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951年－960年），中国五代时期中原最后一个王朝，定都东京开封府，共历三帝，享国十年。

郭威自称为周朝虢叔后裔，因此以“周”为国号，史称“后周”，以别于其他以周为国号的政权，又以郭威之姓，别称“郭周”，或以柴荣之姓称“柴周”。

郭威年轻时不愿从事生产，只喜欢舞枪弄棒，十八岁应募从军。曾经负气杀人，被关入监狱。潞州留后李继韬因他有勇力，遂秘密纵他逃走，待事情平息后又召置麾下。郭威少年时曾在其颈上黥有一飞雀，故人称郭雀儿。李继韬被唐庄宗杀死后，其军队被编入从马直，受将军石敬瑭赏识。因郭威能书会算，石敬瑭命他掌管军籍。

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时，特别器重郭威；后调任河东节度使，也将郭威带到任上，深为倚重。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后，任命他为枢密副使，隐帝时升任枢密使。郭威多次统兵征伐，皆有功勋。他在军中穿幅巾短衣，与军士无异，皇帝所赐钱财，多分与诸将与军士，因此在军中威信很高，士卒乐为其用。

乾祐元年（948年），刘知远在称帝一年后病死，其子刘承祐继位，史称后汉隐帝。汉隐帝时，苏逢吉为宰相，枢密使杨邠管机政，郭威掌征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统率禁兵，三司使王章专掌财政。这些掌权者大部分都是武断专横，各行其是，使朝政混乱。

这群武夫中，只有郭威留心搜罗有才能的文士，得到文官们的好感。乾祐元年（948年），李守贞据河中，赵思绾据长安，王景崇据凤翔，同时反叛。汉隐帝令郭威督诸军讨伐三叛镇。次年，郭威灭河中、永兴（长安）两镇，杀李守贞、赵思绾，别将赵晖灭凤翔镇，杀王景崇。郭威得胜还朝，不肯独受重赏，推功给在朝诸大臣和将士，汉隐帝因此遍赏诸大臣及诸藩镇。

乾祐三年（950年），辽军横行河北，诸藩镇各守本境，不相援救。朝议任郭威为天雄节度使，出镇魏州，仍兼枢密使，节制河北诸镇，得便宜行事。他被授与这样大的权力，就是因为取得了内外诸大臣的好感。不久后，一向厌恶掌权诸重臣的汉隐帝找借口杀死了杨邠、史弘肇与王章，又遣使者到魏州杀郭威。郭威被迫起兵。他留义子柴荣守魏州，自率大军出发，沿路无阻，只走七天，就到开封城外。汉隐帝被部下溃兵杀死。郭威入开封城，纵诸军大掠，到第三天午后方才停止。

当时，汉高祖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以备辽为名，拥有强兵；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刘崇子刘赟为武宁节度使，在徐州。郭威鉴于三镇威胁，先声称迎刘赟为汉帝，使刘崇满意，等到刘赟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连刘信一起消除，刘崇一镇就无能为力。定计以后，郭威请太后李氏（参见词条李三娘）下令立刘赞为帝，使太师冯道等大臣到徐州奉迎。乾祐四年（951年），辽兵入寇，攻破内邱、饶阳两城。李太后令郭威率大军渡河击辽兵，又令国事暂委王峻等人，军事暂委王殷。自然，二王是郭威的心腹。郭威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对郭威说，皇帝该你自己做，将士抢掠京城，与刘家结了仇，不能再让刘家人做皇帝。裂黄旗披郭威身上，拥立为帝。郭威拥众回来。澶州兵变时，刘赟已到宋州，王峻、王殷派人带兵去宋、许二州，刘赟被拘，以李太后名义，废为湘阴公。刘信自杀。随后，郭威正式登上帝位，改元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

