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前223年），又称荆、荆楚，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金文中为嬭姓）、熊氏（金文中为酓氏）。周成王时期（一说即前1042年～1021年），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关于楚国国名的来源，“清华简”公布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华简”公布后，据其中《楚居》一篇对楚先君鬻熊的记载，鬻熊的妻子妣厉生熊丽时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去，熊丽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楚”（荆条）包裹其腹部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与中原联系日益密切，开始了“融入华夏”的进程，这一进程恰可与“禹征三苗”传说相印证。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1934年，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范文澜认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根据徐旭生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著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楚民族是一个崇火尚赤的民族，因此楚人有着浓重的太阳崇拜情结，他们把自己的始祖神多归于太阳神。《史记·楚世家》云：“楚之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中说黄帝和颛顼是祖孙关系，颛顼和帝喾是父子关系，司马迁毫无批判地继承了这些说法。高阳是颛顼的号，高阳就是太阳神。楚族出自颛顼之后，是指族源而言，楚族之直系祖先则应是季连。楚先民对自然的崇拜，主要表现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战国楚帛书提到的雹戏，就是对雷电化生万物的伟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帝俊生日月”，就是对日、月的崇拜，火正之为祝融，就是对火，从而对火神、对太阳的崇拜。当先民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和归纳，于是萌发出天地的观念。战国楚帛书说的“奠三天，辨四极”，说明祝融时代，楚之先祖也有天地观念了，并予以祭祀。楚之先民祭天祀地，长盛不衰，故《汉书·地理志》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人之如此“重淫祀”，楚地之如此多神话，恰是楚之先祖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的结果。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在楚先民的眼里，凤是一种神鸟。《春秋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此凤，是火之精，实际是火正的神灵。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白虎通·五行》：“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鸟、鸾，亦即凤，可见楚先民视祝融与凤为一体，是图腾崇拜的反映。童书业说：“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鸟’，‘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鸟为图腾之族。”由于楚人把凤视为祝融的化身，故凤的本领神通广大，赋予人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楚地出土的文物，凤的图象亦特别多，如江陵雨台山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虎座立凤、江陵马山出土的凤龙虎纹绣、安徽寿县出土的凤龙青铜塑像等。

主词条：包茅之贡

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并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臣属于周。《史记·楚世家》 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一个弱小的群体，活不下去，它要归依一个大族。《史记·楚世家》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公元前1042-1021年在位）“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楚人在立国之初鄀国盗牛祭祀一事，与周代典籍《国语》记载的“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相互佐证了芈楚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在这之后，熊绎带领国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在岐阳会盟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首领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

主词条：昭王南征

楚国建国之初，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到周昭王时期（约前1000年），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南部开始不安分起来，又毗邻鄂国和曾国东产铜区，有优越的自然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商代开辟的南方铜路，到周初又分封汉阳众多同姓诸侯国如曾国、郧国、息国等加以保护，使源源不断的铜料运到王室的手工业基地。势力壮大起来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必然要和周朝分封诸侯国争夺铜料，这可从后来周宣王赏赐给晋国的楚公逆钟铭文得到印证。

西周中期，在江汉地区以南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部落开始叛乱，昭王十六年，周昭王一怒之下，以曾国、邓国和鄂国等诸侯国为先锋，率领大军，渡汉水，跨过长江南征，取得了一系列战果，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虎方、荆楚、扬粤等地，经由唐（今随州）、厉、曾、夔（今秭归），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周昭王十九年，昭王第三次亲帅六师南征，当时的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的二十六邦国均来朝见。

周昭王取得南征胜利。凯旋回师渡汉水时，因携带俘获的大量青铜，导致桥梁垮塌，坠入水中，死于汉水之滨。这就是所谓的“昭王南征而不复”。

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楚国听从周天子号令，与其诸候国一起出兵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周夷王时，各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而楚君熊渠在江汉一带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

