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公元前770年—前207年），是周朝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诸侯国。

秦国的国号来自于地名。西周时的秦人首领秦非子因给周王室养马有功，公元前905年秦非子被周孝王封在秦地，“秦”成了他们的族称，建立秦国，史称“嬴秦”。周幽王时期犬戎攻入镐京，秦襄公保卫周王室有功，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驾有功，正式被封为诸侯国，“秦”成为国号。秦始皇统一后，仍然以“秦”为国号。

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东来说”由傅斯年率先提出，他认为秦人虽立国于西方，但其族源则在东方，即商代嬴姓东夷的西迁。由清华《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考古人员发现，秦与戎两个部族的遗址出土的文物风格迥然不同，秦文化主要来自周文化，而戎人的文化则来自寺洼文化。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墓的考古发现，为研究秦“公族”的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关键材料，这批墓葬中殉人、腰坑殉狗等葬俗表明，以嬴秦“公族”为代表的典型秦文化延续了商文化的部分因素。2010年，甘肃省清水县李崖遗址发现多座西周时期秦文化墓葬，部分随葬品显示出商文化风格，尤以方唇分裆鬲、带三角纹陶簋为代表。李崖遗址为夯实秦人“东来说”提供了重要证据。

《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白帝即少昊，五方上帝之一。早在周朝时，依据《周礼》，人们就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别是：东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三。”《说文》：“嬴，帝少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少昊之虚”。秦仲被戎狄杀害之后，他的儿子世父说“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

史伯曾说嬴秦是伯翳之后，但秦襄公拥立周平王后，“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可是到春秋晚期的陕西凤翔1号秦公大墓（秦景公石磬铭文则将祖先追认至高阳。则秦人的古史系统，可能至少有两系，一是认同商奄之民，主少皞；一是本族追源至高阳。《左传·文公十八年》同时提及“高阳氏”、“颛顼氏”，后才将高阳和颛顼合并。根据《史记》：秦为颛顼后裔，颛顼孙女女修吞玄鸟卵，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的女儿女华，生子大费，和禹一起治水。舜帝赞赏大费的功劳，就赐姓为嬴。因为大费善于调教鸟兽，人们又叫他柏翳。大费生有两子，分别叫大廉、若木。若木的子孙有的在夷狄，有的在中原。若木有个裔孙叫费昌，他所处的时期正是夏桀时期。费昌受不了夏桀之暴，便离开了夏朝，投奔了商汤，专门给商汤驾车，辅助商汤灭夏立商，成为商朝的功臣。伯益长子大廉玄孙中衍，为帝太戊驾车，太戊又把女儿嫁给了他。嬴姓部族因之成为商朝的贵族，世代辅佐商朝。直至飞廉、恶来时。

大廉有两个玄孙，孟戏和中衍。中衍为商王太戊驾车，很受赏识，妻之以女，自此中衍之后多显。中衍玄孙叫中潏，居于西戎族生活的地方，替商朝保卫西部边陲。中潏生蜚廉，蜚廉生二子：恶来和季胜。蜚廉与恶来俱事商纣王，周武王伐纣，杀恶来。西周建立后不久，周武王死，成王即位。成王年幼，国政交由周公旦。此时以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势力联合武王三弟发动了三监之乱，嬴氏部族也有人参与。秦人祭祀少皞氏，便是祭祀自己的始祖神。基于这种亲缘关系，蜚廉联合少皞氏之墟的徐、黄、江等嬴姓国与禄父数度叛周。周人将商奄故地及部分奄民分封给伯禽。奄君及部分子民被迁徙到齐国蒲姑，令齐国看管。恶来之子女防及部分奄民被远徙汧渭之间，周初先期抵达此地，为周人保西陲的中潏子孙即为出土文献所说的“秦夷”。

恶来的弟弟季胜是赵国的祖先，秦与赵本是同一先祖，一脉相承。季胜有子叫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宠信。孟增有子叫横父，横父则生造父。造父很善于驾驭马车，不但为周穆王驾车，并在周穆王平定徐国徐偃王造反时立了大功，被周穆王封赏赵城（今山西洪洞）。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周孝王时期，造父侄大骆居于犬丘。其次子非子在位有五十年之久。被安置于汧、渭之间管理马匹，马畜蕃息。造父的侄孙非子（伯益十六世孙）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今甘肃天水），非子便以封地为氏，号为“秦嬴”，并成嬴姓的大宗，续其祭祀，后人称其为“秦非子”。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在戍边对抗西戎。秦最初的领地为甘肃东南部，兴盛于陕西关中一带。当时秦国只是作为西周的附庸。

