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指中国古代的联合城邦制国家。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认为，商王朝时期的国家是一种古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苏秉琦先生对“古国”和“方国”的定义是：“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邦国阶段”。邦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

方国或方国部落是指中国夏商之际时的诸侯部落与国家。现今学者对这些方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商朝晚期的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卜文中多以“X 方”的形式称呼这些部落国家，所以称作“方国”。

“方国”一词最初由孙诒让在《契文举例》中提出。《周易·既济》篇载，“方，国也”。“方”便是“所有的国”，甲骨文中称为“多方”。在甲骨卜辞中，有称为“X 方”的国，又有不称“X 方”的国。

狭义的方国仅包含那些称为“X 方”的国，而广义包括所有的与中原王朝对称的国。多数方国规模较小，仅仅是一些原始的氏族部落，但还有少数方国规模较大，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国家机构。

判断甲骨卜辞中的国名是否属于广义的方国主要根据以下 8 种标准：

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联合城邦制国家” 。所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实际是以殷商为中心的方国联盟。商王国时代的部族很多，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氏族社会集团。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擒杀蚩尤，打败炎帝，在河洛建都立国，五帝时期国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联邦制”，是由众多城邦、农村组成的。无论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还是四夷之地，均是邦国林立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继黄帝之后，颛顼、帝喾、尧、舜、禹相继为天下共主。这一时期，君主即位实行的是所谓的“禅让制”，实际上这些君王都来自黄帝族，是世袭制的一种原始形式。君王的权威虽来自于个人的能力，但更需要各方国的拥戴。

夏、商、周三代，河洛一直是王畿，在王畿内的各城邑是由众多诸侯统治的，这些区域构成了一个个方国。这些方国中，较重要的有费国、滑国、甘国、邬国、蔿国（wěi guó）、莘国、程国等。

费国在夏初立国，故地在今偃师缑氏镇东南及府店镇一带。西周初年，周王室灭掉费国，在此建立滑国。春秋时期，滑国被秦国所灭。1962 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府店村东北的滑国故城进行了初步发掘，发现该城城垣呈弧形，平面略作长方形，面积为 140 万平方米。故城附近的文化遗存极为丰富，有仰韶、龙山文化及夏商遗迹。1963 年滑国故城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甘国始建年代不详，为有扈氏居所，其故地在今宜阳县境内，禹去世后，启袭王位，有扈氏不服。启率军与有扈氏大战于甘，诛其君而并其国。春秋时期，襄王封其弟叔带为甘公，重建甘国。不久，叔带因叛乱被杀，甘国灭亡。

刘国为夏代刘累的封国，位于今偃师缑氏镇西南刘涧河畔。经考古发掘，证明刘国故城位于陶家村北，刘涧河西岸的沙洲之上，城东、西、北三面以崖代墙，南墙为夯土建筑，遗址中发现有建筑材料和陶器。

邬国封国时间不详，故墟在今偃师市大口乡。原为郑国的方国，后入周王畿，亡于子朝之乱。

蔿国故墟在今孟津县，原为郑国的方国，周桓王取之以为属国。周惠王时，蔿国支持王子颓之乱失败后，国君逃至楚国，蔿国灭亡。

莘国故墟在今嵩县，这是伊尹的故国，亡于商周之际。

程国故墟在今洛阳南部，为重黎的后裔伯休甫的封地。春秋时期，程国国君曾参与盟会，灭亡时间史书没有记载。

除以上方国外，在河洛地区还有涂山氏、孟涂氏，以及伊洛阴戎等建立的酋邦王国。战国时期，方国林立的局面逐渐消失。周灭亡后，秦以河洛地区为三川郡，并废除封国制度，实行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周王室和洛邑周围的诸多方国均灰飞烟灭。

田昌五先生的由先秦“族邦”到秦汉“帝国”的发展模式，其族邦的概念，在反映先秦国家中宗族特性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并非全处于族邦或邦国这一层面，在存在着邦国的同时，还存在中央王国或称中央王朝与地方邦国、诸侯的关系问题，所以从族邦到帝国的框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苏秉琦先生“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框架，在反映先秦国家形态演变的阶段性上，有其合理性，但“古国”、“方国”词语本身却是不规范的，带有主观随意性。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

