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256年），古通常分为商朝（约公元前1600—约前1046年）、西周（约前1046—前771年）、东周（前770—前256年）三个时期。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字制度，进入了文明的历史时期。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并进而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这一时期城市兴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作，商周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经有可能建立起商周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大量新的考古资料使文献不足的商周古史得到丰富和充实。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未能解决或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仍有待于今后去探索。

《左传金文。

商朝又称殷、殷商（约前17世纪—约前11世纪）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前期屡屡迁都，而最后的二百七十三年定都于殷(今中国安阳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殷。商朝晚期，中国的历史从半信半疑的时代过渡到信史时代。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帝国，相对于夏具有更丰富的考古发现。原夏之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帝国后建立。经历17代31王，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

商的年代无定说，若根据最新之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朝取代夏朝的时间约前1600年至前1556年之间，大约前1046年1月20日被周武王所灭，共510年（或554年），该时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界采用。若按民国初年史学家董作宾依历法推算，商朝立国的时间应为前1766年至前1111年，共655年。

商朝六百五十多年间曾五次迁都，五个都城中的四个都在河南境内。在河南的安阳市、偃师市、郑州市都发现了城市规模的遗址，在信阳市、温县、辉县、新郑市等许多地方还发现大量商朝文化遗存。其中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

关于商朝的文献资料，多来自于其后面的周朝的纪录，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安阳的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近代，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发达的非中原文明。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宗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共计存在约为791年，另一说是868年，两者相差一百多年，问题点在于周朝的建国之年一直无法确认。周朝是中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奴隶制王朝，其后秦汉开始成为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政府的大一统国家 。

史书常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另外，史学界通常所提到的先秦，主要指周朝，如先秦诸子中之先秦 。

学术界针对商族的发源地问题提出东方、西方、北方三种假说。《礼记·缁衣》引《尚书·商书·尹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说明商在夏之东。卜辞中的“夒”可能指喾。

考古发掘发现，以邯郸为中心、北至邢台，南至安阳的地域，有大量的商人的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上称为下七垣文化。

下七垣文化有十分丰富的遗存，其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半部的武安、涉县、磁县、矿区、永年及邯郸县境内。在漳河、滏阳河及洺河的中上游地区，有先商遗址近百处。其中，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叠压关系清楚，遗物特征明显，为冀南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提供了可靠的地层依据，故以其命名商族未灭夏前的原始文化。

下七垣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山西类型兴起于晋南，发展于晋中，再向河北方向发展而来的支系。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始祖契生活于尧舜禹时代，曾在舜帝下任职司徒 。他因辅佐大禹治水立下功绩，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其后裔便从地名自称。《世本》又载“契居蕃”，王国维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此二地分别在今河南商丘和山东枣庄滕州。卜辞所见“宗”可能指契，说明商人为他立有宗庙。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契逝后，其子昭明继位，“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是继契后较为著名的商族首领，《世本·作篇》记载他训练马匹，使用马驾车充当运输工具。《诗经·长发》记载相土的活动区域相当广泛，声誉传播海外，说明这时期商族的航海技术已经可以通往近岸的海岛。此时商族活动于冀中豫北的古黄河流域，在东方海滨也有相当的势力，《左传》载相土有“东都”。相土逝，子昌若立。昌若逝，子曹圉立。曹圉逝，子冥立。文献记载冥任夏后氏的水官，夏后杼在位时冥因治水之事而殉职。《礼记》记载殷人将冥与喾、契、汤四位先祖先公齐列祀典。卜辞多见殷人为“季”举行侑祭，王国维结合《天问》“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记载，认为“该”、“恒”是王亥和王恒，“季”为其父与卜辞记载相符，当是史书记载的冥。