秦非子死后，其曾孙秦仲即位三年，周厉王无道，有的诸侯背叛了他。西戎族反叛周王朝，灭了犬丘大骆的全族。周宣王即位，秦仲被封为大夫，命伐西戎。公元前822年，秦仲即位为大夫二十三年，死在西戎手里。秦仲有五个儿子，其长子太子即位，是为秦庄公。

周宣王召见庄公兄弟五人，交给他们七千兵卒，命令他们讨伐西戎，庄公把西戎打败了，收复了犬丘。周宣王于是把土地重新给予秦仲的子孙，包括他们的祖先大骆的封地犬丘在内，一并归他们所有，任命他们为西垂大夫。于是秦国兼有了两个封邑，一在秦（天水），一在犬丘（咸阳兴平）。

秦庄公居住在他们的故地西犬丘（天水），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决不回家。”于是率兵去攻打西戎，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他弟弟秦襄公。秦襄公做了太子。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太子（襄公）继位。

公元前777年，秦襄公把他妹妹缪嬴嫁给西戎丰王做妻子。公元前776年，西戎包围犬丘，世父反击，最后被西戎俘虏。过了一年多，西戎放还世父。

经过长达百年的惨淡经营，秦暴霜露、斩荆棘，秦人逐步适应了西陲恶劣环境，实力与日俱增。

公元前771年春，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而废除太子姬宜臼，把褒姒所生的儿子姬伯服立为继承人，周幽王多次举烽火把诸侯骗来京师，以求褒姒一笑，史称“烽火戏诸侯”，诸侯们因此背叛了他。西戎的犬戎和申侯一起攻打周朝，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西周灭亡。

犬戎大军盘踞于镐京，王子宜臼召集诸侯勤王，秦襄公与卫武公、晋文侯、郑武公共率兵营救西周，作战有力，立了战功，立幽王故太子宜臼为天子，是为周平王，以保卫社稷。

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骚扰，把都城向东迁到洛邑。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至新都。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始建国。周平王还说：“戎人不讲道义，侵夺我岐山、丰水的土地，秦国如果能赶走戎人，这些土地就归秦国。”平王与秦襄公立下誓约。襄公在这时才使秦国成为诸侯国（伯爵国），跟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马、黄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祭祀天帝。公元前766年，秦襄公讨伐西戎，到达岐山时，在那里去世，子秦文公立。

公元前765年，秦文公居西垂宫。公元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公元前762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秦文公之后，又经数代国君的努力，在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在讨伐西戎之战中节节胜利，歧丰之地皆纳其下，又先后灭荡社戎，击败邽、冀两戎部，征彭戏戎，兵临华山，收复杜、郑之地，灭小虢，版图一直推进至关中东端。

公元前677年秦迁都城至雍。至此，秦人经东周初年近百年的艰辛创业，已占有关中平原大部分领土，实现崛起，成为西方新兴强国。从公元前677年起，秦国在雍（今宝鸡凤翔）建都近300年。

秦宣公时，秦军与刚刚统一不久、与自己同样处在高速扩张状态中的晋国发生边境冲突。秦宣公、秦成公皆非长命，幼弟任好立，是为秦穆公。

秦穆公时代秦国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秦穆公很有雄心，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为了使强邻晋国与秦交好，先后拥立晋惠公、晋文公来安定晋国的混乱局面。秦穆公本想立晋文公以达到控制晋国的目的，最后晋文公反借秦之力巩固君位、称霸中原。

后来，秦穆公意欲乘晋文公病逝之机插手中原，却不料中途被晋所阻，公元前627年的崤之战中秦军全军覆没，秦穆公染指中原的计划破产。此时晋国正处于君明臣贤、国富民强的巅峰时期。秦穆公果断地调整国策，将战略目标定在西戎的游牧部族。王官之役后，将矛头指向西戎。四处招揽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在谋士由余的协助下，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陆浑戎是戎人中强大的部族，秦穆公吞不下这块硬骨头，就想把他们逼走。恰在这个时候，秦国与晋国发生了冲突，晋惠公被秦军俘虏，于是秦穆公把陆浑戎踢给晋国。

