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文人起了镇静剂的作用，使他们满足于那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他们又能以精炼的语言刻划寻常景物，而不大显露斧凿的痕迹，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人以学问为诗、专在书本上找材料的习气。因此他们的成就虽有限，有当时诗坛却得到广泛的反应。

所谓江湖诗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来维持生活。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狭，对政治不甚关心，只希望在文艺上有所专精，以赢得时人的赏识。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广，对当时政治形势比较关心，爱好高谈阔论以博时名。戴复古、刘克庄就是这类人物。江湖诗人因南宋中叶后杭州书商陈起刊刻《江湖集》而得名。他们以江湖相标榜，表示了和当权者不同的在野身份，而他们在个别作品里也刺痛了当权派，陈起就因此得罪（当时史弥远杀济王。以为陈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有意讽刺。陈起因此坐罪流配）。

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陆游的诗歌也传入北方。但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没有被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国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而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

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在中国小说史上，《夷坚志》是个人编写的小说中卷帙最多的一部，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小说发展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短篇的体制和故事的怪异性，延续了前代志怪小说的特点。《夷坚志》又从志怪的角度记录政治事件，褒贬人物，丰富了志怪的功能。《夷坚志》故事内容出现一定的平民化特征；也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部志怪小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洪迈尚在世的时候，《夷坚志》就多次刊刻；二是模仿《夷坚志》作品的纷纷涌现，《夷坚志》的仿作包括宋代王质的《夷坚别志》、金代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元代无名氏的《湖海新闻夷嘬志》等；三是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夷坚志》是南宋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洪迈广泛搜罗社会上流传的奇闻异事，明清两代小说汇编多采取《夷坚志》的故事，借用其素材的小说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三言两拍“《聊斋志异》。

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话本到宋元时代才渐趋成熟。在宋代工商业繁盛的都市里，各种瓦肆伎艺应运而生。其中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四家。一、“小说“，二、讲史，三、讲经，四、合生或说诨话。“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由于“小说“多就现实生活汲取题材，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因此最为群众所欢迎。《都城纪胜》说当时讲史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现存南宋话本的“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

现存的“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为最多，成就也最高。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已有较多的市井细民成为故事中的主人翁，并表现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妇女斗争的坚决和勇敢。《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这类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作品。公案类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有时还表现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直接斗争。《错斩崔宁》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是这类小说中较有特色的作品。

比之唐传奇和变文，南宋话本的体裁有它的特色。说话人为延迟正文开讲时间，等候听众，并稳定早到听众的情绪，因此汲取变文里押座文的经验，在正文之前吟诵几首诗词或讲一两个小故事，叫做“入话“。说话人为渲染故事场景或人物风貌，往往在话本中穿插骈文或诗词。话本结尾又常用诗句总结全篇，劝戒听众。这些地方还残留着说唱文学的遗迹。说话人为吸引听众再来听讲，往往选择故事引人入胜处突然中止，这是后来章回小说分回的起源。

南宋戏文又称南戏，是从浙江温州的土戏发展而成的。这种戏最初只用民间小曲，不分宫调，各脚色都有白有唱，剧本的结构也没有一定的规格。自宋南渡以后，政治重心移至杭州，南戏传到了这人文辐辏、诸艺汇合之区，与宋代的杂剧相揉合而形成了一种与元曲的风格截然不同的戏剧。南戏的特点有如下：一、南戏称一段为一出，普通一剧有二、三十出之多。二，各种脚色均有唱，其唱法分下列五种：一人独唱，两人以上的轮流接唱，两人以上的合唱，一个独唱然后两人以上的合唱，两人接唱然后合唱。三，每出用几个套曲，每套曲二、三个乃至六、七个短曲缀合而成；一出之中也不限一个宫调。四，曲有引子、过曲、尾声三种。引子是脚色在登场时所唱的、散板的歌曲；过曲是拍子严格的正曲；尾声是在出终时所唱的歌曲，尾声有时可以省略。五，曲词之中很少衬字和俗语宾白，尤其是独白，往往用过分文雅的辞句，已非口语。六，南戏之中除戏剧动作以外，还有载歌载舞；这也许是宋代杂剧的遗风。今昆剧尚保存南戏的这种优点。七，南戏都是以团圆结束，“悲欢离合”一语，可以概括一切剧情的层次。八，南戏为了使各场不至过于冷静，往往插演武场以为调节，纳于正式戏剧中。九，南戏所用的音乐是流行于南方的乐曲，所以南戏又称南曲。自元中叶以后，南戏采用北方的曲调与南曲缀合而成套曲，称之为“南北合套”。

南戏故事情节的增强，角色的增多，以及音乐的丰富多彩，都体现了“戏文”在艺术上的成熟程度。所以中国戏剧基本形成于南宋时代，而以“戏文”的产生为其标帜。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戏文可考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焕》《张协状元》等。除《张协状元》外，均无传本。这些戏文大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而“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南词叙录》），一些文人甚至把南戏视作亡国之音。从现存曲目看，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纠纷的题材，占最大的部分，而表现金戈铁马的英雄题材则极为罕见。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被收入《永乐大典》里，被统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张协状元》是南宋时期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创作的，其故事则从诸宫调里移植。它是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南宋戏文，弥足珍贵。

宋词在南宋达到鼎盛，著名词人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

李清照是诗、词、散文都有成就的作家，但最擅长的还是词。她在宋代刊行的《漱玉词》已经失传，现在辑录的只有七十多首，她的词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二期。前期词描写她在少女、少妇时期的生活，如〈如梦令〉，从靖康元年起，李清照连续遭到国破、家亡、夫死的苦难，过着长期的流亡生活，写出了更其动人的词篇，如〈菩萨蛮〉、〈念奴娇〉、〈声声慢〉等。这些词主要是表达她个人的不幸遭遇，情绪比较消沉。但其中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等句，是表达了南渡初期许多离乡背井、骨肉分散的人的共同感受的，在当时有它的现实意义。〈永遇乐〉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她对现实的不满和关心。在士大夫大力提倡封建礼教的宋代，李清照不仅掌握了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敢于干预闺房以外的事情。在早年，她献诗赵明诚的父亲，那当权的赵挺之

南宋初期，有的词人积极投身于要求反抗民族压迫、恢复北方疆土的政治斗争，他们的词也突破了北宋末年浮靡的作风，上承苏轼的思想、艺术传统，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这里，首先用词作武器，直接参加当时抗战派的政治斗争的是写出《芦川词》的张元干。和张元干同时的主战派士大夫或将领，如李纲、岳飞、胡铨等，不以词知名，但由于他们主张抗金的态度最坚决，他们词里所表现的爱国思想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往往为一般词家所不及。其中传诵千古的岳飞〈满江红〉词，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比张元干稍后的张孝祥是前期爱国词人里影响较大的作家。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的北伐军在符离溃败，他在建康写了首〈六州歌头〉词，张浚为之罢席。张孝祥部分即景抒怀的作品，意境和苏词较近。他的《念奴娇·过洞庭》俨然小型的《赤壁赋》。当形势渐趋稳定时，这些词人转而在园林、山水中寄托他们的精神生活，在词里表现了萧然自得的态度。这种倾向在朱敦儒的《樵歌》、叶梦得的《石林词》里就十分明显。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及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为了充分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各种功能，他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艺形式的优长，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与语言技巧，从而形成辛词独特的风格。辛弃疾的词是鼓舞南宋人民力争抗金胜利的号角，在当时就产生很大影响。南宋后期的刘克庄、金末的元好问，以及近代的梁启超，都特别喜爱或推重他的词，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和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和比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词风上都明显受到辛弃疾的影响，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他们用词纪交游，发感慨，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同时进一步把词推向散文化、议论化的道路。他们喜欢采用带有古诗或散文意味的〈水调歌头〉〈念奴娇〉〈贺新郎〉〈沁园春〉等长调，而象五代北宋词人所惯用的〈浪淘沙〉〈蝶恋花〉〈临江仙〉〈踏莎行〉等小令却相对地减少了。在语言上较少婉约派词人的雕琢习气，又带来了恣肆粗犷的作风。他们既没有像岳飞、辛弃疾那样的政治抱负与战斗经历，艺术上也不及辛词的精炼，作品的动人力量有所削弱。

北宋的古文运动，经过”宣政之末”的一度低沉，到南宋继续发生广泛的影响。以奇句单行为特征的欧曾王苏的古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和无施不可的应用工具，因而产生了”散句”或”散文”的概念。南渡前后，民族危机严重，抗金爱国成为诗词等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散文更成为打击投降派、力主报仇雪耻的直接武器。在北宋诸大家的影响下，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深刻认识和鲜明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南宋承北宋古文发展高峰，创作更为繁荣，文体更为完备，文集更为繁富，尤其文论之勃兴与选本之迭出及文派之组成，都是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南宋散文因强烈的民族情绪，在当时的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其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的结论。

南宋时代还出现了大量的笔记杂文。北宋古文家如欧苏等都在长篇大论之外，写过一些笔记小文。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到了南宋，许多作者写笔记，已经不再是丛残琐记，而是一种著作形式。凡读书心得，生活琐事，世情风习，风景名胜，朝政掌故，历史传说，名人轶事等等，无所不包，一笔再笔。著名的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麈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和《入蜀记》，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的《桯史》等。

而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在数量众多、成就较高、相对鼎盛的宋代笔记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内容繁杂，有诗话评议、逸闻趣事、典章制度、风俗文化等等。大部分笔记所含内容不多，涵盖面比较狭窄，如沈括的《梦溪笔谈》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容斋随笔》擅长记载史实及考据辩证；《东斋记事》主要记述北宋的逸闻趣事、典章制度；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涉及宋代的典章制度；在内容方面，《鹤林玉露》包罗万象，比宋代其他笔记具有优势。而且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多为实录，少有虚文，仅有7则涉及神鬼虚妄类故事题材；同时征引诗歌进行评议。《鹤林玉露》有不少篇则摘录前人及当代的诗歌，并阐发罗大经自己的诗歌理论观点。书中辑录杜甫、李白、杨万里等诗人的佳作，罗大经对一些诗歌进行品评，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在内容上崇尚含蓄自然、社会功用价值；在艺术手法上讲求“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锤炼语言，注重韵律对仗。这对后世诗话、诗歌理论产生一定影响，明代叶廷秀《诗谭续集》便从《鹤林玉露》中辑录出约四十条诗话。

一些优秀的笔记作品善于借神鬼之事暗讽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如康与之《昨梦录》多记奇异事物或故事，其一记北宋末年杨氏兄弟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引入洞穴，别见一个”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的理想世界，这是南渡前后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现实条件下，一部分远离现实的士大夫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幻想出来的农业社会主义。这种幻想虽然和当时广大阶层的抗金救国以及农民的起义反抗背道而驰；但它也是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广大人民在乱离之际一种善良的愿望的反映。

南宋后期国事衰颓，笔记虽数量比以前时期不多，但仍有相当可观的成就。比如都市文化笔记兴起，南渡前后时期己存在，就是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此书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由于南宋灭亡，多数南宋遗民常怀念故都临安的繁华。由于《东京梦华录》的影响，这一时期文人陆续编撰了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以及《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的都市文化笔记。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了不少文艺类笔记。如《云烟过眼录》《浩然斋雅谈》《随隐漫录》《佩韦斋辑闻》《对床夜语》等等，都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南宋时期的当代史编修，盛极一时，无不具有纪实与求真之品格，从史学体例之完善、史学思想之深邃，或综合编撰、评论多方面成绩而论，此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盛期。

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南宋学传统中也有以崇高的精神指向、博大的人文关怀探究“义理”的倾向，历史学理念中有浓郁的理学色彩。与此同时，传统史学中重史料、重证据、重调查的有益成分以及通过对历史典籍、制度文化的考释、辨伪来确定历史事实的观念并未就此而淡化，郑樵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正是在这种史学观念主导下促成的。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以作此观。

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王称的《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其中《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开创了以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它的史料基础是《资治通鉴》。因为《通鉴纪事本末》是改写本，并没有采用新的史料，所以在史料价值上有所欠缺。但《通鉴纪事本末》并不是照抄照搬《资治通鉴》，而是通过补充细节，用自己的话概括历史事件和删除细节等改写来进行叙事、《通鉴纪事本末》作为开创性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后来的史书的编写体例起了示范作用，如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其次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是受了其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他的史学经历理学化的过程，理学化的史学成为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以前的理学家相比较，朱熹在史学领域内做了大量的工作，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史学著作。这两本书在宋代史学史上是重要的历史著作。朱熹和吕祖谦的争论、朱熹和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涉及对史学社会功能的看法，也涉及对历史过程的看法。朱熹发挥二程的历史观点，说明天理支配历史。在内容上，所《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著录的基本史实大都相同，但是朱熹在精简内容时又有所增改。在体例上，朱熹为了使史书更简明扼要，特融合各史书体裁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纲目体，对史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还亲写了详细的《纲目凡例》，更是意义非凡。思想上，朱熹不赞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模糊的正统观念，他特地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对正统名分做了强调，并订立了一系列的标准，申明正统。朱熹的正统观念作为一代人的总结，对后世影响巨大。朱熹之后，陈均等史家继承和发展朱熹所创的纲目体体例，开创了纲目体本朝史，并相继编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贯通两宋十三朝历史的纲目体本朝史。

而王称的《东都事略》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北宋一代历史的著作，是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它开北宋历史研究的一代先河，奠定了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又是一家独断之学，比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逻辑性，同时，对历史的认识有更多深刻见地；其作为本朝人记本朝事的当代史，体现了其不凡的史学见识和史学才能、敏锐的政治头脑、仗气直书的胆魄和献身史学的热情。而中国史学史上，象《东都事略》这样一百三十卷的当代史屈指可数。南宋产生了很多以北宋历史为内容的著作。但采用纪传体的仅《东都事略》一书，因为在内容编排上不仅要有逻辑性，而且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东都事略》并不拘泥于纪传体已有的程式，是灵活运用纪传体的典范。

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读史管见》、《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就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

在记录宋朝历史的著作中，除了纪传体的《东都事略》外，仿照《通鉴》体例而续编修书人很多。其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孝宗年间修成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是成为研究北宋历史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长编》取材广博，而所引之书中多有亡佚，所以在《长编》中保存的佚书史料研究北宋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南宋叶适对此推崇备至，他说：“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今唯《续通鉴为然耳。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水心集》卷12）。《长编》是继承并发展了《通鉴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编著《通鉴》时，遇到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就在《考异》中胪列异同，说明自己采择的依据和理由。李焘撰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取舍谨慎，考证详密，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编年体著作还有专门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历史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后来还出现了收录以上几种史书内容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为集大成者。

南宋图书出版产业持续兴旺，出版文化高度繁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从现存南宋刻本书籍，可以看出南宋中央和地方官府、书坊、书院、寺院和家塾等都从事雕版印刷，刊刻了众多书籍。学界讲宋代的刻书机构，一般都沿袭版本学的说法，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其中官刻由政府主持，由于政令所出不同，又分中央官方出版和地方官方出版。中央官方出版通常根据皇帝的诏令，由秘书省负责编辑修撰，国子监等国家机构执行。地方官方出版则由公使库、各使路司、各地方官署主持出版。官方出版主要是针对一些关乎国家统治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图书。南宋以文治国，对待图书出版尤为重视。首先，对正经、正史进行了集中出版，对律法、医药、文学等图书进行刊印。同时，下达了一系列禁书诏令对私刻、坊刻的图书出版进行限制。此外，从图书出版发展情况而言，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之下，盗版和侵权问题日益严重，对此官方也颁布文书，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南宋在对图书出版的管控较之前代更为进步，且具有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性，诸多措施在出版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南宋私家刻书的规模有很大发展，地域分布广阔，刻印数量也大。有些书坊专门接受委托雕印业务，刻印和售卖书籍。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印刷出售。还有的坊肆主人本身就是藏书家，而且兼事编撰、刻印、售卖业务，集编撰、出版、发行于一坊一肆之中。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杭州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随着南宋刻书出版业的兴盛发达，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宿白曾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种南宋著名的私家书目著录的刻本书的刊印地点做过统计，晁、尤二目著录的刊地合计不足20，赵目超过30，陈目更超过60。《直斋书录解题》共著录图书3096种，标有刊地的175种版本仅占其中的5%强，统计出这60余个刊地，已遍布南方大部分路、州。张秀民考得南宋刻书之地近200处，在《南宋刻书地域表》中列有183处。两浙路的刻书出版业非常繁盛，这与该地区的地位密切相关的。两浙地区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是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南宋都城临安有刻书的传统，而且质量上乘，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宋室南迁杭州之后，大批刻书工匠南迁。宿白统计，大约孝宗以后，约12世纪末叶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时，使用了160余人的刊工。而同时，绍兴府刊刻分量较多的《毛诗正义》用了30多人的刊工，湖州刊刻版数差不多的《北山小集》用了27人。两浙地方刻书地区有临安和绍兴、吴兴、台州、衢州、婺州、明州、平江府、镇江府、湖州、严州、台州、象山、余姚、括苍等。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州府、军的所在地，也有偏僻的小县。南宋时期刻书出版在两浙地区得到普遍发展。