王亥、王恒为冥的二子，冥卒后相继为王。殷人对王亥格外尊敬，他是首位被称作“王”的君主。卜辞中总以“王亥”、“高祖亥”、“高祖王亥”尊称他，从不单称其为“亥”，一些卜辞还在其名号的上角刻画代表早期商族的玄鸟图腾。王亥在殷人的心目中似乎拥有很大的神威，殷人时常向他祈年祈雨。关于王亥的卜辞有一百三十余条，数量之多居诸先公之首。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部分牛羊托寄于邻近的河伯氏和有易氏。之后王亥与有易氏首领绵臣发生争执，绵臣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后来王亥之弟王恒继位，从绵臣手中夺回了牛羊。关于王恒的卜文有十余条，与王亥同样尊称为“王”，但王恒却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商王世系中，其原因不明。王恒死后，其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族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盛了起来。战胜有易后，上甲的诸弟各怀私心，纷争起事，蓄意谋害上甲，上甲随机应变，平息了叛乱，保证了商族后嗣的延续。上甲在殷人的周祭顺序中排列首位，祈雨卜文均以“自上甲……”开始，卜辞对上甲以降的商王有了明确的世系排列，或许是因为商族在上甲时期才开始有文字记载，而之前的世系源于传说。今所见关于上甲的卜辞多达一千一百余条，位居诸商王之首，可见殷人对上甲之崇敬。

上甲之后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五公先后即位，在卜辞中，“报”写作“匚”，“主”写作“示”，五位先公合称“三匚二示”。上甲后的三匚全以天干“乙丙丁”相次，二示时则应续以“戊己庚辛”排列，却跳至“壬癸”。同时，二示的配偶妣庚和妣甲的天干亦不相次。说明三匚的庙号可能是殷人后来追拟的，而二示的庙号则有典册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记载到的祭祀典册，可能始于二示时期。二示时期，商族势力不断扩大，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夏后氏腹地伊洛地区。

大乙汤乃示癸之子，关于汤的名字记载较为复杂，《古本竹书纪年》云“汤有七名”。殷墟卜辞中多称其为合字“大乙”、又称单字“唐”或“成”。周原卜辞以及齐国彝铭称其为“成唐”。《尚书》、《楚辞·天问》称其为“汤”。《诗经》、《国语》等称其为“汤”、“武汤”或“武王”。《史记》、《荀子》等称其为“天乙”。《论语》、《墨子》、《竹书纪年》等称其为“履”。

夏朝的末代君主履癸又名桀，史书记载他是位昏庸好色的君王，他暴虐民众，大兴土木修建倾宫、瑶台，使得诸侯叛离。桀便派军四处讨伐不服的属国。此时的商汤是专为夏王室征伐的夏方伯，史书中称赞他修德爱民、宽厚仁慈，与夏桀形成鲜明的对比。《吕氏春秋·异用》、《史记·殷本纪》、《帝王世纪》等形容夏桀“网张四面”如此鸟禽全入网中，一个也不落，而商汤“网开三面”仅留一面捕禽，其余三面放之，表示商汤的仁慈大度。诸侯见势便纷纷弃桀归汤，汤籍此机会网罗人才、拉拢诸侯。有莘氏居于夏后腹地伊洛平原，不满桀的统治，决定与商汤联姻结盟。伊尹随有莘氏女进入商汤王室，始任庖正，而后得到了汤的重视，被授予“天下之政”，立为小臣。汤以伊尹为士朝贡夏廷，潜入观察夏地的动静。除伊尹外，仲虺、咎单、女鸠、女房、义伯、仲伯等官贤也先后归汤。

