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相爱，交相利，是一句俗语，出自《墨子》，意思是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

“兼相爱，交相利”中的“兼”意为“全，都”。

所谓兼爱，就是要求人们不仅要爱自己，而且还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而这种爱要冲破血缘和等级的阻碍。墨子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如此混乱，就是因为人们不能兼爱，因为自私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才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兼爱是墨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只要做到这一点便能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生在鲁国，曾在宋国做官，生平足迹遍及齐国、卫国，又屡次到楚国，后又长期居住在鲁国。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的军事思想主旨是兼爱、非攻，但他并非一味反对战争，而是主张以义伐不义，注重战争准备，讲究防御之能，抵抗侵略战争，以求立于不败之地。理论

这是墨家法律观的核心，墨家以“兼爱”和“交利”为标准衡量各国的法律制度，评价各家的思想学说，特别要将它贯彻到立法司法之中。“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针对“交相贼”而言，主张人们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互相争夺.

墨子认为:爱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爱与利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梁启超曾指出：“兼相爱是理论，交相利是实行这理论的方法。”而当今世界“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墨子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

墨子的柔性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比如“以人为本”思想，对于当今企业管理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比如墨子对以人为本的解释是：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士人虽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我们学习管理，必定明察左右，知其根本。

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现其身”。那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象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象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其实墨子在此告诉我们的就是“以人为本，视人若己”，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避免误解，消除冲突。人人相爱不再相残害，父子因相爱而慈爱孝顺，兄弟因相爱而和谐协调，因为相爱出现了，以此祸害、埋怨、愤恨等就不会产生了。

兼爱非攻，相爱相利

墨子从其兼爱思想出发，主张非攻，反对战争。他断定，爱人运行时，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运行时，人亦从而利之。反之亦然。既然如此，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只要相互兼爱，不要发动战争，相互攻伐，这样不以兵刃毒药水火相攻伐，从而可以共同取利。否则，以兵刃毒药水火相攻伐，便使大家共同取害。因此，墨子“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主张“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以兴“天下之利”，反对“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以行“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墨子还从战争的道义性方面，反对战争。墨子的思想旨意十分明确，杀人者死，杀一人有一死，杀十人有十死，杀百人有百死，这是对不义之人应有的惩罚，是他们的罪有应得，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对于那些发动战争攻伐别国，死伤大量人口的侵略者，有些人则不知非之，反而誉之，这显然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之论。对于这种义与不义颠倒、不辩之论，墨子极力予以辩白，指出好战者为不义，从而说明了非攻的道理。

墨子还从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死伤无数的人口，破坏社会生产力等战争危害性上，反对战争，主张非攻。

墨子称赞古代仁君能与大国相交，与邻国相处，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率百姓从农事，为民取利的功德，反对当时的王公、诸侯发动战争的暴行，主张对战争发动者杀无赦。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贩子，要处以死罪，不能使其继续执政为害天下万民。

兴利除害，讨伐不义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反对不义之战，他是主张非攻，而不是主张非战争。他认为，仁人之举，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此，要举行义战，讨伐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禹征伐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不是为自己求富贵享乐的义举。墨子把“攻”与“诛”加以区别，伐“无罪之国”是“攻”，伐有罪之君是“诛”，所以禹、汤、武王之举是“诛”，而不是“攻”。墨子赞同“诛”，反对“攻”。因为“诛”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仁义之举，“攻”则相反。他指出，好战之国，以自己的坚甲利兵，去“攻伐无罪之国”，掠夺财物，劲杀万民，这是“攻”，对于攻伐者，应当“罪死无赦”，故他积极反对“攻”；对于无道有罪之“君”，为了给万民除害，就要“诛”之。因此，墨子主张诛讨有罪之君，反对攻伐无罪之国。“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他坚决反对；“诛杀狂夫民贼”的正义战争，他积极支持。一切都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标准，这个思想不乏合理之处。

尚贤得民，战之必胜

墨子在区分“攻”与“诛”之异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攻”者必败，“诛”者必胜。其所以如此，就因为“攻伐无罪之国”者，违背天志、天意，失掉民心、民意，故必然失败；“诛杀狂夫民贼”者，顺乎天志、天意，符合民心、民意，故必然胜利。由此，他肯定，民心所向，战之必胜。而得民心，尤要尚贤。尚贤是圣王治国之要务，为政之根本，所以要尚贤。因为贤良之士是固国之珍宝，社稷之辅佐。对于贤人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衡量贤与不贤的标准是德义、才能，而不是亲疏、美丑，真正做到公而无私，有能则举之、用之，这样人人都竞相为义、为能、为德，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了，人民就可以免除祸患了，当然也就得民心、合民意了。

墨子深知，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他极为重视民心、民意的问题。他以古者圣王之事，说明行德政，爱百姓，得民心，得天下的道理。如周文王封于歧山，封地方百里，他能“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墨子·非命上》）。能与百姓兼相爱，交相利，行德政，就可不战而胜，最终王天下。

注重战备，有备无患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攻伐无罪之国”，主张义战。他十分关注战争，注重战争准备。墨子讲究攻守之备的问题。

墨子由“非攻”而“讲求备御之法”，故他对备战理论、技术颇有研究。

墨子认为，国家的主要祸患有七个方面，不消除“七患”则城不守、国不保。他说：

”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七患》）

墨子不仅从理论上重视备战，讲求备御之法，而且在技术上讲求备战、守城的技巧。墨子在《墨子》书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十一篇中，运用力学、光学、数学、形学等道理，具体规定了守城的方法，于中可见其对军事技术的重视，也显现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军事技术、技巧。

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兼爱非攻、兴利除害的战争观点出发，所阐明的军事思想主张和战争技术、技巧，不乏高明、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