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西周覆灭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姬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国号仍是周，因之前的周朝国都在洛邑之西，所以称呼周平王之前的周朝为西周，周平王之后的为东周。

参见：平王东迁、携王余臣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这就是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国、秦国、晋国等诸侯的卫护下东迁，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了东周。周平王东迁以后，西土被秦国所占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为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展开了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周幽王死后，申侯、鲁侯与许文公拥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也在携地拥立王子姬余臣为王，称携王。周王室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平王得到郑、晋、秦、卫等诸侯国的拥护，被认作是周王室的正统，携王则相对孤立。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帮助周平王攻杀携王，周王室由周平王姬宜臼统一。

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郑国在周平王东迁以后，积极服侍周王室，郑庄公在解决郑国内部矛盾的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广开疆土，俨然以小霸自居，这就激起了周平王的不满。公元前719年，周平王驾崩，周桓王即位。桓王对郑庄公不信任，起用虢公忌父取代庄公在朝之职。郑庄公不满，便不再朝觐周桓王。当时王纲已堕，郑庄公不循礼法开了先例，周王室与郑国交换人质，即“周郑交质”，天子权威扫地。秋季，周桓王率领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军队讨伐郑国。周军大败，郑国大将祝聃发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让周天子的威信完全扫地，礼崩乐坏正式开始。

周朝规定，诸侯去世，其儿子在继位和治丧完毕后，必须赶往都城接受周天子的册封，以求得合法地位。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鲁桓公谋杀其兄鲁隐公，自立为君，不向周桓王请求册封。从此，诸侯由周天子册封的制度遭到破坏。

在西周夷王之时（公元前913年前后），楚国就曾经称王，后来因为畏惧周天子去掉王号。公元前704年，楚国第二次称王。楚武王熊通打败随国，让随国在周桓王面前说情，令楚国称王。周桓王不同意。熊通就自立为“楚武王”。楚武王第一个打破了周礼分封制，楚国兼并权国后，将权国设置为县，建立直属楚君的县行政机构。

参见：春秋时期、春秋五霸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53年（另一说，前770年~前403年），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期天子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前685年，齐国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实施变法，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陈兵“蛮夷”楚国边境，质询楚国为何不向周王室朝贡，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会盟霸主的制度。

参见：宋楚泓之战

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自称为王，消灭了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试图效法齐桓公，以抵抗楚国进攻为名，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与威望都不足。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时期晋国向四面扩张，领土和国力大增。但献公宠信爱姬，废嫡立幼，致使国政大乱。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秦晋之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然后会盟于践土，成为中原霸主。

参见：秦霸西戎

晋文公死后，秦晋联盟被瓦解，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秦晋肴之战（前627年），秦全军覆没，大将孟明视被俘虏，隔年在彭衙之战再败，虽然以后也有胜利，但终没法挑战晋在中原的地位，惟有转而向西发展，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宽地千里。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生擒了戎王，使十二个戎国服于秦国，秦国疆域增加了周边千里的土地，称霸西戎。周襄王派召公过带着金鼓等贺礼向秦穆公祝贺。

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启用贤臣孙叔敖兴修水利，改革军制，国力更为强大，在攻克陆浑戎后，竟陈兵周郊，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宝器 - 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邲之战），大胜晋国。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

参见：晋楚争霸战争、弭兵会盟

晋楚两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举行第一次“弭兵”会盟，是为华元弭兵。但是不久之后，会盟破裂。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前576年的鄢陵之战、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很多中原小国都备受到影响，疲惫不堪。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出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宋国再次出面斡旋，邀请晋楚和各诸侯国举行第二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史称“向戌弭兵”。

参见：吴越争霸、越灭吴之战

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贿赂吴臣伯嚭并送给吴王珍宝和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渐渐在晋国成为世袭贵族，而晋国的国政亦落入这些贵族（士大夫）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韩、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史称三家分晋。到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参见：战国七雄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田氏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

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

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参见：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国际社会非常不稳定。战国初期东周境内尚有十几个国家，其中以齐、晋、楚、越四国的实力最强，有四分天下之势。

