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一称谓出自《新五代史》，是对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902年—979年）的合称。

五代十国包括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902年—979年）等众多割据政权。

唐末黄巢起义后，藩镇割据普遍出现，部分实力强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所建立的封国实际上已是高度自主的王国。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中原，依次形成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即“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其中唐、晋、汉是沙陀族所建立的）。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这五个依次更替的中原政权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国家，只是藩镇型的朝廷。

唐朝灭亡后，有些藩镇初期依旧使用唐朝年号割据一方，有的奉五代为正朔（后梁时期的晋、岐、吴除外），其他则是保境固守或称帝争天下。总的来说，这些藩镇都已经独立自主，其中十个同时或相继存在的具代表性的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家称为十国。十国为吴、吴越、前蜀、后蜀、闽、南汉、南平（荆南）、楚、南唐、北汉。其中的吴和南唐，前蜀和后蜀分别是前后相继，北汉则是十国中唯一建立在北方的政权。

除此之外，中原地区的独立、半独立（归附后梁）政权还有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成德军（节度使王镕）、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后其子刘守光建立“桀燕”）、岐国等先后存在；南方在楚、闽灭亡后出现了武平军、清源军等割据势力。

后梁的建立者朱温，曾是黄巢起义军将领，降唐后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后在中原之地与李克用、时溥等一起镇压黄巢，并招降黄巢余部。黄巢死后，朱温进一步以汴州为基地，扩张领土。此后，朱温先后击败秦宗权、朱宣、朱瑾等。在关中地区，朱温与李克用、李茂贞等争夺对唐昭宗的控制权。朱温还取得了对河北三镇的控制。天祐元年（904年），朱温为控制朝政，取得对唐廷的完全掌握，杀害唐昭宗，立唐哀帝，次年诛杀宦官及朝臣，造成“白马之祸”。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废唐哀帝，建立梁朝，史称后梁，定都汴州，改称开封府，号东都；以唐东都洛阳府为陪都，称西都。五代自此开始。

后梁直接统治区有今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区的一部分，辖地是五个中原王朝中最小的。吴越、闽、南汉、楚、荆南诸国名义上都臣属后梁。

主词条：梁晋争霸

梁朝建立前后，梁太祖在河南部分地区比较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减轻租赋，安辑流亡，有利于社会的短暂稳定。但梁太祖登基之后，多次诛戮功臣大将，又长期与河东李克用、淮南杨渥进行激烈的对抗与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残杀，混乱不堪。

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承父志，继续对抗后梁。梁开平四年（910年），梁太祖怀疑成德军与晋密结而率军进伐，迫使成德军王镕与义武军王处直倒向李存勖。李存勖率军于柏乡（河北柏乡）击溃后梁军，史称柏乡之战。北方卢龙镇的刘守光于开平五年（911年）称帝，史称桀燕。隔年，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讨伐刘守光，梁太祖亲自率军救援，但被晋军击溃。刘守光最后于隔年被李存勖攻灭。

梁太祖败退洛阳后病危，次子朱友珪不满梁太祖有意立养子朱友文为太子，趁机刺杀梁太祖而继位。然而朱友圭荒淫无度，不得人心，乾化三年（913年）其弟朱友贞联合天雄军（即魏博军）杨师厚进伐夺位，史称梁末帝。杨师厚去世后，天雄军等河北诸镇都陆续归附晋国，再加上在贞明二年（916年）魏州之战中梁军惨败于晋军，后梁北疆只能勉强维持在黄河以南。贞明四年（918年），李存勖率军南征，与梁军相持于濮州一带。梁军在胡柳陂之战中惨败，但晋军也因伤亡惨重而无力攻开封，只得撤回魏州。

贞明七年（921年），成德大将张文礼杀节度使王镕，控制成德军，联合契丹与后梁，对抗晋国。然而李存勖率军于镇州之战击溃梁赵联军，又夺得河北三镇。龙德三年（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即唐庄宗，以光复唐朝为号召建国号唐，史称后唐，不久又二度南征。梁将王彦章采取牵制郓州（山东东平）的方式，成功围堵唐军于杨刘（今山东东阿）附近。双方对峙良久，唐军军粮不足，有即将撤退的迹象。然而梁廷内赵岩、张汉杰等人进谗，使王彦章被撤换，唐庄宗又率军经郓州迂回攻入空虚无兵的汴州。城破之日，梁末帝无奈命将军皇甫麟杀死自己，后梁覆灭。

唐庄宗灭后梁后，定都洛阳。此时河北三镇已定，凤翔（岐国）李茂贞和吴越、闽、楚、荆南，都向后唐称臣。

唐末被排挤入川的神策军将领王建相继攻取两川、三峡，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被封为蜀王。朱温篡唐后，王建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王建称帝后，颇能礼贤下士，招用唐朝衣冠士族。前蜀国的典章文物，保留了唐朝的遗风，各项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唐朝。王建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加紧军队建设，但不穷兵黩武，保持了社会的安定。王建统治后期，诛杀功臣宿将，宦官势力猖獗，后妃干政，但尚未酿成大祸。前蜀全盛时，据有今四川、重庆大部及陕南、甘南、鄂西部分地区。但王建去世后，其子王衍奢侈无度，残暴昏庸，政治极端腐败。同光三年（925年），唐庄宗派枢密使郭崇韬、魏王李继岌率军六万征蜀，同年底抵达成都，王衍投降，前蜀灭亡。

