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王朝。黄帝后代的周是“华夏”一词的肇造者与最初指代。周王朝一共传国君32代37王，享国共计790年。

周人早期居于姬水一带，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氏族以定居的豳为国，国即是城，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离乡远徙，历尽艰辛，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

在商朝，周部族因为遭到戎、狄等西北地区部落的侵扰，周部族的首领古公亶父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下的周原定居下来。生活于渭河流域，被大商王朝册封为西伯（意即西部诸侯之长），是商朝的主要方伯之一，以姬为姓，周人嗣其姓，周朝实行分封制（封邦建国），周王则为“天下共主”。 周王朝继承了夏商两代，是上古社会制度的鼎盛王朝。

周族是居于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的古老部族，相传因“姬水”而得姓为姬。周的始祖名弃，为有邰氏女姜嫄所生。《诗经·大雅·生民》记述了弃降生的神话传说。姜嫄祈祷求子，因踩了巨大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弃。周族在姜嫄所生活的时期大约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但至弃所生活的时期时，已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所以说弃是周族的始祖。据《诗经》记述，周族始祖母叫姜嫄。姜、羌相通，周人的祖先大概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也有人认为周族应出自陕北黄土高原一带的白狄族，也就是远古时期的黄帝族。商朝初年，后稷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迁到磁。周人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到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由耕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迁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

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人成为黄河领域共主的大商王朝的臣民，卑事商王武乙，在商王朝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体系，特别是有关于天命的观念，周朝建立之后，这套天命观念经过了周公旦（姬旦）的再次梳理，成为治世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后代王朝数千年“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的概念。

古公亶父之时，周部族已颇具规模。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居于岐山之下，称为“岐周”。而且有三子，偏爱小儿季历。长子太伯及次子仲雍为顺父意传位与季历，自身逃亡荆蛮，与当地本土氏族结合，后为吴国。根据《竹书纪年》以及民国之后疑古派顾颉刚等人的看法，此时期的周国已经有了“翦商”的想法。

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后汉书·西羌传》载：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季历不仅与大商王朝联姻，娶妻商室，还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成为商王朝在西方最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历在甲骨文中有时又称公季。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虽然关系密切，殷商却总是时刻提防着这股新生力量，周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小国家，特别是亲商的诸侯国。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杀了不再那么听话的季历，但仍以周人为西伯。周人有强烈的天命观，武王伐纣的理由就被认为是纣王“自绝于天”，周人心中是否受天眷顾的前提，当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从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人逐渐产生了要灭掉东方商朝的心理。

西伯姬昌继位后，国力不足与商对抗，故继续臣服于商，为商西伯。但殷商对周并不放心。商纣一度囚禁姬昌于羑里，并杀其子作为肉汤、迫文王喝下。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帝辛，求得释放文王。文王归国后，谋商之心并无松懈。他一方面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另一方面进行武力扩张，根据《尚书》记载，周国首先讨伐西方犬戎、密须等小国，以固后方，接着东伐耆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又伐邘（即孟，在今河南沁阳），最后伐崇国，深入到商朝势力范围。此时周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便迁都于丰都（今陕西省西安市户县沣河西岸），准备进取殷商。

周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国君的时候，在他的统治使周国势力强盛，文王薨，次子姬发即位称周武王，在沣河东岸又建镐京，丰镐二京隔水相望，有桥相连，并称丰镐城。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会盟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公元前11世纪，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与商朝十七万军队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中前徒倒戈，周军大胜，商纣王于鹿台身背珠宝玉器自焚。商朝亡，因为周部族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朝立。姜太公在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他族姓为姜，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

周朝建立后，西周初年，周天子通过“封邦建国”，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实现了王朝对王畿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固统治，实现了商王朝所未能实现的对广阔地区的直接、稳定的统治。周朝系统的青铜器在各个诸侯国出土，反映出周王朝的宫室制度、埋葬制度以及礼乐制度在各诸侯国普遍实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统治的局面，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得到显著增强。周人在北土分封召公，东土分封齐太公和鲁周公，东南分封周太伯之后勾吴，北土分封武王之子唐叔虞，南土分封南公，这几位都是周初历史上的重臣，可见周人对封邦建国这一政策的重视。

