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五霸相争、七雄相斗，战争连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思想家们纷纷提出治国安民的大政方略：名家福导礼治，儒家则主张以德治国，唯独道家老子提出无为而治。作为献给统治阶级的人君南面术，无为而治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为而治本意并不是不为，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民众自我能动性，适于统治者。而儒家思想核心是道德规范，倾向于不妄为，适于每一个人。二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这一点值得注意。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研究无为而治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无为而治，就是通过无为而达到天下大治。什么是无为？从字面上看，无为似乎是无所作为、消极无为的意思，其实这是望文生义。老子所说的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他说过：“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里的“必作”“治”都是有为的意思。“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而是以无为而有为。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强调“无为无不为”。

“道”散形为炁，炁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想尔注》

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法”同“道”）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各级政府官员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无为而治用在企业管理上，要求企业管理者从琐事中跳出来，主要抓好企业发展战略和识人用人的工作，至于具体的研发、技术、生产、销售等工作，要充分依靠员工和下属来做。高层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而在小事上则有所不为，就必须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才能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管理目的。

无为而治用在教育领域，要求老师和家长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充分信赖孩子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即道家的自化能力），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试、去学习、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破坏，哪怕他会失败会犯错误也不要紧，因为他会从这些失败和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老师和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创造必要条件，并做必要的辅助工作。

杨朱主张个人本位论，但他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前所述，杨朱提出了“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观点，由于文献有缺，我们已不知杨朱是如何具体论证和具体发挥他的这个观点了。《说苑·政理》中的一段记载却弥补了这个缺憾。“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何以？’杨朱曰：‘诚有之。君不见夫牧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在这个“童子牧羊”的比喻中，羊群“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享有充分的自由。而象征统治者、管理者的“童子”只是“荷杖随之”，并不乱加干涉。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以及关于国家只应起“守夜人”作用而不乱干涉经济活动的观点。虽然与亚当·斯密的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相比，杨朱的观点只能称之为古代朴素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但其历史地位则是不应低估的。

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理论的首倡者是老子。老子的无为论乃是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和“基本形式”。杨朱的“童子牧羊”论正是“无为而治”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管子的“或使论”。蒙文通指出《管子·白心》一篇，“阐或使之义为备”，这实在是慧眼独具。《白心》云：“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或者”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代一种虽暂时不能实指但确实存在的人或其他对象。在《白心》中，这个“或者”是指一种对自然、社会现象起基础和推动、支配作用的力量，其特点是“视则不见”，“洒乎天下满”。不难看出，这种“或使”论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如出一辙。二者的深层含义都是对客观存在但暂时尚未被人完全认识的客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承认。

《白心》是主张“治无治”即无为而治的。《白心》云：“无益言，无损言。”与《白心》属于同一学派的《管子·心术上》云：“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蒙文通认为可视此论同杨朱的理论为“一贯之道”。蒙文通说：“物至自治，安用拔一毛以利之。拔毛以利，适为不利也。”“拔毛利之，则益之也，适乱之也。杨子之说，得《心术》、《白心》之言而义益彰。”

对于《白心》、《心术》作者的学派归属，当代学者看法殊异。蒙文通则径将其作者归属于杨朱学派。我认为，即使不同意蒙文通关于作者学派的归属，至少也应赞同他的以下观点：杨朱所云“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本人的论证已不可知，而《白心》、《心术》篇的有关论点和论证正可视为杨朱观点的进一步“具体论证”和继续发展。杨朱学派和《心术》、《白心》的作者，作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流派或两个有一定联系的流派，他们都在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先秦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舜无为而治

古时，舜品德高尚，尧派他来管理天下。当时中原到处是洪水，以前尧派鲧去治理洪水，9年后失败了，舜就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果然不负众望，13年后平息了洪水。舜和尧一样，对老百姓很宽厚，多采用象征性的惩罚，犯了该割掉鼻子罪的人，让穿上赫色衣服来代替；应该砍头的人只许穿没有领子的布衣。为了让老百姓懂得乐舞，舜派夔到各地去传播音乐。有人担心夔一个人不能担当重任，舜说：“音乐之本，贵在能和。像夔这样精通音律的人，一个就足够了。”夔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孔子赞叹道：“无为而治，说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静静坐着而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西汉初年的实例