全盛时期的后唐，统治范围包括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等省市的大部，甘肃、宁夏、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后唐对外强盛，但是内忧积重。唐庄宗定都洛阳后，招回宦官以任枢要之职，一切与唐朝后期政治相同，朝政日益败坏。唐庄宗自认基业已固，不务政事，肆情纵欲，自取艺名“李天下”，宠信伶人敬新磨、伶官景进等人。当时军队庞大，国库吃紧，然而其妻刘皇后干预朝政、贪婪爱财，将税收一半归后宫，使得朝廷还要暂扣军粮以补其他支出，形成极大的隐忧，不久征蜀唐军即因故兵变。

郭崇韬虽然完成灭蜀任务，但李继岌对于不能深入参与军务而感到不满。他密报朝廷，意图陷害郭崇韬。唐庄宗有意先调查再决定，但刘皇后自行命李继岌处决之。同光四年（926年）郭崇韬被杀，唐军军心涣散，兵变四起。刘皇后又不愿将自己的财物用于劳军，使局面更加恶化。不久，魏博军在效节指挥使赵在礼率领下于魏州（河北大名）叛乱，唐庄宗派李嗣源前往平定。李嗣源受部众与叛军拥护，反而回师攻击唐庄宗。同年四月，李存勖在兴教门之变中中流箭而死。李嗣源攻入洛阳后杀尽叛臣而称帝，即唐明宗。

唐明宗执政期间革除庄宗弊政，诛除宦官，任用士人；撤销不少冗余机关，建立三司等财政机关；废除苛敛，均减田税，允许民间自铸农器，并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加强中央军力，建立侍卫亲军以压制藩镇。唐明宗在位八年，战事稍息，使农业生产凋蔽的局面有所改观，是五代少见的稳定时期之一，号称“小康”。

长兴四年（933年），唐明宗重病，其子李从荣夺位未果后被杀，不久后明宗驾崩，其幼子李从厚继位，即唐闵帝。此时唐明宗的两位大将养子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女婿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均拥重兵。宰相朱弘昭、冯赟本想以调动节度使的方式来分离军权，反而激起叛变。应顺元年（934年），李从珂以清君侧为由攻入洛阳，闵帝在逃往魏州途中被石敬瑭俘虏，最后被李从珂所杀。李从珂称帝，即唐末帝。

唐末帝与石敬瑭早在明宗时就彼此不合，到继位后二人之间更生嫌隙。清泰三年（936年），末帝调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并命张敬达、杨光远率军催促其就任。石敬瑭听从部下桑维翰、刘知远的建议，向契丹（辽）借兵叛变，并且对辽太宗耶律德光称儿，允诺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且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张敬达闻知叛变之事后，率军围攻太原，石敬瑭坚守不下。当时卢龙军的赵德钧和耶律德光有意合作共谋中原，石敬瑭大为惊惧，急令桑维翰见耶律德光。桑维翰跪于契丹帐前，苦苦哀求，才使耶律德光放弃与赵德钧合作的打算。耶律德光率军解围，帮助石敬瑭于太原建后晋，即晋高祖。

天福二年（937年），晋军与契丹军大举南下，杨光远、赵德钧等诸镇陆续投降。晋军独自攻入洛阳，唐末帝自焚而死，后唐灭亡。晋高祖定都汴州（后升为东京开封府），依约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契丹从此据有燕山山脉，中原则失去抵御契丹骑兵的天然屏障，在军事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就在后唐内乱期间，已并吞东川的西川节度使、蜀王孟知祥在应顺元年（934年）称帝建国，史称后蜀。同年孟知祥去世，其子孟昶继位。孟昶利用中原混乱之机，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前蜀的全部疆域。

五代进入后晋时期，国力大不如前，时常被契丹威胁。江淮地区的吴与后继的南唐国势强盛，他们采取联合北方契丹国制约中原的策略，屡次征讨周边国家壮大势力，成为中原王朝的一大威胁。吴国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早在唐末秦宗权之乱时，秦宗权的部属毕师铎率军攻打扬州，杨行密在抗敌过程中发展割据势力，最后建立吴国。天复二年（902年），杨行密被唐廷封为吴王，建都广陵。他执政期间鼓励农桑，稳定经济，使江淮地区逐渐复苏。对外则拥护唐室，与朱温敌对。他还选骁勇壮士五千人组织亲兵，称“黑云都”，衣粮赏赐优厚，出征作战，奋勇争先，成为淮南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为杨行密及其后继者长期割据淮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天祐二年（905年）杨行密去世，其子杨渥继位。隔年江西钟传去世，诸子内乱，杨渥趁机派秦裴攻占江西，统一江淮。吴以扬州为都城，其势力范围包括今江苏、安徽、河南三省的淮河以南地区，以及湖北东南部和江西全部，在南方各政权中最为强大。然而杨渥喜好玩乐，又猜忌功臣。天祐四年（907年），大臣张颢、徐温发动兵变，架空杨渥，次年（908年）又将其杀害。天祐六年（909年），徐温拥立杨渥之弟杨隆演接位（天祐九年杨隆演方称吴王），除掉想自立为君的张颢，彻底掌握吴国大权。