晋惠公是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的弟弟，因被迫害，他和重耳都被迫逃离晋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晋惠公得以回国继承国君之位，他曾向秦穆公承诺：“如果得以回国，愿将河西之地割给秦国。”但如愿继承国君之位后，却拒绝割地。不久，晋国受灾，晋惠公向秦国求购粮食，秦穆公派遣大量船只往晋国运粮，从秦国都城到晋国都城，运粮船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受灾发生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却被晋惠公拒绝，并且乘机派兵攻打秦国。

秦穆公怒不可遏，熬过饥荒后，第二年就发兵攻打晋国。两国在韩原交战，晋惠公对内对外皆背信弃义，尽失人心，一战而败，他的马车也陷于泥淖，被秦军追上活捉。晋惠公回国当年，将晋国河西八城割给秦国。第三年，将太子圉送往秦国为质。第七年，接纳陆浑戎整体东迁。秦穆公稳定了自己的大后方，奠定了秦国作为春秋四大强国的基础。

秦穆公称霸西戎后，国力得到增强，不久穆公卒，太子罃立，是为秦康公。秦康公及其子秦共公在位期间继父祖之余烈，向晋挑战，与楚靠拢，欲与楚形成对晋国的夹攻之势。时晋灵公顽劣成性，赵盾把持晋政，晋国霸权几欲崩溃，楚庄王遂北上争雄于晋，然秦屡攻晋国后方，却难得一胜。

公元前604年，秦共公薨，子荣立，是为秦桓公。桓公不恤国政，人民怨声载道。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大败晋师于邲，晋国霸业骤衰，秦桓公阴攻晋之肋，不想却被令狐文子魏颗大败于辅氏。公元前578年，秦桓公背弃盟约，转而攻晋，晋厉公率四军八卿攻入秦国，大败秦军于麻隧，诸侯之师扬威于关中。次年，秦桓公死。其子石立，是为秦景公。

秦景公即位，继续奉行“联楚攻晋”的方针，时晋悼公立，诸卿和睦，晋国复强，楚国又退出争霸行列。晋悼公复霸中原，诸侯归心，秦国终无力再与晋国周旋。在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之盟后，秦景公也着力改善与晋国的外交关系，双方重温秦晋之好。当双方的外患各自解除后，晋国六卿轮番执政，太史公曰：“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秦国向东不能出崤函，争南不能及巴蜀。秦以晋为城池，晋也六卿内讧，政令不能统一，秦国就这样踉踉跄跄的走完了春秋之路。

秦哀公在位期间，公元前505年，吴国攻陷楚国国都，楚国大夫申包胥千里迢迢来到秦国求救，痛哭求师助楚昭王复国。秦哀公派兵救楚国，秦军击败了吴军，吴王阖闾才撤兵回国，楚昭王得以复国。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攻灭智伯，智氏覆亡。赵襄子（毋恤）执政，三家架空晋君，号称“三晋”。公元前425年，赵毋恤卒，魏斯（魏文侯）继之为执政。公元前413年，魏斯率领三晋联军向诸侯发难，三晋势力急剧膨胀。当时魏文侯以李悝为相，变法图强，魏氏迅速强盛；又拜吴起为将，侵吞秦河西之地，窥视关中。秦简公、秦惠公屡屡攻魏，意欲夺回西河之地，皆被吴起所败，吴起乘胜攻入关中，势如破竹，秦不能敌。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起兵50万与魏军决一死战，吴起在阴晋一战中，以五万之卒大败秦军，秦国此战大败亏输，再也无力抵抗三晋的攻势。但是三晋中赵国不满魏国的压制，赵魏反目，三晋联盟瓦解。魏国结怨于诸侯，秦国的压力大减。

自秦厉共公之后，到秦出公在位时，大臣专权，数易君主，国政不稳，秦国日衰。秦灵公去世后，秦国国内重臣拥立在晋国的秦怀公嬴封之子、秦灵公之叔悼子回国继位，是为秦简公。他允许官吏、百姓带剑，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实行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的政策，则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表明秦国开始向封建制转化。公子师隰被迫流亡至魏国。公元前387年，秦惠公死，秦出公即位，时方二岁，由母亲主持朝政，重用宦官与外戚。公元前385年左庶长菌改发动政变，杀秦出子及其母，迎秦灵公之子师隰回国即位，是为秦献公。献公立，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并且数次发动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寿终正寝，其子渠梁立，是为秦孝公。

