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以土地出租给农民，从而剥削农民的制度。是战国以来随封建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生产关系形式。这一制度自战国至明清，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这两千多年中不断发展变化，其有同于世界各国封建生产关系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佃户的人身依附，在劳役租时最强，后逐渐和缓。北宋颁布《皇官庄客户逃移法》，规定只能役使客户本人，不能役其家属；不能强迫卖田、欠债者为客户；客户死后许其妻改嫁，允许客户自将女儿出嫁等。这是佃客依附性减弱的明文规定。但发展是不平衡的，明清时代还存在依附性很强的佃仆之类。

西汉时的租佃关系，《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的话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颜师古（581～645）注解说：“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王莽批评朝廷放任“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颜师古解释“分田”是：“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假”是“贫人赁富人之田”，“劫”是富人劫夺贫人的田租，侵欺贫人。《史记·宁成传》说宁成“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这是把田租与贫民来役使他们耕种。东汉以来，租佃制继续发展，仲长统《昌言》提到东汉末年的豪富人家，“田亩连于方国”，“膏田满野”，所以能够“有千室名邑之役”，或者“徒附万计”。秦汉以来，地主阶级用土地役使农民的制度，日益巩固和推广。

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①曹操广行屯田，用官田荒地命佃兵和屯田客进行耕种，用官牛种官田，则收获的六分归官府，四分归佃者；用私牛种官田，官府与佃者对分。两汉在边境和内地都曾进行屯田，而像曹魏这样普遍用官田招徕百姓屯种，实行分谷办法，还是首次。这种在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形式，以后各朝代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施行（见彩图[屯垦图（壁画，甘肃嘉峪关魏晋墓3号墓室出土）]、[牧马图(壁画，甘肃嘉峪关魏晋墓5号墓室出土)]、[狩猎图(壁画，甘肃嘉峪关魏晋墓5号墓室出土)]、[牵骆驼(壁画，甘肃嘉峪关魏晋墓6号墓室出土)]、[驿吏图(壁画，甘肃嘉峪关魏晋墓5号墓室出土)]）。②封建政府首次以法令规定按官品荫有佃客的制度。《晋书·王恂传》记载曹魏时，曾给予公卿以下不同数量的租牛客户，“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太原诸部，用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贵族豪门，多“私相置名”，迫使贫苦农民成为他们的佃客附户，西晋政府下令禁止无效，故平吴之后，就规定按官品荫人为佃客，第一、第二品佃客不得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各一户。东晋南朝时对荫有佃客数，除一二品减为四十户外，以下各品的数量都大为增加。第九品也加到五户，规定“其佃谷皆与大家（主人）量分”，“客皆注家籍”。这些规定，将租佃关系从不成文法写成法令，租佃制更加法定化。东晋南朝时，中原百姓因战乱南迁，多投靠大姓为佃客，故佃客日多。

隋唐时封建经济繁荣，尤其在均田制破坏后，租佃关系更有新发展。封建皇帝和官府的皇庄、官庄、职田、公廨田和营田等，多强迫农民佃种交租。京官职田田租，要佃民自送到京城，否则就征收脚钱即运费。唐元稹（779～831）在《同州奏均田》中提到职田田租每亩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这是交到同州城的；送交京城的，还要佃民变米雇车运送，剥削极重。营田上的佃户也是佃种官田，交纳田租。私人地主和寺院的庄田或庄园，多租与庄客、佃户耕种。例如唐天宝时相州的王叟，庄宅尤广，有客二百余户。《新唐书·段秀实传》记载泾州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即收取五成地租。唐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到私田一亩，收租有一石的，有五斗的，二十倍或十倍于官税。现代发现的唐代租佃契约有的收租比这还重。