西周实行分封制，在广袤的疆土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政权，同时又通过对天子权力和诸侯义务的一系列规定，形成天子和诸侯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运行机制。此外，西周王朝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等级礼制，强化封建体系下各级政权之间的等级隶属关系，从而建立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治秩序。西周诸侯国受封建国后，实行与西周王朝统一的社会制度，包括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国野制等。西周天子与诸侯君臣关系的确立，诸侯国政权同周王室之间隶属关系的加强，统一的礼治秩序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型的国家政体——大一统国家政体初步形成。

周武王灭商之后，公元前1045年，实施分封诸侯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帝辛之子武庚于朝歌，又封叔鲜、叔度、叔处为“三监”，以监视武庚的行动，前1043年，周武王崩，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由周公旦辅政。公元前1041年，三监（蔡叔度、管叔鲜、霍叔处）看不惯周公旦辅政，而管叔鲜更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平定此乱，武庚及管叔鲜被杀，蔡叔度被流放，霍叔处被废为庶民。周公旦在洛阳盆地伊、洛二水一带建洛邑，是为成周 。

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崩，其子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公元前996年，周康王崩。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996年的四十六年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周公还政周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 史称“成康之治”。

周康王死后，其子姬瑕继位，是为周昭王。周昭王十六年，昭王亲征荆楚，南国镇国曾国鄂国等诸侯国出兵相随，深入江汉以南地区。南征共3次，最后一次周昭王还师渡汉水时，遇天灾溺死，三军覆没。其子姬满继位，是为周穆王，继位时年已五十。穆王向四方发展，西伐犬戎，南征荆楚。但好游行，以致朝政松弛。东方徐国趁周穆王西游之际，率九夷反叛周，周穆王东征，东方齐国鲁国等诸侯国出兵相随，平乱得胜。周穆王在位期间东征西伐，王朝疆土不断扩大，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一种观点认为，周穆王时曾迁都南郑（即后世郑县），就此存在争议。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渐不如前。这一时期，西北戎狄渐兴。周懿王时，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人深为所苦，迁都犬丘（陕西西安）。

周厉王时期，连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同时，周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垄断社会财富及资源。为压制国人不满，周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杀。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暴动。前841年，周朝暴动，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穆公虎、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宣王迁都镐京，励精图治，政通人和，诸侯来朝。周宣王先后平定了北之猃狁、西之戎狄、东之淮夷、南之楚国的叛乱，开拓了广袤的疆土，重现兴盛景象，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晚年，干涉鲁国君位承继，以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快。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结果惨败。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再惨败。

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继位，宠爱褒姒，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幽王废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为外孙、女儿讨回公道，联合缯国与犬戎攻入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

由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三大制度所维系的西周社会秩序，经过270余年的时光腐蚀，到公元前8世纪末，已经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了，仅靠着历史的惯性还得以维持。社会中各种矛盾并存，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虽然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实现了“中兴”，但其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西周的灭亡已经是无法挽回的。

周幽王被杀后，申侯与缯侯与郑、卫、晋等诸侯大败犬戎，犬戎退走。郑、卫、晋等诸侯立周幽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平王东迁，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与此同时，虢公翰等王朝大臣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这样便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但诸侯绝大多数只承认周平王，而不承认周携王。周平王21年（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杀周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盟，强迫诸侯承认“霸主”地位。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量逐渐减少。华夏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在北方有北狄、猃狁，在西北有氐羌，在四川有巴族和蜀族，在湖南、湖北、安徽有楚族，在江苏、浙江有吴、越族。随着诸侯间漫长的争霸事业，各族群不断杂处融合。春秋时期，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东周开始后，郑国的郑武公、郑庄公父子把持了王朝的大政。他们利用出任王朝卿士的有利条件，常常借王命大肆扩张，使郑国成为春秋初年一个强国，号称小霸。由于郑庄公朝中的势力太大，引起了周平王的不满。于是周平王逐渐起用虢公以削弱郑庄公的权力，这引起郑庄公的强烈不满。而周平王在很多事情又必须依赖郑庄公，因此不得不向郑庄公解释，于是发生了周郑交质的事件。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崩，周朝廷准备委任虢公执政，取代郑庄公。郑国在这年先后收割了温地的麦和成周的禾，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到了前717年，郑庄公入朝，周桓王因为郑国擅自领军取用王畿的麦，不以礼接待郑庄公。郑庄公不满周王的做法，公元前716年未有禀告周王便和鲁国交换领土 （该协议于前711年落实）。