唐朝灭亡后，吴国不承认后梁正统地位，仍然沿用唐哀帝“天祐”年号，直到天祐十六年（919年）吴国改元武义，才正式与唐朝切断关系。徐温对内逐步剪除杨氏旧将，以稳固其势力，然而其长子徐知训骄横恣肆，曾因欺负杨隆演而引来兵变后，最后被部下朱瑾杀死。徐温养子徐知诰平定乱事，侍奉徐温颇为孝谨，最后成为徐温的继承人。杨隆演郁郁而终，其弟杨溥继位，并于顺义七年（927年）称帝，即吴睿帝。同年徐温去世，徐知诰成为吴国实际统治者。徐知诰生活俭朴，因尊重吴帝和将领而颇得民心。

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接受吴睿帝禅让，吴亡，建国齐，都金陵，称江宁府（江苏南京）。两年后徐知诰自称唐室后裔，改姓名李昪，改国号唐，史称南唐，他即南唐烈祖。李昪建国后注意选拔人才，改革朝政，采取与民休息、与邻国友好的政策，使国力持续强盛，是五代时期少有的经济文化繁盛地区。升元七年（943年）李昪去世后，其子李璟继位，即南唐元宗。李璟在位初期，南唐国力仍然强盛，对外联合契丹对抗中原王朝，对四周国家也采取见机入侵的方式，陆续灭闽国与楚国。

在南唐东侧，有吴越国。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自镇压黄巢起义中起家。后相继被封为越王、吴王。开平元年（907年），被后梁封为吴越王，正式建国，以杭州为首府。吴越控制的地区包括今浙江和苏南的太湖流域，地域狭小，长期受吴或南唐的包围。为求自保，吴越统治者常向中原诸王朝称臣纳贡，以牵制吴或南唐。钱镠在位期间，促进经济发展，保境安民；对外奉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与吴（后为南唐）敌对，常年征战。另外曾经派使册封新罗、渤海国等国王，海中诸国皆奉他为君长。钱镠病死后，其子孙相继承袭吴越国王。

吴越国往南还有闽国。闽国的奠基者是唐末的武威军节度使王潮，他曾参加黄巢农民起义，通过征战占据今福建省。王潮去世后，其弟王审知执政，并在开平三年（909年）被后梁封为闽王。王审知在位期间对外臣奉中原诸国，与邻国交好，战争很少，社会安定；对内劝课农桑，开辟海港，发展海上贸易，为古代福建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审知去世后，长子王延翰建国称王。自王延翰开始，闽国统治集团内部互相猜忌、斗争，闽国逐渐衰弱。永隆五年（943年），闽景宗王延曦之弟王延政于建州（福建建瓯）称帝，国号殷。隔年闽景宗被大臣所杀，国内大乱。天德三年（945年）王延政改国号为闽。同年南唐元宗李璟趁机伐闽国，攻下建州，闽亡。然而吴越趁机介入，闽将李仁达以福州附吴越，泉州、漳州又为将军留从效所据，南唐最后只获得建州与汀州（今福建西北部）等，与吴越的关系持续恶化。

五代十国时期，湖广至岭南一带有荆南、楚（后为武平军）、南汉和静海等割据势力。

荆南又称南平国，其疆域约为今湖北省西部。建立者高季兴原为朱温部将，开平元年（907年）被封为荆南节度使，治所为江陵。后梁灭亡后，高季兴改向后唐称臣，在同光二年（924年）被唐庄宗封为南平王，正式立国，建都江陵。后唐灭前蜀时，高季兴表示愿意协助伐蜀，但并未实际行动，而后又向后唐索要前蜀土地。这些使唐明宗大怒而发兵南征，所幸江南雨季使唐军粮草不济而退。南平国与后唐的关系直到其子高从诲继位后才和好。南平仅据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地小势弱，高从诲通过向诸割据政权称臣，换取经济上的“赐予”，并与诸国基本上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荆南处在北方王朝与南方诸国之间，南方诸国将荆南作为屏障，以阻止北方王朝向南推进；北方王朝也把荆南看成南方各国进贡以及开展南北贸易的重要通道。因此，荆南尽管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但一直安然无恙，得以长期存在。

