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国，狭义上指历史上秦朝以前分封制下由最高统治者天子对封地的称呼，也被称为“诸侯列国”、“列国”。

诸侯国源自分封制，据古籍记载，早在炎帝黄帝等五帝时期，氏族部落所构成的众邦林立，天下共主，能协调分配氏族土地与问题。

史料记载周灭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是诸侯国林立之时，《吕氏春秋·观世》谓“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西周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

诸侯国是王室宗族的沿伸，国君作为当家的家主，下有家臣，家人，家民（子民）的分级。天子王室以及诸侯的嫡长子永世为宗子，诸侯的宗子继承诸侯的权力位置，其他的儿子立为卿、大夫，享有食邑。诸侯国的层级有、国、邑、乡、里等不同的差别，面积大小不一，爵位也有高低。

公元前9世纪，由于周厉王残酷统治发生“国人暴动”，诸侯各国原来一直服从周王，暴动以后代表中央政权的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力很弱，实际控制区只剩下几百里。进入春秋时期后，基本为混战时期，北方有燕、山戎；东边有齐；西方有秦、蜀、巴；南方楚、吴、越；中部从西至东依次为晋、卫、鲁，另外还有郑、陈、蔡、宋。诸侯列国实力不均，强国齐、晋、秦、楚、吴、越，春秋五霸在这一时期出现。客观上促进了诸侯各国分裂和统一。

战国时期以后，原来的晋国被赵、魏和韩“三家分晋”；吴被越所灭，越又被楚所灭；诸侯国只剩下了韩、赵、魏、楚、燕、齐、秦七个大国及其他一些小的诸侯国：中山国、鲁国、宋国、郑国、卫国等小国。

虢国——姬姓，公爵。系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与虢叔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而文王友爱二弟，谓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弘农。陕县东南之虢城。

虞国——姬姓，公爵。系周太王子仲雍之后。武王克商，求泰伯、伯雍之后，得章已为吴君；别封其为虞。在河东太阳县。

宋国——子姓，公爵。系商王帝乙之庶长子曰微子启：因纣王不道，微子抱祭器归周。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即今睢阳县。

鲁国——姬姓，侯爵。系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勋劳于天下。后成王命为大宰，食邑扶风雍县东北之周城，号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陕以东之诸侯。乃封其长子伯禽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宝玉、大弓，而俾侯于鲁，以辅周室。

燕国——姬姓，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召公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为周太保，食邑于召，谓之召康。留相天子，主自陕以西之诸侯。乃封其子为北燕伯，其地乃幽州蓟县。

邢国——姬姓，侯爵。系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勋劳于天下。后成王封周公四子于邢，联络齐燕，屏藩周室。

管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鲜，以监武庚封于管。即今河南信阳县。

蔡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监武庚封于蔡。即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

卫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同母少弟，封为大司寇，食采于康，谓之康叔，封于卫。即今北京冀州。

滕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绣。武王克商，封于滕。即今山东滕州。

晋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于唐，后改为晋。即今山西平阳府降县东翼城。

杨国——姬姓，侯爵。系黄帝后裔。周成王分封其弟叔虞于唐邑 (山西翼城 )。出公子齐，生伯侨，天子封为杨侯。

朝鲜——子姓，侯爵，乃殷贤臣，曰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于周，武王请见，乃陈《洪范九畴》一篇而去之辽东。武王即其地以封之。乃其子孙，即朝鲜国。

薛国——任姓，侯爵。黄帝之后。因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后裔奚仲于孽。即山东滕州。

陈国——妫姓，侯爵。系帝舜之后。其裔孙遏父作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实赖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满，而封于陈，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即陈县。妫姓源于姬姓，系颛顼后裔，传至子孙帝舜娶帝尧二女娥皇、女英，女英生子商均。商均后代妫满娶周武王长女大姬，大姬生陈申公、陈相公。

焦国——姜姓，侯爵。系神农之后。因先世之功，武王克商，封之于焦。即弘农陕县。

齐国——姜姓，侯爵。系炎帝裔孙伯益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曰姜氏，谓之吕侯。其国在南阳宛县之西南。自太公吕望起自渭水，为周文、武师，号为师尚父，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营丘，为齐侯，列于五侯九伯之上。即今山东青州府。

赖国——姜姓，子爵。因为伐纣有功，而被封在赖地(今湖北随县东北)。

纪国——姜姓，侯爵。系太公之次子。武王念太公之功，分封于纪。即山东剧县。

蓟国——祁姓，侯爵。系帝尧之裔。武王克商，求其后，封之于蓟，以奉唐帝之祀。即北京顺天府。

曹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曹叔振铎，曰姬振铎。武王克商，封于曹。即今山东省定陶区。