太祖即位之后，能够躬行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贡珍巧纤奇、山珍海味，又将宫中原有的金银玉器、镂宝床几、饮食之具，砸碎于殿廷，表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决心。面对晋汉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他又下诏奖励耕殖，招抚流亡，平均赋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其统治的数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太祖还针对当时轻视发展文化，轻视文士的现象，采取了一些较积极的措施，力图改变当时的不良风气。比如他曾亲至曲阜拜祭孔子，以表示对儒学的重视；他还重用文士，重视科举选士，表现出了与五代其他各帝不同的一些风范。

面对当时的骄兵悍将和败坏的吏风，太祖首先从中央做起。枢密使王峻专横跋扈，居功骄矜，排斥异己，就连柴荣请求入觐，由于担心会被留下而予以拒绝。王峻要求兼任青州节度使，得逞后又要求罢免宰相李谷、范质，另行起用自己推荐的人选，太祖婉言推却，王峻马上出言不逊。太祖忍无可忍，遂下令拘押王峻，将他贬死。对于敢于反叛的藩镇则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限制藩镇对州县的权力，实行民政、军事分工管理。为了改变吏风，太祖对贪浊的官吏实行严厉惩治的政策，处死了一批贪赃枉法、残酷暴虐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吏风。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在位四年的太祖逝世。太祖诸子早在其起兵邺都时，就被后汉杀害于汴梁，所以只能由养子柴荣继位，即后周世宗。周世宗是太祖妻柴氏之兄柴守礼的儿子，幼年随其姑母成长于太祖家，与太祖夫妻关系融洽，遂被收为养子。

周世宗即位后，遇到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抵御北汉的进攻。北汉皇帝刘旻利用郭威新丧，周世宗刚刚即位，人心不稳之际，联合辽朝发兵南下潞州、泽州（今山西晋城）二州，妄图一举灭亡后周。当时朝中许多人反对用兵，只有宰相王溥一人支持世宗，世宗力排各种干扰，决定亲率禁军出征。双方在泽州高平县南（今山西晋城市高平南）相遇，刘旻见周军兵少，遂不等契丹军到便发动了进攻。两军交锋，后周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率右军溃退，一路杀掠百姓，并造谣言说：“官军大败，馀众已降。”这一情况的突然出现，使得周军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周世宗屹然不动，率领亲兵，临阵督战。禁军主将张永德等率偏将赵匡胤冲锋陷阵，拼死奋战，双方血战至傍晚，北汉军支持不住，开始后退，一万馀人被赶至山涧边，死伤惨重，死尸弃甲，填满山涧。刘旻仅率亲骑百馀狼狈逃走。此战史称高平之战，此后，北汉再不敢轻言伐周。

高平之战中，周世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骄兵悍将难以驾御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世宗决意改变五代诸朝对骄兵悍将纵容姑息的政策，他召集诸将，当众宣布樊爱能等将校七十多人罪状，并立即斩首。此举使骄兵悍将有所畏惧，初步整顿了败坏的军纪。周世宗深知仅靠杀若干个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想改变五代军队长期遗留下来的积习，提高战斗力，必须从整顿禁军入手。返回汴梁后，周世宗任用年轻将领，裁汰禁军中的老弱病残，召募天下豪杰，精选骁勇，将藩镇军队中的善战之士，选入禁军。周世宗甚至亲自试阅武艺，选拔人才。经过此次整顿后，旧史记载说：“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有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只能说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不等于完全具备了统一的条件。

随后，周世宗又从平均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吏风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鼓励开垦荒田，处理逃户庄田和保护边民的生产；减轻租税，均定田租；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打击寺院经济势力。在政治、军事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举凡法律、兵制、科举、吏治、税制，无不涉及。如注意选拔地主阶级的人才，破格任用魏仁浦为相；整顿科举，再开制科来搜罗人才；澄清吏治，严惩一些贪官污吏。在刑法上，他要求做到“狱讼无冤，刑戮不滥”，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大权，并要求自己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显德五年（957年），令大臣根据唐律进行删减整理，汇编为《大周刑统》。