南宋时期，除伊斯兰教之外，主要宗教教派有四种，即佛教、道教、巫教、民间秘密宗教。南宋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布还局限在落籍和侨居广东和福建两地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中，基本游离于中国宗教主流之外；而民间秘密宗教则被南宋朝廷定为非法的邪教，在南宋初期即已遭到了残酷镇压，此后一直未能再形成大规模的气候。因此，南宋宗教的主流是佛教、道教、巫教。

南宋时期，佛教盛行。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约140年的时间里，很多皇帝都在皇宫内设置道场，也就是在皇宫内举行各种有关佛教的宗教祈祷活动。这些法事活动祈求的内容分为两类：一为国家，一为统治者自身。为国家祈求的主要是希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等；为统治者祈求的多是希望生者长寿，病者消灾、早日康复，死者超度、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等。皇室的信仰，带动了南宋时期整体对佛教的信仰及佛事活动的推崇。

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此时，杭州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有着“江南佛都“之称。据记载：“城内寺院，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城外尼寺，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当时，杭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南宋嘉定年间，朝廷还主持建立“五山十刹“制度，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其中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

佛教文化的繁荣，使南宋时期僧侣出现文人化倾向，集中体现在此时期高僧的禅诗禅语、颇具文采的高僧传以及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上。南宋的禅僧传自“镕众说以成文”的《禅林僧宝传》，到庆老《补禅林僧宝传》，以及祖琇的《僧宝正续传》，对高僧所处的时代、寺院状况及何因缘出家、开悟、修证、弘法的状况都有详细记述。禅宗大慧、虎丘二派以及杨岐派都有大量的禅僧诗流传下来，这时期的禅僧传呈现出了文人化的特征。南宋时期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也有时代特色。有代表性的是禅宗的顶相图以及用于记录佛事活动的水陆画。从南宋至元代，江浙一带的祖师画像非常盛行，这极大促进了禅画创作，并带动了各类鉴赏活动的出现。绘制这些画像的科仪、仪轨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南宋时的中国也吸引着外来僧人学习佛法，尤其是禅法。据《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逐渐形成了以径山寺、灵隐寺和净慈寺为中心，对中国佛教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乾道七年（1171年），觉阿率弟子金庆乘船入宋，到灵隐寺拜佛海慧远为师，觉阿在灵隐寺参学四年后回国传播禅宗，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广泛关注，这是日本第一位将禅宗传入日本的僧人，为后来日本禅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淳熙十四年（1187年），日本名僧荣西入宋，在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净慈寺深入参禅问道，领悟临济宗真谛，回国后大力推广禅宗思想，对日本禅宗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禅师住持径山后进入鼎盛期，日本名僧络绎不断地来拜师，其高徒众多，如圆尔辨圆、神子荣尊、及妙见道佑、悟空敬念等。圆尔辨圆和神子荣尊在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在灵隐寺退耕德宁的指引下，到杭州径山寺拜访无准师范禅师，在宋六年后回国弘扬禅法，同时还将中国的禅道、书法、建筑、绘画、茶等带回了日本，成为京都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并此封“圣一国师“。

南宋建立后，鉴于北宋迷信道教而灭国的惨痛教训，便在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罢天下神霄宫。六月，又下诏没收全国神霄宫的钱谷以充政府的经费。绍兴四年（1130年）十一月，又括借全国寺、观的田租、芦场。南宋朝廷为了筹措军费，也下诏出卖道度牒。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的统计，道士、女冠仅万人。道教的宫、观数目也减少。但由于这时国力羸弱，为求消灾免难，宋廷更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估。故高宗仓皇南渡后，即积极营建宫观，常去参拜。他于战败之余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绍兴十七年（1147年）又再度重修，并派专人主管。建炎元年（1127年），他效法宋真宗下令于江宁府建景灵宫；及定都临安之后，又于十三年，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次年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朝真君。绍兴十六年，高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之后又建太一宫、明离殿，还拨款作为道粮。高宗还常亲自召见道士，赐钱物、封号、官爵、道经。他任命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提举，这一作法为南宋诸帝所承袭。

孝宗赵眘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光宗在位时兴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宏大。宁宗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年），颁布《诰词》宣扬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理宗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加强崇道措施，为一些道派祖师以及道派首领赐赠封号。如嘉熙三年（1239年）赐号天师张大可“观妙先生”。封白玉蟾为紫清明道真人，特赐茅山道士易如刚“妙宝先生”，并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理宗对道书《太上感应篇》很感兴趣。绍定六年（1233年），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刊印，理宗书写于卷首，并由真德秀代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度宗即位之后，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

南宋道教除旧有的龙虎山天师、茅山上清、阁皂山灵宝派等符箓三宗之外，其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清微派，由天师道衍化而来的天心正法派，从灵宝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派。此外，还有白玉蟾所创的所谓金丹派南宗者。

宋代伊斯兰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穆斯林大多数是“土生蕃客”。同时，外国穆斯林仍在不断地向中国移居。北宋时期，穆斯林多在中原地区活动。南宋以后，随宋室南迁。很多穆斯林南下，浙闽地区穆斯林大量增加，杭州尤多。宋代穆斯林不仅人数比唐代多，而且在某些地区，例如在广州、泉州，形成一种势力，开始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他们非常富有，同当地政府来往密切。淳熙年间（1174—1189年）林仕任泉州知州，向当地穆斯林募钱建造战舰，加强海防。广州右武大夫（正六品）因羡慕穆斯林蒲亚里富有，以妹相嫁。广州刘姓穆斯林甚至娶宗室之女为妻，并做了个左班殿直的小官。宋代已有汉人改宗伊斯兰教。那时政府禁止“投充番户”，所谓“投充番户”是指汉人投入穆斯林之家，皈依伊斯兰教，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图逃避某些社会义务。

宋代穆斯林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包括海外贸易和舶货销售两个方面。他们或者自己直接从事海外贸易，或者招诱海外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南宋末年，泉州回回佛莲对外贸易每发海舶80艘。南宋对海外舶利依赖颇重。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二分之五。中国穆斯林还常常为大食各国商人代献贡品、代售货物，作为外商对华贸易的居间人。

宋代伊斯兰教的发展还表现在清真寺的修建上。泉州清净寺（俗称“麒麟寺”），一说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创建人是来自波斯湾锡拉夫的纳只卜·穆兹喜鲁丁。清净寺是一座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宗教建筑。据说在南宋末德祐年间（1275年—1276年），普哈丁修建扬州清真寺。

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中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有学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南宋绘画中的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艺美术的典范，成为后世画家争相仿效的对象。此时期艺术风格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承袭古老的传统。山水画家的代表人物是马远、夏圭，他们所描绘的是地方山水，飘渺柔和的景致，与北宋山水画家所画的险峻山水景致形成对比。此派画风出自宋高宗的画院，一般称“马夏”。

主词条：南宋四家

山水画仍是南宋时期重要的绘画类别。北宋时期，山水画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全景式山水构图已经非常完满。到了南宋，全景式山水格局演变成一种更加自然化和生活化的边景山水，由繁入简、由整体到局部、由宏大到诗意小品，笔墨表现上更加突出墨法的表现力。这种变革并非一蹴而就，但是在继承前人剪裁经营特点的基础上，真正完成这种边景式山水构图变革的画家是马远、夏圭，马远家学渊源，其父兄均为画院待诏。他擅画人物、山水、花鸟。山水画始承家学，后自出新意，构图多用边角形式，是南宋“翰林画院”中的佼佼者。夏圭同样擅画山水，属水墨苍劲一派。他喜用秃笔，下笔凝重。在构图方面，夏圭善于剪裁与美化自然景物，善画“边角景”。两人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他们和李唐、刘松年合称“南宋四家”，马远、夏圭两人也并称“马夏”。出现这种边景构图的原因，主要是山水绘画发展的结果，有人称之为“残山剩水”，认为是南宋偏安南方一隅的写照，也有一定道理。

南宋四家中的李唐经历了从北宋到南宋的过渡，其山水画风格既有早期在北宋画院时期复古风尚影响下的绘画风格，又有过渡时期寻求创新的尝试风格。靖康之乱后金军掠走了所有画作，在没有经典画作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李唐作为北宋画院的画师和前朝遗老，成为南宋绘画上的代表性人物。他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连接北宋山水画与南宋山水画之间的纽带，更是南宋山水画向北宋山水画学习的桥梁。至此，南宋的山水画再也不是出自宋初的“三家山水”（关仝、李成、范宽），而变为李唐的“一家山水”，李唐因此一人独领南宋画院的成熟新风，从而顺利完成了宋代山水画北风南下的传承发展。陈传席把李唐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北宋时期叫做“崇古”；南宋时期叫作“独创”。

南宋山水画大体源自李唐典型期的风格，并在李唐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呈现“李家山水”的不同变体。刘松年在绍熙年间为画院待诏，师从张训礼，而张训礼直接师李唐，所以刘松年系李唐一脉。《四景山水图》是刘松年师李唐最明显的代表作，描绘四时不同的山水景色。山石皆用刚硬的线条勾出外形，再用斧劈皴皴染，部分平面也和李唐一样淡墨横扫，棱角分明，形体方硬。远山依然墨线勾出山形，淡墨横擦略施斧劈，显得清丽秀美。相对而言，刘松年山水画的风貌更像前期的李唐，稍往北宋靠近。但是比李唐南宋时期的山水画更加秀润细谨。

马、夏则是顺着李唐简逸苍劲的方向继续发展，水墨更加刚劲。马远《踏歌图》最能体现其笔力“刚劲”。山石先用刚硬的线条勾出外形，不加结构，细而长的大斧劈直接刷凿。长笔可刷大结构，短笔可凿小肌理。笔与笔之间自然留有间隙使山体的质感更加强硬。树干多用独创的“折枝法”造型，宁方勿圆的折枝与刚劲有力的山石树木相配合，略显瘦劲，后人多效仿之。此画给人以高远峭拔之势，虽然有“高远”与“平远”之象，但是与北宋山水画“巨嶂式”构图不同。体现南宋山水画普遍把之前无限天地的“宏观”视觉观念转变为“微观”的局部小景，这是因为丰富多变的南方山水使得山水画家自主的把描绘的重点落实到具体的景物，以突出它的精致细腻。

夏圭的《溪山清远图》也是南宋山水画水墨刚劲的典范。相较马远而言，夏圭用线方折、短促，很少有长线条。画树用短寸的墨线勾折，加上破点或者短线画叶，显得格外苍劲；山石的刻画也较马远更加苍茫淋漓，运用小斧劈、短条子、小破点等皴法短小但结构丰富，最后淡墨皴擦，拖泥带水且秀润一体。由于运用更多的水分，于是就更具有“水墨淋漓”的效果。其皴法为“拖泥带水皴”或“带水斧劈皴”。夏圭用笔虽然琐碎、率性，但山石结构丰富多变。远山用线定出山头结构，之后淡墨大笔擦染，覆上墨点。尤其是右半段江边远景，好比隔着江面上的薄雾眺望远山，清秀苍润。夏圭的绘画显然是将李唐南宋时期的山水画进一步推向水墨苍润，此后山水画创作者更加关注笔墨情趣对画面意境效果的表达与营造。

此外，南宋其他山水画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李唐的影响，而刘松年、马远、夏圭，大抵相当于李唐山水三类风格的转变。刘松年较“细谨”，相对接近于北宋山水画中的李唐；马远较“刚猛”，更胜于李唐自身的刚劲之气；而夏圭较“苍润”，比李唐更加秀润。所以说李唐堪称南宋画院“宗师”，对南宋山水画的影响巨大。他作为两宋山水画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跳出以往的范式与法则把山水画引向了另一片天地，是对北宋山水实现了一个高峰后的又一次重新思考。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把北宋完备的山水画创作范式带到了南方，将北方刚劲的山水置于南方秀润的画境之中创作出了刚柔并济，动静相宜，且“小中见大”的南宋山水画，但又不同于董源笔下的南方山水。

南宋时期禅宗画家辈出，以山水见长者有隆师、老悟、德止、若芬等。南宋初期一小部分禅僧延续李公麟白描画风，大部分禅画家向减笔、泼墨方向发展，至南宋中晚期禅画笔墨的疏简以及类型的多样化达到极致。南宋善画佛教人物者有思净、妙应、月蓬、法常、至叶、德源、梁楷、门无关等。以花鸟走兽闻名的画家中，善画梅者有惠洪、妙高、僧定、莹上人，善画竹者有惠洪、太虚、圆悟（枯崖）、铁鉴；善画墨葡萄的有因师与温日观；善画走兽者有智融。兼擅多科的画家有法常、梵隆、萝窗、了宗、仁济等。

另外，宋代具体时期不详者如下：工佛教人物者有慧、彦深、智什、圆悟（李时泽）、绍祖、祖莹、智叶、智平及弟子祖鉴；工写真者有童益；工山水者有智永小景、鉴微、称上人、智深、明川、虚己；工花鸟走兽者有择仁、鉴微、静宾、镜潭、慧舟、希白、真惠；诗书画兼能者有惟凤；各科兼能者有惠定、真慧、道宏、智源等。

南宋音乐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继承了北宋迁移过来的音乐种类与形式；另一方面是南宋地域本土音乐文化兴盛发展。宫廷礼乐、瓦肆勾栏民间音乐、杂剧、南戏以及琴学艺术等，均体现了这种历史继承性和地域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特点。这构成了南宋时期音乐文化的主要特征，也形成了它继往开来的音乐史特点。

北宋末年，宫廷外，民间音乐勃兴，教坊与钧容直等逐渐衰落。成熟的市民音乐、高超的民间表演艺术，对宫廷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有名的民间艺人被召进宫侍奉内庭。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内外交困加剧，掌管和从事宫廷音乐艺术表演的教坊竞被废止。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因金军大举人侵而撤消止。后再建再废，需要时由修内司教乐所从旧教坊和钧容直、衙前乐的乐工中召集一些乐工，甚至是少年乐工和包括“歧路人”在内的民间艺人，经短期培训后临时客串一下以应付演出所需。这些临时雇用的民间艺人总称“和顾”。至孝宗时期，和顾艺人占乐人的总数已增至近半。可见至南宋后民间音乐牢牢占据时代音乐的显要地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南宋的各类音乐形式出现了新的区别于北宋的变化，在音乐形式的发展、音乐表现的手段、音乐表现的内容等几方面也呈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可以说标志宋代音乐世俗化的音乐形式的兴盛及其规模化的发展，都是在南宋临安时出现并完成的。因而，这些变化和发展既是南宋临安音乐文化世俗化在音乐形式上的具体表现，也是南宋临安音乐文化世俗化定位的根本基础。