《楚居》简记载的楚君，明确叫王的有如武王、文王、成王等共13位，第一个称“王”始于楚武王；文献记载熊渠开始称王，后又畏于周厉王“伐楚”自去“王”号，而出土的熊渠戈，其上铭文“楚公家”，可见熊渠称“公”而不敢称“王”符合史实。时代可至西周早中期的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的楚季编钟上“公”铭文，以及西周晚期的“楚公逆”（即文献记载的熊鄂）钟，均可证西周时期楚国尚未自称“王”。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周桓王时，熊通不满自己爵小，以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通过汉阳诸姬向周天子讨要更高级的爵位。遭拒后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谥武）。

西周末，周宣王时期，任命元老重臣方叔为将，率领大军，兵车三千征伐楚国，史称方叔伐楚，战事势如破竹，“执讯获丑”，多有擒获，战利品中包括楚国宗庙青铜重器“俘金”。西周时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仅有8件楚公逆钟，是楚国国君祭祀先祖的宗庙重器，被周宣王转赐给晋穆侯。

主词条：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湛阪之战、弭兵会盟

熊通之子楚文王定都于郢，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中国一向视中原文化之外的楚为夷狄，《公羊传》甚至认为其性情犹如“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野蛮强横，常来侵侮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北夷狄交相为害中原，齐桓公救中原各国而御南夷北狄，使楚屈服，如此业绩成就了大业。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成王四十年（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大败，晋师“三日馆谷”，向周天子献楚捷“驷介百乘、徒兵千”，但是此战并未损耗楚国实力，楚中军全身而退，楚国仍然不断向中原小国扩张势力，陈、蔡、许、郑并未一面倒向晋国，比如陈国仍然一直向楚国进贡，此战后过了几年，楚穆王又开始北上扩张势力。

楚穆王十二年（前613年），楚穆王卒，子熊旅立，是为楚庄王。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三年后改革朝政，攻灭庸国，开始争霸战争。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以“勤王”名义攻打陆浑之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表示实力；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围郑国，迫郑降，晋国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晋国中军、下军几乎全军覆没，左传中描写当时晋军渡河逃跑的惨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此战后，潘党建议将晋军的尸体堆积在黄河边，筑成“京观”，用以彰显自己的武功（军功），但楚庄王认为，战争是为了平息祸乱，这就是为什么“武”这个字是由“止”和“戈”组成的。这便是成语“止戈为武”的由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楚庄王二十年（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国。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中原，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楚、晋、齐、秦这东南西北四大国围绕中原小国进贡的争霸战争，暂时让楚国获得优势。

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战，楚国被晋国击败，但楚国中军未损，此战只是暂时阻挡了楚国北上的势头。楚康王三年（前557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国，攻到楚国方城之外（今河南方城至泌阳间）。

弭兵之会在宋国举行。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许、曹、邾、滕、蔡等14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晋国和楚国共为盟主，各国共订盟约，不再打仗;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弭兵之会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平分中原霸权。

主词条：柏举之战、吴楚之战

楚康王十五年（前545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楚康王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康王弟王子围为令尹。郏敖幼弱，军政大权实为王子围所掌握。王子围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权的人，楚灵王元年（前540年），王子围篡位自立，是为楚灵王。楚灵王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几度大规模地对吴国用兵，结果还是无功而罢。楚灵王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这次又远离都城对吴用兵，时值寒冬，雨雪连绵，军民不稳。原来被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及其他反对力量，乘机叛乱，夺取政权。

楚平王即位后，一反楚灵王之所为，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平王“息民五年”后，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楚平王一反常态，忠奸不分，听信佞臣费无极，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谋、颇有才干的伍子胥出逃，对属国问题又未妥善处理，这对后来与吴的争夺都是不利的。楚平王十年（前519年）秋，吴王僚见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率楚、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抵御。楚令尹子瑕卒于军中，军无斗志。吴王僚与楚等国军队战于鸡父，楚军大败。楚平王卒，子熊轸立，是为楚昭王。楚昭王十年（前506年），吴王阖闾派伍子胥、孙武率军攻打楚国，在柏举之战中楚军大败，吴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楚几乎覆亡。这时吴国国空，越王勾践趁机攻打吴国，秦国也出兵帮助楚国。夫概见秦、越接连败吴，便回到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引兵归，攻夫概。在这样形势下，楚将子西率领楚军回击吴军，接连取得胜利，光复了楚国。