后来晋国内乱，以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于前455年联合韩、魏两家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韩、魏突然和赵氏联合起来，于前453年消灭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将晋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山西闻喜县）、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外，也都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齐国卿族田氏到陈完的第五世孙田恒，联合鲍氏，灭了当时专权的栾、高二氏篡夺齐国政权（前386年田氏代齐）。后来燕国崛起，秦国中兴，及其它一些小国陆续的被吞并或沦为附庸。到了战国中期，剩下来的七个主要大国秦、楚、韩、赵、魏、齐、燕被称为战国七雄。

小国尚有东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至战国时期结束时除被秦国沦为附庸的卫国外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义渠，南面有巴蜀和闽、越。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参见：李悝变法、吴起变法

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与使用，取代了石器而与青铜器同时并进使用，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春秋时的井田制被取消。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国人口增多。手工业的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力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诸侯国兼并土地战，争夺生存空间，代替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霸权争夺。

这些发展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世袭的等级制度被瓦解，一些过去的贵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个时候的平民通过经商或其他的机会致富，甚至成为政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官僚制度发生了变化。

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变法。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在前445年继位后，师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招揽了一大批人才。之后又启用魏成子、瞿璜、李悝（kui）、乐（yue）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改革。

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悝被文侯任命为相国，是文侯、武侯时期变法的关键人物。他吸取各国成文法的长处，编写了《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他提倡“尽地力之教”，要求农民勤劳耕作、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平籴法”则是他的另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在丰年官府向农民征收一定数量的余粮，遇上荒年就可以把多余的粮食平价输出，以保证粮价稳定。这些措施可以避免农民破产、流徙，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魏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

约前409年，赵烈侯用相邦公仲连进行改革，在政治、财政用法家，教导用儒家。前382年，楚悼王用吴起实行吴起变法，“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第二年楚悼王逝世，吴起也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死。前360年前后，齐国起用邹忌“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实行改革，国力大增，与魏国冲突。齐国以孙膑为军师，发动桂陵之战（前354年）、马陵之战（前342年），战胜魏国。韩国初期曾进行改革，但不彻底，造成一些混乱。前351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以“术”变法。

前356年和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两次进行变法，史称商鞅变法，此次变法，充分利用了秦国的文化价值传统，尝试用公正的法治，取代世袭的宗法制度，在思想制度层面注入重公德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得秦国得以在思想和制度层面领先于东方诸侯，从而使得东方各国的人才得以自由发挥的舞台，纷纷入秦效力，使秦国后来成为最为强大的国家。重私德，儒家宗法礼教影响深重的列国无一例外的，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在激烈的竞争中腐朽没落，也是先秦时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自由竞争的最终胜利者，但是，由于最终过快的兼并诸国，导致落后的宗法观念逐渐蚕食掉这一变革的意识形态成果，儒家的胜利彻底消解更具现代性的哲学思想传统。 前344年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率诸侯朝见周天子，首先称王。

中原边境的外族与中原的发展也息息相关。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威胁导致了战国长城的修建，秦、燕、楚、魏等国都修筑“限戎马之足”的万里长城。

战国初期，魏国先霸于战国。自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就开始强盛起来。文侯、武侯两世，屡败齐人。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上郡，一再挫败秦国的进攻。到武侯子惠王时，实行改革，更加强盛。前361年，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更加紧了对宋、卫、韩、赵等国的进攻。

在魏国进一步强大的同时，齐国由于齐威王的改革，秦国由于商鞅变法而都强大起来。前354年，由于赵国夺去了魏国的附庸卫国，魏国就起兵伐赵，率宋、卫联军围攻赵都邯郸，次年破之。于是，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前往救援。孙膑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内部空虚，乃引兵疾走大梁，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备，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取得大胜，生擒其主帅庞涓。但在前352年，魏惠王调用了韩国军队联合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齐国不得已向魏求和。次年，魏国便迫使赵在漳水之上结盟，并把邯郸归还赵国，魏在东线取得了胜利。