周世宗继续太祖在经济上的改革，奠定了开始统一事业和抗击契丹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的改革特别是整编禁军，使政治渐上轨道，并加强了封建中央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工作，都为重新统一和抵抗契丹进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主词条：后周攻后蜀之战

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遣凤翔节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训（参见词条向拱）为将，率军伐后蜀。仅动用偏师，小试锋芒，便收复了秦（今甘肃秦安北）、凤（今陕西凤县东北）、阶（今甘肃武都东南）、成（今甘肃成县）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并不在于灭亡后蜀，而是夺取战略要地，将后蜀封锁在两川的范围内，使其不敢骚扰后周的西部边境。

主词条：后周攻南唐之战

接着，周世宗又策划了征伐南唐的战争，目的在于夺取淮南富庶之地。从显德二年（955年）冬开始，至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前后三次亲征，终于击败南唐。南唐元宗李璟遣使求和，进献贡品，被迫献上四州之地，画江为界，每年进献贡物十万，以求罢兵。至此，淮南之战结束。周世宗悉平江北的淮南之地，得州十四、县六十，得以饮马长江；李璟去帝号，只称“江南国主”。此战巩固了后周的南部边境，扩大了疆土，达到了削弱南唐，使其俯首称臣，不敢轻易向北用兵的目的。

经过这一系列战争，后周形势更加稳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北伐。

主词条：后周攻辽河北之战

显德六年（959年）正月，周世宗正式对占据燕云之地的辽朝用兵，他亲率大军自汴梁出发，直抵沧州，然后统步骑数万直入契丹境内，大军一路顺利，契丹军非逃即降，后周军势如破竹，兵不血刃，连下莫州、瀛州、易州及淤口关、益津关、瓦桥关等三关之地。随后，周世宗准备向幽州进军，但遭到诸将反对，他执意进军，却由于身染重病，只得班师回朝。这年六月三十日，周世宗病逝于汴梁，终年三十九岁。

周世宗驾崩后，继位的柴宗训年仅七岁。柴宗训即后周恭帝。赵匡胤此时任殿前都点检（禁军的最高长官）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二日，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州）报称北汉和辽朝联军南下，攻打后周，声势浩大，请求派兵援助。符太后（参见词条宣慈皇后）和宰相范质、王溥等执政大臣慌忙令澶州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兵抵御。又命赵匡胤率兵北上御敌，赐于他金带、银器、鞍马、铠甲、器仗数十万。初三日（2月03日），赵匡胤领军出汴梁爱景门，傍晚时，军队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赵匡胤在其弟赵光义，以及赵普、石守信、王审琦等策划下，鼓动士兵发动兵变，授意为他黄袍加身，拥其为皇帝。而后，赵匡胤率兵回师开封，约束将士，严禁烧杀抢掠，“宋太祖陈桥之变，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赵匡胤陈桥兵变还京，只有京城巡检使韩通仓皇抵抗，但随即就被王彦升所杀。宰相范质率王溥、魏仁浦等人责问赵匡胤，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罗彦瓌拔剑厉声：“三军无主，众将议立检点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王溥面如土色，降阶下拜，范质亦拜，赵匡胤亲自扶起，以优礼待之。

显德七年正月初四日，恭帝禅位，赵匡胤即帝位，建立北宋。后周王朝至此灭亡。

后周的疆域继承五代的前几个中原王朝，大致为华北与关中地区，后来还加上长江以北的淮南地区。河西地区被归义军、甘州回鹘与吐蕃诸部所占领。燕云十六州在938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为辽），使汉、唐以来北方的国防线全部后退。周世宗北伐后，收取了十六州中的三州三关之地。由此，后周盛时疆域大致为今山东、河南2省，陕西、安徽、江苏的大部，河北南部、湖北北部以及内蒙古、宁夏、甘肃、山西的一部分。