楚国则由武安军节度使马殷所建。秦宗权之乱时，其部将孙儒攻打两淮杨行密，作为孙儒部将的马殷与刘建锋在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带部分人马夺取了潭州（武安军治，在今湖南长沙），并在刘建锋死后成为武安军留后，逐步控制湖南。后梁建立后，马殷向后梁称臣而被封为楚王。马殷一贯奉事中原诸王朝，借以抗衡吴、南唐、荆南、南汉各国；同时采取睦邻政策，对邻国不轻易挑起争端，起到了保境安民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大力鼓励农民发展蚕桑和茶叶生产，开展对外贸易，使楚国国势强盛。其势力全盛时，拥有今湖南全省，广西的东部及东北大部，贵州东部边境及广东西北一部分。天成二年（927年），后唐封马殷为楚国王，定都潭州，后称长沙府。马殷去世后，其子马希声、马希范相继袭位，在此期间楚国扩地至今广西东北部，国势颇盛。

开运四年（947年），马希范逝世，楚将拥护其异母弟马希广继立，这使马希广的异母兄马希萼不满而叛变，楚国国势开始走向混乱。乾祐三年（950年），马希萼成功攻下长沙，缢杀马希广。然而他纵酒荒淫，使得楚将王逵、周行逢举兵叛变。他们拥护宗室马光惠为武平节度使，不久后废马光惠，推戴刘言为武平军留后。不久徐威也拥护马希崇为武安军留后，放逐马希萼。而马希萼则于衡山再度被拥立。

在楚国分裂成马光惠（后为刘言）、马希崇与马希萼三派后，南唐元宗李璟趁机于保大九年（951年）派边镐攻占长沙，马希崇与马希萼先后投降，楚国亡。同时间南汉北取桂州（广西桂林）一带，占据整个岭南地区。隔年刘言不愿降唐，派王逵、周行逢攻下潭州，使南唐退出湖南。刘言被后周封为武平节度使，由于与王逵对立而被王逵与周行逢所废而死。而王逵贪得无厌，也被部下潘叔嗣所杀，武平军之位最后由周行逢继承。周行逢革除楚国劣政，爱护百姓，提倡廉洁。对将领用法严厉，果断诛杀。湖南地区又恢复平稳。

南汉是由割据岭南的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所建立，后梁建立后，刘隐相继被封为大彭郡王、南平王、南海王。刘隐稳固岭南后，重用当地士人，为日后建国打下基础。开平五年（911年）刘隐去世后，由其弟刘龑继位。刘龑在统一岭南后于贞明三年（917年）称帝，国号大越，都番禺，号兴王府（今广东广州）。隔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隐、刘龑延揽不少名士，委以重任，因而“为国制度，略有次序”。州县官一般以士人担任，不用武夫悍将，减少了动乱，有利于岭南地区的稳定。刘隐、刘龑多次出兵作战，击败岭南各地的割据者，基本上统一了岭南东西二道。南汉全盛时，据有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湖南南部一部分。

大有十五年（942年），刘龑去世，其子刘玢继位，即南汉殇帝。刘玢贪图享乐，当时有循州人张遇贤发动起义，隔年（943年），刘玢被其弟刘晟所杀。刘晟自立为帝，即南汉中宗。在位期间，刘晟虽然趁着楚国内乱及灭亡，攻占了南楚的岭南之地，自此“全有南越之地”。但他提倡严刑立威，为人残暴，大肆屠杀皇族和大臣将领，使南汉只剩宦官、宫女执政。乾和十六年（958年）刘晟去世后，由其子刘鋹继位，即南汉后主。

南汉税役繁重，在割据诸国中最为腐败。由于地处南疆，远离中原，因而得以偏安一隅。

当十国陆续衰弱或自保时，北方的后晋统治也很不稳定，国内藩镇连续发生叛乱。全国各地连年发生水、旱、蝗虫等严重自然灾害，财政匮乏，很多人饿死或逃亡。而契丹贪求无厌，藩镇多不愿服从。为解决财政危机，石敬瑭采纳桑维翰的建议，采取安抚藩镇、恭谨契丹的方式，并且重视农业、商业以提升经济。但各地藩镇几乎不服晋廷，有些甚至有意拉拢契丹以夺位，相继发生了范延光、张从宾、杨光远、安重荣等人的叛乱。天福七年（942年），吐谷浑（退浑）活动于河东，对契丹造成威胁，石敬瑭因此受到责问，郁郁而死，其侄石重贵继位于邺都（河北大名），即晋出帝。

由于后晋的将领与百姓对屈尊异族而感到强烈不满，石重贵听从主战派景延广建议，放弃对契丹国称臣而改称孙，以洗刷屈辱。景延广对契丹人的敌意十分强烈，他杀害契丹商人，逮捕契丹使者出气，屡次对契丹挑衅。此举引来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愤怒，他于开运元年（944年）率军南征，攻掠贝州（河北清河）等地而还。隔年石重贵派杜重威率军北伐，耶律德光闻之率大军南下，先是刘知远在太原痛击契丹，最后杜重威也成功的在白沟（河北定兴、新城间）击溃契丹军。然而，晋出帝于白沟之战后日益骄奢，又以冯玉执政，贿赂公行，朝政败坏。开运三年（946年），石重贵再以杜重威率军北伐，与耶律德光在滹沱河会战。此时杜重威有意夺位，反而向耶律德光投降。耶律德光趁机率联军直逼开封，后晋大将李守贞、张彦泽陆续投降，最后石重贵开城投降，后晋亡。隔年耶律德光将国号改为“大辽”，正式建立辽朝。辽太宗本来对经营中原地区很有信心，然而其“打草谷”与掠人为奴的掠夺政策使中原百姓群聚反抗。在后晋与契丹争战之际意存观望的刘知远一心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到此时成为最强的藩镇。他以中原无主为由于太原称帝，建国后汉，即汉高祖。耶律德光控制不了时局，以天气炎热为由率军北返，途中病逝于杀胡林（河北栾城），其兄子耶律阮继位，即辽世宗。