公元前706年，周桓王收回郑庄公在周朝的权力，郑庄公不朝见周桓王，于是周桓王组织联军攻打郑国，但被郑国击败。是为繻葛之战。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公元前679年）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屈服，订立了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建立了霸主会盟的约定制度。

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等为乱，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楚成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

商朝后裔的宋襄公以拥立齐孝公、平定齐乱之功，试图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不足，且贵族气质严重，施展不开，反而见辱于蛮夷楚国，宋襄公十五年（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今河南商丘），史称泓水之战。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伤重期间善待了流亡的晋国重耳（后为晋文公）。楚成王虽称雄一时，奈何先后碰上齐桓公和晋文公，楚国先后被齐国和晋国压制 。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宠信爱姬，使国政大乱。公元前636年，晋献公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成为霸主。

晋文公死后，其子晋襄公继位，成为新一任晋国的国君及诸侯的霸主。公元前628年，秦穆公趁文公新丧，派军伐郑。晋襄公遣军在崤之战中打败秦国，俘秦国三将。之后，秦国屡次攻晋。仍然无法打破晋国的战略封锁，晋襄公坐稳了霸主之位。

秦穆公在晋文公死后，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崤之战、彭衙之战，秦军皆大败。秦穆公果断地调整国策，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

楚国在城濮之战后，韬光养晦，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流露出觊觎天下的野心，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

在前公元591年楚庄王死后，楚国霸业渐衰。晋国经历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经营，渐渐超越楚国。晋国在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与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中，分别打败齐国与秦国，国势复振。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第三次巨战——鄢陵之战，晋国以获胜收场，楚国霸权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但不久晋国发生内乱，晋厉公被弑。这一阶段，晋国在中原与楚国的争霸中，总体占优势，但因晋国要同时面对秦国、齐国和北方戎狄部落的压力，故形成了中原拉锯战。

晋厉公死后，晋悼公继位，对内改革政治，任贤用能，驾驭群臣，对外联宋纳吴，慑秦挟齐，三分晋军，争郑疲楚，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压倒性强过楚国，诸侯皆附晋，晋悼公八年之内九合诸侯。晋国霸业复兴。楚国迫于晋国的再度强盛，不得不放弃对中原霸权的争夺。

晋悼公死后，君权再度下移，晋国六卿专擅国政，兴于内耗，意与楚国和盟。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的华元与向戌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　

当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尘埃落定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迫使越王勾践向他称臣。继续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勾践在中原会盟诸侯内部空虚的时机，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之后，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的后代们经过长期征战的洗礼，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97年，晋国国政把持在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等贵族手上。

公元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魏、韩四家氏族。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公元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从此时进入战国时代。

魏国在头两位君主魏文侯及魏武侯之时，通过变法改革，国力逐渐强盛，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诸侯国。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北灭中山国（今河北西部平山、灵寿一带），西取秦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之地，遂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即位，魏武侯在位期间，任用军事家吴起进行改革，国力继续上升。等到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的时候，魏国已经称霸中原长达百年。公元前343年，魏惠王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正式标志着魏国成为新一代的霸主。