汤将都邑迁回先王之地——亳。亳与葛国为邻，葛是灭夏的必经之地。汤闻葛伯不祭祀神祖，便遣人前去查问究竟，葛伯答复没有可供牺牲的牛羊，汤遂送去牛羊，葛伯却宰了牛羊供自己食用，回复说葛国缺粮，汤再遣去亳邑民众协助耕种，并派童子到田间送饭，葛伯却夺其饭杀其人。于是汤自亳邑出发征伐葛伯。汤战胜葛后见夏桀并未谴责，于是又相继征伐洛、荆、苏、董、温等国。自称征伐是吊民伐罪，为民除祸，故而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灭温后战争发生转折，商亳遭到温的同姓邻国昆吾的反击，此后商汤转而讨伐亲夏的属国。此时商汤感觉羽翼丰满，在景亳汇集诸侯盟国，宣告与夏作战，是为“景亳之命”。先后消灭韦、顾、昆吾等亲夏政权，翦除夏后属国，削弱夏后势力，经过“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自陑起兵西进，桀抵挡不过，且战且逃，战败于有娀氏旧址，逃至鸣条。汤与夏桀在此展开了鸣条之战。

战前，汤作《汤誓》，举说桀的罪状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桀战败，经历山逃至南巢，夏朝覆灭。汤迁徒夏族遗民于杞，汤欲迁夏社，伊尹认为会引起夏民的愤恨，作《夏社》反对。汤经泰卷返回亳，仲虺作《仲虺之诰》向夏诸侯阐明伐桀的正义性。《逸周书》称“三千诸侯大会”于亳，汤三让天子位于天下有道者后即位。遂迁九鼎于亳都，商朝建立。这是中国传统历史的首次王朝交替，《周易》赞称商汤受天命而灭桀，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一次革命。灭夏后，汤扩建亳都，并在夏之旧都斟鄩附近营建西亳用以监视夏王朝的残余势力。汤命臣咎单作《明居》以法治民，制作礼乐。为了巩固统治，又改正朔，易服色，以白色为上等服饰颜色，作五祀八政

根据文献记载，汤有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太丁乃汤之嫡长子，被立为太子，但太丁未即位便先汤而死。汤二十九年，汤王过逝。其后，文献记载出现分歧：《尚书序》、《三统历》、《汉书·律历志》、《伪古文尚书》等载汤崩，太丁之子、汤之嫡长孙太甲即位；而《史记·殷本纪》、古今本《竹书纪年》、《孟子》等记载汤崩后，汤的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六年，再由嫡长孙太甲即位为王。殷墟卜辞中，太丁刻作“大丁”，外丙作“卜丙”，太甲作“大甲”，但尚未发现仲壬（中壬）的痕迹。根据卜辞的周祭顺序，“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为次，即嫡长孙太甲即位于其叔父外丙之前。太丁生前被立为太子，虽未即位但因其子太甲称王所以被纳入周祭直系，而外丙无子称王所以属于周祭旁系。文献记载汤在位时间较长，长子太丁早逝，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但总共在位时间仅短短六年。同时文献记载伊尹辅佐太甲摄政，太甲即位之初，“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太甲出亳都并置其于汤所葬之地——桐宫。古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甚至称伊尹篡位称王。一种解释认为长子太丁逝时，汤尚健在，立次子外丙为太子，而汤逝后，太甲夺权，在其叔父外丙（以及仲壬）之前即位，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这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多称太甲起初不贤的缘故，所以伊尹放太甲于桐，并作《伊训》、《肆命》、《徂后》使其反省悔过。期间伊尹复立汤次子外丙、三子仲壬相继为王，但二人年迈，总共在位六年便过世。太甲在桐宫修德，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伊尹见此便迎接太甲回都，还政于太甲。

还政后，伊尹又作《太甲》三篇教育太甲。“太甲修政，殷道中兴”，“诸侯咸归…百姓以宁”，创造了商朝的第一次中兴。太甲归亳后十二年陟，逝后上庙号“太宗”，又称“明王”。文献记载太甲有沃丁、太庚二子，先后即位为王。周祭中未见沃丁之名，但有“羌丁”（羊丁），因为是单版祭祀，尚不明确其与前后帝王的关系。文献记载沃丁八年，伊尹过世，“沃丁葬以天子礼”，服丧三年。咎单接管政事，作《沃丁》训王。十九年，沃丁陟，太庚立。周祭中太庚作“大庚”。太庚有子即位为王，所以属于直系先王。太庚在位五年陟，此后小甲、太戊、雍己三子相继为王，在王位继承制度上出现了兄终弟及的乱象。