在南宋仅存半壁江山的社会背景下，除了音乐平民化外，士族阶层还发起了一股复雅思潮，有效带动了词化环境的产生及文化品格上的雅化方向发展。姜夔是复雅思潮的杰出代表、当时一代雅词的典范，并是拥有杰出才华的音乐家，他精通音律，其自度曲、琴曲及仿照屈原的《九歌》而创作的《越九歌》等，在体现复雅思潮发展方向的同时，还为其在音乐领域的创新开辟了道路。南宋文人所接触到的音乐形式主要有乐府、曲子、声诗、著词等民间的琴歌和歌谣，这些都是南宋文人在音乐创作上的主要形式。曲子和著词是音乐文学的主体，著词是当时酒宴上的文字类的游戏，曲子和著词都是当时音乐表演者歌伎演奏的。由于南宋王朝国力衰弱，宫廷中出来的音乐舞蹈人员促进了地方音乐舞蹈的发展。姜夔留给后世的有乐谱记载的音乐有琴曲多首，如《越九歌》十首及大量工尺谱的歌曲，这些作品中都贯穿着雅正中和的音响效果与审美情趣，并从中可以看出复雅思潮对姜夔音乐作品创作的影响。同时，又为后人留下附有旁谱的《白石道人歌曲》，包含着姜夔一生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充分体现了其音乐创作成就。

主词条：宋代书法

南宋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中成就不甚突出，无论是与北宋绚烂的“尚意”书风相比，还是与“复古”书风大兴的元朝相比，南宋书法都缺少鲜明的时代书风和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像陆游这样独出新意的书家凤毛麟角，对苏、黄、米、蔡书风的竞相模仿成为贯穿南宋书法的主线，如以赵令时、吴琚为代表的学米派。南宋延续北宋“尚意”的书风，书法成就更多地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面。很多名人的书简文稿都是书法艺术的佳作。但南宋偏安一隅，天下有识之士充满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忧虑，不能倾情于书法，所以有名家而无大家。

南宋书法历史中，赵构是一位绕不开的主要人物。他一生醉情于翰墨，倡导书法“复古”，借助古人的法规改变了南宋初期书坛低迷的状况。在他的倡导下，南宋书坛成功开启“书法复古”之风，书法上的实践和理论也都影响着主流书法的发展，甚至贯穿整个南宋书法发展历程在书法实践上，他临习各家所长，大力倡导书学活动，以学黄、学米、学唐人等作为上溯“二王”书法的阶梯，堪称全面学习传统技法的代表，晚年最终在“二王”一脉的书法上，自成一家。在书学理论上，同样倡导以“二王”为学书圭臬的复古观念，鼓舞了全国上下的学书思想，对南宋书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和凝聚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宋书法史是一部由文人学者与名宦士卿构成的书法史，而南宋中期则是最为典型与辉煌的阶段。其间书法名家，或以书法名世，或以诗词争胜，或以理学擅场，一时贤者云集，翰墨精彩飞扬。或书以人传，或人以书传。故有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吴琚、姜夔等名家，辅之以名宦、廷魁、儒行、辩论、文学、史学等才俊，构成一段值得张扬的书法史。南宋中期，刻帖浸盛，赏鉴流行。味晋品唐，传学讨论，学苏、模黄、习米的主流书风开始发挥作用，“淳熙四家”堪称典型。家法传承，相互观摩，写意、抒情、达性的基本调子终于形成，一代风气大抵如此。

南宋中期政治较为稳定，经济、文化较为繁华，随着政权的实质性转型和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孝祥的成长，一代人的书法创作热情高涨。“南宋四家”（张即之、陆游、朱熹、范成大）中四位就有三位诞生于这一时期。其中陆游，草书学张旭，行书学杨凝式，笔札精妙。代表作有《成都感怀诗卷》，笔画秀润恣肆，结字清劲可爱，豪气凌云，意境高远。其书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挥洒自如，与诗文相辉映。朱熹行、草书俱佳。传世墨迹多见于书信笔札。笔法从汉魏钟繇人手，兼学二王，笔法精熟，行笔圆润而有风致。其信札多用行草书，笔画粗细相间，遒丽多姿，结体绵密，行气通畅，起伏有致，形成了劲气内敛的风格。从技法上看，笔墨精妙，代表作有《书易系辞》《七月六日帖》。范成大是精于行草书，其书师法黄庭坚、米芾，尤其得力于后者。创作出入唐宋，有米芾笔意，圆熟遒丽，生意盎然。传世书迹有《西塞渔社图卷跋》《中流一壶帖》等。范成大之书极为流便，用笔流畅，章法一气行走。如其名作《北齐校书图》题跋，清婉秀雅，神完气足，用笔提按转折，中规入矩。其用笔轻重变化，字体大小配合，整篇和谐自然，飘逸古雅。此作与朱熹之作相比较，朱书苍劲，范书秀逸。

南宋中后期的书家，如张孝祥学杨凝式尚恬淡，范成大学黄庭坚尚开张，朱熹是学曹操书，陆游则不太注重法度的约束，文天祥则是纯以己意作书。从书法立场上看，这些书家都无提举时风之力，也无开宗立派的气度。南宋末的姜夔，规矩森严，有较正规的书法意识，但在南宋书坛上也无力挽狂澜之象。理宗即位标志着南宋王朝进入晚期。期间南宋国力衰落，文化不断衰弱，表现在书法创作的后继乏人上。因此，南宋书法在南宋晚期表现出风光难再的坠落。在缺乏才情之士而又书风不振、书艺式微的南宋晚期，张即之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特例，其以一代“写经圣手”和大字风流，得能书而名闻天下。其楷书严谨端庄，行书温柔典雅。其字体吸取了欧阳询的特点，即欹侧险峻又严谨工整，其大字榜书，取法颜字宽博方整，粗犷雄健，笔画粗细并用，时呈波折，流畅跌宕。其笔锋多样，运笔坚实峻健，笔势劲峭，结体生动明快，清爽不落俗套。张即之书法具有奇巧风骨，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张即之力挽狂澜，唤醒了当时颓唐的书法艺术，为革新南宋后期衰败的书法风气而奋斗，在当时的书法界有“宋书殿军”之称，为时人重视。在后世书论家看来，张即之还是一位“笔法授受有传”的重要人物，前承乾道名家，后启赵孟頫以下。

张即之而外，南宋晚期的书法名家如魏了翁、葛长庚、陈容、赵孟坚、文天祥等，虽然在早期书法史著述中多不享专名，但后世影响则不容忽视。南宋晚期，有关书法的学术与理论，有着与书艺发展进程的不同轨迹，表现出相对”兴盛”的局面。比如，刻帖依然在较大规模地进行着，《兰亭》刻本的收藏、翻刻与著录、研究进入高潮，书法史著录之书迭出。王应麟、周密等博学多才、入元不仕的人物的出现，为南宋时代画了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句号。而几乎同时，作为宗室子弟的赵孟頫，却北上大都出仕，继而张起了元代书法的大纛。

南宋雕塑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造型写实，有时代特征。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然而战争与防御一直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故在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中，最明显地表现出造像工匠对于将军武备的重视。绝大多数武将的铠甲兵器，都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这种写实的功夫，为历史石刻武将中的佼佼者。但是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对收复失地的无望心态，以及缺少悍将的江南，武士文相、北人南相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因此石刻中的武将都是一副儒将之风，内文外武，心文形武，是石刻武将的一大特色。由于南宋一代，士大夫更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文臣，多心怀惴惴，谨慎低调，表情含蓄，慈祥和蔼，表现了文臣士大夫很高的内涵和修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格意识和审美标准。采坑史守之墓道文臣，蓄山羊胡子，温文儒雅，谦逊和蔼，形神兼备，更传达了这一时代特征。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瑞兽，无一不给人以驯服温顺的感觉。南宋式的稳定安祥是一种时代性的象征。所有的猛兽烈牲排斥于这个时代的审美之外。故其造型，装饰性大于自然形态，然在技术处理上，却静中有动势，粗中见细腻，刚中有柔意。

南宋石刻刀法细腻，雕刻如塑。东钱湖南宋石刻在雕刻工艺上不留刀凿痕迹，追求塑像的细腻效果，这是在“写真”指导思想下的产物。以福泉山无名氏墓道石刻中的文臣最有代表性。石像的细节部分用高浮雕、镂雕、透雕等技法的综合运用，表达了所塑造的对象的某些细节，给人以真实的厚重感。如燕子窝石马及鞍具的雕刻纹饰，都令人叫绝。在人物衣褶带纹的线刻中，石刻白描力求表现质感和厚度，忠于造型的真实性。但是在真实之中，却有洗炼的概括，衣褶组织粗中有细，简中存繁，干脆简洁却有回味之处。并非所有的处理都一一与实物对位，在纹样的装饰中，石刻手法十分大胆，瑞兽的形体常常被局部抽象变形，雄虎的花纹以云状或者叶状纹，这种突破常在不经意之处，却具艺术的魅力。

南宋的石刻还中规中矩，力避张扬。衣冠甲胄，皆合记载。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不论是文臣的衣冠，或是武此的铠甲，大至形制，小至花饰纹样，都可与有关历史记载一一对应，严格采取写实的态度。比如文臣头戴的进贤冠、冠顶的梁数所表现的阶级官品，所着的右衽宽袖长袍，束带，袍下露裳（袍）蔽足，脚上所登的厚底浅帮的云头履，胸前垂曲领方心，双手执笏。武将的缨盔披甲、护袖、护腿、以及由革带索定的胸前横贯的勒帛丝绳，和腰间所围的护腰，包括甲胄的皮编铁镶，均符合当时的格式。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的所有姿态，均采取为仪仗拱守之势，无一出格表现。东钱湖南宋石刻的纹饰细节，皆合自然。人物造形中，文臣的衣纹全部是垂挂纹，武将为扎挤纹，绝无飘动、抻拉的表现。所有的人物均采取静态的姿势，静态所造成的肌理表达人物内心的平和单纯，心无旁鹜，气沉丹田的形态。然而匠人在细节处理中，常常于绳结、花纹中，融入灵动的心机，使静态之中潜藏动的内力。在东钱湖南宋石刻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墓庐、牌坊上的石质构件。下庄省岙史师禾墓道的石牌坊，不论是结构、柱式，还是博风、悬鱼、斗拱、瓦当，都符合北宋的《营造法式》，也成为《法式》在南宋贯彻推行的证明。

南宋雕刻风格分期明显，各呈时代特征。以越国公史诏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早期风格（约1120—1190年）。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越国公史诏墓道、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七坑墓道石刻、龙首山石刻、排祭岭岭脚石刻和姑野岙石刻。这一时期正值南国立国初期，百制初创，社会节俭，石刻以简朴风格为主，造像自然少刻意雕琢，墓道形制不大，有较强的民间化色彩。以丞相史浩墓道石刻为代表的南宋中期墓道（约1190—1220年）。此期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浩墓道、修职郎史若湛墓道、齐国公史渐墓道、中散大夫史涓墓道，此期为南宋中兴时代，社会风气积极上进，士大夫各尽职守，谦和低调。石刻风格也节俭朴质，少铺张，造像神态清和淡泊，文臣表情宁静若思，武士有儒雅之气，石兽忠诚驯服，但规制已经表现出铺排的倾向。以丞相史弥远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晚期风格（约1220—1280年）。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弥远墓道、兵部尚书史弥坚墓道、通奉大夫史宾之墓道、郑国公史弥忠墓道、司封郎中史弥巩墓道、兵部尚书史宇之墓道、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墓道，以及表现于福泉山墓道石刻、忠应庙石刻、洋山村石刻、官葬河头西岙石刻、前夹岙石刻、刑部尚书余天任墓前石刻、赠少师高闶墓前石刻、仇墓前石刻和丞相郑清之墓道石刻等。此期南宋经济繁荣奢华，社会心态偏安自得，表现在石刻风格中，比中期有明显的奢华意识，刀法装饰，雕琢工细讲究，用材除取当地梅园石、光溪石外，有外地的类太湖石采运。造像神态平庸自得，文臣武将仪仗性强，缺少表现心理的内涵，石兽讲求气势，多昂首而有不可一世之势。

南宋石刻的民间化倾向越益明显。东钱湖南宋石刻就地取材，基本上为梅园石或者光溪石。这两种石材都出产于鄞州区境内，是当地民间主要的建筑石材。南宋石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利用整块石材的时候，基本以原石材的形体为依据，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因此有些石质造像虽然纵横不成比例，但是整体观之，仍浑然一体，并无异样。这种随物赋形的传统，得益于民间工匠的经验，既体现了崇尚节俭的民间精神。东钱湖南宋石刻还显出民间工匠手艺的特点。民间匠人在审美上的灵动与幼稚的匠气，都在这些石刻中、尤其在动物的造型中得到和谐的并存。

石刻群的南宋葛道石刻为中国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的墓道石刻遗存，这些文臣武将石像最高达3.5米，刻画写实生动，衣纹、盔甲精致细腻；石羊。石虎、石马或蹋或立，敦实安详。刚柔相济，就连马鞍上也刻满了花草云朵。海涛鱼兽等纹饰，工艺逼真，雕琢精细，反映了南宋时期高度成熟的写实主义风格。在南宋史上，由于绍兴的“宋六陵”是临时性墓弊，不设立石像生，使我国从秦汉至明清的墓道石刻史出现断层，东钱湖南宋石刻弥补了中国南宋时期美术史、文物考古史、雕刻艺术史的空白。为研究当时的民俗、服饰。艺术，典章制度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宋的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

指南针发明出来后，很快被应用于航海事业，《萍州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关于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描绘了北宋晚期的航海活动。南宋以后，指南针逐渐取代天文导航，成为主要的导航方法，赵汝适《诸蕃志》谈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吴自牧《梦粱录》也说“风雨冥晦，惟凭针盘而行”，反映了指南针在航海中作用的提高，促进了两宋航海贸易的空前发达。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晚唐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北宋时发展起来的印刷业，南宋时更加发达。宋朝用科举选拔文人执政，学校的建立和书籍的印刷流通，都成为应举得官的迫切的需要。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南宋的官府、官员和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的印本，号称“监本”，印刷技术较高。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印书极多，并销行到海外。现存南宋印本书籍证明，当时的印刷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印书纸的制造，逐渐在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四川广都生产楮皮纸和竹纸，专用来印刷图书、簿籍。成都和徽州、池州、平江府等地造纸业的发展，仍然集中表现在讲求纸张的精美，制造多种精致的笺纸，供文人书写。

南宋朝廷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在唐代的基础，又有了新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对日蚀、月蚀、慧星等观察与记录尤为详尽。南宋天文台设在今杭州吴山上。《宋史》卷52《天文志》载，北宋日蚀记录了八十一次，南宋记录了六十次。在南宋的六十次记录中《金史》未曾记录的有4次，可见南宋太史局天文院观测与记录比较齐全。

南宋时期的历法较北宋也有了很大进步。南宋自绍兴五年（1135年）至祥兴二年（1279年）共行用11部历法。其中《纪元历》是北宋制定的历法，《宋史》在南宋部分只记载了其余7部历法：《统元》《乾道》《淳熙》《会元》《统天》《开禧》《会天》。前四部历法使用的《崇天历》的计算方法，而《开禧历》则使用了《纪元历》的方法。无论食分还是食甚，《统天》等三历的推算都好于《统元》等四历，尤其是《开禧历》达到了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历法《纪元历》的日食推算水平。虽然《统天历》之后的历法使用了更为精确的基本天文常数，但《统天》等历法使用了较《崇天历》更优秀的《纪元历》交食算法，对计算精度的提高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这十一部历法之中，只有《统天历》有较多创新之处。其他历法仅在天文数据和和表格测算上有所突破。《统天历》是由生活在孝宗、宁宗年间的天文学家杨忠辅主持创制的，是南宋第一部建立在系统、精密天文测量基础上的历法，在当时世界上也算是最为先进的历法。它有三个主要特点：①使用较精密的回归年数值365.2425日，与回归年仅差26秒，精度与400年后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采用的回归年数值相当，取代了在中国使用了长达七百年之的祖冲之测量的回归长度（365.2428日）；②认为回归年长度不是常量，古大今小。因此，历法中使用斗分差来校正，按照现代理论表达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198781—0.000006138t式中t的单位是百年。即每过一百年，回归年的长度减少0.000006138天或半秒多一点；③反对把历元同所谓的开天辟地之年相联系，而仅将其视为有关历法问题的起算点，而且还反对牵强地追求一个庞大积年数的统一起算点的做法，而是以多起算点的、直接与天合的实测历元法取代。他取消上元积年，采用截元术。但为免遭保守派的反对，仍虚立一个上元。杨忠辅的这三项重要改革，为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所继承。此外，他所使用的岁差数值和五星会合周期比前人精密。