张衡《西京赋》称：“高祖创业，继体承基。暂劳永逸，无为而治。”汉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申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文帝还多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了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景帝长期生活在黄老之术氛围中，其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诏书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他认为，“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而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在传统的农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汉初社会经济取得如此成就，除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到黄老之术及其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策的杠杆作用。

1．老子的说法是：我无为而民自化。

2．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3.《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4．庄子和韩非的观点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5．黄老道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说：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6．黄老道家的另一部巨著《管子》更是对无为而治下的自化过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7．司马迁的观点：“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8．郭象的观点是：无为有为是相对而言的，樵夫有为于斧，而无为于木；船夫有为于桨，而无为于水；上有为于臣，而无为于具体事务。

9．李贽的观点；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

10．傅山的观点：市井贱夫平治天下。

11．严复的观点：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有也,故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

12．胡适的观点：最高领袖的任务是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凡察察以为明，琐琐以为能，都不是做最高领袖之道。

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含义，自从《道德经》问世以来，被不断实施，现摘取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罗列如下：

1、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及黄老道家代表作《吕氏春秋》“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等说法中得到证明。

2、不乱干预，瞎指挥。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侯王若能守之，万物以自宾”，“孰能损有余补不足，唯有道者”所以统治者不要乱指挥，瞎指挥，按照事物客观发展规律执行就好了，遵守法律法规。庄子进一步指出，大道复杂多变，很难认识清楚，所以不乱干预是最好的治国方法。《黄老帛书》中有一段对话，说高阳问力黑：“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覆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可见黄老道家也主张尊重自然客观规律不乱干预，顺其自然就好了。

3、为无为。这是老子自己的说法，根据他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说法，为道着损到最后，自然没有什么可损的了，自然达到老子的最高境界“夫莫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即水的境界了，也就是潜隐默化的无为而治了。

4、上无为而下有为。这是道家和法家共有的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分权思想。这可以从老子的“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庄子的“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黄老道家和法家则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等说法中得到证明。

5、有所为有所无不为。比如魏晋学者郭象点评庄子时认为“樵夫有为于斧，而无为于木；船夫有为于桨，而无为于水；上有为于臣，而无为于具体事务”。

6、案法而治。这是黄老道家和法家的共同主张。比如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曾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黄老帛书也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7、无违，认为“无为”就是“无违”，“无为而治”就是在不违背客观规律和自然天性的情况下，达到天下大治。

8、道家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化生，而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而然，所以人类应该仿效大道，顺其自然。故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黄老道家也主张：“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所谓因循就是因循万物天性，即自然而然的状态，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严君平说：“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卷八》）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总之，道家的无为而治是策略和手段，最终目的是无不为。

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如田齐的黄老之学和汉初的黄老政治都是官学、显学，用来治理国家，并成就了齐国霸业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为国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现了“贞观之治”。明初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仁宣之治”。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间接是在道家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齐代姜齐。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国君。第二年田和就死了，其子继位无明显政绩，其孙齐威王立志改革，齐国再次称霸。齐威王说：“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齐宣王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他们以欲一统中国的气魄，再造姜齐桓公之霸业。历经三代的努力，举贤揽士，有稷下宫学庞大的智力集团；富国强兵，奠定争霸称雄的物质基础；培养了一支“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为东帝（白奚，1998）。

田齐替代姜齐立国后，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黄老之学，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尊崇老子，因为田齐与老子是同乡，都来源于陈国。《史记》记载“苦县属陈国”。齐国从姜太公立国起就有重“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祖先、同乡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家理论——黄老之学（熊铁基，2001）。