约在距今四千多年前，曾出现不少古方国实体。广东境内，在珠三角地区有“驩兜国”，在粤中地区今博罗一带有“缚娄国”，在粤北阳山、英德一带有“阳禺国”，在雷州半岛及海南有“儋耳国”、“雕题国”等等。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

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方地区的良渚文化等，是最典型的实例”。苏先生的“古国”“方国”的概念，似乎与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方国”词语的意思有所不同，就约定俗成而言，“古国”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所以，“古国”一词本身并不能特指最初的原始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了，而已成为取得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周也是如此，灭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国，可称为“周方国”，灭商后，取代商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央王国。所以，苏先生的“方国”概念，与商周史学者们所使用的“方国”也是不同的。

苏先生的“古国”、“方国”这些词汇，若不放在他的说明下来使用，是很难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方国”的概念相混淆。此外，苏先生说“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说“方国”是大国。但又说“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所谓“方国”阶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来文明成熟的阶段，但又不限于这一阶段，因为它“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在级别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国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实例”。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似乎也有点概念上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

剔除上述诸说之不足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政治实体的演进应更规范地表述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个阶段和四种形态，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或可称为初始国家）是小国寡民式的邦国，邦国后来直接领导周围聚落、小城邦发展为方国，中央方国实力不断增强最后其他方国成为附属，王国就产生了，王国以后，通过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并拥有附属王国便走向了帝国。

方国较史前的“分层社会”（也有人称之为“联合城邦”，笔者称之为“中心聚落阶段”），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方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王权是方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

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对于这种中原王朝和王权正统观的起源、历史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它对诸侯国的影响，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国最早的方国出现在夏代之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而龙山文化之前的早在 5500 年前的红山文化就已经出现最早的邦国。龙山时代在各地出现大量的城址，根据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市古城寨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在城内发现有不止一处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特别是陶寺遗址，不但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址、城内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还有大量的能说明贫富分化、等级、阶层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等。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城垣，需要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而城垣之内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房屋建筑，也需要动员众多的人力物力之资源，这一切都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保障和运营，也就说，龙山时代的城址及其城内的大型建筑并不是为该地域内整个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它是为贵族中的上层及其附属人口的居住所营建，但却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与当时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相结合所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同于史前的“分层社会”或被称为“酋邦”的社会形态的，依据笔者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的划分－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和对周围邦国和聚落的领导与强大影响力等。龙山时代的陶寺遗址已进入方国社会。

龙山时代之后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亦即中国历史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自夏朝开始，古代中国进入了国家形态中的王权、王制、王国阶段，历经夏商周春秋，到战国时则属于由王制向帝制、由王国向帝国的转变时期，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制帝国时代。

龙山时期的邦国，在黄河流域出现的是一批而非一个，它们散处各地，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尧舜时期“万国”的情形。万国万邦之万，只是极言其多，不必实指，但当时众多族落与小国错综杂处，分立各地，应为实际状态。并且其中一个最强大的邦国领导周围小城市与聚落等形成数个方国。

中国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的邦国文明处于多元多中心的格局，而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却只出现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这是何故呢。笔者以为这正是由邦国走向王国的机制问题。在笔者看来，邦国经过某种程度、某个时期的发展，就有走向王国的趋势和可能，但将这种趋势和可能变为现实，又是有条件的。笔者曾指出，王权有三个来源和组成，即王权来源于族权，来源于宗教祭祀权，来源于军事指挥权。

诚然，宗教祭祀和战争在邦国形成的过程中就起过重要的作用，是国家起源中的两个重要的机制，在由邦国到王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机制依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其中的战争的作用此时尤为重要。而中原地区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同时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在古史传说中，无论是炎黄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还是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或者是共工与颛顼、高辛氏的争帝之战等等，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即使尧舜禹对于三苗之战，也是中原对于长江中游的战争。中原地区在各地诸多的邦国中率先走向王国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域的对外战争远较其他地区激烈和持久，战争使得邦国中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使了由邦国走向王国，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

