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是封建制度下君主为了收回诸侯或地方割据势力手中的部分或全部权力而实施的政策。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削藩有四次：

一是西汉景帝的削藩，引发七国之乱，仅三个月便消灭叛乱七国，平定七国之乱后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二是唐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朝的历次削藩，先成后败，暴露了节度使制度的弊端，唐王朝也为藩镇所灭，这为宋代提供了教训；三是明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朱棣（即明成祖）夺位后再行削藩；四是清康熙帝削藩，引发三藩之乱，历时八年平定三藩，中央政权由此确定了对地方的垂直有效管理。

晁错建议削减王国的封地，限制他们的发展，逐渐加大中央直接管辖的地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景帝采纳了晁错这一“削藩”主张，景帝三年（前154），楚王刘戊违犯汉丧制，被罚削去东海一郡；赵王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私卖官爵，削去6县。

晁错的“削藩策”激起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些诸侯王的强烈反对。

吴王鼓吹说晁错侵夺诸侯之地，是为离间刘氏骨肉，危倾社稷，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串通胶西王昂、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举兵叛乱，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

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诛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

景帝在变起仓卒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

但吴王刘濞拒绝接受朝廷诏书，还宣布自立为“东帝”。

因此，战事便继续进行。

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所受到的吴楚军攻击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

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

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

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

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

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刘濞率败卒数千逃至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

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吴王濞被杀。

楚王刘戊和参加反叛的诸王，也因兵败自杀或被杀。

历时三月的吴楚七国之乱，遂被完全平定。

此后，景帝免除了诸侯王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削减了王国官吏，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只能衣食租税。

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大为改变，因而进一步加强了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

唐代“藩镇之祸”的来源于藩镇。

藩镇始于唐玄宗，当时唐玄宗为了扩张疆土、巩固边防，设立了河西、卢龙、幽州、剑南、朔方、河东、安西、北庭等十大藩镇，后来逐渐增多。

这些节度使是掌握着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的兵力，管辖着少则几个、多则数十个州县的军政长官。

虽然节度使权力要小于西汉时的封王，但随着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势力越来越弱，这些节度使等同于了藩王，藩镇，差不多是“半独立王国”。

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河北四个藩镇一齐宣布独立，或称孤，或道寡。更糟糕的是，被朝廷寄予平叛厚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反了，还被那四个人怂恿着要称帝。

所以，唐代宗、德宗、宪宗、穆宗等历次削藩。

但只有唐宪宗有点成就，不过很快就付之一炬，因为宪宗很快就被宦官杀死了。

事实上，直到唐朝终结，都没有解决藩镇问题。

后来的五代十国，其实就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演变。

因此，后来赵匡胤建立大宋后，杯酒释兵权，收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

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

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

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

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 ”，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

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

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

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

建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

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

“不意儿乃有今日！”

这情景恰巧被太祖朱元璋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对建文帝造成严重威胁。

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即皇帝位后，建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际行动。

建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橚。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建文帝将周王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

为什么首先选择周王呢？

周王朱橚，朱元璋的第五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

这次削周王，名义上是因为周王次子告发他“异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藩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建文帝一直以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对手，这次削藩的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二人皆为妃所生（在此问题上有异议），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

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

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

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

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

可惜的是，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

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藩主要是针对燕王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

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先从燕王的同母兄弟周王下手，这样不仅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

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已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满清入主中原时，由于人心不稳，边疆未定，所以，不得不分封明朝降将为王，比如吴三桂。让他们驻守在那里，保卫并治理那块属于他们的领地。

但这些藩王跟之前藩王一样，权力越来越大，比如吴三桂，他在云南实行贸易垄断，还耗费满清中央的国库开支，来维持他的私人武装。

这一年，平南王尚可喜向朝廷提出撤藩，请求“归老辽东”。康熙随即批准。

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迫于无奈，也上表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康熙也“允王所请”。

吴三桂大失所望，于1673年11月21日举兵反清，耿精忠、尚可喜随之响应。

战争一直打到1681年10月，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相继败亡，“三藩”被铲除。

平定三藩后，取而代之的明清地方的布政使制度，中央政权有此最终确定了对地方的垂直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