从齐桓公开始，在国都临淄的稷下置学宫，招聚天下贤士。《史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国国君为他们铺设开阔的大道，用“高门大屋”等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齐桓公后威王即位，当时齐国仍未从乱中恢复过来。齐威王立志改革称霸诸侯，一方面推行黄老之学，一方面任用稷下学士邹忌、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人改革政治，稷下学宫盛况空前。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规模最大，达“千有余人”。《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接子、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学士复盛。”

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些条件是很优厚的。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文化的中心，也是东方学术文化的中心。与其他国家相比，稷下学派的作用是很大的，也加强了齐国的声望。当时，各国都把齐国看成一个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图强之国和礼仪之邦。

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对田齐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齐立国初期，就采用授予农民定量土地的授田制度，实行了户籍制，推广铁器，减免赋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治国措施，这与官方推行的黄老之术也基本上吻合。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采纳“谨修法而督奸吏，减吏省员，使无扰民”等建议，使齐国迅速出现了大治局面。齐威王改革的核心是整顿吏治，针对“百官荒乱”的局面，齐威王派出亲信，深入地方进行调查，切实掌握各地的治乱状况，然后召集地方官72人，“赏一人，诛一人”，即墨大夫“封之万家”，“烹阿大夫”。齐威王的左右近臣接受贿赂，毁誉不实，可谓奸臣，皆并烹之。这一措施收到明显成效，此后，“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史记》）。 齐威王改革后，齐国日遂强大，在桂陵、马陵两役中重创当时的霸主魏国，遂成战国七雄之首。齐国历经威王、宣王、滑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强盛。齐国日强，诸侯恐惧，乐毅合纵连横，游说六国，率六国联军伐齐，齐丢掉了50多座城池，仅剩下2座城池一直死守，齐国从此衰落。齐国是战国后期第一个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致力于一统中国的强国（白奚，1998）。

黄老之学是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齐宣王授予的76位上大夫中，黄老学者也占了大多数，如接子、环渊等。但田齐统治者对非官学的其他各派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给予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按郭沫若的意见，稷下黄老之学又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钎、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提出了“以道变法”；一派是环渊。据说《道德经》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地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郭沫若，1954）。

稷下黄老之学虽属道家思想，但它与老子、庄子的注重修身养性、回避政治的思想不同，主张“君人南面之术”，主要是讲政治，讲执政之道的。其主要思想有“因循天道”“君道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因道生法”“因道变法”“执法平等”等。稷下黄老之学主要著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娟子》等。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西汉人，司马迁总结了汉朝黄老的治国思想，对黄老政治及其创造的业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西汉黄老政治的资料就比较充裕。实际上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首次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因此，西汉黄老政治是应用道家理论治国的，并明确把治国成效与道家理论联系起来。

黄老政治中的黄是指黄帝。黄帝不仅武功炬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样。《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也是法治的典范，因此，黄老政治是道法结合的一种治国术。 黄老之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黄老之学是指战国到西汉初期的道家学说，狭义的仅指战国田齐稷下黄老之学和西汉初期的黄老政治。关于稷下黄老之学与西汉黄老政治的代表人物及师承关系，司马迁有过专门考察，并在《史记》中作了记述。曹参，西汉位居萧何之后的第二号开国功臣，先为齐国丞相，拜黄老大师盖公为师，后任西汉丞相。司马迁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史记·乐毅列传》）

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一是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实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三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五是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又开放山泽，让人采掘垦殖，带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六是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甚至在冶铜铸币这样的货币发行领域，也都向私人开放。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现了文景盛世，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史杰鹏，2007）。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生息的“无为”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西汉的统治者，比如汉文帝这样著名的皇帝，就是一个相信黄老政治的一个皇帝，很少去干预社会生活。我们看到《史记》里边讲汉初一些著名的地方长官，比如曹参、汲黯这些做郡守、相国的，他们做地方官只是管其大体而已。大体的事情管管，琐碎的事情不管，在衙门饮酒，快活得很，结果天下大治，非常好。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缛节不感兴趣，唯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比较对口味。据史载，刘邦人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采用黄老之术治国，与其重要谋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王陵等都爱黄老之术也有关系。《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本或无言字）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继续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说：惠帝吕后时期“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政不出房门”。