主词条：商鞅变法

孝公即位之初，对秦之衰痛心疾首，乃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人卫鞅入秦，教孝公以霸道之术，孝公甚喜，力排众议，以卫鞅为大良造，实施变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当时秦国地广人稀，三晋人多地少，民众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议秦孝公对外来移民采取优惠政策，将三晋民众招来秦国，以便开垦荒地。

公元前350年秦国大良造（商鞅）为了深化其改革，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干扰，提议都城由栎阳（今陕西西安北）迁至新建成的咸阳城，得到秦孝公支持。

卫鞅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农产，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屡败魏军。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傲视于西方。史记记载：“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周显王册封秦君为方伯，正式承认其霸主地位。

主词条：连横合纵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立，是为秦惠文王。这时受商鞅新法“迫害”而被剥夺政治特权的旧贵族一起发难，发起针对商鞅的反攻倒算。秦惠文王为了缓和矛盾，拿出商鞅作替罪羊，车裂商鞅。商鞅虽死，但“秦法未亡”。秦惠文王继续奉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国策，对外发展。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苴，秦军继续屡败魏军，再破三晋伐秦联军，又联韩魏攻打齐楚，大败义渠国，掌控了对山东诸侯作战的战略主动权。经历了孝公、惠文王、武王三代努力，蚕食三晋，席卷荆楚，已初露一统端倪。

魏国经魏惠王时代的消耗，国力匮乏，在秦、赵、楚、齐等大国的夹攻下，衰落了，魏惠王晚年，三晋当中赵肃侯已经取代魏国成为了三晋的领军人。赵肃侯、赵武灵王父子一生征战，使赵国雄踞北方。

齐国与秦国不接壤，得以独立发展，在对抗强魏的过程中与秦国是牢靠的战略伙伴，田氏代齐后，经齐威王、齐宣王、以及齐愍王前期三代君主80年开发，齐国富甲一方，与秦成东西并立之势。楚国的吴起变法曾经令楚国强盛一时，楚悼王死后，新法基本被废，由于楚国本就雄厚的国底，再经历楚宣王、楚威王之耕耘，楚国于公元前333年，大败越王无疆，并吴越之地，天下震动。

主词条：远交近攻、伊阙之战、鄢郢之战、长平之战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气绝而亡，无子，诸弟争立。穰侯魏冉欲立惠文王妾芈八子之子嬴稷，赵武灵王趁秦乱而谋之，乃拥立质燕之芈八子长子公子稷为王，是为秦昭王。昭王幼，芈八子为太后，王舅穰侯秉政。

公元前293年，韩魏欲联军攻秦，秦将白起与其战之于伊阙（河南洛阳南），大败二国联军，斩24万人，掳魏韩联军统帅魏国大将犀武。公元前283年，燕赵之相乐毅率韩、赵、魏、秦、燕五国之兵而攻齐，陷齐70城，后田单虽复国，然田齐衰败大势已定。

公元前279年和公元前278年的鄢之战，白起统帅的秦军攻占了当时政治核心在南阳和丹阳一带的楚国的南阳郡、南郡、临江郡（江夏郡）、黔中郡。至此南方大国楚国因为丧失大片疆土和人口而走向衰落。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出武关伐楚，次年攻入楚国腹地，陷郢都，楚卒溃败不能战，楚顷襄王乃辟迁于陈丘以避秦军之锋。自此齐、楚俱衰，天下已成秦、赵相争之势。

公元前270年，秦昭王见欺于赵惠文王，昭王怒，攻赵阏与，赵将赵奢于阏与大败秦军。秦昭王知赵之强方锐，不可与之争，乃用范雎为相，迫母宣太后不干政，逐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范雎出谋“远交近攻”，昭王以为然，定为国策。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攻韩国，韩国割上党以赂秦，上党不愿降秦而降赵，赵纳之。秦昭王怒，欲夺上党。赵起倾国之兵以拒秦，秦调关中之卒以攻赵，两军对峙于长平，赵廉颇不能退秦，王龁不能败赵，相持数年。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以赵括为将，秦昭王秘遣白起为帅，赵括攻秦不克，赵军粮道被截，反被秦军所围46天，赵括战死，白起先后斩杀赵军45万于长平。赵国一蹶不振。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以赵国的惨败，秦国的险胜而告终，秦国的最后对手被击溃，统一天下终成定局。