此时的秦国，于前354年打败魏军于元里，攻取了河西的少梁；前352年又攻入魏的河东，一度攻取了安邑；次年又包围固阳，迫使归降。后来，魏国和齐、赵先后结盟讲和。到公元前350年，魏又回头向秦反攻，曾围攻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结果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修好，因而魏在西线也取得了胜利。

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魏惠王与十二国诸侯在逢泽之地会面，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但后来在前341年马陵之战，惨败给齐军，太子申被杀。前340年的吴城之战，魏国被秦商鞅击败，主帅被俘，不久被迫将河西割于秦国，数战皆败的魏国再也没有复兴起来。

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占领燕国，后退兵。此后燕国由燕昭王即位，广纳贤才，图谋向齐国复仇。

楚国于前313年至前311年间三次大战秦国都失败。但却在前306年趁越国内乱，攻占了吴国旧地，但之后数次被越国收复。在与越国的长期战争中，国力亦有削弱。

参见：胡服骑射、赵灭中山之战

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中山为赵所亡，中山王被放逐至肤施。前287年，赵、魏、韩、燕、楚五国军队联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给赵、魏以求和。

前286年，齐国攻灭被诸国垂涎的宋国，引致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兵于前284年围攻，齐军于济西迎击却被联军重创，齐兵退守临淄，临淄被燕军攻陷，齐湣王出逃，辗转到齐的莒，楚军出兵佯称救齐，齐湣王被楚将淖齿杀害，城内军民奋起杀死淖齿，齐失七十余城，只余下莒（今山东日照市莒县）和即墨两座城池。前278年，燕昭王死，太子燕惠王即位。齐国即墨守将田单施反间计，使燕惠王撤掉大将军乐毅。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齐国趁势复国，但国力大衰，开始走向没落。

公元前280年楚国逆长江上游攻秦，欲收回巴国旧地，结果遭秦反攻。前279年楚国被秦军于鄢之战（今湖北宜城东南）大破，几十万军民被白起放水淹死，前278年连首都郢也被秦将白起所攻陷，被逼迁都到陈，楚国诗人屈原痛感国家沦亡，投汨罗江自尽。前241年，楚国又迁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躲避秦军，再也没有能力对抗秦国。

参见：东周公国、西周公国

曾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原名“忠孝祠”。

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周桓公。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公元前367年（周显王2年），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公子根遂叛。赵成侯、韩懿侯乘乱侵周，分周为二。周王封公子根于巩，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东周公国。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同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 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绝秦武王试举周鼎的要求，被秦军逐出成周王宫。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

参见：秦灭六国之战

前271年，客卿张禄（即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秦昭王接纳，于前262年出兵伐韩，切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韩国欲将上党郡割给秦国，但是上党军民不从，向赵国求救。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声援上党。前260年，秦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对峙，双方僵持达三年之久。秦施以反间计，使赵国以只会纸上谈兵的年轻将领赵括代替廉颇。秦国同时秘密调来大将白起。长平之战以赵军惨败，四十万降卒被坑杀为结局，从此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抗秦国的进攻。

前258年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信陵君也于后来率军于函谷关外大胜秦军，但这些已不足令秦国衰落。

前256年秦国攻入雒邑，西周公投降，周赧王病逝，周朝灭亡。前249年，秦相邦吕不韦又带兵灭掉了位于巩邑（今河南巩义）的东周公国。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原。

东周前期诸侯国君称公、称侯，只有“蛮夷”之国如楚、吴、越等称王；而东周后期徐州相王则拉开了华夏诸侯称王的帷幕。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共传25王，前后经历了515年。东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因孔子改编的鲁史《春秋》而得名，其特点是天下权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诸侯；周元王元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35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因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其特点是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由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阶层兴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而战国时期，是中国君主集权制的开始。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可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都城：东周王城

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平面大体呈正方形。西北角在今东干沟村北，东北角在今洛阳火车站东约1公里，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被洛河冲毁。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势较高，城墙遗迹保存较好，地面上仍能看到残存的东周王城城墙。整个王城周长约15公里，与晋《元康地道记》“王城去洛城（指汉魏故城）四十里，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六步”这一记载基本吻合。