南宋理学家蔡发“于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说无所不通，而皆能订其得失”，他以客观唯物的观点，打破古代“天动地静”、“天园地方”的神权说法，集中国古代学者、观察天文星象之大成。以一千个日时，观察天象和地动，发表了《天文星象总论》，精确地阐明了地球、月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规律，与当今科学的认识完全一致，不但在时间上比西方的哥白尼早四百年，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一定水平。因中国封建社会不重视科学，故被西方人取代。他所著的《地理发微》《河洛发微》两书以《发微论》进入四库全书。

南宋天文学家黄裳所绘的《天文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张具有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在天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天文图碑分两部分：上部为一圆形全天星图，比较详细地描绘了天体形态，重点绘出了内规、外规、黄道、赤道、银河等内容，几乎涵盖了宋以前中国古代的所有天文学知识；下部为《天文图说》，正确解释了地体、北极、南极、赤道、日、月、黄道、白道及现象。此图是根据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观测结果，由黄裳于南宋光宗元年（1190年）绘图，王致远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刻制而成的。全图共刻恒星1440颗，银河带斜贯星图。欧洲直到15世纪才绘制出类似的星图，但著录在星图和星表上的星数也仅有1022颗。黄裳《天文图》是宋代天文学发达的标志之一，受到当今世界科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赞扬了黄裳的《天文图》，他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文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没有。”李约瑟评价黄裳绘制的《天文图》比欧洲领先300多年，称他是著名天文科学家。

宋代地理总志的编纂蔚为大观，有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和南宋《舆地纪胜》及《方舆胜览》共五部。这一时期的地理志书不管是在体例编排还是在内容设置上都达到了我国地理志发展的成熟阶段。进入南宋以后，地理总志的发展有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经邦纬国总体原则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人文特色的书写。其变化具体体现在编纂思想、人文要素的突出、编纂者身份的变化三个方面。

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自小博学多识，尤其精通地理方面的学问。他认为以往的地理书籍虽然众多，但大多只是考察山川的地貌特征，对比山川的差异与不同，再者就是考察南北的地质运动等等，浅显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王象之自嘉定元年（1208年）起开始着手著书，他在借鉴参阅李吉甫、乐史及王存等人书籍的基础之上，综合长年收集的大量地理书及郡县图经，开始编纂《舆地纪胜》。《舆地纪胜》囊括了当时南宋境内郡县的风俗习惯，草木山川，杰出的人物，奉公守法的官吏，古老的传说以及诗章文翰等等内容。与过往地理志相比较，《舆地纪胜》在编撰结构层面，突破了传统束缚，大胆革新，划分为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大门类，并根据具体的内容灵活地增减门类，这使得地理志更加丰富全面。在内容层面，他在《舆地纪胜》中加入了人物的介绍，并将其细化。大量人物的加入使得生硬呆板的地理内容，变得富有生机与活力，这彰显出中国旅游地理文化的人文内涵。总之，《舆地纪胜》结构完整丰富，内容充满人文色彩，语言流畅生动，其在结构、内容与语言方面均有所创新发展，对后世地理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舆地纪胜》还保存了宋朝大量的人文地理资料，为后世研究宋朝人文地理提供了充足翔实的史料。

作为南宋后期出现的一部历史地理总志，《方舆胜览》在体例上全面升华了以往正史地理志、图经、地方志的编纂特色，形成了独具人文特色的体例框架。《方舆胜览》的结构十分明晰，不管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其宏观主要体现在对结构框架和写作手法的编排。祝穆将南渡后的疆域按照路、府（州、军、监、关）、县三级行政区来提纲挈领的论述，但是已不再单独论述各县详情，而是将一府作为一个整体，从“建置沿革”和“是要”两大方面来综合论述。“是要”各门类内容征引有据、解说有依。“建置沿革”综述一地之地理方位、星纪分野、行政建制名称和区域演化、所辖郡县等。为避免内容重复，祝穆还广用“互见”、“同上”等手法；微观主要体现在：祝穆在编纂时在细节上做了十分恰当的处理，对连续多次出现的同一人物，用代指。某些门类特注“不详”而非“阙”。祝穆还对有异议或存在长久误读的地址、古迹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

《方舆胜览》的编纂体例往往被认为是沿袭了《舆地纪胜》，但《方舆胜览》一书在体例的设置上有很多鲜明的特色，这其中不乏祝穆的首创：祝穆编纂时因地设门。《方舆胜览》体例的设置不墨守成规而是切合当地实际，其地域特色性或由政治原因，或由风俗，或由民情，门类有增有减。全书最鲜明的体例特色性设置当推卷五十成都府路成都府，在这一章的设置上祝穆可谓是独具匠心用意之深，甚至做到了自破体例；“土产”门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大胆创新；“四六”一门，独立书写。“四六”一门涵盖了之前的形胜、山川、风俗、教化、土产、人物等。总之，祝穆独立撰写的“四六”一门是对一府历史地理状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放于每卷之尾起到了画龙点睛之效。总之，《方舆胜览》一以贯之的是祝穆渴望国家统一的核心思想和对当时社会市井生活的主观认同。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各地政治、经济、人文的全面记载，尤其是对海外贸易和各地民俗风情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宋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在中国地理总志的编纂体系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堪称典范。

南宋陈旉所著的《农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他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陈旉在《农书》中首先提出了土壤肥力论等多种土地的利用和改造之法，并对搞好农业经营管理提出了卓越的见解。稻麦两熟制、水旱轮作制、“耕杷耖”耕作制，在南宋境内都得到了较好的推广。植物谱录在南宋也大量涌现。《橘录》是中国最早的柑橘专著；《菌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菌类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比欧洲要早300多年；《梅谱》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梅花的专著。

南宋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杰出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与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比西方早五百多年。另一位杰出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中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杨辉对级数求和的论述，使之成为继沈括之后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人。杨辉发明的“九归口诀”不仅提高了运算速度和精确度，而且还对中国珠算的发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约瑟把宋代称为“伟大的代数学家的时代”认为“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

南宋是中国法医学正式形成的时期。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三百五十余年。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中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南宋是中国针灸医学的极盛时期。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两书，皆集历代针灸学知识之大全，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南宋腧穴针灸铜人是针灸学上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陈自明所著的《外科精要》一书对指导外科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是著名的妇产科著作，直到明清时期仍被妇科医生奉为经典。朱瑞章的《卫生家宝产科方》，被称为“产科之荟萃医家之指南”。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和刘日方的《幼幼新书》，汇集了宋以前在儿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儿科学著作。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专书。

南宋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南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宋王朝虽然先后被同时代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征服，但无论是前金还是后蒙，在其思想文化上，都被南宋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所征服，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10—13世纪，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时战时和、时分时合，使以农耕文化为载体的两宋文化迅速向北扩散播迁，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深受南宋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对南宋文化的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先进的南宋文化，使其从文字到思想、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均呈现出汉化趋势。南宋文化改变了这些民族的文化构成，提高了文化层位，加速了这些民族由落后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进程，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

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南宋初期的民族关系表现出重北轻南的特点，即与北方西夏政权以及金政权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重点，与西南诸边疆民族政权的民族关系则以政治上的相互提防与经济上的互市贸易为主要表现形式。

两国外交内容详见“外交”目录下金朝

金政权是由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建都立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分别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宣和九年（1127年）灭辽、北宋，由此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化进程不断加快。

在政治上，战和关系是南宋建立以来贯穿宋金关系的主要线索。这种或战或和关系是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变化。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间，宋金大小战争无数，但无论双方力量对比如何，贯穿始终的是双方统治者对和议的倡导。因而和好时间占据大部分。其中，宋高宗时期的宋金民族关系以《天眷和议》、《绍兴和议》的签订为分期，以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为依据，表现为从宋弱金强向双方势均力敌的转化。

南宋初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针对如何处理与金的关系，南宋朝堂上下还展开了激烈论辩，此次论辩分为战、和两大阵营，朝臣各抒己见，力求为南宋与金的民族关系走向提供建议。其中，李纲作为开国宰相，是坚定的主战派代表，强化夷夏之辨，主张“仇雠之邦，勿复遣使”，反对议和，但因“外国不可责以中国之礼”是宋高宗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李纲不久被罢相。

南宋初年金军的大肆进攻使宋高宗及一些大臣患上了“恐金病”。他们以苟安为幸，以和议为恃，耽于享乐。这种屈辱求存、偏安一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有识之士强国抗金、自立自强的愿望。孝宗继位后，图恢复，励武备，符离之败让南宋君臣又一次陷入绝望之中。韩侂胄为转移“庆元党禁”的矛盾焦点，妄开边衅，误国害己。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中，汉族和女真族民族关系政治上的特点是屈辱“和议”下的相对稳定。由于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宋金之间战乱局面基本结束，南北对峙局面初步形成。由于南宋统治者奉行对金妥协的政策，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始终在屈辱“和议”的阴影下，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对金的战、和、守是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

在经济上，宋金民族关系的变化从设置在边境的榷场废立为标志。从时间上来看，宋金榷场的设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绍兴和议之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年）到海陵王准备南侵的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隆兴和议订立之后的隆兴二年（1164年）到宋朝开禧北伐的开禧二年（1206年）；从嘉定元年（1208年）嘉定和议订立到端平元年（1234年）金朝灭亡，这三个时期是两国榷场贸易发展迅速的时期，而这三个时间段之间的历史时期则是因为战争而造成的贸易中断。

随后南宋政权于南方兴起，其经济政治中心受战争影响而逐渐南移，金与南宋的战争持续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此阶段，双方的榷场贸易受战争及外交关系影响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皇统二年（1142年，绍兴十二年），金朝方在边境处建立榷场开始进行广泛的榷场贸易。金方面设置的榷场有泅州场、寿州场、颖州场、蔡州场、唐州场、邓州场、息州场、风翔府场、秦州西子城场、巩州场、洮州场以及密州胶西场，至此金与南宋榷场贸易正式进人发展阶段。从第二时期而看，双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榷场贸易发展较为稳定。《隆兴和议》签订后，南宋与金双方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双方经济贸易恢复，各地榷场重新启用。故这一阶段双方榷场贸易总体呈上升发展趋势。在此阶段，金宋双方不仅开设榷场数目较多，并且榷场贸易额以倍数扩大。

南宋于开禧二年（1206年）发动“开禧北伐”致使金宋又陷入战争状态，双方榷场亦受战争影响而暂时关闭。随着南宋北伐失败，金宋议和双方达成“嘉定和议”，作为双方和好重要标志的榷场贸易又恢复了。嘉定元年（1208年）八月，南宋方面请求按往常设置榷场请如旧置之，金朝于是在唐州、邓州、寿州、泗州、息州及秦州、凤州等地开放榷场。秦州榷场于嘉定六年（1213年）为宋兵焚毁，嘉定七年（1214年）因宋人所请，又重新恢复，进行正常贸易往来。金国方面在此次和议后所恢复的榷场数远不及之前两次战争后恢复数目，由原来的“倍于宋”减少到仅余八处，蔡州场、密州胶西场、巩州场、洮州场没有被金国恢复，其中巩州场与洮州场早在大定十一年（1177年）被金国关闭，陕西沿边榷场只留一处。由于巩州、洮州地理位置特殊，北邻西夏南邻南宋，金军因恐西辽与南宋勾结而关闭榷场。密州胶西场位于山东境内，在金末深处红袄军活动范围内，此地榷场贸易亦无从恢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双方榷场贸易已经走向衰落。哀宗为了扭转四面受敌的处境积极与南宋议和，无奈宋人拒绝议和并联蒙灭金，金国最终无法避免被灭国的命运。金宋榷场贸易也就随着金的灭亡而彻底宣告结束。

具体内容详见“外交”目录下西夏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夏战争、辽夏战争中西夏的胜利使西夏政权实力不断发展壮大。金起而灭辽、北宋后，西夏逐渐臣服于金。正因如此，宋高宗时期的宋夏民族关系受南宋与金关系的影响，呈现出因时而变的波动性特征。宋高宗时期，宋夏臣属关系解除后，北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宋夏关系被金夏关系所取代，受金大国威势影响，西夏采取“依金扩张”的政策，宋夏双方虽未出现正面冲突，但宋高宗联夏抗金目标从未演变成现实，一直到西夏灭亡这种战略都未实行过。

溪峒民族广泛存在于南宋西南羁縻州县之外的地区，包括湖南、广西一带，并与大理国和交趾国接壤。其中的主要民族是壮族，南宋朝廷称之为“生蛮”，其生活区域被称为“生界”。绍兴年间，西南地区相对稳定，宋高宗政权极力实现溪峒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琴州溪峒杨进颐等率族属归生界五百余户、疆土三百余里，献累世所造兵器及金炉、酒杯各一，求入觐”。但虽然南宋朝廷在西南地区一直推行绥靖政策，以维持生界内外的稳定为首要工作，但溪峒民族有时利用汉人意识里的生界之别作乱，如绍兴八年（1138年）的骆科、乾道元年（1165年）的李金，南宋朝廷主要通过分化和安抚的方式平定叛乱。但对于南宋朝廷来说，维护溪峒地区稳定的出发点仍是以租赋来区分族群，从而实现溪峒族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嘉定七年（1214年）三月十六日，臣僚上言：“夫溪峒专条，山徭、峒丁田地并不许与省民交易，盖虑其穷困无所顾藉。今也州郡悉听其与省民交易，利于牙契所得输税可以资郡帑泛用。而山徭、峒丁之丁米挂籍自如，催督严峻，多不聊生，反引惹生界出没省地。”

南宋朝廷还加强了对岭南溪洞地区的行政管理，调整诸州的区划与设置。“静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江寨、武阳寨与浔江、文村、茶溪、临溪四堡。宜州有高峰寨、带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镇宁寨。州有横山寨、温润寨、太平寨、永平寨、古万寨、迁隆寨。钦州有如昔寨、抵桌寨。琼州有宝西寨、西峰寨、延德寨。万安军有万全寨。吉阳军有通远寨。”戍守的有官兵、有峒丁、有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监、或知寨，或一寨派二官管理，根据寨的大小来定。寨统领着担任土官的世袭酋首，又隶属于提举。诸寨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化外的安定，因此，“法制不得不少宽，威权不得不稍重。”

此外，宋王朝在积极用边之时着意推进生蛮归化进程。南宋时，生蛮多与省民交接，为了稳定边界，“禁民毋质徭人田，以夺其业，俾能自养，以息边衅”。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十八日，臣僚上言：“泸、叙皆接蛮夷，叙州管下石门、马湖生蛮许赴官中卖蛮马，优支价直，本以恩结，而设官驻兵捍御，乃为威伏。”南宋政府要解决买马问题，必然要面对生蛮，因为生蛮产良马。为了不致生事，扰乱边界，南宋王朝在西南各地设置买马司，并广置寨，明确生界区域。

泸叙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南缘，生活着许多各不统属的少数民族，与宋王朝时和时战，这些少数民族的族属，据学者之研究主要分为乌蛮与僚人。南宋147年有效统治时间内可考之泸州知州则可达46位，与泸州地位的上升紧密相关，乾道六年（1170年），“以泸南为潼川府路安抚使，俾得刺举一道，自是权任益重”帅司所统，包括泸州、叙州等原潼川府路所辖十五州府，前后皆以“名臣”任之，为泸州在宋代政治地位之顶峰。