小甲乃太庚之子，旁系先王。小甲时期，开始了商王朝的第一次衰败。小甲在位十七年崩。根据传世文献记载，雍己继位为王，而常玉芝等现代学者利用残辞互补法，对卜文中残缺的周祭顺序作了整理，认为太戊在雍己之前继位为王。太戊在卜辞中作“大戊”，是位直系先王。即位之初，册命伊陟、臣扈、巫咸等辅佐商王管理朝政。太戊继其兄小甲之位为王，有违嫡长子的王位传承制度。传说太戊时，发生了“祥桑谷共生于朝”的灾异现象，太戊恐惧中求问伊陟此事，伊陟说是殷道德衰的恶兆，太戊听从后，修行修德，使得祥桑枯死。太戊对山川鬼神格外恭敬，命巫咸加倍祭祀活动，巫咸作《咸艾》、《太戊》称赞太戊。太戊改革军队，命车正中衍作寅车。太戊在贤臣的辅佐下，扭转了小甲时期的衰败。五谷丰盛，诸侯归附，商王朝进入了第二次中兴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太戊在位七十五年陟，庙号“中宗”又作“太宗”，而卜辞中没有太戊庙号的记载。雍己或继其兄太戊为王，或继其兄小甲为王，其在位期间，殷道复衰，诸侯叛离，商王朝二次衰败。雍己为旁系先王，在位仅十二年，事迹远不如太戊。而太戊时期的兴盛则为其子争夺王位创造了条件。雍己之后，太戊有中丁、外壬、河亶甲三子相继为王。

中丁乃太戊长子，在周祭顺序中是太戊之后的直系先王，其王位很可能是从叔父雍己那里争来的。中丁夺位遭到了王朝内部其他统治势力的反对。元年，诸侯侵犯京畿，中丁被迫放弃经营了一百多年的都城——亳，东迁于嚣，由此保住了王位。东土边境的蓝夷部落趁机作乱，中丁伐之。中丁在位九年或十一年崩，其弟外壬继位，都于嚣。其王位是平稳传承还是争夺而来的，由于记载的缺乏，无法明了，但外壬即位元年，邳人、侁人叛乱，这可能说明其王位是争夺而来的。外壬在位五年或十年崩，其弟河亶甲夺位称王，迁都于相。夺权徒都导致商王朝政权内部分裂，国力剧减，诸侯侵犯，商王朝第三次衰落。河亶甲连年用兵讨伐叛离诸侯。征蓝夷，又征班方，侁人联盟班方，河亶甲联合彭伯、韦伯克邳、降班方，侁人臣服。河亶甲为旁系先王，在位九年崩。中丁之子，祖乙即位。即位之初迁都于邢，其王位可能是争夺而来的。祖乙作为太戊的嫡长孙，可能得到了王朝内部旧贵族势力的支持，立旧臣巫咸之子巫贤为相，管理政事。如此政权逐渐稳定，修筑新都。命高圉为邠侯，巩固对西土边疆的统治。商王朝二次复兴。祖乙受殷人的尊崇程度与汤不相上下。祖乙在位十九年崩，庙号“中宗”。祖乙之子祖辛即位，政权平稳过渡。祖辛在位十四年或十六年崩，其弟沃甲继位。沃甲在卜辞中作“羌甲”，因为其子南庚继位为王，所以初属直系先王，但因南庚未有子成王，所以在后期的黄祖卜辞中以旁系先王祭祀。沃甲在位五年崩，其侄祖丁继位。祖丁是祖辛之子，有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子先后成王。四子同父异母，使得祖丁的四位配偶全部纳入周祭祀谱，在先王行列中独占鳌头。在位九年而陟，堂弟南庚继位。南庚是沃甲之子，即位三年后迁都于奄，因奄地偏南，所以此王得名“南庚”。南庚在位仅六年，祖丁之子阳甲即位。自此“祖辛—祖丁—阳甲”一系代替“沃甲—南庚”一系为直系，南庚在位时间较短，可能是逊位于阳甲，或是阳甲夺位。王位传承的纷争，削弱了政治统治的势力，国力锐减，边境诸侯内侵。带来了商王朝的第四次大衰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得丹山。阳甲在位四年崩，其弟盘庚即位。