楚惠王即位后，各国形势继续出现新的变化。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楚惠王三年（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后，楚惠王七年（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经整顿休息后，国力已渐恢复，趁夫差北上、国内空虚之机，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闻讯，仓皇回军，但已无能为力，只得以厚礼请和，越王勾践自度一时不能灭吴，就允其和。从此，吴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

主词条：吴起改革

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楚惠王十六年（前473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两年后，即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楚又灭掉了杞国，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楚惠王五十七年（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楚简王元年（前431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楚悼王元年（前401年），楚悼王立。其时，由于各国竞相改革成功，重又开始激烈的争夺。这时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战争性质。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魏武侯主动帮助齐田和谋求诸侯，齐与三晋结怨暂时得到消解。此后，魏、秦争夺进一步激烈，赵徙都邯郸，韩则全力攻打宋、郑，严重地威胁着楚国。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际，在魏国协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吴起来到了楚国。由于吴起在魏国政绩卓著，军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

楚悼王卒后，由其子臧立，是为楚肃王（前380—370年）。楚肃王在位十一年，因为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楚国一时空虚，政局显然也动荡不安。楚肃王为了稳定统治，对外妥协退让，未主动出击。

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亦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楚宣王十六年（前354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楚国吴起变法及其后，注意向南发展，北境争夺又日趋激烈，越国于前379年（楚肃王二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将都城迁回吴。前342年，越王无彊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兴师伐齐攻楚，“与中国争强”。楚威王六年（前33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后，齐、楚矛盾表面化，越乘机举兵攻齐。齐国为了把祸水泼向楚国，便派人前往越国游说，于是在楚威王七年（前333年）徐州之战的同时，又发生了越、楚之战。在楚国有力的打击下，越国已亡，吴越之地尽为楚国所占有。楚威王一至十一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楚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记·秦本纪》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

楚威王十一年（前329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楚怀王在即位后，开始重用屈原等大臣，针对主要弊政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却引来楚国贵族一致性的反对。日久，难以抵挡反对声浪的楚怀王遂意兴阑珊，变法终告失败。秦国东进，韩、魏屈服，秦、齐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雄踞南方的楚国，西邻秦东接齐，地位极其重要，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国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但这时正值楚结齐，齐、楚“方欢”、“交善”，秦惠文王很忧虑，与张仪商量对策。张仪自告奋勇，前往楚国游说，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楚怀王“闭关绝齐”，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举兵伐秦，结果惨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张仪“诈楚”事件。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楚、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秦大胜，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八年（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客死咸阳。此后，“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楚国国势迅速衰弱。

楚顷襄王时代，秦国多次伐楚，“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秦军又拔西陵、巫、黔中等地，于公元前278年攻入楚都郢城，烧毁了楚王族的夷陵，屈原闻讯投河自尽。秦军又拔巫、黔中等地。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聚集了东境的十多万兵力，成功收复之前被攻陷的十五座城池，以此来抵御秦国。

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任用春申君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赵国解邯郸之围，又领兵灭鲁国，楚国一度复兴。但前241年，春申君组织东方国家最后一次合纵，但被秦军所败，楚考烈王怕秦国报复，再次迁都至更东面的寿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后，春申君门客李园发动政变杀害春申君，楚国国力更加一蹶不振。

秦王政亲政后，知楚将项燕擅战，先遣李信为将，领二十万兵马，欲灭楚，败，被入两壁，杀七都尉。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六十万，相持一年，前223年，大败楚军，俘虏楚君负刍。项燕扶持的熊启也很快被俘杀，楚国灭亡。

楚自从春秋时期设置令尹之官，令尹就“执一国之柄”。“在上位，以率万民”。历春秋至战国，令尹对内执国事、对外主战争，总揽大权于一身。其权势经久不衰。 战国时期，楚国的公子执政，逐渐衰落，而以昭、屈、景三大家族为主干的世族执政却发展起来。战国时期，楚国组成了以昭、屈、景三大族为主干的执政集团。