政治地位的上升带来了驻军的增加，当时的泸州“帅边面千里，兵屯万计，张官布吏十倍于前”。因此在南宋时期，泸州还出现了军乱事件。光宗绍熙年间，知泸州兼潼川府路安抚使张孝芳意欲矫其泸州驻军一贯的不良风气，结果酿成军乱，自己惨遭杀害。这一事件一时影响颇大，给泸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以致于宋军调泸川所屯御前后军数百往讨之。除了军乱，夷汉之间的冲突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只不过远未引起高层的注意，譬如淳熙六年（1179年）叙州汉人与石门部人因交易发生纠纷，石门部人被杀伤三人，泸帅王卿月认为泸叙一带已久无战事，士卒已然骄堕，故命一面练兵习武，另一面对石门蛮酋晓以祸福，事件得以成功平息。又如淳熙十三年（1186年）马湖部与夷都部联合起来进攻嘉定的笼鸠堡，当时任四川制置使的赵汝愚急令封闭叙州市场，断了马湖部落的给养供应，迫使马湖部落“与边吏歃血，申立信誓，自今以后，永不犯边”。

与政治地位相匹配的是人口的大量涌入与贸易市场的大繁荣，南宋时代的泸叙地区成为宋王朝与大理之间贸易的重要桥梁，还形成了川滇黔交界地带一个区域贸易网络。当然政治上的强势以及经济的繁荣，则要求文化上的发展。北宋开边以后，泸叙地区呈现出文教事业较快发展的趋势，其表现一为州县学与书院的大量兴建，其二为知州的任者多为饱学文士（如史学家李焘、邵雍之孙邵溥，理学家魏了翁），其三则是泸叙地区在宋代走出了第一批读书做官的知识分子。随着宋蒙战争的爆发，泸叙地区人口的大量损失。人口的损失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原有的贸易市场亦不复存在，政治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已不再具有统领一路的地位，不仅治所三次变更，而且辖境则仅领“领县三”。景炎二年（1277年），神臂城失陷于元军，宋王朝在泸叙地区的统治结束。

南宋时，播州、思州（今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东部地区，重庆市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是杨氏，其族属为僚人，他们是唐乾符年间从泸叙羁縻州迁来的僚人。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南宋时期，杨氏逐渐强大起来，尤其在宋宁宗在位时，杨粲统一了纷争达七世的播州扬氏，打败了违盟侵地的杨焕，讨平南平夷穆永忠乱，打败了与播州杨氏长期对抗的水西闽族，败其于滇池（今贵州遵义、金沙两县交界的偏岩河），辟地七百里。对内则注意吸收中原和蜀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采用先进的农业工具，使播州的经济实力得到加强，并开始征收赋税，史书有‘赋于珍州’的记载。史载杨粲统治播州时“治政宽简”，实行不事苛求的开明政策，对于稳定社会生活，促进农业生产有着积极的影响；他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建学造士”，使播州地区文化教育得到显著发展，士俗大变。鉴于当时播州刚结束内乱，需要一支稳定的武装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承认。因此，杨粲非常重视治军之术，创建了一套“寓兵于农”的治军方略，“最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对这支武装，杨粲“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民两利，乐为之用”。

这套地方武装的组织和训练讲究实效的治军经验，被子孙后代继承下来，杨价、杨文之时，西蜀成为抗蒙的重要战场，播州的杨氏忠勇军、涅手军攻关守隘，杀敌致果，屡立奇功。被历任蜀守倚为左右手，成为南宋在西蜀战场抗蒙的一支重要力量。制置使彭大雅、四川宣抚使孟珙和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都倚靠他。余玠上任后积极抵御元兵入侵。杨价、杨文主播期间组织军民参与抗蒙战争，誓死效忠国家，积极抵御外族入侵。并根据川蜀地区的地形地理位置制定出御敌之策，即保蜀三策。上策为“北师若蹈无人之境，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莫若近司利、阆之间，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中策为“”今纵未能大举，莫若于诸路险要去处，建城隍以为根柢。”下策为“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三策中上策和中策皆取，认真防守重要关口，险要位置筑成防御。播州安抚使杨文向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献“保蜀三策”后，获得余玠称赞，采用中计并在战役中取得胜利。当时宋朝的积贫积弱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官军损失了三分之一，只得现招新兵，并依靠当时在今川南黔北一带势力较大的少数民族头领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才能保得住四川地区，不然则蜀地岌岌可危。

南宋时期，宋蒙（元）战争一直持续不断，中央王朝面临如此强敌入侵，其财力、物力、人力等已渐趋匮乏。播州军民在杨氏祖先《家训十条》的熏陶下，对于维护国家安定统一，忠于君王的宗旨一直铭记于心。故而，播州杨氏统治者率领军队在南宋王朝的对外战争中积极作战，为防御战争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为南宋王朝减少了部分财政支出，例如，出资，贡战马等，都为保障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作出了贡献。

主词条：宋朝外交

宋高宗即位之初，面临着金朝军事进攻，政局不稳，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外交成为重中之重。高宗朝与金朝外交议和的过程十分复杂，南宋政权经历了不被金朝认可，到与金朝扶植的伪齐并立，再到与金朝第一次达成和议，内容包括称臣、岁贡、金朝向南宋归还河南、陕西地，最终以称臣、割地、岁贡等屈辱条件与金朝达成和议。

自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即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期间的南宋对金外交运作频频失策：一为承认宋卑金尊，主动放弃外交交涉，一味屈己求和、卑辞厚礼。二为在乞和外交无望的情境下，仍主动并数次遣使求和，大多数使节被派往与南宋国家不对等的金朝军前（而非金朝都城），致使宋朝使节被扣留，并客死他国。三为主战为虚、主和为实，宋高宗朝廷力主与金议和的主题，而并未坚持以主战抗金来恢复疆土，甚至打击主战派，错失了军事对抗扭转宋金关系的机会。四为主动放弃北宋疆土和爱国仁人志士，削弱了与金外交的筹码。

宋孝宗发动隆兴北伐失败后签订“隆兴和议”。其中，南宋不称臣而称侄，不用金帝册封为帝，虽然仍有屈辱成分，但这是南宋在外交上取得的初步胜利。随后，宋金两国又恢复了往同的和平局面。在政治上，双方聘使往来不断，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聘使可分为正使和泛使两种，在固定的节日或重大事件时派遣的使节称为正使；为了处理双方的某些问题而临时派遣的使节称为泛使。按照出使政治目的的不同，正使可分为：贺登宝位国信使、报谢使、贺尊号使、贺正旦国信使、贺生辰国信使、告哀使等等；泛使可分为：通问使、报问使、祈请使、问安使、计议使等等。

虽然和议后，南宋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处于相对屈辱的地位，“绍兴和议”后形成的南宋皇帝起立、降榻、亲自接国书的礼节并未改变，这令宋孝宗十分不满，他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种不平等的状况。随后便多次派遣泛使到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地、更变受书礼，但是金世宗多次拒绝。尽管如此，南宋的外交斗争仍然取得了一些效果，在淳熙四年（1177年）以后，南宋在国书中不但不再注明金与南宋之间的叔侄关系，而且，国书中称“大宋”，对于南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嘉定元年（1208年）和议后，南宋朝廷恢复与金朝的正常外交关系，双方互派使臣贺生辰、贺正旦等礼节性的交往不断。嘉定四年（1211年）后，由于蒙古攻金，道路阻隔，宋金使臣往往有不至之时，甚至给金方的岁币也不能如期送达。随着蒙古成为金的头号金军，金对宋不再讲究外交形式上的礼节往来，免宋朝贺。但对金有经济意义的岁币，金军并未自动放弃。

蒙古的崛起后，当时在朝廷上流行两种主流观点。一些人认为用岁币结交蒙古即可；另一些人则认为蒙古崛起、金朝衰微是宋廷之忧。真德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此两种观点均从国家安危出发，但在是否继续给金朝岁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嘉定六年（1213年），真德秀激忤史弥远，被命差充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适逢金朝遭受蒙古围都，道路不通，使金不成。滞留边境的两个月中，他意识到金国的虚弱，献上三策，中策即为提请宋宁宗停止岁币。事实上，自嘉定四年（1211年）金中都被围后，宋金使介不通，宋金岁币就已经断绝。直至嘉定七年（1214年）金两次遣使往宋督积年岁币时，宋宁宗许可真德秀等人罢金岁币的请求，南宋正式罢金岁币。宋金之间的外交关系遂渐趋恶化，双方的正常往来开始瓦解。但在宋绝币后，宋金保持外交上的正常往来即使者交聘制度，说明了两国仍未决裂，仍处于对峙时期。但随着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南侵，宋金邦交关系破裂，使者交聘的外交往来断绝，南宋走上联蒙灭金之路。

靖康之难并未中断自宋徽宗以来宋丽关系的强劲势头，两国关系仍在维系。宋高宗在遣使求和金朝未果的前提下，产生了联合高丽向金朝施压的想法。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派遣杨应诚等人假道高丽以向金朝请求归还徽、钦二帝，实质上是希望联合高丽向金朝施压。

南宋初年，基于对高丽的拉拢以牵制金朝，南宋在对高丽外交上沿袭神宗、徽宗时期的优厚待遇，并允许高丽使节入境赴阙。建炎二年（1128年），高丽国得到入境赴阙的许可。宋高宗下诏给予高丽国使优厚的待遇，包括沿途经由州县守臣要亲自宴设高丽使节。十一月，高丽国使奉表谢罪，并得到高宗的召见。外交会晤后，高丽国使参加宋朝宫廷宴会，宴会环节为“客省官赐酒食于殿门外”。建炎三年（1129年），高丽曾遣使来宋，随同前来的还有宋徽宗派遣的内臣、宫女各二人。宋高宗与宰执商议后，认为内臣、宫女事系金军之意，故不予接纳。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运作情形。

绍兴元年（1131年），高丽请求入贡。南宋没有拒绝，并朝议遣使高丽以报聘，人选定为试户部侍郎柳约（从报聘、人选职官可以看出南宋试图以高规格来重建与高丽的外交互动），但未能成行。绍兴二年（1132年），高丽国王楷派遣尚书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閤门祗候沈起来宋，向南宋进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高宗御后殿引见，下诏命户部支金四十两，造金带二条赐惟清、起，答以温诏遣还。十二月，明州上奏高丽国遣知枢密院事洪彝叙等六十五人来贡。针对高丽使团，朝廷命起居舍人黄龟年接伴、吏部侍郎席益馆伴。第二年正月，朝廷下诏以法惠寺为同文馆，以待其至。后因高丽使“以入洋风败舟为辞”，未到宋境，这引起南宋朝野不满。高丽又紧接着派出使团，仍未能入宋，“行至洪州海上，遇风几覆，贡篚沾湿，不达而还。”直到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与高丽外交关系真正出现了转折。“高丽将入贡，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刘待举来。”牒文内容围绕着联合高丽对抗金朝，故高丽派遣持牒官来宋，不同意南宋的提议。这引起了南宋的不满。有宋人上奏札子指出与高丽外交无益，不应因循故事，允许高丽使至行朝。南宋朝廷因考虑到高丽不顺从己意，自然会倒向金朝一边，于是有了“朝廷惧其与金军为间”，不再准许高丽使节入境。至此，自宋神宗以来与高丽关系也告一段落。

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朝廷派遣主客员外郎谢亮出使西夏，以达成与夏国旧有关系。而西夏没有认真对待此次南宋使者。史书简要记载了其间的过程：“庆历后，夏国主尝以宾礼见使者，亮至，乾顺乃倨然见之，留居几月，始与约和罢兵。亮归，而夏之兵蹑其后，袭取定边军。”所谓“约和罢兵”实为虚文。

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又重提“通夏国为援”，并向朝廷上奏将与西夏国书“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常式即北宋与西夏君臣关系，敌国礼即平等关系。由此可知南宋迫切希望达成与西夏外交，不惜改变北宋时期一以贯之的君臣关系。同年，南宋再遣谢亮出使西夏。建炎四年（1130年），张浚又遣谢亮出使西夏，但西夏并无意给南宋提供军事支援，以对抗金朝。绍兴元年（1131年），南宋朝廷下诏称“夏本敌国，毋复班历日”。

宋孝宗即位后，于隆兴元年（1163年）命陈康伯等致书西夏。一为告知宋孝宗即位，二为缓和宋夏关系，约为旧好，勿忘齐盟，同心协虑，永为善邻，西夏对此未做出反应。夏仁宗在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附金和宋”的外交策略，夏宋使节往来在中断近二十年后恢复交往。据史载，淳熙十二年（1185年），宋孝宗得知西辽欲假道西夏以伐金的消息，遂密诏都统制吴挺与四川制置使留正商议，欲联合西辽抗金，后虽得之消息皆妄，但宋孝宗依然派遣吴挺结交西夏。吴挺结交西夏的策略无疾而终。

嘉定十二年（1219年）双方最后一次商谈联合抗金，“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军”，宋朝同意。但是次年宋夏两国军队“会于巩州城下”，是“攻城不克”。宋军又想转攻秦州，“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从”。于是各自罢兵，联合以失败告终。六年后西夏亡于蒙古。自南宋建立以后到西夏灭亡，两国始终没有重建外交上的朝贡关系。

南宋时期，并存着宋朝和金朝两大朝贡体系。南宋朝贡体系与北宋相比大为萎缩，北宋的重要朝贡国西夏和高丽都断绝了与南宋的朝贡关系，西域的西辽政权也未如北宋时期的于阗和高昌与宋朝保持一定的交往，不在南宋的朝贡体系之中。吐蕃也脱离南宋的朝贡体系。南宋对待诸国朝贡的态度也更为消极。对大理国，虽有战马贸易，但拒绝其朝贡，南宋对大理始终严密防范。见于记载的诸国入宋朝贡的次数十分有限。南宋为维护“中国”的地位，仍然以君臣华夷的原则规定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秩序，诸国入宋朝贡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交趾和大理在对宋交往时基本遵守宋朝的规定，在本国却行皇帝制度；南海诸国尊重南宋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并不关心甚至也不甚理解宋朝规定的政治秩序。

南宋在名分上仍将本国与大理的关系规定为君臣关系，张守所撰《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按照君臣之礼表述两国关系，称“臣仰被宠灵，俯深荣悸”，有“拱北之心”，“无思不服”，对于宋朝“乃属清台之课历，复同方国之赐书”，“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赐历日本身就是奉正朔的标志。洪适所撰《代嗣大理国王修贡表》中也以“拜章北阙”、“幸藩方之世袭，惟忠节以家传”、“夷蛮效职，闻盛德以皆臣”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和认识。但是，在实际交往中南宋并不希望通过频繁朝贡来强化双方的君臣关系，而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博马贸易，而不接受进京朝贡。

南宋“自五路既陷，马极难得”，“今川陕马纲不通”，有人建议“岭外于西南夷接境，有马可市，而大理特磨诸国所产尤多”。于是宋朝在广西横山寨设博易场与大理买马。绍兴三年（1133年）大理请求朝贡，宋高宗回答说：“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宋高宗的态度成为以后南宋朝廷处理大理关系的基本政策。绍兴六年（1136年），“大理国王段和誉遣清平官以马五百及驯象入献”，再次请求朝贡。宋朝只接受市马，不接受朝贡。大理自广西入贡不顺，曾“请道黎、雅入贡”，为孟珙阻止。南宋对大理始终严密防范。可以说，大理在事实上也脱离了宋朝的朝贡体系。

