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指的是周朝中期，周昭王对虎方、三苗后裔楚蛮和扬越等地区发动的平乱征伐，同时不断向南扩张华夏疆域。见于文献记载，并得到青铜器铭文的验证，周朝的中南方诸侯曾国、邓国和鄂国等诸侯国出兵相随，深入平定江汉以南的广大地区。

西周初年，由于虎方、三苗后裔楚蛮和扬越等部落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周王朝的臣属关系，中南方两湖一带一直比较平静。至周昭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年）时，南方虎方、三苗后代楚蛮和扬越等南蛮部落作乱，周王朝开始扫定中南两湖一带。已经羽翼丰满的虎方、楚蛮和扬越等部落在广阔的江汉平原南部开始不安分起来，又毗邻鄂国和曾国东产铜区，有优越的自然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商代开辟的南方铜路，到周初又分封汉阳众多同姓诸侯国如曾国、郧国、息国等加以保护，使源源不断的铜料运到王室的手工业基地。（参见词条金道锡行）势力壮大起来的虎方、楚蛮和扬越等部落，必然要和周朝分封诸侯国争夺铜料，这可从后来周宣王赏赐给晋国的楚公逆钟铭文得到印证。山西晋国墓地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载出聪“多擒，钦蚍内乡赤金九万钧”，战败的楚公逆钦蚍进献“赤金九万钧”，约合270万斤。虎方、楚蛮和扬越等南蛮部落的反叛行动对周王室战略物资来源构成极大威胁，而此时恰逢国力鼎盛时期的周昭王，他要“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

同时，周昭王为了继承成康盛世，继续扩大周朝的疆域，同时加强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丰富的有色金属如铜矿资源，对于叛乱侵犯南方诸侯国权益的虎方、楚蛮和扬越等部落，必然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王师和曾国、邓国、鄂国等诸侯大军南征虎方、三苗后裔楚蛮和扬越等部落。当时南夷和东夷的二十六国君主亦来觐见，从昭王对于南国的策略看，采取了讨伐与怀柔两种手段。

周昭王所征伐的虎方、荆楚和扬越，泛指长江中游江汉之间的诸多方国和部落，其中的三苗后裔被周人称为“荆”或者“楚荆”、“荆楚”、“荆蛮”、“楚蛮”，此外还有些是商朝的遗民。据史籍记载，周昭王对虎方、三苗后裔楚蛮和扬越先后进行了两次征伐。

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之后，中国历史才开始有明确纪年，所以周昭王时期无法严格对应公元纪年）两次南征都在成周集结军队，同时命令诸侯率本国部队从王南征。王室和诸侯国军队出征前，在南山以狩猎形式演习作战，而后大军从上侯，跨汝水和汜水，经方城、鄂师等达汉水。周朝大军的先头部队先巡察经行的道路，建立周王行宫，再诏告南方曾国、邓国和鄂国等各诸侯国，下达昭王征荆楚的旨意，同时在汉水中洲积贮军事物资，这就为大军顺利渡过汉水征荆楚做好了准备工作。

第一次南征行动计划周密，经由唐（湖北随州西北）、厉（湖北随州北）、曾（湖北随州）、夔（湖北秭归东），王室直属军队和从征的北方诸侯国军队，以及南方的曾国、邓国和鄂国等诸侯国出兵相随，征战才很快收到战果。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为此特地铸器铭功。

很快，周昭王组织了声势更为浩大、军威更为雄壮的第二次南征。昭王第三次南征，这次又打了胜仗，昭王得到了大量青铜，班师回程，渡汉水时，因携带俘获的大量战利品青铜（即考古铭文中的“孚金”），浮桥承受不住，突然垮塌了，昭王和蔡公都掉到水里去了，辛余靡虽会游水，但他从水里救起来的只是两具遗体，作为最高统帅的周昭王居然在桥梁垮塌的混乱中落入汉水，溺水而死。另有一说是在班师的归途中发生了天灾地震事件，在大军登上通向汉水北岸的浮桥时，由船系联起来的浮桥突然倾覆，昭王落水溺死，六师也被滔滔江水吞没。

昭王第一次南征的史事得到金文的印证，行军路线和胜利凯旋较为清楚，但第三次南征史料奇缺，仅有昭王丧师亡身的记载，战争情况不详。

“昭王南征而不复”对周王朝的南方诸侯国是一个打击，从此，到周宣王时，周人又大规模征讨汉水以南区域（参见方叔伐楚）。在连续几代的多次伐夷之役中，周王朝出动了一定的财力和兵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虎方、三苗后裔楚蛮和扬越等部落被迅速平定，周朝中南方镇国曾国实力大大增强。