先秦文献上称管理百工的职官为司空，周代铭文中则称作“司工”或“司攻”。进入春秋以来，中原诸国多称工正，而楚国则称工尹（或称大工尹）。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府手工业十分发达，它由中央王朝经营，工尹管理百工。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设置郡县政权组织形式，楚县是最早的县级行政区域。楚国设尹治县，县尹由楚王派遣，并非世袭，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战国时期楚国的郡没有行政职能，没有形成郡统辖县的地方政权组织。但它郡、县两种形式的组织，则为秦朝郡县相辖的地方政治组织形式的产生开了先河。郡县之下设有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州、里这两个重要基层组织。

楚国法律森严，贵族犯罪也决不宽容。《吕氏春秋·贵卒篇》载：“荆（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死时，群臣起而攻吴起，射中王尸族诛者至数十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这次事件，被夷三族或夷宗者七十多家。

春秋初期，中原诸国仍处于西周礼乐制度的束缚之下，《礼记·曲礼》载：“刑不上大夫”。而楚国的法律是虽王子犯法，刑之无赦，可见楚国的司法制度具有一定的严酷性和进步性。如《左传·桓公十二年》载，莫敖屈瑕伐罗失败，“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国将领因战败而被迫或被诛杀的还有子玉、子反和子上等。王子公孙、达官显贵决不能仗势犯法，楚文王时，令尹子文的族人犯法，廷理拘捕之，“遂刑其族人。”楚庄王时，令尹虞丘子让贤孙叔敖，虞丘子的家人犯法，“孙叔敖执而戮之”。

《楚居》记载，武王从“宵”迁都到“免”后，“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大意为，“免”人口发展很快，城区不能容纳，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疆浧”填湖来扩展城区居住地。“疆浧”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浧”；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阝”，写作“郢”，故为楚国核心都城。

楚王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楚王之下，另设官职主管全国军政。至于战场主帅，都是临时指派的，并非常任。春秋早期以前，莫敖为最高长官，既掌政，也主兵。楚武王后期设令尹后，莫敖只管军政，位在令尹之下。到楚成王已设司马一职，取代莫敖而掌管全国军政。楚康王时，军职更为完备，大司马为正职，左、右司马为副职。

楚军的兵种，按其隶属关系和军事职能的不同，有两种分法。

正军是为国家的军事力量。楚武王时，已有“三军”之说，应是正式有“三军”建制了。三军是春秋时期以车兵为主的国家常备军。三军以中军为主要战斗力量，其次为左军、右军。楚王为三军最高指挥，出征时各军则分别由高级官吏令尹、司马、左尹、右尹等率领，楚王有时亲自率领三军或其中一军出征。到战国中期楚国已是一个“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大国了。

王卒是楚王出征时的随身卫队，其精华是左、右“二广”，每广有战车十五乘。王卒是楚军的精锐部队，经常编入中军参加战斗。乘广由公族子弟组成。楚之中军亦以公族子弟为其兵员，装备优良，为楚师之精锐所在。

私卒是为太子和贵族服务的武装力量。私卒是楚国贵族的宗族亲军。主要为车兵。春秋时期，楚国公族子弟和大贵族在自己所封的食邑上各自拥有武装，这些武装不属国家编制，故称“私卒”。贵族以私卒听从楚王之命出征的形式，作为向楚王纳赋。私卒多以各自宗族的子弟为兵员。

县师是春秋时楚国的地方部队。主要部署在楚国的边境地区，多属楚在中原灭国所设县地区的武装力量。县师由县公统率，由楚王亲自调动，县师的任务是防守边境，并配合国家的军事行动，是春秋时期楚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楚县师不复再见，已纳于楚国统一的常备军中。

车兵为车战之士卒。车兵是各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楚车兵分为三军，另有不少私卒和地方武装，战国时号称拥有“车万乘”。车兵以战车为编制单位，称为“乘”，战车通常排列成阵势进行作战，以车兵为主，战车后跟随步卒。楚国的车兵多由贵族子弟力兵员，是春秋时期的主力作战部队，到战国后，以车兵为主的作战方式逐渐让位于以步、骑兵为的作战方式。

步兵即徒兵。步兵有隶属于车战的步兵，以每辆车75人为编制，排列成一定的队形，跟随战车作战。也有单独作战的步兵。春秋未至战国初，楚国的步兵有很大的发展。战国时期，步兵人数大大增加，成为主要兵种。步兵可以在道路狭隘的地区单独作战，机动性较强。步兵由一般平民担任。