当后晋与契丹交争时，刘知远广募士卒，有步骑五万人，声言防备契丹，但却按兵不动。待辽帝将出帝迁往北方后，他于开运四年（947年）二月在太原称帝，是为后汉高祖，仍用天福年号。契丹留守中原的将军萧翰得知消息后，劫持后唐宗室李从益称帝于开封，而后北返。刘知远闻之，派兵南下，杀李从益，定都开封，并派高行周、慕容彦超在魏州之战战役降服杜重威，诸镇相继归附。乾祐元年（948年），刘知远去世，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汉隐帝，并以杨邠、郭威、史弘肇与王章为辅政大臣。随后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蒲州）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三镇连兵反叛，有赖郭威等人率军将其讨平（参见词条后汉平李赵王乱之河中之战）。

刘承祐即位不久，开始猜忌辅政诸臣，于乾祐三年（950年）以辽军寇河北为由派郭威镇守邺都，随后大杀杨邠、史弘肇、王章等大臣，又屠戮郭威一家，并召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等急速入京。郭威听从魏仁浦建议起兵南下，并派养子柴荣镇守邺都。隔年击溃慕容彦超，攻入开封，刘承祐在出逃途中被杀。开始时郭威并未称帝。当时恰巧辽军入侵，郭威出师御敌，但大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军士拥护郭威称帝，大军返回开封。广顺元年（951年），郭威称帝，建国后周，即周太祖。后汉开国仅四年而亡，系五代时期最短命的王朝。

郭威出身贫穷，颇知民间疾苦。他执政以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停止各地贡献珍贵食物和土特产；免除正税之外的一些苛敛；废免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并将民间牛皮一律官收的办法改变为按田亩多少分摊；停废营田，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鼓励农民耕垦荒地，留心农田水利。民众的负担有所减轻，因而比较乐于附籍。至广顺三年（953年），后周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加了3万多户。

然而因后汉宗室刘赟在此前被郭威诓骗杀害，使后汉旧将不服周廷。刘知远之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得知郭威称帝后，便自立为帝，建国北汉。他依辽人为援，自称侄皇帝，并且伺机伐周。后汉旧将慕容彦超等在地方发起叛乱，被郭威陆续平定。

显德元年（954年），郭威去世，由柴荣继位，即周世宗。柴荣于继位之初，北汉刘崇趁后周国丧，邀请辽军联合南下，进攻潞州、泽州（今山西晋城）。当时周廷惊恐，大多主张稳重行事，然而柴荣决意亲征上党，并在泽州高平县南（今山西晋城高平南）击溃汉辽联军，并斩临阵后退的无能将领，史称高平之战。刘崇从此一蹶不振。

高平之战后，柴荣开始改革军事制度，整顿侍卫司，补充强健之士，扩建“殿前诸班”。柴荣在位期间，还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进改革。政治上，他澄清吏治，赏罚严明，大臣犯罪，同样法办。又提倡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他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对来自西川、淮西和河东等处的流民，一律分给荒闲田地作为永业。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规定田主在3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5年内回归的，给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屋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5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等的限定，都相对放宽。柴荣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编制《均田图》颁发州镇长官，还派遣使臣34人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当时征收正税多不在农作毕功之后，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下令三司：夏税于六月一日、秋税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以便人户交纳。官府一再动员民众修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堵塞黄河决口；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齐、济运路；又浚汴口，引河水抵淮河，使漕运畅通。其时，各地寺院林立，隐匿编户甚多。显德二年（955年），诏废闭寺院3万余所，除了朝廷批准的僧尼数额以外，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销毁铜佛像和民间铜器铸钱（史称周世宗灭佛），使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有所改变，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发展。

柴荣在稳定国内后即意图统一天下，他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目标。这时后蜀的孟昶用人失当，亲信佞臣，朝政日益败坏。因长期偏安一方，后蜀上上下下，奢侈之风盛行。显德二年（955年），柴荣趁机派向拱、王景率军击溃后蜀军，收取后晋灭亡时被后蜀占领的秦、凤、成、阶四州，使后蜀北部防线崩溃。