夏王国诞生之后，天下就出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政治实体是多个层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国，也有各地的邦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史前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即“分层社会”）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由于王国与邦国相比，在政治实体发展的程度上，王国位于更高的层次，而且有些邦国与王国还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些处于时服时叛，但中原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已经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王国位于最高的顶点，所以，此时再用邦国或族邦、城邦、城市国家等来代表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就不如用王国更为合适。

位于中原的夏王国是在与周围的诸邦国的冲撞与竞争中崛起的，而夏王朝的建立又对诸邦国走向王国的发展速度有某种程度的抑制作用。何以言之？因为夏王朝的建立，也就在天下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说的“家天下”，它一方面要求王权在王族中世袭，同时也把夏王国与诸邦国之间的不平等纳入了礼制的范畴，夏王国为了维持自己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为了维护天下的安宁和秩序，并不希望各地的方国即邦国的实力和其政治权力结构获得太大的发展。这种对以夏王朝为中心的“家天下”新秩序的维持，就客观上是对诸方国迈向王国步伐的抑制。然而，抑制只能减缓发展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诸方国由邦国走向王国。在夏代后期，作为方国的商，不但逐渐走向了王国，而且在成汤时还推翻了夏，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中央王国。在商朝晚期，周的情况也是这样。需要指出的是，夏朝晚期时，在诸方国中由邦国发展为王国政体的也许不只是商国一个，但成汤的商国肯定是其实力最为强大者。在克商之前的周文王、武王时期，作为小的王国而存在的也不会仅仅是周一国，但此时的周在诸方国中最为强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中央王国对各地方国的发展有抑制意图，但与中央王国有关系、有交往的诸方国乃至部落，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可能不受中央王国、中原地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商王国的出现，商取代夏；周王国的出现，周取代商，都分别是在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影响下进行的。

以王权为特征的王国，在政治体制上属于君主制政体。这种君主制政体的权力结构虽然以王权为顶点有相对集中的一面，然而，在早期历史的条件的限制下，早期的王权是不能和后来的专制君主拥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力相比拟的。首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在商代，商王是通过卜问祖先神和上帝、自然神来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所以，无论是殷墟遗迹中的人殉与人牲，还是甲骨文中的人牲，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专制君主的残暴，而是一种宗教行为，是其所谓宗教祭祀的需要。其次，早期王权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也就是说，君王必须遵循祖先留传下来的传统习惯和逐渐形成的礼制进行统治和支配民众。如若违反礼俗制度而自行其事，独断专行，便被视为不合法度，是暴君所为。第三，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如商代初年“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对伊尹有很高的祭祀，即说明了伊尹的地位。伊尹原为有莘氏之媵臣，因商汤与有莘氏联姻，伊尹得以入商为相，协助成汤处理军政大事。所以“伊尹放太甲”足以说明商初“母党”和辅政大臣力量之强大。从盘庚迁殷的《盘庚篇》中也可以看到贵族对君王的牵制力量。《盘庚下》的讲话对象是“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盘庚上》的对象是“在位”者，与《盘庚下》的对象同属贵族之列。这两篇的要旨都是劝贵族们不要助长以至煽动众民对于迁殷的不满情绪。在《盘庚上》的最后，盘庚要求贵族们做好各自的一方之长，努力工作，听他一人的命令。他重申赏善罚恶，要求贵族们认真办事，恪守职责，说话适当，否则就要受罚，后悔莫及。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君权即王权是在贵族之上的。但《盘庚篇》中也说到“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就是说，商王一向有与“旧人”即旧臣、世袭贵族共政的传统。在殷墟卜辞中，既有商的先王与旧臣“合祀”的情形，也有单独祭祀旧臣的情况。这是因为能够作祟为灾于商王的，不仅有商的先公先王，还有与先公先王一起共政的旧臣。这些旧臣是有力量的。总之，我们既不能把早期王权下的君主制政体理解为后世的专制主义，也不必把对王权的某些制约因素的存在，生硬地解释成国家的民主政体。

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成因，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以为至少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和以授田制为特色的土地国有制的实行，以及先秦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公七年）的政治理念的作用，都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