汉文帝以代王身份继承大统，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文帝好黄老之学，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风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史记·礼书》也说：“孝文好道家之学。”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恢复了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田租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其间还有两年全免，徭役则从一年一月减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人粟赎罪。此外，文帝还下诏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废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废除连坐法、诽谤妖言罪、肉刑等。文帝生活极为简朴，自己穿粗糙丝绸的衣服，宠妃的衣服也不许拖地（陈功镇，2001）。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

汉景帝在位16年间，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他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与民休养生息，田赋三十税一，人民负担减轻。把劝务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还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以促进农业生产。景帝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地，引起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率军三个月平定叛乱，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史杰鹏，2007）。

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这45年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术，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窦太后有个规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她的孙子汉武帝即位后，要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窦太后为此大发雷霆，逼着汉武帝罢免了一些官员，汉武帝第一次独尊儒术的图谋就失败了。司马迁记载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

汉初黄老政治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粮多得没地放，铜钱多得没线穿。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汉书·食货志》也夸日：“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1300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850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几杖，允许其不预朝会。汉初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吴楚七国之乱不过3个月即被镇压，黄老之术起了重要作用（史杰鹏，2007）。

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么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拨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对老子尊称有加，自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并诏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他教派的发展（汪钱，1981）。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老子，他说过“老子为帝室先系”，下诏扩建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庙。第三代高宗李治在历史上是对老子最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举子皆习《老子》。他曾亲临太清宫拜谒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并下诏书改苦县为真源县，寓意为真理发源地。武则天称帝后并不逊色，尊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于载初元年下诏改真源县为仙源县，意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则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别的朝代更捍卫老子及其思想的至尊地位。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45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玄宗说老子是“万教之祖，号日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唐玄宗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还三次给老子封爵加号，拨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庙宇。又下诏全国增建老子庙，并命各地铸老子像（严耀中，1991）。

唐玄宗尊《老子》为《道德真经》，令崇玄学的生徒学习。同时科举考试也把《道德真经》为科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建立“道举”制度。唐玄宗还下诏令玄学博士讲老子，令各州县推荐对《道德真经》有研究者，予以奖赏，以示鼓励。唐玄宗特别喜欢《道德经》，说《道德经》“其要在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唐玄宗还两度对《道德真经》进行注疏，并颁诏天下。唐玄宗首次注《道德经》时使用的是河上公本，这是当时官方普遍采用的本子，但唐玄宗对这个本子并不满意，认为其中没有反映出《道德经》的精义，于是重新加以注释。唐玄宗为《道德经》做注，这本《道德真经注》是第一个皇帝注本。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颁发推崇《道德经》的诏书，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勒令习读使知旨要”。唐玄宗以行政手段推广《道德经》，这也是《道德经》一书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又颁布全国，命各州县镌刻，供人诵读（刘韶军，1997）。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以老子《道德经》为宗首的道家学说。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应该是务实之举，以提高治国水平。唐玄宗也曾说注疏《道德经》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的词语，从务实主义出发，着重阐述的是治国理身的理论。

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明初休养生息政策与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从小放猪放牛为生，当过和尚讨过饭，历经磨难。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明朝从太祖到宣宗，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这与明太祖开启的“休养安息”政策是分不开的。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之一，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要亲自注释《道德经》，可见明太祖对道家理论的重视程度。明太祖在《御注道德经》序中说，自己即位以来，迫切了解前代圣人的治国哲理，“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于是问道多人，终于发现《道德经》，认为此书“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他反复体会，想试注释，“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他认为此书价值重大，因此注之，“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刘韶军，1997)。 明太祖结合自己的阅历体会，将自己对《道德经》的真实理解一一写出，成为罕有的皇帝注道德经。朱元璋所注未必就完全契合老子的原意，但此注是朱元璋自注，绝大部分是他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这对我们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在《御注道德真经》中，阐述了他对“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道治天下，专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为居衷，无形无影，乃道常存，即是无为无不为。”同时大力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君子之持身行事，国王治国以陈纲纪，岂无知而无为？在动以时而举必善，君子可以利人，国王可以利万物，即爱民治国者也。”（刘韶军，1997）