太庚三子小甲、太戊、雍己相继为王，破坏了嫡长子传承制度，此后弟子相互代立，争夺王位，屡迁都邑，使得国力衰亡，诸侯莫朝，边境遭侵。是为商代中期的“比九世乱”。

盘庚在卜辞中作“般庚”。商代前期多次迁都，在商汤时，曾建都于郑亳（地点尚存争议），到盘庚在位时，约在前1300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并固定下来，从此商朝也称殷朝。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直至武丁即位以后，商四出讨伐，征服了周围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商朝达到全盛时期。

武丁死后，商朝逐渐衰落。商代最后一个王帝辛（商纣王）对开发中国东南，对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很大促进；但由于连年发动战争和大规模建造琼宫瑶台，大大耗费社会的人力与资财，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周武王联合羌、髳、卢等部落，共同伐纣，一直打到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们不愿为荒淫无度的纣王卖命，纷纷倒戈，牧野之战后，纣王自焚，商朝从此灭亡。周王朝建立。

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殷商遗民一分为二，成为后来的卫、宋两国。宋国在战国时亡于齐，卫国在秦二世时被秦朝吞并。在辽东，又有商朝宗室箕子开国朝鲜，后亡于燕人卫满。辰国也是殷族国家。在《诗经》中辰也是指殷，辰国就是商族国家。

武王灭商之后，前1045年，实施封建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子受辛之子武庚于朝歌（今河南淇县），又封叔鲜（管侯）、叔度（蔡侯）、叔处（霍侯）为“三监”，以监视武庚的行动，前1043年，周武王殁，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由周公旦辅政，前1041年。三监（蔡叔度、管叔鲜、霍叔处）看不惯周公旦辅政，而管叔鲜更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不得已出征，花了三年，于前1039年平定此乱，武庚及管叔鲜被杀，蔡叔度被流放，霍叔处被废为庶民。周公旦命这些商朝遗民修筑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前1037年，洛阳城修筑完成。前1021年，周成王殁，子钊即位，是为周康王，前996年，周康王殁。前1042年至前996年四十六年之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周康王死后，子瑕继位，是为周昭王。周昭王十六年，昭王亲征荆楚，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3年，周昭王还师渡汉水时溺死，全军覆没。其子满继位，是为周穆王，继位时年已五十。穆王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又好游行，以致朝政松弛。东方徐国率九夷侵周。穆王南征，联楚平乱，得胜。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大减。这一时期，西北戎狄渐兴。周懿王时，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人深为所苦。

周厉王时期，连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同时，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垄断社会财富及资源。为压制国人不满，周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杀。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暴动。前841年，中国（周朝）暴动，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穆公虎、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宣王励精图治，政通人和，诸侯来朝得宗周。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衰象。宣王干涉鲁国君位承继，以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快。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败。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再惨败。

前781年，周幽王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国人怨声四起；幽王三年（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幽王废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与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於戏（今陕西临潼东）。前771年，西周覆亡。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 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民族各部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起初，吴国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越王勾践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他注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经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最后灭掉了吴国。

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使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锄、铁斧等。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铁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那时，也开始用牛耕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商王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地方用侯、邦伯加强各地的统治，还有大批宫廷侍卫。同时商朝王室还掌握有大批武器和军队，贵族还设立了残酷的刑法和监狱。另外，还使用宗教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商王甚至自称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即“天子”的观念），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卿士僚主管王朝的“三事四方”。所谓“三事”，是指王畿内的三大政事；“四方”指王畿以外的诸侯事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