公元前256年，西周公与山东六国相约伐秦，然诸国之军约期不至，事遂寝。秦闻，大怒。命将伐周。周不能敌，西周公乃尽以所领三十六邑三万人献秦，秦受地而归西周公。不久，周赧王崩，周民东亡，秦取九鼎而归，秦帝国立。公元前250年，东周公复欲趁丧伐秦，为秦相吕不韦所执归。秦置之于阳人，周亡，凡立国879年。

主词条：秦灭六国之战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当时吕不韦为秦相，独擅大权。前239年，秦王政年已21岁即将亲政，但此时秦国朝廷中却掀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吕不韦和嫪毐把持朝政、惑乱后宫。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次年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吕不韦饮毒酒自杀。秦王政掌权后，任用尉缭和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战略。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于韩地建置颍川郡，韩国灭亡。这时赵国发生大旱灾。秦将王翦率领土兵直下井陉（河北省井陉县西），秦将杨端和率领河内兵进围赵都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散布流言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替李牧、司马尚，并且杀死李牧。

公元前229年王翦大破赵军，杀了赵葱，俘虏了赵王。赵公子嘉率领其宗族数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秦就在赵都邯郸一带建立邯郸郡。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辽东。秦将李信带兵追击，燕王喜听从代王嘉的计策，杀了太子丹，把太子丹的人头献给秦求和。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将军王贲攻魏，包围了魏都大梁，引黄河水灌城，三个月大梁城坏，魏王出降，魏国灭亡。秦就在魏的东部地区建立砀郡。

公元前225年，秦派李信、蒙武带20万大军攻楚失败。后秦王政派王翦带60万大军出征，大破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迫使楚将项燕自杀。接着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国之君，设置会稽郡，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灭亡了燕国。接着又回师攻赵国公族盘踞的代，虏赵代王嘉，建立代郡（河北蔚县西南）和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公前221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俘虏齐王建，灭了齐国。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起，到灭齐时止，耗时10年陆续兼并了东方六国，从此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贵族王侯专政的王国时期，进入了帝国时代。

秦的祖先本是东夷，而兴起于渭水上游与戎、狄杂处，习俗多与戎、狄相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从事农耕，成为周朝大夫。平王东迁之后，受封为诸侯，在西周镐京地区立国，春秋时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周王室东迁之后，秦人逐步东进，历经若干代人的努力，到秦穆公时，终于征服了关中。此后，直到秦惠文王取巴蜀（即今四川）之前，长达近三百年间，秦国的国土一直大致稳定在今陕西关中地区。司马迁说秦国是“僻在雍州”，唐代杜佑则说“关中寓内西偏”。现代学者说秦国是“于称雄诸侯中独僻居住于西北。”外国历史学者也描述说：“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

秦国的北、西、南三面都没有强敌。秦自非子受封之后，一直在与诸戎争斗不止。秦人的著名首领秦仲甚至为戎所杀。平王东迁之后，秦人逾陇山向东方关中发展。当时关中诸戎杂处，“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秦穆公用由余之策，“伐戎王，益国十二”，西戎八国不同程度服属于秦国。从此以犬戎为首的诸戎见于记载的则不多。秦国称霸西戎的过程，是其开疆拓土、日益强盛的过程，也是秦人及其所并诸戎逐渐融入华夏族的过程。

秦人始居陇山以西今甘肃省东部，与戎人杂居错处，远离中原。周王室东迁之后，秦人才逐步东进，历经若干代人的努力，到秦穆公时，终于征服了关中。此后，直到秦惠文王取巴蜀（即今四川）之前，长达近三百年间，秦国的国土一直大致稳定在今陕西关中地区。这一区域位于当时华夏文明区的最西端。司马迁说秦国是“僻在雍州”，唐代杜佑则说“关中寓内西偏”。

秦国向西、向北这两个方向发展，有广阔的国土拓展空间。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落，一个政权占有土地面积愈大，统治区域内人口愈多。秦国的南部是富饶的巴蜀之地。秦国对比东方六国，突出的地势地形优势有二：一是位居高原，控扼黄河上游，对整个东方有以高凌下之势。二是周围山围水绕，外敌难以入侵，未战而先立于不败之地。