齐国传至齐威王时，威王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任用田忌、孙膑为将，齐国遂变得强大。公元前353年，齐国大败魏国于桂陵。前341年，齐又大败魏军于马陵。前334年，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正式称王。威王晚年，国相邹忌与将军田忌争政。公元前322年，田忌中了反间计攻打临淄、谋取邹忌，战败后逃亡至楚国。直至宣王即位后，才召他回国恢复旧职。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立，是为秦惠文王。这时受商鞅新法“迫害”而被剥夺政治特权的旧贵族一起发难，发起针对商鞅的反攻倒算。秦惠文王为了缓和矛盾，拿出商鞅作替罪羊，车裂商鞅。商鞅虽死，但“秦法未败”。秦惠文王继续奉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国策，对外发展。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秦军联韩魏攻打齐楚，败义渠国，吞并巴蜀，掌控了对山东诸侯作战的战略主动权。

进入战国时代，主要的六大强国皆曾进行片面或全面性的政治经济改革，唯有居于南部的楚国固步自封未曾稍加变法。公元前400年，自晋分家的韩、赵、魏三国屡次联军攻楚。当时在位的楚悼王为求富国强兵，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兴革，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失去了坚强的靠山，被旧贵族残酷杀害。由于变法时间不长，变法的成果并未完全巩固下来。

至楚威王时代，楚国的领土已扩张至巴国，逼近越国、兴盛一时。公元前306年，楚怀王派大臣昭滑率军攻越，攻占原吴国统治的地区，并设立江东郡。

赵武灵王，一位天资卓越胆识过人抱负远大的君主。其在位时期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胡服骑射”，全国士兵改变传统的宽大战服改为紧小为特征的胡服，改变传统的步兵为主体的军队结构改为骑兵和弓弩兵为主体的军队构成。

如果全国军队改变为一个被视为边族的服饰和军种，阻力很大。但赵武灵王办到了。

“胡服骑射”政策，放弃中原人的宽衣博带和战车战术，换以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和单人骑兵战术，国力大强。赵于东北攻灭了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并从今天的河北张家口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修筑“赵长城”。

韩国北临魏赵，东有齐，南有楚，西有秦，四面受敌。幸而韩国以其著名的兵器——弩，为各国所畏惧。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国的弩能射800米之外，“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除此以外，韩国的剑也异常锋利，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

公元前375年，韩便曾以其厉兵灭了中原传统古国郑国。而韩国国势最强是韩昭侯在位时。他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政修明，韩国成小康之治。由于地处中原，韩国被魏国、齐国、楚国和秦国包围，所以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国土也是七国之中最小的一个。

燕昭王时，有燕将秦开，在东胡作为燕国的人质，东胡人很信任他。秦开归国后，起兵袭击大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结果燕国边境向东推进了一千多里，大大开拓了燕国的疆域，而燕国亦随即开始修筑北长城。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分封其弟姬揭于王城，建立周国（西周公国）。前367年，周公国公子根叛乱，赵国与韩国支持公子根，逼周显王封姬根于巩。至此，周朝王畿分属西、东两周公国，周王仅余成周的王宫，寄居于东周公国。前307年，秦军逐周赧王出王宫，周赧王迁居西周公国的王城。前256年，秦灭西周公国，周赧王病逝，东周灭亡。前249年，秦灭东周公国。

公元前256年，周赧（nǎn）王听信楚考烈王，以天子名义召集六国出兵伐秦，因六国不配合而告失败。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他任用尉缭、李斯等人，加快了统一的步伐，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六国的部署，连年发兵东征。经过多年的征战，从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东方六国先后为秦统一，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当时周朝天子管辖的诸侯国疆土北方已到达了今辽宁喀左、朝阳一带，西面至甘肃渭河上游，西北抵汾河流域霍山一带，东面的诸侯国齐鲁到了山东半岛，南至汉水中游，东南抵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势力所及还可能到达了巴蜀一带。

在成康之治这段时间，周朝进入了前期兴盛的一段时期中，而箕子也跑到了朝鲜一带，是为箕子朝鲜。这个时候淮水地区的淮夷臣服了，其余的商朝遗民就在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呆着了，是宋国。这个时期中国东北的肃慎听说周成王东征的英姿，特地前来朝贡。此时周朝的领土，东北抵辽东半岛，西北到达陕西南部一带，南直取长江，这个时候周朝的疆域最为广大。

参见：周代诸侯列表

周武王姬发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为附庸。

《荀子·儒效》篇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这就是中国封诸侯建同姓的“封建”的由来。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贡纳外，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