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徒）、司工（空）。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

“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长官，无论太师或太保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过。

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其属官，根据《礼记·曲礼下》主要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六大”亦称“天官”，这些官职来源可能比较原始，并且看作神职是有来历。六大之中，以太史为长。太史与太师、太保一样，都可称为“公”。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

商朝在地方实行内服与外服制度。

周朝实行的是典型的封建制。周王朝把王畿以外之地分封给同姓、功臣和先代后裔，授以不同的爵位，建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以拱卫王室。周初封国中，姬姓诸侯国数量最多，《荀子·儒效》篇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大概共封了五六十个新国。姬姓诸侯国中，多为文、武、周公之胤，且多为周公旦摄政时所封。

出自文王之诸侯国主要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等；

出自武王之诸侯国，主要有：邗、晋、应、韩等；

出自周公旦之诸侯国，主要有：鲁、凡、蒋、邢、茅、胙、祭

异姓诸侯国多为功臣、前代贤王和归附小国，主要有：齐、吕、申、陈、宋、蓟、焦、祝、杞、纪、许、楚等。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诸侯国，如越、英、舒、黄、江、息、徐、莒、奄、郯、莱、六、郧、孤竹、邾、缯、祝其、费、颛臾、鲜于等。他或过于弱小，为大国之附庸，如郯、颛臾等；或周初不承认周王室而遭到镇压，成为周王朝之诸侯国，如奄、徐等；或者实力虽有，但因各种原因并不周王朝所承认为有资格为独立诸侯国，如邾国。

以上为周初封建之国，西周自康王之后分封逐渐减少，其主要分封之诸侯国主要有：郑、梁、秦。

以上诸侯国中，最重要之诸侯国有：齐、楚、秦、晋，此四国于春秋之时发展成为一流强国。尤其楚、晋两国，春秋末期，有一统天下之势及能力者唯此二国。然战国初期，晋国轰然倒塌，一分为三；而楚国则自楚威王之后，虽挟灭越之威，但却风光不在，屡为秦国所败，国势日削。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毫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

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

“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后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兵以庶民为主，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

“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周国的领袖季历，对商称臣纳贡，商王文丁任命季历为“牧师”，掌管西部地区的征伐之事。崇国（陕西户县地区）是商朝西边最大的属国，是商朝在西土的核心盟国。季历之子姬昌被封为西伯，力行仁政，日后周国越过黄河，吞并了许多小国，然后出兵讨伐崇国，杀死崇侯虎，接着迁都丰邑（陕西省鄠县）。

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

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

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般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应从春秋战国算起，其中又分为春秋说和战国说。大多数学者主张战国时期我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具体年代为公元前475年。这一种观点是前辈史学家郭沫若等的观点。西周封建说，即认为我国自西周开始已进入封建社会，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第三种为魏晋封建说，认为迟至三国两晋我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学者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

西周封建论者对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有他们不同的解释。《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列举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说：“大多数的西周封建论者都把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看作是中国封建领主制形成的重要标志。例如，范文澜认为，西周的‘天子、诸侯、采邑主都从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形成一整套的统治体系’。王亚南把周在灭商后逐渐选择和创制的‘封建诸侯以屏藩周室’，分别等级和颁田制禄等一整套办法，概括地称为‘封建制度’。束世澄认为西周的分封既封赐采邑，同时又任命为地方官，这是采邑制的发展和领主制的肇端”。“

西周封建论者一般都认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把宗法制度看作是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范文澜说，西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就是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宗主为中心，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里都是存在的，它对贵族领主来说是一种加强统治的力量，对农夫来说也是一种组织力量。王亚南认为，西周封建制和欧洲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就表现在巩固专制主义的宗法组织上。童书业更径直把西周的封建制称作‘宗法封建制’……因为它把‘宗法’系统扩大为政治系统，并与封建制度密切结合起来，构成宗法封建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