南宋与交趾仍保持着朝贡关系，且因西夏和高丽实际已与南宋断绝了朝贡关系，交趾实际上成为南宋最重要的朝贡国。宋高宗朝沿袭北宋的做法，仍对交趾首领实行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依次进封的制度。如绍兴二年（1132年）南平王李乾德去世，宋高宗追封其为南越王，册封其子李阳焕为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使大夫、安南都护、上柱国、交趾郡王。绍兴五年（1135年）李天祚即位，宋朝册封其为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等。宋孝宗改变这一制度，承认交趾为“国”，淳熙元年（1174年）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次年赐“安南国王之印”。南宋仍通过给交趾颁赐历日体现正朔所在。乾道四年（1168年）礼部说到，太史局每岁笺注历日印造后，“颁赐交趾国及内外臣僚”。这是每年的例行做法，庆元三年（1197年），宋宁宗特别下诏：“今后颁降安南国敕书、历日，于枢密院使臣内依名次差拨管押前去，须管依程限赴广西运司交割。”

对交趾入宋朝贡的态度较北宋消极。南宋一朝交趾朝贡29次，高宗、孝宗两朝占17次，只有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和乾道九年（1173年）两次被允许赴阙，其他都在广西交割。前者交趾贡使首次“许令赴阙”，此前“自渡江后来未曾遣使到阙”。此后交趾“乞入贡，朝廷辄却之”。绍兴三十年（1160年）交趾进驯象等，宋朝再令广西安抚司“只就界首交割”。此后只有乾道九年再次允许赴阙朝贡。而且，宋朝于乾道九年、淳熙三年（1176年）、五年、九年、十年对交趾人贡实行了“十分为率止受一分”，淳熙四年（1177年）的朝贡因交趾的特别请求改为“十分为率收受三分”。

宋朝南渡后，南宋和日本均努力推动两国海上民间贸易往来，以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南宋向日本输出丝织品、瓷器等，日本则向南宋输出黄金、日本刀等。两国都有大量海商寄居在对方国家。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宋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南宋禅僧搭乘赴日商船前去日本宣传禅宗文化，而日本禅僧则通过赴宋商船前来南宋学习禅宗。

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先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换、世俗等级界限的松动，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体现在开科取士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转化。

娱乐市场是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以多样化的市场形态，迥异于商品市场的特征，在与商品市场的互动中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其社会流动性与渗透力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临安独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市民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南宋时期临安休闲文化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主要体现在休闲方式多样化、休闲主体多元化等方面。

中晚唐之后，娱乐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休闲放松，而是偏向于以一种消费服务的方式开始发展，并在历代的商业市场上出现。在南宋临安，到处可以见到很多以谋取生计和收获利润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文化娱乐场所。这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或者是代表着娱乐市场从最初的发育走向成熟。当时一些著名的历史文献，例如士人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就对临安城所设立的商业娱乐场所以及相关娱乐活动，都作了详尽并且生动的描写。

“瓦子”“勾栏”等就是临安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性娱乐场所。吴自牧在《梦粱录》里面记载：“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而《武林旧事》还有一卷专门名为《瓦子勾栏》的内容，记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艺有五十多种，瓦子二十三处，每个瓦子又包含若干座“勾栏“。当时北瓦内的勾栏有二十三座。《西湖老人繁胜录》所列举的都城临安有名有姓的瓦舍多达二十五处，数量和规模均远超旧都汴梁，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到晚，全年不歇。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勾栏瓦舍因此成为都城临安娱乐业高度繁荣的象征。

临安瓦舍之于都民的娱乐意义不可小觑。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记录了五花八门的瓦舍艺术，如传学教坊十三部、钧容班、杂扮、杂手艺等。起源于汉朝的傀儡戏就属于杂手艺的一种，在南宋都城临安盛行一时。演出时，瓦舍艺人以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假托傀儡之口，将引人入胜的故事演绎出来，极具观赏性。南宋时期傀儡戏种类之多、技艺之精，是前所未有的。临安瓦舍发挥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为各类傀儡戏提供了集中展示的舞台，也让越来越多的都民领略其中的魅力。勾栏瓦舍，不仅是都民观赏表演的好去处，还是集关扑游戏、饮食买卖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这些专门性的娱乐性场所举行的活动，大大丰富了临安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并满足了市民追求精神享受的要求。

除了最主要的娱乐意义外，临安瓦舍还在无形中承担着教化的功能。譬如在瓦舍中最受欢迎的“说话”艺术，就常常能影响到都民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对于时政的看法，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某些道德观念。其中“小说”以“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为题材。说书人在跌宕起伏的讲解中宣扬劝恶扬善的道义，对于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都民来说，这一方式寓教于乐、易于接受。

主词条：南宋服饰

南宋人尤其是都城人在衣着方面追赶时髦、追求新颖稀奇，装束常变幻，极尽奢华与标新立异之能事，甚至由此招来服妖非议。南宋直领对襟背子流行，前襟散开，不用衿（用于系住衣襟的小布条）纽系节，谓之“不制衿”。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率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日“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眼角点粉，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称为“鹁角”。南宋时人服饰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尽管屡有禁令及服妖之讥，但这些并没能阻止南宋服饰创新的脚步。

南宋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盛行，尤其体现在服饰上。根据《宋史》的记载：“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都城临安民间对奢侈饰物的热衷程度已然超过了皇室。冠梳为宋代女性最有特点的头饰，一般用漆纱、金银及珠玉等制成两鬓垂肩式的高冠，然后在冠上插以数把长梳。《都城纪胜》说：“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服饰及冠饰普遍采用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南宋金银冠饰所用材料有金银、玛瑙、绿松石、琥珀、珍珠、红宝石、玻璃、螺钿等四百八十余件。南宋临安妇女金银冠饰主要由各式簪钗组成，形制多样，技艺成熟，纹样丰富，一反唐代的大气厚重之风，变得细腻与生动，深受世俗欢迎。

另外，宋代妇女在节日期间对于时尚饰品的需求大增。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妇人又为灯毯、灯笼，大如枣栗，如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既然“合城妇女”竞相佩戴，可想节日期间饰品消费量之巨大。咸淳年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不惟妇女，男子服饰也争相斗艳，“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南宋妓女可以说是一批高消费者，尤其是高级妓女的生活非寻常家庭所能及。如《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载：“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之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水盆，如厢妆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绣。”

南宋时，金统治区的北宋旧民，与异族长期杂居，服饰出现了胡化现象。范成大《揽辔录》记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南宋统治区也不免受到女真服影响，孝宗乾道年间，据臣僚上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南宋袁说友以为胡服之最要者乃“顺圣紫”、“不到头”、“短统塌顶巾”、“武夫力士插棹篦”等。临安舞女所戴“茸茸狸帽”和所穿“窄窄胡衫”，也是效仿女真装而来。宋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日趋尖锐激烈，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影响却在不断加深，官府虽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却收效甚微，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南宋中后期，临安城百业兴旺，众多的职业选择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给临安的饮食习惯差异化形成了铺垫。在临安城，饮食方面服务业十分发达。《梦粱录》有这样的记述：“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临安城位于江南一带，市民生活所需的食材源于太湖流域的一些地区。例如食米就是由两淮或者两广地区所供应的，不仅量足，品种也是多种多样。

据吴自牧的《梦粱录》，以及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历史文献记载，这座城市在饮食方面的高度发达是临安繁华昌盛景象的标志内容之一。临安城内部的饮食摊位以及店铺分布的密密麻麻，馒头不仅有着荤素两大类型，而荤馅儿的馒头更是有羊肉、鱼肉、虾肉、牛肉等。不同馅儿料的馒头，满足了来自全国各地民众对食物的爱好和选择。在食物的烹饪技巧上，也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做法。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江南、襟江抱湖，绝佳的地理环境带来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富庶的城市经济，使得都民在“饱腹”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食物的做法和口味。《梦粱录》卷十六言：“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即便家境贫寒，也要做份羹汤下饭；“面食店”条则写道：“杭人侈甚，百端呼索取覆，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爊烧，呼客随意索唤。各卓或三样皆不同名，行菜得之。”从“食客”的角度写了他们点菜时提出各式要求的随心任性之貌，也从侧面体现出面食做工之巧。各种出售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店也不敢怠慢。面食店的用料是“精细乳麸”，肉铺“动器新丽”，就连开浮铺四处流动的小商贩，也“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人耳目”。从口味、手艺，到样式和器皿，都民热情地关注着食物的品质。他们对口腹之欲的追求，是市井生活之趣的生动体现。

北食的大规模传入，给了都民更多的选择空间。《梦粱录》的“分茶酒店”条中记载了多达四百余种食物的名称，其中近一半是北人喜食的各色羹汤、面食和干果。南北交融的都民饮食文化在都城临安的食店、酒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临安的茶坊里，“四时卖奇茶异汤”。譬如冬天特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盐豉汤等，夏天则卖梅花酒、缩脾饮等清热解暑的饮品。这些奇异的茶饮在都城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受到追求新鲜感的都民的欢迎。

主词条：宋代建筑

南宋时期，居住建筑的材料并无较大变化，主要采用土、瓦、木、石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石块在当时尚属贵重的建筑材料，多用于墓室、碑刻、桥梁、佛塔的修建。不过，在建筑风格与室内布置格局上，南宋时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梁柱式的建筑风格普及于上下居民，前堂后室廊庑相连的建筑形式得以出现与发展，茶桌、长椅、胡床等新式家具更为室内布置添光加彩，士人屋内更是挂上名人字画以作装饰。就一般居民日常生活而言，居住家具包括有几案、榻、床、桌、椅、箱柜等。其中床、榻多放置在寝屋，桌、椅多放置在厅堂与书屋，“椅”的逐渐使用让南宋人开始改变原有席地而坐的习惯。装潢设计上，“窗牖”、“屏”、“帐”等被广泛运用。“窗牖”是用以通风与照明，于晚间方才“秉烛照之”。而“帐”常用作寝屋床具，在《夷坚志》乙卷六《赵七使》记载的“须臾间，已至牀前，牵帐低语曰：‘莫怕莫怕，我来也’”这段话中可以得见。

南宋时期，人们格外注意居住卫生问题。相比之前人们少浴或不浴的习惯，南宋居民则迥然不同，不仅出生死后沐浴，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沐浴以洁身。居民家中有“浴室”、“浴盆”等，市中亦有“浴肆”，不过也有人会选择“浴溪”的方式。除此之外，居民还会靠洗头、洗足等来保持身心清爽。此点可从吴自牧《梦粱录》中的相关描写得到印证：在《团行》章节中提及浴堂又被称为“香水行”，其中往来客人甚多；在《诸色杂买》章节中提及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上百种，其中就有脚桶、浴桶等洗浴用具。在另一方面，对卫生问题的注重，实际上是对健康养生的重视，比如“香药”就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养生药用品。而《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卷十八《果之品》中对香药的具体描述也能说明当时人们对自身的重视。此外，甚至有人为求养生要旨，而“学养生”。

中国南方在晚唐五代时经济即超过北方。南方建筑特别是吴越建筑在全国是先进的，宋初北传，成为北宋官式建筑的个来一源。但北宋中后期的南方建筑没有一例保存下来。从南宋定都临安不久即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重刊《营造法式》的情况看，北宋的建筑制度对南宋宫殿坛庙和官署等建筑当有一定的影响，并和江南地方传统结合，出现新风。

现存南宋木构建筑只有建于1179年的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一例，此外还有1950年代末被焚毁的福建泰宁甘露庵。这二建筑中，甘露庵是用了斗棋的穿斗架式建筑，也和北宋建筑福州华林寺大殿有相近处，具有较强的福建地方特点。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属殿堂型构架，斗棋等做法和北宋相近，但殿身后部内外槽有数柱上延承檩，令斗棋插人柱身，保持柱头铺作的外观，也具有穿斗架的特点，可知穿斗架在南方的影响既深且广，表现出官式与地方传统结合的趋向。此外，三清殿之殿堂型构架也比北宋时有所简化，在柱间横向加顺袱串，与阑额在柱头间形成井字格，使柱网本身形成稳定的整体，在明袱之上不再设最下层草袱而立随屋顶升高的草架柱，以它为本，立蜀柱架各层小梁，构成草架，代替北宋时笨重的运层叠梁的草袱，这是南宋建筑的新发展，开明清官式殿堂构架之先河。现存南宋画中有很多表现建筑的，一些画宫廷官式建筑的画很细致，这些建筑柱梁构件变细，铺作数加多，屋顶举折趋向于陡峻，大角梁头出现反翘的近似水戗式仔角梁导致翼角起翘增大等特点，整体风格趋于秀雅轻巧，与北宋时有很大的不同。此外，现存少量江南地区元代建筑和受南宋至元代影响的本镰仓建筑也有类似现象，明显是从南宋建筑发展面来的。

南宋时，都城临安为国际大都会。宋室南迁，为适应行都建置和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的要求，城市功能分区由州城进一步升级调整为行宫都城，整体进行了细致规划。总体规划因地制宜，分区合理，功能齐全，市民安居乐业。政治方面，按照封建都城的规格，建立宫廷区及中央行政区，增辟宗庙、郊坛及城防等区域。宫廷区的总体布局基本遵循“前朝后寝”之制，其他各区按各自功能结合地形配置在周围。经济方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城市规制，坊巷制代替里坊制，宫廷、行政、商业、仓库、码头、手工业、文教、居住、城防和风景园林等区功能布局井然有序。都城布局“南宫北市”，即“以皇城为中心，太庙、三省六部等中央官署集中于城市南部，市集集中于城市北部，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形成了腰鼓状的城市形态，为城市发展留出足够空间”。南宋临安城及周边郊区市镇良性互动，发展成类似当代城市发展的规划，初步形成了以临安为中心、周边卫星城市环绕的格局。临安在郊区临江濒河建置了十几个市镇，如江涨桥、旷平等市镇，这些市镇的规模、大小不等，有如众星拱月，环列临安城周，使周围市镇与都城连为一体，形成以临安城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络。

南宋王朝正式定都临安，历代帝王推崇自然湖山之美，醉心于优美的园林景观，把南宋皇城营建成中国最美丽的山水花园式皇城，规模宏大，建构精美。历史上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造园活动鼎盛，以临安为中心的浙北地区曾经出现大量名园，在叠山、理水、建筑、花木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时代特色鲜明的造园体系，是中国古代园林的杰出代表。临安的私家园林在唐朝是便已经有所营建，建造的范围在孤山、凤凰山一带，在宋室南渡往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对园林的兴建数量远远超过了唐朝。其中《都城纪胜·园苑》详细地记载了南宋园林的分布位置，主要分布于万松岭、新开门外、清波门外、长桥、净慈寺前、北山、钱塘门外、孤山路口、苏堤、涌金门外、嘉会门外、北关门外，以上十二处。

到南宋，园林中的叠造山之风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开始使用大量的太湖石堆砌假山。许多园林建筑不是隐蔽封闭性的空间，其空间所注重的是与室外充分连接流通，这样才能收纳室外之景及各类表演。同时出现了许多造型奇特的建筑与精良的营造技术。如《宋史》中记载出现了十字亭，周密的《癸辛杂识》中也有三角亭的记载。与此同时，都人为了满足任意赏玩的需求，还发明了一种可以收卷起来的亭子，这种亭子便利在于方便携带，随处游赏又可任意移动亭的位置。这些奇巧的建筑出现，正意味着南宋园林在建筑营造技术上的精良与进步。如南宋的“小木作”结构的出现，开始不仅局限于宫室和寺观，在一些酒肆与百姓家中都常见精美的小木作。

而南宋园林活动对园林空间布局影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设立主题性景区，所谓主题性景区就是园林中以自然或人为的方式划分好几个景区，每个景区的主体不同，使游赏之人能更抓住重点，使临安园林中的赏玩更有目的性。在张镃的南湖园中也分有北面山林园区、南面湖园区、西面住宅区、东面寺庙区，偏重野趣的众妙峰山区五个区块，各个区块对园林活动各有分别。