秦国在长期征战中也在被征服地区设县。商鞅变法在秦国设县31个。秦始皇灭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九郡）。秦国采用郡县制而一举强国，从西陲小国到并吞天下；秦朝采用郡县制维系了大一统局面，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地方行政制度之先河。

秦国对周朝封建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周朝的一个封国，面临着比其它诸侯国更大的危机。秦早在作为周的附庸时，就位于对西戎作战的前线。西周的灭亡，使秦深切意识到诸侯的不可靠。而在长期的与犬戎作战中，秦更认识到常备军的重要性。秦处于西陲边境，长期与戎狄杂居，较少受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对周朝分封制的陌生感和疑虑。历代秦君对分封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进而意识到分封制的缺陷，因此对分封制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而且是作为周朝西部藩篱的诸侯，面临着与关东诸侯不同的局面。首先，秦国要以实行郡县制来应对强大的外来威胁。秦国在立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与犬戎等游牧民族有着战事。其次，秦国要以实行郡县制来化解秦国内部频频出现的“君臣乖乱”的政治危机。秦权臣大庶长三父等在秦宁公死后，废国君，并暗杀之，更立新君，使秦国出现动乱局面。在此情形下，秦国必须从郡县制上找出路。再次，秦国要以实行郡县制来维护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

就政治地位而言，秦国的公子与东方诸侯国中的公族截然不同。春秋秦国的卿大夫中有百里奚、蹇叔、公孙枝、由余、王豹，武有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均为外来人才，未曾见一位公族，外交活动中也只有小子愁一人出现于《左传》中。另外，封邑乃是世族形成的最根本的政治资本，而秦国群公子所受分封远没有东方各国那样普遍。

秦国分封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多起来，而且大多数都是分封给有功之臣，如商鞅封于商，魏冉封于陶，范雎封于应。在战国时期秦国的位封君中，异姓大夫占了位，公族仅占了位。这说明，直至战国时期，秦国的公族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太多的权利。不仅如此，秦公子还时时受到国君的约束，当秦景公之时，秦公子绒因为受先君之宠而富，“或膺之，恐诛，乃奔晋。”直到景公去世之后才敢回国。长期受世族困扰的晋平公对于公子碱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竟问道“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在晋平公看来，作为公族的公子绒应该和晋国的世族一样享有众多特权，不会轻易被驱逐出境的。因为就在秦景公二年的时候，“晋国公族栗书拭其君厉春秋末期，世族制度走向了衰落”。

秦国的客卿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重用外来人才是秦国政治的一大特征。关于这一点古代学者就有所论述，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中就说：“（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清人洪亮吉在《更生斋文甲二》中也认为：“春秋时列国皆用同姓，唯秦不然。”当然春秋时期晋国、齐国也是重用异姓卿族的，而秦国也有公族出将入相的，但是客卿对秦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据杨宽先生考证，战国时期秦国的主要封君中，绝大部分都是有功的客卿，比如商鞅被封于商，范雎被封为应侯，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等。应该说秦国客卿与东方诸国客卿都是享有较高地位的政治群体。

秦国的外戚是秦国最小的政治群体，但却是最为特殊的，李禹阶教授认为秦国外戚具有官僚和君主外亲的二重性身份。在春秋战国时代外戚参与政治并不是秦国所独有的，但却只有秦国形成了外戚政治并一度垄断了国家权力。外戚登上政治舞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完善的官僚体制特别是人才选拔制度。

秦国服兵役的年龄是十七岁到六十岁，除此之外，秦的兵役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全民皆兵，秦代服兵役的年龄是从十七岁到六十岁，这就是说一个男子一生当中有四十三年时间要去服役，可见其负担的沉重，另在云梦秦简《编年记》中写道“庄王十二年，喜治狱鄢。”和“十三年，从军。”作为一个小官吏也要从军，服兵役，由此说明秦国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而言，下级官吏也需服役，可见，整个秦国可算得上是全部男子都需要服兵役，为实现秦的统一而奋战，除此之外，老人、妇女、小孩也要从役，据《汉书·严安传》记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商君书·兵守》记载，“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根据清人梁玉绳的统计，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斩首六万，始皇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共计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秦士兵在斩杀六国一百多万将士的同时，自己的兵力也会大大受损，在统一战争中，秦军也遭受到许多次战役的失败，再加上正处于战争年代，生产力和医疗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是不能成正比的。