（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政治核心因为战乱与经济因素，由长安、洛阳过渡到开封。当时关中因战乱而荒废，河陇地区也持续衰退，而开封处于隋唐大运河中枢地位，负责转运河北、关中、江南与湖广地区的货物，是天下粮食、货物的转运站。当关中因战乱而荒废时，聚集天下财富的开封就成为五代的首选地位。

后周的地方行政区划沿袭前朝，地方设节度使，又称节镇，主管地方军事、行政与财政。此外还在某些地方设“军”，成为一级行政机构。如显德元年（954年）后周以莱芜监为广利军等，其军使委命本道差补。第二行政区为州，州设刺史。部分州因首都地位或地势重要而升级为府、例如五代在汴州设有东京开封府、洛阳设有西京河南府、魏州设有大名府；第三行政区为县，设县令。

中央行政机构沿袭唐代及五代其他王朝设置，有三省六部。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与中书省，下设六部尚书，并分司办事。中书令和侍中均为正二品，左右常侍从三品升为正三品，门下侍郎从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设中书门下省，置“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省和门下省方面，其官员品级也比唐朝高，其长官侍中在唐代宗以前均为正三品。

五代还设有枢密院以掌管军事，又大多为武将。枢密使掌握军事，其实权往往超过宰相，可直接下令任免藩镇。所以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有时又以宰臣兼任枢密使。例如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命司徒、平章事范质与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参知枢密院事，借此以加强文人官僚制度。最后由宋朝所继承之。而十国等各国或地方藩镇也大抵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沿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唐代旧的律令，有的已难解释。显德五年（957年），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律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根据史料记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户口统计有2309812户，显德五年（958年）攻占的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共得226574户，加上显德六年（959年）北伐收复关南得18361户，综合上述在籍共有2554747户，以户均口数五口计则有12773735人。

周太祖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广顺二年（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后梁太祖朱温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

周世宗“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以示尊崇。

显德二年（955年），世宗规定应有逃户庄田，允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招人承佃逃户庄田和招还逃户回乡，其本质是增加租税收入。但当时这样做，事实上将荒田和逃户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多少解决了一方面是户口逃亡，另一方面是土地荒废这个严重矛盾，起了恢复农业生产的作用。同时规定对陷没契丹的逃户还乡给予一定的优待，以利于招还陷番的人户。

显德五年（958年）七月，世宗“赐诸道节度使、剌史《均田图》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户民租赋，帝因览其文集而善之，乃写其辞为图，以赐藩郡。时帝（世宗）将均定天下赋税，故先以此图遍赐之”。十月，又下诏：“言念地征，罕臻艺极，须议并行均定，所冀永适重轻”。随即派官吏均定河南六十州赋税，连曾经享有免税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得交纳。必须指出，这个均定田租的工作亦称“均田”，但与北魏到唐初的均田不同。北魏到唐的均田是土地分配制度，世宗所行“均田”是确定赋税的办法，不能混淆。世宗还下令免收以前人民所欠两税，取消两税外的苛捐杂税和一切徭役。

商业方面，由于北方五代战乱不断，农业遭受破坏，连带商业也难以发展。华北需要大量的茶叶，而楚国、南唐与闽国等南方茶商也需要运送至河南、河北等地，使得荆南成为茶叶转运中心，商人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而江南所需的食盐一部分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五代与北汉、燕、岐等势力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

周世宗在位的数年间，大规模整治水道、开凿运河，其工程主要如下：

继解决好开封周围的水运交通问题后，周世宗在亲征辽朝前，又派韩通等先遣部队对远在河北地区的永济渠进行了大力整治，使航运畅通无阻、后勤供应及时，得以一举收复三州三关失地。

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使儒学的传统不至于中断。而民间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培育了不少的儒学人才，这都成为宋代儒学兴发的重要养分。