据有关古文献记载：东周王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共十二座城门。南有圉门，北有乾祭门，东有鼎门等。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通道，城内设经、纬大道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王宫前面建有殿庭，后面建有商贸市场；王宫的右侧建有神坛社稷，左侧建有宗庙祖堂，城南三十里建有明堂。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但这种“理想化”的布局和考古勘察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勘察表明，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中期，战国至秦汉时曾多次修补。到西汉后期，整座城池开始荒废。而汉河南县城则是在东周王城旧址上兴建的。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为洛阳市著名的“五大都城遗址”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这一重要城址，在该城址的中心区域修建有王城公园对游人开放。

东周中后期，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东周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春秋时期使用的牛耕和铁制农具在战国得到推广。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等地都有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冠出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井田制的崩溃使百姓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

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即䦆，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140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䦆、镰、犁等。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

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344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

东周与商的地理位置差异反应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东周晚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多元的风貌与高水平的技术。或许受到孔子反对以人殉葬的影响，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称“冥器”、“盟器”）数量增加。东周时期亦出现低温绿色铅釉器皿、质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鲜明，有些则仿效青铜器。另有模制与装饰的陶瓦、陶砖。西周时期较少见的玉雕再次成为重要的陪葬品与个人饰物。青铜的应用不限于宗教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常用作结婚赠礼之居家装饰。青铜钟及青铜镜逐渐流行，动物和怪兽图腾则由色彩缤纷而样式化的装饰图案所取代。东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绘于丝绢上的画作。此外，亦发现了汉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

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中国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

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

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

东周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尤其是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沙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东周玉器多出土于墓葬，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商殷、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褥，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三百余件，主要有玉璧、玉璜、玉佩、玉带勾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形制典雅，制作精巧，尤以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佩饰最为杰出，其设计之工巧周密，工艺技术之繁难程度，前所未有。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各部位刻划细微，形象生动逼真。

东周时期，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尤其在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战国漆器大多数出自楚墓。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已发掘的战国墓也以楚墓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得以从楚墓中见到大量战国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随葬的漆器少则数十件，多至上百件。

小型楚墓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说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会的基层。楚国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乐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又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织品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

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楚国漆器的髹饰工艺又有进一步提高，彩绘技艺更为成熟。彩绘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以黑地朱绘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楚国漆器艳丽多彩的风格。描金是彩绘的一种重要手法，楚国漆器的制作中多有使用。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举世瞩目。曾国在战国之初即附属于楚国，曾侯乙墓漆器的制作工艺与楚国漆器也大体一致，所以理应归属于楚国漆器的范畴。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国漆器的影响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区特色。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鼓励发展蚕桑和丝绸的生产，加上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手工业机具的不断革新，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古代总称丝绸为帛或缯。考古发掘所见的东周丝绸大致有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品种。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多属战国时期。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楚墓，这是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利于丝织品的保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东周时期也很发达。春秋丝绸迄今见于报道的考古发现尚不多。

有关战国丝绸的考古资料比较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东周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发现。出自棺内的衣衾共19件，此外还有巾、镜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

丝织品的种类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丝织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绢在战国丝绸中用量最大，其织造技术不断提高。马山1号墓的绢，经纬密度最大的达到每平方厘米158×70根，比春秋时期的绢更为细密。染色绢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

马山1号墓绢的颜色多达6种。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1号墓的锦种类很多，二色锦有塔形纹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143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马山1号墓中出土的绦数量较多。针织绦带结构复杂，除横向连接组织外，还应用提花技术，编织方法巧妙，把中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

楚国的刺绣绚丽多彩，代表了楚国丝绸的最高水平。刺绣多以绢为地，以罗为地者也偶有所见。马山1号墓的21件绣品，花纹各不相同。针法虽比较单一，但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图案的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移“。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旦是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由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新旧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从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后人把这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东周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

东周瓦当的图案有动植物图案、云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双兽相背，张口吐舌，首尾蟠曲，即为变体动物纹图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展示出陵园的平面布局，并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的名称、长度，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珍贵资料。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得以直观东周的楼阙结构，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权贵的实际生活情景。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

参见：周朝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