南宋偏安一隅，上自帝王、官员，下至黎明百姓，多醉心方外，奉行“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之道。其时佛寺土木功力之精湛，仅次于皇家宫殿、园林。此时的佛教建筑有四大特点：其一，平面布局丰富多彩：建筑群体布局丰富，群组中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艺术效果多姿多彩，令人叹为观止。佛教寺院的布局有以塔为中心型、以高阁为主体型，还有佛殿与双塔型、七堂伽蓝型等，这些佛寺建筑不仅保留了前代常见类型，而且能结合宗教本身的发展推陈出新，宗教个性更加鲜明，如以南宋五山为代表的十字轴式七堂伽蓝，是禅宗“心印成佛”思想的建筑表征。其二，重视环境塑造。自唐代始，寺院建筑即注意对前导空间的加工和对环境的改造，到南宋，更致力于寺院建筑群组本身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其三，个体建筑追求宏伟、壮观。为满足信众需求，在寺院中建造“高”而“大”建筑一时风行，并成为寺院荣誉的标志。据说五山寺院中有“千僧阁”一类的大型禅堂，能列千僧案位于其中，每当举行法事活动时，场面之壮观空前绝后。五山中的径山寺还曾建起九开间的五凤楼式山门，比北宋宫殿大门宣德楼还大。天童寺山门曾为三层高阁，其主旨是要“高出云霄之上，真足以弹压山川”。其四，技术水平高超。宋代寺院木构建筑对斗栱的“铺作层”体系进一步改进、完善，以加强建筑的整体性。而砖木结构物建造中，宋代砖、石塔虽以木构为蓝本，但对砖石结构体系作了多种尝试，为了符合砖、石的材料特性，而不拘泥于忠实模仿，更重视探索砖石结构本身的特性。

南宋实现了建筑形态的创新。此时的商业、娱乐、教育建筑，呈献给世人崭新的面貌。例如商业建筑从“市坊”中解放出来并占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商业店铺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彩。从功能安排看，既有仅仅满足单一商业交换职能的，也有与“作坊”结合的；从空间安排看，既有直接面向街巷的，也有带院落及花园的；从外观形式上看，既有单层的，也有两层、三层的。不仅形式多样，而且特别重视装饰，或于立面缚彩楼、欢门，或挂招牌、幌子，还有的在门前设红色杈子、绯绿帘子、金红纱桅子灯等，形成了中国商业建筑的独特风貌。又如文娱建筑“戏台”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戏曲正式形成的标志。在宋代，由于城市中瓦舍勾栏不断涌现，使戏曲演出的舞台从皇宫中或祠庙中的“露台”发展成木制的舞台，并于台上加盖房屋，形成“舞亭”或“舞楼”，完成了从露天之台向正式舞台的转变。教育建筑中的书院建筑更是一种新出现的建筑类型，可谓中国古代的“研究生院”。

南宋的交通在宋室迁都杭州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得南宋交通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点。原本以南北交通为干线，逐渐转变为东西交通为干线，从而使得长江水运的作用大为加强，而海外联系则得到进一步发展。

首先，在交通工具上，马的需求明显增多，舟船出行更加普遍。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车辆达十多种，或四匹或两匹健骡拉的大车，即太平车，不同的仅是牲口数目以四头、两头为多。这种人驾辕、骡拉车的系驾方法，车速是比较慢的，适合于负载物货多而不求快速的要求，一时间减去了许多人力的负担。南宋时，平民出行在陆路方面可采用“行脚”、骑马、“跨驴、骡”、乘轿以及马车等方式，但人们常使用骑马与马车出行，条件好的也会选择乘轿，甚至出现了“六荷一轿”的现象。在水路方面，主要采用舟船的形式，因交通重心的改变，使得舟船出行更为普遍，样式也逐渐丰富。有仅容两人的“小艇”，也有能容纳数十人的“大舟”。同时还出现了专业船员，如“篙工”、“柁师”等。此外，《夷坚志》还提到了一种由巨木挖成，只留一孔出入的“无缝船”，可称为一种新样式。

其次，在交通范围上，因北方为敌国所占，故南宋平民出行范围多以南方为主，人们多往来于泉州、明州、杭州、成都等城市。但民众出行国外的现象却有所增多，有的已与“日本国”船舶往来，有的要去“三佛齐”经商，有的则想“再使高丽”，还有的跟人讲述在“占城及真腊两国交界”处遇到的事情。

南宋市镇不仅工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在社会形态上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两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呈加速态势，其实质性内涵是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近世经济性城市逐步转变。在此过程中，作为地域性经济中心的城市成批涌现，其中有少数城市开始从传统的消费型城市向近代生产型城市过渡。据此亦可将南宋的城市化称为都市化进程，因为如前所述，南宋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城市的商业化。

南宋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膨胀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不仅超迈汉唐，为明清所不及。孝宗乾道年间，杭州城区人口14万人，郊区九县有55万人；到淳祐年间，城区32万人，郊区有76万人；咸淳年间城区人口又增至43万人，郊区124万人。据推算，咸淳年间，临安城内外约有120—130万人。路级治所的城市人口亦有数十万。据叶梦得说，江东路首府建康，南宋初在城内有户籍的居民有17万多，而建康城中以贩夫走卒、流寓游手为数不少。据此估计，建康府城内人口当在20万以上。而镇江当长江、运河航运交通和南北军事之要冲，地位更重要，《嘉定镇江志》称镇江为赋税、军粮和商品转运的枢纽，且有外国商人在此经商。据记载，镇江府治丹徒县的人口，从北宋神宗年间54000余户增加到理宗时的108000余户，增幅约一倍；连长江边上新兴的江口镇也有居民1600余户。镇江市区也日益扩展，城区随着商业和漕运发展从城外南门沿着江南运河两岸向江边发展。

湖北鄂州（武昌）乃长江中游之重镇，到南宋时期也有10万户50万口。知汉阳军黄榦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而“鄂州人口繁夥，为汉阳三十余倍”。据此推算，鄂州当近10万家。此外，江陵府荆州、隆兴府南昌、兴元府汉中等都是盛极一时、名闻遐迩的繁华城市。南宋初年，陆游入蜀看到的成都府景象是“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属于中等规模以上的大城市。而泉州在嘉定以前就有10万户，吉州在开禧前有数万家，潭州有12800户，镇江有15900户，抚州有30000余户，温州有“万数千家”，台州、潮州均有1万余户；按每户六口计，这些城市的人口在10万上下，其中吉州、抚州接近20万人。

更为关键的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是衡量特定时期一个社会城市化率的核心指标。宋代的城市人口已从乡村户中分离出来，被称为“坊郭户”，且另行编制户籍，“坊郭户”成了户籍制度的专门术语和法定户籍。有力地说明了宋代城乡分离的行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不仅包括府州县治等城居人口，而且把镇、市居民亦揽入在内，所以有“县坊廓”、“镇坊廓”和“市户”等不同称谓。与乡村地区依据有无田产将民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集团，主户依据田产多少再分成五等不同，城中是依据有无房产划分主客，且分为十等。各地办法不一，有的城镇客户不入十等户；有的按家业物力分等，主客混通编制。大致而言，上等坊廓户包括城居地主、豪贾巨富和行业总首等，中等坊廓户由营运顺利或手艺突出的小康人家组成，下等则包括从市井小民到极贫秀才的各色人等。与此相应的是，在管理体制上，城镇和乡村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行政体制上，城内有厢，城外设镇，分别以巡检使和监镇官为负责官员；在军事编制上，镇市民兵与州县民兵共同构成地方治安队伍，“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在差役负担上，乡村有差徭，而城镇只有科敷。凡此种种，说明宋代的镇市城郭与乡村地区确已拉开了距离。

南宋时期城市人口的比重，在北宋基础上有明显上升，但其程度学界却有不同的估计。按台湾学者赵冈、陈钟毅的研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南宋，城市人口比例从北宋的20，1%上升到22，4%。漆侠估计：“宋代城镇大约聚居二百万以上民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梁庚尧认为：“大部分的城市户口比率可能在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四之间”。日本学者斯波义信通过对福建汀州、庆元府鄞县、江东歙县、浙西镇江府等实例研究，认为“州治所在的县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集中在城市里”，且尚不包括镇以下的坊廓户和短工、游民等。吴松弟认为：“就全南宋地域而言，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定在12%，或许更合理一些。”葛金芳以为，南宋城市人口的比重有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到南宋中叶，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达到13—14%之间。

两宋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进程，推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移动。商品经济的繁华、城市化行程的加速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上述这些现象，与城市数量激增特别是经济性商业城镇的崛起、城中坊市制的崩溃和农村草市的勃兴、贩运性商业向规模性商业的转化等一道，构成了南宋城市化行程的绚丽风景线。

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岁时节令中的农业性逐渐被冲淡，商业性得到凸显。无论是元旦、中秋等传统节日，还是立春、立冬等重要节气，甚至是崔府君诞辰、四月初八佛生日这样的宗教节日，都因一系列节庆活动的举行衍生出一场又一场商业盛会，加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也促进了南宋都城临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在南宋都城临安，元旦受到自上而下的重视。吴自牧言：“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不仅禁中举行元旦大朝会，都民的庆祝活动也十分丰富：发放补贴、拜贺新年、身着新衣、歌叫关扑、纵游宴饮等等。其中关扑是以小商品为彩头的赌戏，流传甚广并深受宋人喜爱，在元旦、冬至与寒食等盛大节日中尤其流行。《梦粱录》卷一“正月”条还将民间关扑的货物一一罗列，烘托出新年的欢乐气氛。

南宋临安元宵节的娱乐活动多样，有围绕花灯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元宵节放灯，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述：“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因为受到地形的限制，部分民居建筑是临水、临山而建，全城就在元宵节这天夜里呈现带状的星星点点灯火。临安每年都很重视搭鳌山，是一项由政府组织的活动，形式与北宋时期大约一致。而且还要推陈出新，体现创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珰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山棚上的彩灯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神仙故事等民间寓意吉祥的美好事物等内容，“山灯凡灯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苏灯为最”。比北宋更进一步的是人物都用机关活动，手工技艺更加精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殿堂梁栋间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当时一派繁华热闹的节日盛况，比北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时期的中秋节是融合赏月、祭月、敬老等习俗。皇宫中设立多处赏月的宴会，京中的品级较高的官员都可以进宫赴宴，吟诗作对，推杯换盏。“禁中是夕有赏月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时取旨，夜深天乐直彻人间。”达官贵人们尽情享乐，“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普通百姓见到“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的美景，“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即使是家境贫寒的人，也在这天饮酒庆祝，“勉强迎欢，不肯虚度。”这是南宋君臣希望太平康乐、全家团圆的美好愿望在民俗上的反映。

南宋的结会结社活动是一种具有浓厚汉文化传统的社会活动，有传统习俗、经济互助、秘密宗教团体和佛教社邑各种形式和多种活动内容。按其功能分，各种会社团体可分为秘密性会社、宗教性会社、军事性会社、经济性会社、文化娱乐性会社五个大类。虽然南宋结会结社活动丰富多彩，会社名称五花八门，却不可避免地与非正统社会和正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领域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

南宋秘密会社集团又可分为两种组成形式：一为南宋农民起义所利用的秘密会社形式，一为南宋各种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流氓结成的会社。南宋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中不少在起事前是有或严密或松疏的组织的。有的农民起义虽无结会结社之名，而有结会结社之实。至于恶势力、流氓社团也如此，如“业觜社”、“没命社”、“霸王社”等从本质上说，秘密会社是一种异姓结拜组织，兼及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助，但从实际活动来看，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统治者而言，却是一种反动，带有反朝廷的政治色彩。

建炎四年（1130年）在广东韶（曲江）、惠州（惠阳）爆发的王少八起义（贼党七十余人）；绍兴元年（1131年）在楚州（江苏淮安）爆发的夏宁起义（聚其徒为流）等等。这类小规模的起义，是几个或几十个江湖豪杰，以某种方式，如割牲祭神，歃血为盟而结合在一起，为了自保以及维护小群体的利益，聚众横行，占山为王。嘉定年间出没于山东等地的李全领导的抗金义军，也是先聚众结义，后发展壮大的例子。而且李全等人的聚合较为松散，前后的结聚缺乏连续性。李全在涟水时有一帮结义兄弟，横行无忌。李全离开涟水时，所结同党散去。李全回到淄州，从事屠宰行业时，因其有一定的号召力，在其周围又聚合了一帮人，这才有后来的“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南宋中后期宋金交界地区多支义军的兴起，是在兵焚遍地，金朝政治、社会、经济破产情况下产生的。民众为自保，为生存，在动乱中，因强有力者的号召而聚集成一个个的小群体，因而李全等人的结合，初期的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小集团的经济利益，反映为聚集起来，以流动性的抢掠为生。

南宋秘密会社组织不仅遍布全国，而且种类也相当庞杂。有种与商业行会相近的秘密集团，如私盐贩、私茶贩、私马贩等秘密行帮组织。其中既有首领，又有行规，还有共同的术语，成为特定的社会群体。一方面，这类社会群体以武力形式出现，对宋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与官府争利，破坏宋朝政府的专卖制度。所以宋廷往往出动兵力加以剿灭。比如宋朝官府对私盐贩运实行严格控制，并规定“满二十斤者皆坐徒”，为了生计，为了对付官府，私盐贩们不得不结成组织。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往往“持兵器往来”，形成武装走私，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成为武装暴动、起义。南宋规模较大、较著名的盐贩起义就有两起，如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及南宋晚期的晏梦彪起义。而小规模的盐贩暴动则时常发生。

在南宋，无论是十大夫的谈诗论禅，与僧人相交，渗透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宗教信仰集会活动，还是民间秘密宗教会社所进行的反抗正统社会秩序，进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多以结社结会作为其组织形式。这既可看作是宋代兴盛的结社结会风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可视为宗教在宋代进一步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表现。宗教性会社的大量涌现，又会促使宗教更趋社会化。

归纳起来，宋代宗教性会社主要表现出三种形式：一为诗坛兼法会，即士大大与僧人们结成的社团，如僧人主持，上大大参与其事的“白莲社”；二为传统性宗教结社，即以民向佛道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结社，如各种宗教社邑、法会、斋会等；三为秘密宗教结社，即带有秘密性和反叛性的民间宗教信仰，如“弥勒教”、“明教”、“白莲教”等。

南宋长期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威胁之下，在抵抗外族侵略的过程中，南宋出现了许多自发组织的民间武装，它们为保境抗敌作出了巨大贡献。时人多以“社”来称呼这种组织。这些武装组织成分复杂，其中由民间士绅以其独有的乡里影响力组织的武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团体，它既在南宋历史上享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后世的军事制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宋代义社产生于社会失序的战乱年代，所以其组成成分较为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类，即由乡里领袖组织的土豪武装和武装流动人员组成的游寇集团，后者又可以析分为两类，即宋军被北骑击溃形成的散兵游勇，以及各地民间武装被击溃而形成的武装流民。其中土豪武装由于具备较强的乡里凝聚力，是南宋抗敌的重要力量。在以士农工商为四民之序的南宋，存在许多由士绅领导组织的义社。如周必大就在《省斋文稿》记载了当时江西抚州的邓氏、陆氏、傅氏三个义社。从陆氏被“命充都社”看来，这个家族曾经是金溪各义社之首。陆九渊的四兄、同为著名学者的陆九韶就曾经担任过这个义社的领袖，任事期间调度有方，备御有实，为后人效法。而陆九渊五兄陆九龄曾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在乾道五年（1169年）左右尚未任官之时，主掌庐陵之“义社”，为当地的乡防作出了贡献。其它地区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士绅义社，如汝阴人袁溉组织的义社。袁溉与陆九龄一样，也是一位以进士身份组织乡里义社者。明州奉化人李佾在建炎三年（1129年）也组织有义社。可以说，士绅义社南宋在广泛存在，战火蔓延到哪里，民间自救的义社就在哪里兴起。