另外还有工兵性质的步兵。此种步兵在战争中带有役徒的性质，多为征发而来的贫苦民众，从事架桥、筑城、修缮武器、修筑工事等，在军中的地位最低。

楚国有水军，称为舟师。楚国舟师最早见载于楚康王时期，楚国出动舟师伐吴。战国初，楚人请鲁国名工匠公输般制作了舟战武器钩拒，舟师战斗力大大提高。与舟师相对而言的陆军则称陵师。

楚骑兵出现于战国时期。汉族最早正式使用坐骑打仗是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此之后，各国纷纷仿效。战国时期楚骑兵已有一支有实力的部队，号称“骑万匹”。

在长期有军事行动中，楚人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总结出《楚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楚兵法七篇”，但今早已佚失。《军志》是先秦时一部著名兵书，著者与具体内容不详。楚人对这部兵书十分熟悉，经常运用《军志》指导军事行动。《左传》载楚成王语：“《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者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故主张退师，不与晋战。宣公十二年载楚、晋邲之战时，楚令尹孙叔敖以《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为由，抢先向晋师发动进攻，大败晋师。《军志》所说的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先声夺人、待衰而攻的这类战略战术思想，春秋早、中期以来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国实际运用于战争之中。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它的武库是最庞大而且最先进的。楚国的兵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论质料，可分为铁、铜、木、竹、皮等制品。铁兵器主要有剑、戈、矛、匕首、镞；铜兵器主要有剑、戈、戟、矛、匕首、镞、弩机等。木兵器有盾、甲、弓等。竹兵器有弓、箭杆等。皮兵器有甲、胄等。论功能，可分为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两大类。进攻性武器有弓、矢、戈、矛等。防御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匕首等。1975年冬，在楚国故都纪南城东门外先后发现中小型墓葬600余座，共清理了其中的554座，获得了大量的随葬物，其中兵器的数量最引人注目，有各种兵器达571件，计各式青铜剑172把、各式铜戈150件、各式铜戟7件、各种青铜矛15件、竹弓25张、木盾17件，另有箭簇、匕首若干。数量巨人、门类齐全。

楚墓中出土青铜剑的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皆居列国。然而，楚墓中出土的工艺水平最高的青铜剑却是越王剑、越王勾践剑。吴、越原是“宝剑之乡”，在越灭吴、楚灭越之后，原来为越王铸剑的传奇式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转而成为了楚国的铸剑大师。从此，楚国不仅自己铸造了大量华美的青铜剑，而且还将吴、越等国的名剑也掳到了楚国。

新式武器的运用，必然导致军队成分和军事编制的变化。铁制剑和弩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青铜剑的大量生产及其工艺的改进，以及青铜戈、戟、矛等的演进，都表明了战国时期楚国兵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是楚国军事军队成分的改变在军事装备上的反映，即楚师由以车兵为主力改变为以步兵和骑兵为主力军这一重大变革的反映。

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

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中国已知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6%。2017年，在河南省城阳遗址出土了带着剑鞘的2300多年前的宝剑。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币，然后对楚庄王说：“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达成的宋西门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充分反映了楚国对经济交流的重视，努力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前506年吴人入郢、国难当头时，开“屠羊之肆”的屠羊说挺身而出，保护楚昭王出逃。后来楚昭王复国了，要奖赏他，他不受，又去开他的卖羊肉铺子了。可见楚国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职业。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持战国说的，则以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

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地域特点。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

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文学受诗经深刻影响，但不同于北方文学的社会写实，楚辞受南方民族性的影响表达方式热情而浪漫，内容充满宗教色彩。借由对神话和传说的描写表达丰富的思想情感，更能呈现精彩细腻的艺术技巧，诸如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在此得到更大的发展与运用。再者，楚国音乐与地方口语皆不同于北方，其作品呈现出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

《楚辞》中收录作家有屈原、宋玉等人作品，其他如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屈原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排箫等。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

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中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