这次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周王朝军队平定虎方、三苗后裔楚蛮和扬越等部落的叛乱，但周昭王因桥梁垮塌而淹死，是西周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国威也因此而受影响。昭王死后，周兵因为是在班师途中，就秘不发丧。在此后几百年的历史中，楚蛮部族不断被周成王时分封的芈楚国兼并，到楚成王时，楚蛮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而楚国逐渐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替代了原来的南土曾国的地位，雄踞南方。

吸取昭王经验教训后即位的穆王和他的执政大臣们不仅把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兼顾北线和南线，而且注意整军习武，并有目的地与周边民族加强友好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边疆的控制。

周军战争的情况似属偶然，但从周朝当时的情况推断，也有可引以为鉴的教训：一是周王朝国势强大后，不再像周文王、周武王时那样重视从政治上争取团结四方非华夏族方国部落，而是依仗强大军事力量去征服，这就必然激化与各族的矛盾，遭到一些部落的反对，浮桥倾覆也好，胶船解体也罢，都与得不到当地部落民众的支援有关。其次，在军事指挥和部署上有欠缺，南征大军中缺少有军事经验的将领，著名大将伯懋父未与昭王同时出征，而是远在炎师驻守。昭王只顾统率王师和曾国、邓国、鄂国等诸侯大军与虎方、荆楚交战，没有防务突变的天气和自然灾害，才会出现浮桥突然倾覆或胶船解体而得不到救援，造成无可挽回的军事损失。第三，由于东征和第一次南征的胜利，将帅们产生麻痹轻敌思想，认为只要军事力量强大就可征服敌人，根本没有全面考察敌方占据的地理环境有何影响，更没有争取有关地区虎方、楚蛮和扬越等部落人民的支持，故行军中遇到天灾事件发生时，不能采取应急措施摆脱危难。

古本《竹书纪年》提到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说文》：“曀，阴而风也。从日，壹声。诗曰：‘终风且曀。’”《尔雅·释天》：“阴而风为曀。”《释名·释天》则云：“曀，翳也，言云气掩翳日光使不明也。”从《说文》、《尔雅》的解释来看，“曀”当指阴天大风天气。《释名》的解释则有所不同，认为“曀”是指阴云天气。清段玉裁改《说文》“阴而风”为“天阴沈也”，注曰：“各本作阴而风也。今正。考《开元占经》引作‘天地阴沈也’，《太平御览》引作‘天阴沈也’……《小尔雅》：‘曀，冥也。’曀主谓不明。”由此看来，所谓“曀”，或指阴云天气，或指阴天大风天气，总之不离“阴云”气象。

按《纪年》为周朝史官所撰，这一年在关中地区曾发生大范围长时间的阴云天气，阴云密布则降水必多，秦岭一带也有可能发生较大降水。秦岭地区是汉江上游，如有大量降水就会导致汉江洪水的猛烈爆发，而对汉江水文和地理所知有限的周人此时却正停留在汉江下游的洪泛区，面临洪水的极大威胁却一无所知。不然，康、昭时期正是西周的鼎盛时期，昭王南征时是六师尽出，带着西周全部的精锐，其对手三苗后裔楚蛮族群虽然人数众多，但并不强大，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势力，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不可抗力因素，是不可能让昭王全军败没的。

因为历史上有民间传说，周昭王在汉水被楚人“落井下石”用胶粘的木板船害死一事，因此对楚颇有贬词。对于周昭王“伐楚不归”这一史实，《楚史》予以否认，依据是《史记·周本纪》记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因此，周昭王之死于汉水，与芈楚国无关，因为周昭王时，汉水边还不是芈楚国领土。

即使如《帝王世纪》和《吕氏春秋》所说，当时的史实也是：周昭王第一次南征，荆楚不战而服，而且南蛮的二十六国都来朝拜昭王。倒是昭王为了掠夺位于长江中游荆地的铜锭和铜器，第三次又继续南征，不料遭遇天灾，六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且昭王返回渡江时，因“胶船”破散或浮桥断裂而落水身亡。因昔日习惯上把荆、楚合称，故而殃及楚国。所以在《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四年》记载楚成王回答管仲的责问时避重就轻地说：周昭王的时候，荆地属汉，当时还不是楚国领地，因此楚国国君不能承担这样的罪责。一些观点忽略了商代时只有楚蛮而无芈姓楚国，西周时期则是楚蛮与芈姓楚国共存这一历史基础，随州地区叶家山和羊子山的曾国重大考古发现，能有把握的复原西周早期汉东地区地理景观，并以此为基础，论证昭王南征的区域在汉东地区，其对象是这一地区尚未臣服于周的三苗后裔楚蛮族群。

为了回避难辩的史实，《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作了折中的记述：周昭王十六年，汉水流域的艮（fú服）国攻扰周土，昭王亲师南征。达到南疆后，艮国归附，并派使者迎接昭王。当时的南夷（汉水流域诸国）、东夷（淮水流域诸国）的二十六邦国均来朝见。周昭王取得南征胜利。昭王因胜利而骄，《帝王世纪》称其 “德衰”，十九年又继续南下攻打荆楚。越汉水后遭到天灾地震洪水，西六军尽丧。