此时，南唐连年用兵使国力受到很大消耗，所得之地也大半丧失。再加上南唐元宗李璟为人柔和、好谀恶直，以是群小竞进，政事日非。柴荣趁机于显德二年（955年）至显德五年（958年）三次亲征，发兵大举进攻南唐。经过苦战，后周最终击败南唐，逼迫李璟割让江北十四州、六十县，自去帝号，只称江南国主。从此，后周得到富庶的淮南，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加强了对江南的军事优势。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乘辽内部纷争之机，率军北伐，不到两个月便攻取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五月，当他准备收复幽州时，却突然患病，被迫班师。六月，柴荣去世。虽然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柴荣在位五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堪称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柴荣逝世后，其幼子柴宗训即位，即周恭帝。显德七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受命抵御北汉及契丹联军，途中于开封陈桥驿受禁军拥立为帝（参见词条陈桥兵变）。赵匡胤回师开封，迫使柴宗训禅让，后周灭亡，五代结束。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他本人即宋太祖。

赵匡胤继位之时，十国仍有后蜀、北汉、南唐、吴越、南汉、荆南与湖南武平军周行逢、闽南清源军留从效等，这些国家或藩镇大多奉宋朝为宗主或臣服之。赵匡胤采取谋臣赵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统一中国地区，先以假道伐虢之计并吞荆南、湖南，又派兵灭后蜀、南汉、南唐等国。到宋太宗赵炅即位后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平海军节度使（继留从效割据漳、泉二州）陈洪进、吴越王钱俶相继纳土归顺宋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炅亲征攻灭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投降，十国结束。至此，唐末以来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告结束。

主词条：五代十国都城

五代期间，统治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的中原王朝的疆域较之于唐末继续缩小，北方契丹（即后来的辽朝）向南扩展，至后唐时占有营（今辽宁朝阳、锦州一带）、平（今河北滦河下游地区）二州。到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又将以幽州（治今北京）、云州（治今山西大同）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其中最南的瀛、莫二州在显德六年（959年）被后周收回，此后双方以白沟（今拒马河）一线为界。五代疆土的具体变化见下表：

在十国中，南平的疆土最小，南唐最大。其疆域变化见下表：

（图册参考资料）

主词条：五代十国官制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用，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笼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的源头。

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唐亡前夕，朱全忠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唐昭宗在位时，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为唐末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后梁、后唐之际，长期称雄的河朔三镇被制服或消灭。此时，禁军的力量得到加强，除了用以捍卫中央外，还被派驻各地，制衡藩镇。朝廷还通过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在地方坐大。后唐以后，节度使往往兼其他职务，有的因此不能亲临镇所。一些地广兵强的藩镇，也由于地域被一再分割，势力大为削弱。藩帅在本辖区内任命刺史、县令的权力，逐渐被收归中央；对他们举荐、使用幕僚，也有不少限制。后蜀还曾罢除重臣的节度使兼职。当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各地全部实行，君弱臣强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相较于唐代，节度使的实力已被削弱。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显德四年（957年），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的因素，使得北方战乱不堪，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关于五代时期北方户数的记载，《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户籍》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这不包括淮南郡县。而《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代周建宋所得后周户数则仅为96万多，有学者论证这个数字只是著籍部分，不包括兵户、营田户、贱户、僧道和出逃隐漏者。以《册府元龟》的230万户计，若户均5人，则有人口1154万。倘若再加上北方其他各种成分和各个民族人口，实际数字要比这大得多。南北方各自地区的户数，在极不完备的记述下，大致数据在230万上下。

总的来说，五代十国末期，全国总户数在官方控制数目内的有460多万。有的学者进一步统计，淮河、秦岭以北地区有户236万，南方实有252万，总计达488万户，南北比率各占全国总数的52％和48％。如果再加上各类隐户及兵户、营田户、僧道民众，当时人口大概不会少于550万户、3000万口。

五代十国时期，一些国家的赋役征敛相当苛重。当时，各国多沿用唐制，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额外收耗名目也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1升，后汉时增至2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2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1石租须纳1石8斗粮。各国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括民谷，使大量民众饿死或流亡。两税以外，还有许多杂税：如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钱；按亩摊派的魏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征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

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河北、河南、山东与关中一带都是战乱区。例如天福八年（943年）晋出帝时，春夏中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相对的，自汉魏六朝以来，比较平稳的江南、湖广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十分兴盛，成为中原人民投奔的地方。在加上华南地区被细划分数国，各国为了提升经济力莫不细心经营，这使得十国的经济力远胜于重武力的五代。

虽然五代战乱不堪，但仍有不少君王提振经济。梁太祖称帝后重视农业，他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河南地区的生产。开平二年（908年）又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唐明宗执政期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使百姓得以喘息。到后周时，周太祖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广顺二年（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梁太祖朱晃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到周世宗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

唐末五代的韩鄂参考唐朝以前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等，撰写出农书《四时纂要》。书中采用了“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事宜，其中以农业为主体。此外也记录许多当代的农业技术，其中还首次记载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唐朝的茶叶研究到五代时仍然盛行，其中前蜀毛文锡著有《茶谱》等。

由于五代时期的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再加上南方十国极力发展经济，一些沿海堤防或河道工程也积极建设。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同光二年（924年）后唐时修筑酸枣河堤，于隔年由符习成功修复。五代还使用“帚工”来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主要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最后在宋朝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