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进入东周，周王室权威下降，诸侯多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王室本身还要依附当时之大国晋、郑与卫，更不用提号令诸侯之事。周郑交质与“射桓王肩”，更让周天子之仅存之威严也亦丧失。

然列国之诸侯在名义上仍为周王之臣属，除楚国之外，多无谮越称王之举。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为自己本国利益服务，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号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实则行扩张兼并之实。

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诸侯国，仅剩20多个，其中最大者七，号为战国七雄。战国之世，除魏惠王、齐威王曾有朝周之举，然亦是作秀，其他诸侯国之国君已再无朝周之举。

周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周王有师、保两大官僚。师、保即太师和太保，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并且为青少国君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是从贵族家内幼儿保育和监护的礼制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的一种官职。

中央政权有两大官僚系统，分别为卿事寮和太史寮。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卿士僚主管王朝的“三事四方”。所谓“三事”，是指王畿内的三大政事；“四方”指王畿以外的诸侯事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

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徒）、司工（空）。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

“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长官，无论太师或太保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过。

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其属官，根据《礼记·曲礼下》主要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六大”亦称“天官”，这些官职来源可能比较原始，并且看作神职是有来历。六大之中，以太史为长。太史与太师、太保一样，都可称为“公”。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

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职守中的多数与宗教事务有着密切关系。中期以后的宗教职能在政权机构中逐渐削弱，“因而明保、明公、皇天尹大保、大保之类的官职已不复见，这意味着政务官职机构的扩大、也说明西周王国的官僚机构有了发展。

周实行大封建，构建了以周天子为宗主的宗法等级分封体系。周将这些诸候称为“诸夏”，将诸候分布之地即包括原夏、商统治区域在内的整个周诸候分布之地统称为“区夏”，又认为是大禹开辟之地而称为“禹绩”或“禹迹”。西周初期将京师之地称为“中国”，后该词的指称范围又扩大到整个“诸夏”，常以“中国”称“诸夏”。西周时期，原夏人、商人、周人三族融合为一体，并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趋统一，华夏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封建制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封建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封建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

西周王室与地方封国的关系颇为复杂。首先，从考古发现及出土铜器铭文来看，西周王室与封国之间互动频繁，关系密切。所有封国国君都需受王命立国，赐予土地、民人，周天子不仅可以迁移封地，如“命唐伯侯于晋”之类，而且还可以派王室大臣指挥封国国君参与王朝战事。西周礼乐文化的传播得益于西周封国的建立和发展。分封至各地的周人贵族不仅担负着藩屏周室的任务，而且将西周礼乐文化传至新开拓的疆域。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商时有文字记载，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制”。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属于国家）。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佾”（“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据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士甲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甲三鼎或一鼎。天子的第一鼎盛牛，称“太牢”，以下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盛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盛豕。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国野之制在商代情形一般难以确定。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形，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 周初周公东征和武装殖民。

周朝是由位于岐、渭至河洛之间的“小邦周”发展而来。成功取代“大邦殷”而有天下之之后，但势力并不能有效控制商朝所有的领土。原商朝大部分地区，其民众与周人无论文化还是其他方面，都很不相同。为了进一步稳固控制东方之土，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同盟淮夷的势力。东征胜利后，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周初这种分封，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这些重要的武装殖民据点主要有：齐、鲁、燕、宜（吴）、蒋等诸侯国. 国与野。

周朝所分封之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公社农民进驻新占领的区域后，首先是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样的据点称之为“城”，也称之为“国”。而“国”之外广大区域称之为“野”。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即乡遂之别。

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野”的供给，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

国野之分，亦带动国人与野人的不同政治地位。国人与野人同属平民阶层。

所谓世卿，是指在天子或诸侯之下之世族世袭享有卿的地位并且掌有政权者。如周公之职，直到东周中期仍然为周公旦家族所世袭，同样还有召公一职。这种世卿制度与民族集团互为表里，世代执政本于氏族共治之习，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赖于世代把持官府，故曰：“弃官，则族无所庇”。