战国楚雕刻艺术有许多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其中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仍然保持楚王墓的礼制，是发现的唯一一座楚王墓。其余墓葬与鼎盛期相比，建造相对简陋，楚风渐淡。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楚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楚人对天的崇拜已非一般观念，而是有具体的对象的，如太一、东君、云中君等。敬天信鬼神必崇巫。巫，神通广大，能通天地、交鬼神、寄死生。楚国是从氏族制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所以政治活动和科学文化知识，都蒙上了迷信的外衣，为“神事”所笼罩。巫，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还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政治的本领。医既主卜筮，又深谙医道医术，故巫是一身而二任的，称为巫医。

楚人通天交鬼神，一是祭祀，二是占卜。楚人祭祀之风极盛，上至国君，下至国人庶民，莫不如此，故留有“重淫祀”之说。占卜当然是巫的职责。为社稷占卜的是卜尹，国君遇有大事，自己也行卜。如楚灵王即位前怀有夺天下之志，自己就占过卜。民间的男觋女巫占卜之风就更盛了。

敬天交鬼神的活动，本来就是原始宗教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天命论的动摇，入春秋后，楚人虽然一方面尚鬼神崇巫卜，另一方面在这一鬼风巫风的气氛中，又不乏求实务实的理性精神，使楚人的宗教生活饱含人情味和现实性。

春秋时期，楚国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楚人在天文历法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自商周以后，楚人进一步扩大了对星象范围的观察，历法也随着有重大的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既使用周正历法，也使用夏正历法。前者可能与宗教或尊周从周有关，后者则从生产实际出发。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中所载的秦、楚月份对照表，均以夏正十月为年首，说明秦、楚关系密切，同用周正历法。

战国时期，楚国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楚人天文知法历来渊博，战国时期，则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为了对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运行及其位置作系统的观测，将其附近恒星分为二十八片（区），称之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天文学的重大发展。

楚人数学在原有基础上，战国时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重要内容为《算数书》。此外，还出土了算筹等重要文物。据后德俊研究，墓主系楚人，汉初降汉，后“病免”在家，其《算数书》可能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国的数学水平。《算数书》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内容包括《分乘》《增减》《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广》一节，与成书于两汉间的《九章算术》的《少广》标题相同，内容亦大体相似。故《算数书》部分内容为《九章算术》所收进，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民族

楚人虽出自颛顼之后，但由于受商、周压迫，辟在荆、睢蛮荒之地，社会经济文化均较落后，故北上争霸、先后征服或灭掉诸夏之国的同时，积极地吸收华夏文化，使自己成为与华夏同步前进的先进的文明大国。如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军进抵至鲁国阳桥，鲁以执斫（木工）、执针（缝工）、织[纟壬]（织工）各百人献给楚人，请求结盟，这对楚国建筑业、纺织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华夏语言、文字、典籍、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及精神文化等都为楚人所广泛吸收。如楚语与夏语基本是相通的，楚国文字，从铭文、帛书至楚简等与中原各国文字也基本是一致的。楚国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政体，是仿西周王朝建立起来的。

楚共王即位后，普及夏化政策，成就颇大，故其臣属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焉。”《左传》则称其“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确切地反映了楚人融夏夷为一的正确民族政策，故楚国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一方面北上争霸，在争霸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征服或灭掉众多的华夏之国；另一方面又注意保留华夏典籍，积极吸收华夏文化，以充实自己的文化养料和精神财富，推广融夷夏为一的政策。

《荀子·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孟子·滕文公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陈良，楚产（即土生土长的楚国人）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陈良虽然是个楚人，但是通过学习“华文化”，是可以变为“华”的。显然，在“华”的心目中，南方的楚人，最早也是“夷”。故《诗经·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说明楚人是南方的民族。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强大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已经变化为华夏族，而且还成为“合纵连横”政治格局当中纵的“纵长”。

中国古代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各族人民，历史上统称为东夷。入春秋后，楚国崛起，北拓东进，与齐国等争霸的同时，也不断征服和灭亡了东方诸国，主要有：黄（嬴姓，今河南潢川西北）、英（偃姓，皋陶之后，今安徽金寨东南）、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六（偃姓，皋陶之后，今安徽六安西北）、蓼（偃姓，皋陶之后，今河南固始东北）、群舒（偃姓，皋陶之后，包括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宗、巢、桐等国，今安徽巢湖周围一带）。