南方十国提倡经济发展，并且重视兴修水利，防水治害。例如吴越、南唐奖励农桑；闽及南汉促进海外贸易；前蜀和后蜀亦能发展农耕丝织，此均能令南方的经济得到发展。巴蜀地区在唐朝就十分富庶，有天府之国之誉称。经历战乱后，在前蜀王建与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的经营下，政治相对稳定。他们又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在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使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后蜀时期，“百姓富庶”、“斗米三钱”，米便宜到一斗三文钱。而两广地区也让不少人迁居，五十年来，南岭以南无事，使得南汉府库逐渐充实。

吴与南唐、吴越所在的两淮、江南与太湖地区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是唐朝的粮食重镇。历经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后也逐渐回复，当地朝廷支持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修筑水道。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万顷以上。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并且疏浚西湖、太湖和鉴湖等，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杭州一带成为江南富裕之城。而福建地区在唐朝后期经济力不强，王潮、王审知兄弟领有闽国后，他们劝民农桑，在连江县车湖周围筑堤，可溉田四万余顷。南唐和吴越的农民还修建了一种圩田，即围田。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关闸拒水，把低洼的涝地变成良好的耕田。而湖广之地，在东晋南朝以来也十分兴盛。马殷据湖南建国楚国后，不断提升湘中、湘西的粮食产量。在周行逢据有湖南时，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些都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余粮区，到宋朝更有“苏常（或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南方除了粮食作物兴盛之外，在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十分兴盛，且进入专业化的地步。当时茶叶除了种于山区之外，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制之上。根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时分发达。五代时，楚国马殷对于茶叶、植桑养蚕与棉花十分兴盛，带动楚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闽国发展经济产物茶叶，又奖励海上贸易，大举提升当地的经济。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在五代十国时期尤为突出，其中以江南和巴蜀两地比较发达，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刷发行。雕版印刷较发达的前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到后蜀时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长兴三年（932年），后唐大臣冯道提议官方采行雕版印制《诗经》《书经》《礼记》等“九经”。这个计划由国子监实现，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止，直到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才刻印完毕，共二十二年。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此后朝廷刊印经书的数量增加，这个任务也交给国子监负责，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内，被称为“监本”。在后汉时，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刻印“九经”促成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五代十国时期瓷器延续了唐代的制瓷技术，并且在器形风格和纹饰上都有对晚唐风格的继承，同时在成色稳定性上有所改进，整体风格独特优美。这一时期，民窑与官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官方创设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所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国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也保持优良的传统，例如位于河北的定窑即十分兴盛。而吴越国的越器，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五代的陶瓷匠师更是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制窑技术也远传国外，后梁时期（918年），高丽便学会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澄心堂纸产于安徽歙县，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李煜极力推崇此纸，特意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故此纸名“澄心堂”。自五代南唐后，澄心堂纸一直被列为历代王朝的贡品。

由于诸国林立，兵祸连年，五代十国期间各地的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当时南方政权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中原王朝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南吴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别国。

主词条：五代十国艺术

五代十国时期是词发展的关键时期，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

五代十国时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旧唐书》。在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唐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政府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年）至开运二年（945年），刘昫（挂名监修）、赵莹、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

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土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五代初，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而唐末五代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

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都以能诗闻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他们的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的前蜀、后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

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五代十国传世部分画作主要参考资料）

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禅宗盛行，推动了壁画艺术的发展。唐末、五代至宋代，敦煌为当地的世家大族张议潮、曹议金等统治。虽然地方统治者贯尊崇佛教，不断大力开凿石窟，并设立画院进行艺术创作，但归义军政权的财力拮据，人力消减，画院的集体创作使壁画风格过于统一，绘画形式也显示出进一步程式化的趋势。画题虽然沿袭唐朝，依然以大乘佛教净土宗经典的六大经变画占据主导地位。但一般多沿用唐代粉本，创造性被减弱，无论是佛陀还是菩萨的形象都略显呆板，色调单一，显示出石窟壁画艺术进入了衰退期。大量出现的供养人肖像画在艺术水平上略显突出。佳作有莫高窟98窟东壁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像，莫高窟61窟东壁的于阗公主供养像等。这些肖像画真实记录了五代时期在瓜州、沙州一带很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形象。用笔刚劲而富于变化，用色鲜丽，赋色细腻，表现出更加丰富的肖像画技法，是五代人物画的代表作品。

五代十国时期的舞蹈繁荣程度虽不及唐代，但多传承了唐代舞蹈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在中国舞蹈的发展过程中，其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宋代宫廷队舞的预备方面。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舞蹈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凡上元、中秋等节庆，朝野都会有盛大的歌舞活动，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综合性质的百戏表演。同时，宗教信仰趋于世俗化，故寺院举行乐舞供佛时，常会有俗乐俗舞的表演，一些社会上优秀的乐舞百戏节目通常会被选用。这些俗乐俗舞不仅对宋代舞蹈，而且对宋元以降的戏曲艺术有深远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乐舞中都有伎乐表演，常用乐器除了汉族传统乐器筝、箫、篪等，也有少数民族乐器觱篥、羯鼓、琵琶等，还有源自古代印度、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外来乐器竖箜篌、贝、铜钹等。