明太祖从叫花子到皇帝，平生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最同情平民百姓。因此，明初的吏治是历代王朝中最为严酷的，他曾经6次大规模肃贪，15万贪官人头落地，驸马、侄儿、宰相等都成刀下鬼。但明太祖对待老百姓还是非常宽厚的，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折枝，小鸟不可拔羽”。明朝初年，人口减少，田地荒芜。为安定社会和增加财政收入，明太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政府奖励垦荒，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到明太祖后期，田地大量开垦，军队粮食基本自给，政府税收大大增加（刘韶军，1997）。

《道德经》对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影响很大，明太祖在其《御注道德真经》序中，讲述了对犯人从极刑改为劳役的原因，“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吴晗《朱元璋传》引述了此段史实，并说：“由此可见，明初处罚官吏到淮、泗一带屯田工役的办法和《道德经》的关系。”

明太祖后建文帝即位，建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仁慈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紧张的吏治气氛，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均免赋役，精简机构，革除冗员，还选派24人分巡天下，兴办利民之事。建文帝在位四年间，撤销了9个州39个县以及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为百姓和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但建文帝过于仁慈害了他，燕王起兵后他坚持“我要活的叔父”，让燕王多次死里逃生，燕王夺得皇位后，朝内转投永乐帝的文臣只有24人，而自杀的却有千人，可见建文帝在文臣中地位是相当高的（高阳，2006）。

永乐帝后仁宗在公元1424年即位，他效法文景之治的做法，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采办珠宝；下令减免赋税，对灾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宽待流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明仁宗虽然在位时间仅10个月就去世了，但仍无愧于一代仁君的称号（高阳，2006）。

宣宗即位后继续推行仁宗的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任贤纳谏，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政治较为清明，出现了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宣宗在位仅10年，染不明之疾而逝，但他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学家称之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让明王朝的“仁宣盛世”达到了顶峰（高阳，2006）。

道家理论与中国历史兴衰

纵观道家思想的治国实践，经邦找到一个规律，那就是历史上一些朝代开国前期，统治者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垂拱而治、休养生息、轻税减赋等思想治理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特别是汉初的黄老政治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秦朝利用法家理论立国，但动辄杀人的严刑峻法，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正如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纵观历代王朝兴衰与道家关系如下：秦朝兴于法家，亡于法家；汉朝兴于道家，亡于儒家；唐朝兴于道家，亡于佛教；宋朝；亡于儒家；元朝兴于法制，亡于佛教；明朝兴于道家，亡于儒家；清朝兴于道家，亡于儒佛。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了国家的兴衰是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制度。当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合理性。

其实道家和儒家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有了明确的结论，历代统治者读《史记》时对此不闻不见，更有儒生批评司马迁有偏见。司马迁指出道家是简单易行、事半功倍的治国理论，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家“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迁反过来批评儒家繁文缛节多，劳而少功，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说：“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但是这只是口号，只是招牌而已，亦可以旁借‘挂羊头卖狗肉’的市井俚语来勉强比拟，意思就是，讲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是一套。”（南怀瑾，2007）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孚琛，在《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凡如‘汉唐盛世’的辉煌时期，都是黄老道学发扬光大的时期。”（胡孚琛，2003）

西方人对道家理解远比中国人深刻，国人把道家说成是隐士玄学，但西方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简单的治国术，他们把黄老道家译为“工具性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所谓工具性当然是表示简便操作能使用。这种译法太重要了，他在名称上就为首次接触道家的人留下了工具性的概念。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100年前就看出了道家促进发展的道理，他在《儒教与道教》中说：“就自然经济而言，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伦理观是相得益彰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韦伯反过来批评儒家、佛家是经济发展的祸害，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儒、佛内含的道德禁欲思想抑制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欲望”。

美国明道大学校长、道学基金会主席张绪通认为：“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张绪通，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