楚与东夷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向楚国进贡，有的与楚国通婚。东夷之中历史悠久、国力较强的是徐国。徐，嬴姓，今江苏泗洪南。它与齐通婚，关系密切，被视为诸夏之国。楚成王灭黄后，进一步东进攻打徐国，尽管齐、鲁等国来救，不久徐国还是被楚国打败了。徐国的失败，标志着楚国征服东夷的重大胜利，加速了楚与东夷的融合。东夷之徐国，历来文化水平很高，楚与之融合，无疑有助于楚族的发展，并充实了楚文化的宝库。

他们历史悠久，在西周伐商灭商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据《尚书·书序》载，周武王伐商，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纣战于牧野”，这里说的“戎车”，应该是西戎兵力。周王朝建立后，西戎也就逐渐迁徙至内地，与诸夏杂处，情况比较复杂。楚国在北上争霸过程中，众多西戎之国，纷纷被征服灭亡，亡后有的被迁，有的被置为县，成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

见于史料，被楚国征服或在楚境的戎蛮，主要有如下各族国：戎蛮，戎蛮进入中原较早，楚乘机灭掉戎蛮之国，对其遗民亦尽俘以归。阴戎，阴戎是西戎之一支，为阴地之戎，允姓，早已入楚，并成为楚人之一部分。申、吕（甫）、许。申、吕（甫）、许均姜姓之戎，历史悠久，被楚灭后改为县，成为北上争霸的重要基地。姜氏之戎入楚较早，亦已与楚人相融合。

南蛮，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系统，内部民族关系亦较复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把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其中卢戎，即蛮族之一，故南蛮，实际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中国古代的所谓三苗，有学者认为指的就是这三个民族。楚国地处南方，被称为荆蛮，如《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

楚、濮关系密切。楚国开始强大起来，就立即对濮族发动了进攻，开始开发濮地。经过打击，一部份濮人与楚人融合，其余的纷纷逃亡迁徙，以至后来濮人居地，濮人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川、云、贵，南及湖湘一带，成为楚国境内的一个重要民族。其次，巴人。《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腹，早在春秋时就为楚国所征服了。入战国后，楚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也加强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后汉书·南蛮传》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足见楚国势力已伸入到洞庭湖周围及至五岭一带，加强了与散居各处蛮夷的融合。

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方城”。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

楚王室除建有王宫外，还有众多的离宫，如渚宫、章华宫（台）、荆台、匏居台等。楚灵王所修建的章华宫（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离宫。其遗址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关于章华宫（台）遗址所在，历来说法不一。除了今潜江龙湾外，还有说在今监利天竺山、沙市今章华寺、河南商城古汝阳城内、安徽亳县古城父境内等地。楚人有新迁居一地，仍袭其旧名的习俗，故作为楚君（王）的离宫，章华宫亦有多处，上述各说，当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经八十年代多次调查试掘，出土文物甚丰，是迄今所见楚宫室最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放鹰台出土了筒瓦、板瓦残片及长方形等形状的红砖，可见楚灵王时期已掌握了烧制砖瓦技术，砖、瓦已用作建筑材料。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门环，青铜当亦已用作建筑材料。台基系夯土结构，台柱有方有圆，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贝壳铺成的路面，结实美观。从此足以说明春秋中晚期，楚国宫室建筑，无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先进水平，“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作为游宫建筑群和园林建筑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

楚国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已能制造车、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楼车”和“巢车”，说明楚庄、共王时期，楚国已普遍使用战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春秋中后期，楚国已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与吴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墨子》有关篇章记载，鲁班曾至楚，为楚国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云梯”，说明楚国车船制造业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熊绎受封除了因为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外，应该还有恭谨殷勤接待受谮奔楚的周公之劳，不然周武王时期就该得封了。此外，还有熊丽建国之说，依据是《墨子·非攻下》有“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一句，但据“清华简”，熊丽只是创造了“楚”这个部落。

《左传·宣公十二年》《国语·郑语》和《楚居》里都是先楚若敖再楚蚡冒，不同于《史记·楚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