掌政的世族都要尽量把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同一氏族的成员是不轻易排斥于权益圈之外的。所以，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华氏当权的更多。所谓“政由宁氏”，则是举族而言的。

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国君所能决定，而由世袭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之亲戚就是传统大氏族的后代。周初东征之际，往往有的儿子在外殖民建国，有的儿子留守王室辅政，此即春秋时代随武子所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

周朝推行宗法制与分封制，将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分配相结合，并以礼乐文明巩固维护这一制度，国家结构更加严密完善。周朝以礼乐制度、分封制度为基础构建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器鼎盛时代，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周三朝，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周朝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周代出现了工艺极其精湛和先进的青铜器，采用了浑铸、熔模铸造（失蜡法）、铜焊、镶嵌、铆接等青铜器制作工艺，以及平雕、浮雕、圆雕、透雕、错金、镶嵌等多种装饰工艺，集先秦青铜制造技术之大成，集中反映了中国当时先进的青铜冶铸水平。东周时期由于青铜铸造技艺的精进，出现异常丰富的纹饰样式，有的并嵌错金银或玉石材料，使青铜器形成多色彩的表现效果。

在青铜器上施以金银错工艺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其工艺是先在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的纹饰或字形，然后在凹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再经过打磨使器表光亮，从而利用金银和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工具。

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玉器的演变，相较于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河南南阳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都城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较前朝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东周漆器的一大特征。

西周时期，中国开始出现成规模的铁器冶炼和铸造，已发现西周晚期的冶铁遗址。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铁犁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

周代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金器，造型或古拙奇巧、或精致雅观，反映了中国当时处于萌芽期的黄金冶炼和制作，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在织绣工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青铜器上施以金银错工艺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像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春秋》、《孟子》、《荀子》。主张：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代表，以六艺为法，崇尚“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仁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化的功能，认为人不分类别都可以教化。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得到教化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仁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仁义”，并认为“仁义”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主张：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主张：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商君书》、《管子》。主张：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

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主张：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阴阳家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 ，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 《吕氏春秋·应同》、 《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张仪、公孙衍、苏秦。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经》。主张：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张仪、公孙衍、苏秦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主张：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 ，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10.农家，代表人物：许行。主张：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11.小说家，代表人物：虞初。作品：《虞初周说》。主张：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周朝文献记载是颇为丰富的，特别是壁画。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楚国的诗人屈原《天问》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壁画所曾有过的巨大规模，可惜均未流传至今。只能从青铜器画面、漆器画面和仅存的两幅帛画来了解当时的绘画。透过庞大复杂的青铜画面：采桑、狩猎、习射、宴乐、水陆攻战等，可以看出周朝的工匠已具有相当高的构图能力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已经初步掌握均衡对称、对比等艺术法则。虽因条件限制，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无面部表情，但仪态生动，比例适当，间接表达出人物的心态，正如荀子所说的 形具而神生.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描绘有图案，色彩单纯明快，其上的人物形象也以动态取胜，五官表情刻画较简单，绘画尚处在幼年时代，而幼年天真活泼、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均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有的漆棺纹饰用油漆绘成，可视为最早的油画。流传至今的四幅战国帛画，特别是《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如构图，均衡中有变化，形象比例动态、线条力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御龙图》，线条劲挺有力，富有弹性，佩剑男子形象的刻画，线条的表现力等，都更显得成熟。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特点已露端倪。分布广泛、多彩多姿的岩画，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绘画内容。

周朝时期雕刻技艺远不如同时期希腊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艺美术品。从类型的复杂性和材质手法的丰富性来说，又是希腊雕刻所不及的。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铜、玉石、泥、木等材质制作的，形象有动物、人物、神怪、禽鸟、龙凤等，手法有圆雕、浮雕、彩绘、镶嵌。对人物的刻画，不仅能区分出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男女老少性别年龄特征，个别的还能刻画出性格特征。中国传统雕刻所具有的装饰性、绘画性、象征性等特点，此时已具雏形，这一传统影响是极为深远。