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唐代以前到五代时的租佃契约很多。《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高昌延昌二十四年道人智贾夏田契》，记载公元584年智贾租得常田一亩，交与田租银钱五文，这亩田的赋税，租田人不负担；灌田水渠如果渠破水溢，田主不负责。《敦煌资料》所载吕才艺租田契残卷，记载钱主某人付钱四百五十文，于吕才艺处租种常田二亩。贾员子租地契中，载明令狐法性为了“物色用度”，故将田地租给贾员子。索黑奴因为“欠阙田地”，故向人租地。这些租佃契约证明：①唐朝租佃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租田人与田主以契约关系互相维系。②《晋书·祖约传》始见“地主”二字，而契约中多写明“田主”或“地主”，“租地人”或“夏田人”，足见租佃关系的新发展。③契约中规定所交租有粮食、钱币、绢等几种，出现了货币地租。④出租田地者，有的因家中缺少用度，出租田地以取得钱财使用，这是典租。有的因耕地零散，要租到较集中的耕地便于耕作。只有欠缺田地和没有田地的，这才是真正的佃户或租地人，这是形成租佃制的关键。[唐贞观十七年赵怀满租田契(1959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包佃制的出现是唐朝租佃制的另一新发展。《唐律疏议·杂律》说：“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所说官田、私田皆有原主，借者或佃主、作人、耕犁人三者，只有作人或耕犁人才是真正的佃户，佃主只是向原主包来田地再出租与人的中介人。这种一田二主的情形，后代更有发展。

宋元时，租佃关系继续发展。宋代户口明白登记为主户和客户，客户是自己无田，租种地主土地者。户籍这样划分，足见租佃关系的普遍。这时官、民的土地或庄田，多租与客户佃种。四川的大地主，常有客户数百家，多者数千家。宋朝进一步严密了官庄的组织，《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南宋初年，规定田五顷为一庄，召庄户五家相保，成为一甲，推一人为甲头，共耕这五顷田。或者以三等户以上的土户一人为监庄。甲头或监庄，是地主或封建官府的代理人，来监管佃户。

宋代又出现了“撤佃”和“佃”现象。“撤佃”是取得某块土地的新来地主，可以赶走原佃户“佃”是某佃户愿意加租，以获取另一佃户原来佃种的田地。地主阶级用这些方法来压迫佃户，提高租额。租佃关系的成立和解除都比过去自由了。这时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正如苏洵《田制》所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相连，召募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挥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故佃者日益穷饿无告，地主却日益富足。

明清的租佃关系，沿袭前代继续发展。这时的租佃契约比唐代的详密，除写明租佃亩数、租额外，一般都写明“坐落”何处，“挽中人”或“托保人”进行租佃，按期交租“不敢拖欠”等字样。契约后署名者为租佃人和中人或保人，地主不署名。这时的皇庄、官庄、学田和私人地主的田地，相沿由佃户耕种交租。由于土地更加集中，农民没有土地者日益增多，只好租地耕种。顾炎武《日知录》提到苏州自己有田的人只占十分之一，无田而佃耕者十分之九。一亩所收，多的不到三石，少的一石多。田租重者每亩一石二三斗，轻者八九斗，有今天交租明天乞讨度日者。所以明代的农民起义，与明代相始终。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期，永佃制和押租制普遍发展。在此条件下，劳动者要充当佃户，就必须支付若干“资本”。同时，地租形态由以分成租为主发展到以定额租为主，地主的干预减少，佃农的经济独立性大大地增强了。

综览中国历代租佃关系，从地租形态来说，早期实物地租比较普遍，同时可能有相当比重的劳役地租，战国时的“分地”、汉代宁成的“役使数千家”即是。魏晋隋唐时，实物地租更加增多。在唐代租佃契约中，货币地租也出现了。不过，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三者，有时交织在一起。租额有定额租，如索黑奴租地契约规定每亩交租一石二斗即是。有分成租，如屯田上的对分、四六分、三七分和二八分即是。还有交作担保的押租、年节时送与地主的礼品、小租等。佃户的人身依附，在劳役租时最强，以后逐渐和缓。北宋颁布《皇官庄客户逃移法》，规定只能役使客户本人，不能役其家属；不能强迫卖田、欠债者为客户；客户死后许其妻改嫁，允许客户自将女儿出嫁等。这是佃客依附性减弱的明文规定。但发展是不平衡的，明清时代还存在着依附性很强的佃仆之类。总之，中国租佃制有同于世界各国封建生产关系的一般性，也有不同的特殊性，内容复杂而多变化。这种租佃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