《竹书纪年》记载“（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曈，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

《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

《吕氏春秋·季夏纪》记载“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於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

　2018年，随州枣树林第190号墓出土春秋中期偏早的曾公镈铭文曰：“王客我于康宫。呼【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质应京社，屏于汉东，【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汤。”皇祖是曾公的先祖，是西周初辅佐文王、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南宫适之子或孙辈，“我”在铭文中泛指南宫氏家族。由此文可知，昭王曾命令南宫氏建邦国于南土，其位置要能护卫蔡国与应国，成为拱卫汉东之屏障，并打通前往南方广阔疆土的通道，要能够向东涉水(汝水)去征伐淮夷，一直抵达繁汤(今安徽临泉)。要满足上述条件的地理位置只能在淮水上游以北，桐柏山脉北端以东。西周王朝应是自此时起，始将南国之淮夷视为重点。并将控制繁阳作为征伐淮夷的一个战略目标。传世曾伯簠为汉东曾国器，簠铭中曾伯诩其武功，言能驱除淮夷而安治繁阳，从而占有铜、锡运输之道的“金道锡行”。曾公镈铭文中所云昭王命南宫氏“涉征淮夷”也应是为了控制繁阳，打通王朝获取铜锡的通道。但继续读上举曾公镈铭可知，昭王在命令南宫氏执行防御与征伐淮夷使命后不久，又给南宫氏下达了新的任务。镈铭记曰：“昭王南行，豫(预)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征南方。”“于曾”即“往曾”，“昭王南行”指昭王要南伐荆楚。昭王曾两次征伐楚，首次在昭王十六年。

《史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可见楚之始祖熊绎之前，南方诸族群已有“楚蛮”之称，非止芈姓楚族一支。近年面世的伯父簋铭文谓“隹（唯）王九月初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子”，可以与钟相互印证。

分析这次昭王之行，虽然是“南征”，但彝铭所记则为巡狩（“省”），并且有二十六邦君主觐见，由此可见并非一味地大军征伐。当然，对敢于进犯王朝疆土的“子”，也进行讨伐，攻灭其都城（“翦伐厥都”），但对“子”还是采取了怀柔之策，让他能够联络南国的二十六位君主觐见。另有中甗（《集成》949）铭文也可作为昭王这种两手政策的旁证。铭谓：

“王令中先，省南或（国）贯行，（艺）居在曾，史兒至，以王令（命）曰：“余令女（汝）史（使）小大邦。”

铭文意谓，王命令名“中”的大臣先省视通往南国的道路（“贯行”），并且在曾地设置驻跸之居所。又派史官名“兒”者传达王的命令说“我命你出使大大小小的邦国”。名“中”者为昭王南征时所倚重的大臣，昭王南征途中在唐地时曾将厉侯所献之马四匹赐予他，作为奖励。此事记载于著名的安州六器。从其所记“唐”“厉”“曾”“邓”“夔”等地名看，昭王此次南征是经随枣走廊南下。与首次南征往东南方向者有别。安州六器和其他一些相关青铜器当为昭王第二次南征时所制作。中甗铭文所载让“中”“使小大邦”，实即联络南国的大小邦国，称“史（使）”而不言“伐”，从中可见昭王之怀柔策略。

总之，从昭王对于南国的策略看，他采取了讨伐与怀柔两种手段。墙盘铭文“广楚刑（荆）”的“”字，可以读若“能”，其意近乎“柔远能迩”的“能”，但有所不同的是，它包括了怀柔与讨伐两个方面的含义。现代汉语似乎还找不出一个字与其完全对应。

周昭王南征，其对象之一是楚或荆，文献中楚有四义，在人文地理的含义上，楚有二义：一指周代的芈姓楚国，二指商周时期南方的三苗后裔楚蛮部族。楚蛮的历史要早于楚国，西周之时，楚国与楚蛮并存，楚国小而楚蛮大。昭王南征之楚，不可能是楚国，亦非是殷商遗民或荆国，只能是三苗后裔楚蛮部族。《令簋》和周原甲骨中的楚伯，亦当为楚蛮之首领，不可释为楚国。

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大禹征三苗，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芈姓楚国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

据最新出土的《清华简·楚居》记载，芈姓楚国立国之初，从鄀国盗牛祭祀一事，说明楚国建国之初的贫弱状况，在会盟上楚国国君熊绎与鲜卑首领一起“守燎”，不可能与西周时代中南方强国曾国、鄂国等相抗衡。

直到春秋早期，曾国军事实力仍然强大，在楚国之上。周天子的几次南征战事，分封控制南土的曾国都首当其冲，为中南方诸侯国军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