“团结”是在乡村军事性结社的基础上，官方出面将乡勇、乡兵以“团”为单位束编并加以操练而结成的军事团体，可视为无名而有实的军事性会社。以保护乡里为职责的军事性团体、结社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防御工事，仍然无法起到卫护家园的效果。于是“团寨”广泛兴起。当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时，团寨的设置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如吴渊在光、丰、薪、黄等地，创立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寨，嵘峨山、鹰山、什犷山等二十二处小寨，星罗棋布，没有敌情则耕作，有预警则防御。南宋还有堡坞。如叶适任江淮制置使曾于墟落数十里内，依靠山水险要之处，建立堡垒土坞让百姓恢复旧业守卫，春夏时节分散耕种，秋冬时节进入堡垒守卫，一共四十七处，又度量长江沿岸之地，创立三个大城堡，每堡以二千家为单位，教他们练习射箭。无战事时就戍守，以五百人设一将。有警报则增募新兵以及抽调诸州禁军二千人，连同堡坞内的居民，一共为四千五百人，共同守戍。

团寨最大的特点，就是兵民合一，士兵就是农民，他们春夏从事农业生产，秋冬则从事攻战。平时而言，他们固可以自筹自给，但是遇到战局紧张的时候，生产被迫停顿，南宋朝廷常常拨米三、四千石甚至一万石给团寨头领接济。南宋朝廷对待团寨民兵的政策，一方面是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则加强控制。为了便于利用，叶适提出用一些官职来笼络团寨的首领，解决他们的困难。南宋当时用来羁縻团寨头领的，有巡检、都巡检一类的官职。如（1135年）的诏令即为一明证。可见择当地十豪使之成为团寨头领，也是南宋统治集团控制这种地方武装的手段。

团寨为与义社相配的民间军事性防御工事。社会动乱时期，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外族入侵，都会令战火波及地区的豪民们结寨自保，这样可以互相呼应，收夹攻之效。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财产作战，又熟悉地势情况，因而他们的战斗力大大超过正规官军。

南宋经济性会社包括经济互助会社、行会等经济互助性团体和工商业行业性团体。经济互助会社源起于民间的互助习俗及其以丧葬互助为目的的丧葬社邑，明显带有经济互助的特征。北宋已有了会、社的名称，如黑金社、过省会、万桂社的出现，即为代表。行会是同行业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是城市经济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在结社生活中普遍出现。

南宋的会社，不仅盛行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大的社会领域，更深入渗透到了文化领域及士大大生活、城市市民生活之中。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一九《社会》中详细记录了当年临安的诸多文化娱乐性质的会社组织：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射弓踏鸳社；还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的蹴鞠、打球、射水弩社；诸行市户有七宝玩具社、时果社、异松怪松奇花社等；说唱表演方面有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等，还有锦体社、台阁社、分富赌钱社、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闲等社。遇东岳诞日，更有钱燔社、重囚加愿社等。这各式冬样、遍及社会各阶层、城市生活齐方面的会社组织，反映了南宋文化娱乐生活的多样性和繁荣兴盛，既是宋以前的时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南宋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归纳起来，宋代文化娱乐性会社，又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诗文社、怡老会、同年会、游戏之会等；一类为主要流行于市民阶层的社会、庙会、风俗之会、艺人结社等。

成为南宋的都城后，临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好奢之风达到顶峰。时人陈造在《游山后记》中写道：“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梦粱录》的“面食店”条中，吴自牧称杭城人“娇细”；《武林旧事》的“作坊”条里，周密则以“骄惰”二字形容都民。他们的“娇”与“骄”，便源于都城一贯的奢靡风气。

南宋的奢侈之风，既是官僚地主本质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但南宋朝廷官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因此南宋民风淳朴，临安人虽然嘲笑外郡士夫误食“看菜”的狼狈样貌，将杂扮模仿的山东、河北村夫作为笑料，但这些笑声恰恰是他们乐观豁达天性的流露。一旦出现外地人在临安受到欺凌的现象，“众必为之救解”；如有人新搬来居住，邻居便“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甚至热心地安排酒食，以表庆贺；如果哪家遭遇“吉凶等事”，众位邻居则尽心帮扶……都民深谙“远亲不如近邻”之道，维持着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吴自牧在“民俗”条中夸赞“杭城人皆笃高谊”。他们好与人为善，共同营造了都城临安人情和美的氛围。

南宋民间，同族或血缘亲属往往居住在相近区域。再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多，同族聚居的规模开始扩大。但这南宋时的聚居又与”义门”不同，当时统治者是极力提倡分家的。因此大部分宋代的宗族，聚居在相近的地域，在经济上互相独立。但因田地，财产关系，宗族内纠纷频繁，诉讼多发。诉讼却对五服之内的族人有着特殊界定，而这种界定不仅被普通百姓所接受，亦受当时法律之支持。体现出一种隐性的界定即“家—五服—宗族”。家是南宋同居共财的基本单位，但在庶民的意识中，同居共财并不仅限于家之内，而是不断向外扩张。于家之外的”五服”或是”宗族”之内，同居共财的意识却极少有相对应的事实。当时族长、房长的权利更缺乏类似家长一样的权威。此为南宋宗族的普遍现象，即虽然同族聚居，往来十分密切，但却纠纷不少，诉讼频繁。

南宋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各种非政府势力，执其表现和影成这照现象的主要原因来看，乡间事务繁多.政府力量相对薄弱，乡居富贵之家的势力有时几乎超过了官府；传统的宗法社会强调宗族的自我调节功能，而半官方势力调节能力有所削弱。

自北宋建国起，随着宋代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士大夫加入到了宗族建设的大军中。他们的实践活动涉及到了建祠堂、修族谱、置义田、设义庄等各个方面。从南宋理学家朱熹作《家礼》开始，使得南宋宗族建设开始有例可循、有制可依，宗族建设始得以体系化。他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对宋代宗族组织制度和原则作了系统说明，且被后世沿袭传承。朱熹主要在祠堂规制、祭祀礼仪、设立族产三个方面影响了以后的宗族制度。

因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经济文化繁荣，宗族社会得以繁衍，朱熹《家礼》问世后，也主要于东南沿海一带传播。受到影响的首先是朱熹所在的福建地区，《家礼》复出或刊刻不久，仙游就有仿造《家礼》中祠堂之制而建合族祠堂、置祭田供祀的。仙游实际上包括兴化地区在南宋时代已受到《家礼》的深刻影响，宗族组织化。徽州宗族也多承载《家礼》的体系，认为“《家礼》是一部新的‘典常’，是宗族礼仪活动的指南，‘若衣服饮食，不可一日离焉’”。南宋的宗族建设因《家礼》从而逐渐走向体系化、制度化建设时期。

南宋时期，宗族与王权自下而上始终维持着政府调控、社会秩序的一元化，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重视教育。南宋理学家的宗族共同体建构中，设族塾之学，并对族塾内子弟的学与行进行教养，制定族塾的规范，而不少志于理学的读书人也会成为族塾的延请对象。金溪陆氏义门（心学创始人陆九渊、陆九龄出自于此）就设有专门对子弟进行教化的槐堂家塾，正是槐堂书院的前身。其二，族长由官僚担任。在南宋宗族重建之时，理学家们就提出了新的立“宗子”法——由官僚担任一族族长，而不是严格按照传统，取嫡长子为宗子。其三，家族婚姻上的“门当户对”。其四，等级制与伦理教化。宋代祠堂建置的兴起使宗族内部逐渐走向等级制。但只有少数人享有家庙祭祀的权力，南宋理宗朝时只有十四位大臣拥有家庙。然而由于官僚数量的庞大、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家庙制度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祠堂应运而生。

南宋士大夫官僚通过宗族建设一方面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通过对宗族子弟的教导与规范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另一方面，宗族内部的伦理教化为王权统治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在基层社会加强人伦、巩固尊亲，作为王权统治利器的以官僚宗族为主体的南宋宗族，逐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时代性贡献。

至唐宋时代，中国文化与宗教以及知识体系实际上已清晰地呈现出分层的格局，当时流行的文化风尚最能折射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大众阶层所代表的小传统的具体情况以及它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真切地位。宗教（即儒佛道）而言的下层民众的宗教，它是一种更能迎合大众心理需要的信仰系统。然而总的说来，神祗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但为人们所主要崇奉的神祗却日益呈现出集中的特点，南宋时期，大众阶层主要崇拜的神灵大略有以下几位：

妈祖（天妃）信仰是起源于北宋时期，流传于东南沿海各地和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神明之一。南宋以来信仰极为虔诚。其神力亦由原来的保佑航海安全而兼有送子娘娘等许多职司。可以这么说，在其流行的区域内，妈祖具有仅次于观音的神格。

妈祖似乎实有其人，她出生于北宋福建路泉州莆田县湄州屿。目前所见古典文献中最早记载其神异事迹的是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但也只是简约地提到兴化军（太平兴国六年设，湄州屿改隶之）海边有“林夫人庙”，曾保佑过泛海返乡的商客。又据徐道《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九所云，妈祖是莆田人，“本朝都巡检林愿之女，生而神灵，能预言人祸福，矢心履救。没后乡人立庙于湄州之屿”。

湄洲神女影响的扩大，与海商阶层有很大关系。她最早是莆田地方的海神，而后逐步成为福建海商共同祭祀的海神。至南宋后期，连首都临安的海商也信奉神女，如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一书中说：“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又行祠在城南萧公松桥及候潮门外、瓶场河下、市舶司侧。按，庙记姓林，莆田人氏，数著灵异，立祠莆之圣堆，宣和间赐庙额。累加夫人美号，后封妃，加号曰灵惠协应嘉应善庆圣妃。其妃之灵者，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舰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以上史料证明杭州的海商也信嵋洲神女，而且，杭州已经有了良山门外、城南萧公松桥、候潮门外、瓶场河下、市舶司侧等五座行祠。对许多商人来说，在莫测不定的大海上保生谋利，信奉神女是最为重要的。“茫茫云海浩无边，天与水相连。舳舻万里来往，有祷必安全。”在这一背景下，湄洲神女逐渐成为南宋众多海商信仰的海神。她的影响不限于莆田，也不限于福建，而是成为南宋海疆诸地海商共有的海神。

南宋时期，妈祖频繁得到朝廷加封，妈祖信仰迎来从莆仙走向全国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朱子学说开始在福建等地大范围传播，而朱子后学基于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理解，在对待妈祖信仰的态度上，截然区分为排斥与褒崇两种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真德秀等朱子后学对妈祖信仰的褒崇，保证了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

南宋泉州市舶司每年都要在延福寺举行祈报二祀。有时，市舶司官员将其祈报文刻于延福寺的山上，这就形成了延福寺的祈风石刻。这些祈风文字都是献给通远王的。据《闽中金石略》一书，在九日山上，有10处宋代的祈风石刻，其中林开等人的祈风石刻云：“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可见，泉州市舶司祈风于通远王，是一项制度。现存最早的祈风石刻，是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虞仲房等人的祈风题名，九日山最后一块宋代的祈风石刻，镌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此时已接近南宋的灭亡，由此可知，南宋泉州市舶司祭祀通远王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宋末。

南宋时期岳飞神信仰就已存在。就文献而言，相关资料主要集中在史书、笔记等古籍中。通过考察南宋官方视野中的岳飞信仰变迁，可以清晰看到岳飞由罪臣转向正祀之神的演变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岳飞的平冤昭雪和人民对岳飞的尊崇是两个关键要素。在民间，岳飞因平寇爱民而在生前立有生祠，死后又成为太学土地神、城隍神。后两者虽属小神，地位不高，但和民众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

南宋优待文官，“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鼓励清议。君主让百官互相攻讦，保持垂拱而治。太学生也可议论朝政，凭借他们年少的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受到理学熏染群体意识的增强，在撼动朝政上也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宁宗庆元年间，赵汝愚被诬遭贬，太学生杨宏中、林仲麟、徐范、张行、蒋傅、周端朝六人上书营救，被称为“庆元六君子”，天下人纷纷赞扬，太学生的势力可见一斑。

庆元党禁起于韩侂胄和赵汝愚在拥戴宋宁宗后的利益分割上，最初只是因为权力的冲突，后将道学的斗争也掺杂了进来，这种错杂复杂的结合在高、孝、光、宁时代尤其突出。庆元党禁时道学只是显学，还没有取得官学的地位。以道学之禁为外衣，开始了政治上对政敌的打击。韩党将道学定为“伪学”，遂尽黜“伪学”，尽逐“逆党”，操纵台谏，朝堂之上尽是韩侂胄的党羽。这种风气也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科举考试，波及众多士人，他们唯恐谈及道学，引火烧身，这种现象对学术的打击是巨大的，此前宽松的学术氛围受到了冲击，思想文化正常向前发展的轨道严重扭曲，对于当时的举人士子来说，道学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学问，而与此带来的是思想上更加束缚，更需要和朝政紧密相连，赞扬朝政，而不是脱离这一切独立发展。

在理学的官学化过程中，宁宗就通过定为官方读本、赐谥等手段显露端倪。当理学的官学化最终在理宗朝完成后，这一学说再一次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之后贾似道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利益相诱，成功地解决了太学生的抗议活动，太学生思想的萎靡可见于眼前。在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庆元党禁和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这两件事彻底颠覆了士人的思想观念，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们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正是官方确定了这一学说，才使得宋末朱学人士高谈义理，讳言事功，在内心世界构建了用义理交汇而成的理想国，提不出更多的切实可行的施政措施，这与时代格格不入。

南宋中后期的士大夫经过理学的熏染，其内心深处已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他们认为，只要“修身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而人人做到“正心诚意”，天下就会大治。所以当下要做的就是修身养性，探究义理之学，这样的思想在南宋中后期占据了主流位置。他们不屑于政事，不谈如何拯救国家，在国家危亡之际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措施。只有沉浸在高尚的道德世界中，认为唯有如此，国家才不至于危亡，以此来迷惑世人的双眼。这种错误的逻辑使一些治国措施未能及时有效地提出。他们讳言事功，指责那些提出具体治国措施的大臣，以攻击他人为快，认为唯有如此，才符合他们内心的理想道德观念。指责他人举措的同时自己又无能为力，逐渐地向义理靠拢，与时势相背离，且越走越远。在临安城被攻克之前，朝堂之上还弥漫着无休止的清议之风。误国误民，南宋朝的灭亡和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据当代中国学者研究，南宋理、度两朝取进士近万人，其中在宋元交替之际事迹较明者有三百二十八人，大约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蒙古亡宋前后以身殉国者，有七十一人，占21.65％；第二类是人元后隐遁不仕者，有一百七十四人，占53.05％。这两类人相加共计二百四十五人，占74.7％，为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他们中有血战牺牲者，有被俘不屈，从容就义者，有不甘家国沦丧而自绝者，更多的是宁甘冻馁颠沛而决计终老山林者。第三类士人，即归降和出仕元朝者有八十三人，占25.3％。这表明，宋代士风尽管一向存有苟且、华靡之习气，南宋又添伪道学之士的空泛迂阔风气，但总体上说，自宋兴七十年始，经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重操守、崇道义、尚廉直、讲忠信的优良士风是占主导地位的。两宋社会于内忧外患之境地中能支撑三百余年，士大夫这种以“立德”为高的精神诉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南宋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完善，临安等城市中，朝廷官府设立了分工明确、服务周到的不同的养恤机构。

中国古代荒政发展至宋代进入一个承前启后”整合清算”的阶段。由朝廷官府向灾民无偿提供或借贷提供钱粮物，将灾民暂时迁移到丰收地区或动员富豪平价售粮，并且在各州县普遍设置“义仓”，以解决暂时的粮食短缺问题。就救荒制度而言，北宋集汉唐以来之大成，使之固定化、规范化、有序化。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对北宋以来特别是南宋宁宗嘉熙以前救荒措施等得失的评议，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视南宋荒政措施对北宋的继承和发展之一斑。

这些不同的养恤机构对改善环境卫生、防止疫病蔓延和稳定社会秩序益处非浅。这些慈善机构的医疗善行对南宋区域民众的救济、医疗保健及社会稳定作用很大，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义庄主要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凭其秩禄买田置办用于出租。租金用来赈济族人的生活。义庄的设置在一定范围内保障了族人的经济生活，辅助了官方的社会保障。南宋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