周朝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何尊铭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风格或苍劲古朴，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为后世所珍重。盟书、简册，无论是丹书或朱书，其字体又别具风韵。如侯马盟书，刀锋笔痕明显，转折顿挫有力，线条粗细略有变化，入笔出笔形成蚕头，有人称之为 蝌蚪书 ，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玺印文字为后来的印章篆刻艺术提供了最早的典范。

音乐舞蹈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其社会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上层来说，音乐舞蹈首先是用于祭祀和宴享等重大典礼，对百姓来说主要是娱乐休息。起初，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是严格分家的。到战国时代，宫廷乐舞吸收了不少民间乐舞成分，产生了郑声、楚舞、楚音、宋音、卫音、齐音等乐舞，这些带有浓厚民间乐舞色彩的宫廷乐舞，是历史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曾引起一些守旧人士的恐慌和反对，但乐舞的变革同历史进步一样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看，战国时期的宫廷乐舞活动的规模是很大的，从曾侯乙墓出土数十件成套的编钟、编磬来看，不仅规模大，而且乐器功能也相当先进，解决了音乐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除用于祭祀的乐舞外，用于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发达，如蜡祭、傩仪，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在音乐理论方面，先秦诸子百家均有自己的音乐观。道家、墨家、法家对乐舞持否定态度，但反对的出发点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别：儒家肯定乐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各自的侧重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都从某一方面给人以启示，都值得后人研究。

参见：周朝君主，本表中周幽王后君主尚有周携王姬余臣，《清华简·系年》作携惠王、惠王。《清华竹简系年》记述“……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刘国忠、陈剑、董珊、黄人二、朱风瀚、晁福林先生等都主张“周亡王九年”当是“周无王九年”，指携王灭后九年周有九年时间没有王。“携王灭后九年”说实际承认了周末曾出现了无周王在位的空档，这等于是将携王当做了合法继位的一代周天子。王红亮等学者则认为此说不能成立。

黄帝是华夏的第一位古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首先因为他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黄帝姬姓，周是黄帝的后代，周人属姬姓，无论文献还是铜器铭文都可以证明，姬姓是周王族的姓。

黄帝的后裔周族人建立周朝，继续扩展疆域，周王朝自称为夏，周王朝把分封的这些诸侯国家也称作夏，这就是后来诸夏这个名称的来历。《诗经·周颂》里面就称分封出去的诸侯为“时夏”。发展到春秋时期，文献里头又对诸侯换了一种称呼，叫诸华。为什么称作诸华，因为华、夏两个字也是音同通用。《左传》里面有时候称诸夏，有时候称诸华，都是一个意思。称诸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华字还带有华美、文采这样一层意思，华夏有了后来的“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的内涵。

夏商周是黄帝后代，周王朝自称夏并把分封的诸侯国称诸夏或诸华，周王朝在各个地方分封了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都是融通周围各族的中坚力量，以他们为骨干，吸收夏商旧族及附近的蛮夷戎狄参加民族融合，最终，使诸夏与各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华夏民族。到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中的韩、魏、燕三国都是姬姓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周王朝这个时候名义上还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周人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所以后来这个新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在追求自己祖先的时候，便很自然地把黄帝奉作了自己最重要的祖先。

西周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十分关键的时期，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周王朝的建立，通过对四土、四方持续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大批封建，开拓出了空前广袤的疆域。特别是对燕、齐、鲁、晋、吴等诸侯国的封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眼光。周人在西土的基础上，大体上控制了北自燕山以南，东部滨海，南至江淮地区的大片国土，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础。王国维先生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通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影响，周人牢牢地控制了千里邦畿和辽阔的四土、四方，并在此背景下，初步孕育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朦胧的天下一统观念。在周人对千里邦畿和四土、四方有效行使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主权的同时，以夏、商、周为主体的族群在与周边各族频繁的政治、军事、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以中原地区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舞台，渗透混融，增洐裂变，民族融合空前加速，为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初政治家在对四土、四方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明德慎罚”，建立起维护西周时期各级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周人积极倡导并长期实践的“德”的观念及影响周人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礼乐文明，构成孔子仁礼学说的重要源头，并汇入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