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时常发生叛变弑君事，而君王大多重武轻文，士人也重实轻虚，使得本时期比较少有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有名的儒者主要为冯道。冯道大规模官刻儒学《九经》，事亲济民，主政时提携贤良，在五代有着“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

由于乱世灾祸，人们对前途深感无从把握，大多采行消极避世的思想，部分儒者与百姓转向佛教与道教。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出现“五季之乱，避世宜多”的现象。其中道教学者谭峭继承老子“道”为世界本源的说法。他认为天地间万物均是由道演化而来，而道的本质则是虚，许多观点蕴含着人民性、民主性因素。著有《化书》。五代宋初还有著名的道士陈抟。

显德五年（958年），世宗采纳翰林学士窦俨的建议，开始召集文学之士，修撰《大周通礼》《大周正乐》。显德六年（959年）正月，枢密使王朴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出律准。

主词条：三武一宗

五代乱世，但佛教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至后周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且广占良田，不交赋税，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当时有一个小官李钦明曾上疏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馀处，僧尼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院之田，又免征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要求朝廷裁汰僧尼，抑制佛教的发展。后汉朝政混乱，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无人理睬。周太祖曾废开封僧尼寺院五十八所。周世宗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显德二年（955）颁诏裁减僧尼，拆毁佛寺，严禁私度僧尼，规定除了政府审核确定可以保留的寺院外，其馀一律拆毁。根据文献记载，共计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保留的寺院计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三百人。文献未载勒令还俗的僧尼人数，估计不下保留僧尼人数的十倍。周世宗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商品经济，对加强后周力量、巩固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

由于周世宗在抑制佛教方面，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对佛教打击很大，佛教史上将此次行动与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三次打击佛教的行动并列，称之为“三武一宗之祸”。

辽（契丹）在后周建立后，大力扶持北汉，企图推翻后周统治。但在与后周的作战中，辽汉败多胜少，周世宗北伐后，收复莫、瀛、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地。

西域地区则有西州回鹘、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于阗与喀喇汗国等。其中于阗和喀喇汗国是西域大国，其范围涵盖整个西域地区。广顺元年（951年）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贡。

周太祖时，应河西节度留后折逋嘉施之请，派申师厚为河西节度使。申师厚能力有限，不能抚有凉州。至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申师厚留下自己的儿子为留后，自己逃归后周内地。中原王朝丧失了凉州，河西为六谷部据有。

后周在首都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周世宗在位时改革军事制度，实施练选制度，精简中央禁军，补充强健之士，设有殿前都指挥使、水陆都部署、殿前都点检等高级军官，形成“殿前诸班”的禁军。其中殿前都点检掌握军事实权，后来担任此职的赵匡胤在后周世宗去世后发动陈桥兵变，篡位建宋朝。其次是严明军纪，命兵部尚书张昭远制定新的军法。最后是限制藩镇权力，例如禁止造军器、干预民政等等。

后周立国后，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仍保持传统的册封朝贡关系。广顺二年（952年）正月，当时还是“权监高丽国事”的王昭派遣以广评侍郎徐逢为首的97人朝贡后周。二月，郭威承认王昭的统治地位，决定封其为高丽国王。但所派的两位使者中，卫尉卿刘皞在途中饮酒过度而死，通事舍人顾彦浦遭遇海难被淹死。九月，郭威另以太仆少卿王演假卫尉卿、右卫率府吕继赟假将作少监，出使高丽完成册封，时为广顺三年（953年）三月。在此期间，王昭下令遵奉后周年号，改光德四年（952年）为广顺二年。显德二年（955年）十月，王昭派广评侍郎荀质来祝贺周世宗登极，被后周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显德六年（959年）正月，王昭遣使进贡紫白水晶两千颗。同年，柴宗训加授王昭检校太师，增加食邑三千户。

显德五年（958年）九月，占城国王释利因德漫（即因陀罗跋摩三世）遣使贡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