五代十国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导致了大量文献的遗失以及科技与文明的衰败，使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不如唐朝，然而整体而言，在制瓷雕版、农业水利与火器方面仍有发展的地方。其中南方的科技发展较北方兴盛。且此时科技文献的保护与积累，对宋代科技的兴盛起了重要作用。

因藩镇割据，中央集权下降，历书不能遍及全国，百姓纷纷采用民间历书。其中唐朝曹士蒍所编的《符天历》流行于唐朝后期、五代与北宋民间，有好几百年之久。《符天历》是以显庆五年为历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由于不是官方颁布的历书，被贬称为小历。

在医学方面，五代出现了官方医官，即后唐清泰年间增设的翰林医官。

后蜀的翰林学士、本草学家韩保升详察药品，深知药性，施药常有神效。在后蜀皇帝孟昶的支持下，他以唐朝《新修本草》为蓝本，重新编著成《蜀重广英公本草》，史称《蜀本草》，后散失。

唐朝末年，唐朝廷领导全国军队的军事体制已破坏无遗。唐僖宗、昭宗先后召募部分神策军或中央六军，但很快被藩镇所吞噬。盘踞在全国各地的新老军阀称兵黩武，各自为政。五代十国的帝王建国之后面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权力逐渐集中于封建朝廷，建立高度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其具体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1）由枢密使掌管军事机密，各国帝王通过枢密使掌握军事机密以控制全国的兵权；（2）由禁军将领、节镇藩帅分别统领中央禁军、藩镇兵。在中央，各国朝廷通过对禁军将帅的任免与军队的调动而牢牢控制中央禁军。在地方，五代诸朝通过任免藩帅以及对藩镇各种限制措施，使唐后期藩镇骄兵悍帅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藩镇兵逐渐成为中央朝廷所控制的地方武装；（3）由朝廷随时派遣行营军事统帅指挥征战，各国帝王决定将帅的任免和军队的调动。经过五代各国长期反复的斗争，特别是周世宗的军事改革，终于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禁军——侍卫亲军、殿前军，并大大削弱了藩镇节度使的军事权力，最终建立起高度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也为北宋的枢密使——三衙统兵体制的创立提供了蓝图。

东北方面，契丹和奚脱离了唐朝控制后，日益强大。五代十国之初，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契丹又先后征讨回鹘、党项、吐谷浑等部，攻灭渤海国。后晋时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契丹后南下灭晋，一度占领中原，改国号为辽，后被迫撤退。至五代末年，辽朝的疆域东至大海，西连西域，划分河北白沟河、山西内长城与中原王朝为界。

此外，西北党项割据的定难军在陕北夏州一带割据自立，吐蕃六谷部占据的凉州，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回鹘归义军一度建立西汉金山国，在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州分别存在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今新疆地区还有于阗等国；今青海、西藏一带有陷于分裂状态的吐蕃政权。

唐末南诏灭亡后，其贵族郑买嗣建大长和国。后唐天成三年（928年），赵氏夺取政权，改国号为天兴。次年杨氏夺权，改国号为义宁。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又取代杨氏，建大理国。在此期间，该政权疆域除东北略有缩小外，变化不大。

自汉至五代一直属于中原王朝的交趾（今越南北部）摆脱南汉的控制。唐末动乱之际，静海军的曲承裕自立，在越南历史上被称为曲家，是交趾地区脱离中国的开端。五代初期，占有岭南的南汉政权曾两次出兵取消了静海军节度使，恢复交州，但很快就又被当地人赶走。后晋天福二年（939年，南汉大有十二年），牙将吴权夺权，并在白藤江之战中击破南汉军。吴权在越南北部地区称王，建立了被后世称为吴朝的地方政权。越南从此脱离中国。尽管在宋朝以后它还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但实际上已逐渐成为独立国家。

主词条：五代服饰

五代十国的官服仍大体沿袭唐制。男子一般穿着圆领衫子，腰系帛鱼，头戴幞头。其中幞头变化较显著，自晚唐以后，由软脚变为硬脚。五代时期，人们不再崇尚奢侈华丽，转而追求淡雅和清秀。女装基本同晚唐相似，以窄袖短襦和长裙为主。不同之处是女子襦裙的腰身下移，相比唐代的高束胸腰线，更便于穿着和行动。裙带加长，披帛也较晚唐狭长，约3至4米，上衣加半臂，交领或对襟。

据资料统计，五代十国时期，各类自然灾害总计发生137年次。其中，水灾和旱灾发生年次最多，其次是虫灾和地震。就地域分布来看，中国北方发生自然灾害远较南方地区为多。因为这时南北政权交替频繁，北方战事频仍，官府对灾害常无力顾及，表现出以祈涛禳灾为主的救灾方式。

主词条：五代十国君主

（五代世系参考资料）

十国的排序，参考了《新五代史·吴世家》的序列。

（十国世系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