郕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武。武王克商，封于郕。即今山东兖州府汶上县。

霍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处。武王克商，封于霍。即今山西平阳府。

毕国——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毕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周武王克殷，封于毕。在今陕西咸阳北。

秦国——嬴姓，伯爵。系颛帝之裔。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柏翳于秦。即陕西西安府。

杞国——姒姓，伯爵。系夏禹王之后。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东楼公，封于杞，以奉禹祀。即开封府雍丘县。

吴国——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长子泰伯之后。武王克商，遂封之为吴。即吴郡。

楚国——芈姓，子爵。系颛帝之裔，曰鬻熊。为周文、武师，有勤劳于王家，封之于荆蛮；以子男之上居之。即今丹阳南郡枝江县。

莒国——嬴姓，子爵。系小昊之后。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后兹与期于莒城。即莒县。

邾国——曹姓，子爵。系陆终第五子晏安之后。武王克商，封其裔曹挟于邾。即山东邹城。

许国——姜姓，男爵。系尧四岳伯夷之后。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文叔于许。即许州。

其余如越封于会稽，向封于谯国，凡封于汲郡，伯封于东平，郜封于济阴，邓封于赖川，戎封于陈留，芮封于冯翊，极封为附庸，谷封于南阳，牟封于泰山，葛封于梁国，鄾封为附庸，谭封于平陵，遂封于济北，滑封于河南，鄣封于东平，邢封于襄国（今邢台市），江封于汝南，冀封于皮县，梁封于韩城，徐封于下邳，舒封于庐江，弦封于弋阳，郐封于琅玡，厉封于义阳，项封于汝阴，英封于楚，申封于南阳，共封于汲郡，夷封于城阳等国，不悉详记。

这一时期产生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哲学理论，如儒家学说、道家理论，学术气息极为浓厚，涌现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百家争鸣。

刘邦称帝之后，鉴于秦亡的经验，遂在政策上采取道家“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政策。

首先，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郡县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另外，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朝这一系列政策大体维持了一时和平，但亦引致一系列问题，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侵略日频，威胁边区和平。

在执行这些政策之余，汉高祖也对在楚汉相争中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们起了猜忌之心。韩信就是在这时候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继被铲除。异姓诸侯王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在白马之盟上对众人说了一句话：“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死亡。时为前195年。

景帝在位期间，听取晁错的意见，进行削藩。操之过急，结果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为此时期唯一的一次动乱，且为期不到一年，结果由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所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设法剥夺各个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

关于“推恩令”，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说上（武帝）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载：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汉武帝措施：建中朝，设刺史，推恩令是汉武帝能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重要法令。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见西汉七国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 ，阻众抗命 ，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 。因此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参见：八王之乱

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

永宁元年（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西晋进入人们常说的“五胡乱华”时期。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

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是这样说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

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 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把叶氏抓进监牢，囚死狱中。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伯巨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祖）。

战争虽结束，与此相关的历史却在发展。燕王进京后，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建 文帝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天下，传说他于正统朝入居宫中，寿年而终；又有一说建文帝逃至东南亚，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确考，成为明史上的一大悬案。

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谓严重，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

刘邦称帝之后，鉴于秦亡的经验，遂在政策上采取道家“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政策。

首先，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郡县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另外，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

汉朝这一系列政策大体维持了一时和平，但亦引致一系列问题，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侵略日频，威胁边区和平。

在执行这些政策之余，汉高祖也对在楚汉相争中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们起了猜忌之心。韩信就是在这时候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继被铲除。异姓诸侯王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在白马之盟上对众人说了一句话：“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死亡。时为前195年。

景帝在位期间，听取晁错的意见，进行削藩。操之过急，结果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为此时期唯一的一次动乱，且为期不到一年，结果由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所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设法剥夺各个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

所以，武帝在继续推行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

关于“推恩令”，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说上（武帝）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载：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

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

因此，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

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汉武帝措施：建中朝，设刺史。

推恩令是汉武帝能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重要法令。

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

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见西汉七国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 ，阻众抗命 ，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 。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立即为武帝所采纳。

元朔二年春正月，武帝正式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

如此，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八王之乱

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

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

继立的晋惠帝，即位后，皇后贾南风为了让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

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299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300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

永宁元年（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

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手。

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

太安三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

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16年争战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西晋进入“五胡乱华”时期。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

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是这样说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

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 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

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

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把叶氏抓进监牢，囚死狱中。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伯巨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

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祖）。

战争虽结束，与此相关的历史却在发展。燕王进京后，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建文帝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天下，传说他于正统朝入居宫中，寿年而终；又有一说建文帝逃至东南亚，郑和下西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寻找建文帝。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确考，成为明史上的一大悬案。

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谓严重，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