为建立起一支英勇善战，能赢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强大军队，秦制定了严明而系统的训练管理制度。在吴子《治兵》中记载了当时军队训练的具体方法：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教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可以看出秦军队训练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有专职教官负责训练，并且不同兵种有着不同的训练任务与要求。与此同时，秦国统治者还制定了严厉的军事刑罚来保证军队训练有效进行。

秦国为了吞灭六国实现大一统的愿望，建立完备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秦王发布优惠政策，招三晋民众来秦，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秦境内的山林水泽十年不受赋税。秦人在外打仗，新民在国内进行耕作，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问题。这样一来，既不耽误农业生产，也不妨碍发兵去征伐他国，是富国强兵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秦统治者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畜牧业管理制度。

周平王东迁以后，王权日益衰落，周王室对土地的控制权也随之衰弱。诸侯与周之间、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大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田地的斗争。这种持久的斗争，使春秋时期形成了土地国有制及其下的私人占有制的二重结构。

秦国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其途径：一是国家取消分土而守的封侯、采邑制，代之以郡（商鞅变法时秦国尚未设郡级）县制，重新以新军功“家次”来“名田宅”，并命令宗室等无军功者不得属籍。二是国家通过“集小乡邑聚为县”、“壹山泽”等措施，完成了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秦国在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管理大部分土地，而通过授田（即庶民份地授田和军功份地益田等方式）将小部分土地转归私人占有和经营使用。商鞅变法后，秦国国有土地数量大，质量优，由中央内史（后为治粟内史）统摄。国营土地的收益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秦国国营土地分为三种：一是农业耕地；二是苑囿、牧场、草地；三是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秦简《仓律》中有五条关于国营耕地管理的立法。秦国对国营耕地有系统的管理办法。国家指定了国营耕地的种子，规定了耕种方法，政府使用刑徒等来统一耕作。国营耕地的收益交给国库，而不入王室，由总理全国财政的内史统一掌握。秦国各级政府圈占了村社牧场、草地，并设官分职专门管理。秦国对山林川泽实行国家专利政策。

秦国自商鞅变法至统一六国，一直实行多种形式的国家授田制，由国家向农民统征赋役，既税地又税人。秦国的授田制，以户口为依据，即普通庶民士伍只要立户名国版，便可享有国家定期授予的田宅。国民一般都能获得国家授予的一百亩田地。秦国政府规定，土地不属于国民的私有财产，国民对授田不得进行买卖，不得进行典质、抵押。政府还督促国民勤奋耕种田地，对懒惰者要进行处罚。秦国的国家土地所有权，以租税合一的形式来实现。秦民无论贵贱贫富、土地多寡，对国家的租税负担是统一的，没有此轻彼重的现象。

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开始课收实物田租。秦国以个人占有田地的数量而不是以人口的数量作为征收田租的标准。由国家按照一定估产和比例统一规定一个固定租额征收租税。每年九月，交租者必须将粟谷、刍稿送达一定地点，而政府不计其脚力运费。秦国山林、川泽约占国土的1/3，是可供开发的宝地。按照当时的观念及律令，山泽及其出产物鱼、盐、蜃、蛤等水产品及金、银、锡、石等矿产品都是国君的财富，自然要向百姓征收山泽税。

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开始对一些赋税统一制定常制。赋的征收，以户为单位，故称为“户赋”，以后又改为“口赋”。秦国对封君列侯只划给封邑，而不给俸禄，即国家以其地内土地、民众的赋税改归封君以充俸禄。秦国在惠文王之后，赋的征收形式是钱和布，但以钱为主。早在商鞅变法之初，秦国田租就成为广大农民的繁重负担，造成了“士戚而民苦”。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租赋日益加重。民众除了应对常征田租和户赋之外，还要忍受部分地方官吏的任意非法聚敛。商鞅变法后，秦国设有专门的《傅律》，规定了有关“傅”的各项制度。秦国民众年十七岁就开始服徭役。一般民众在一生中有三十三年以至三十九年在服徭役。秦国兵役的征发，早就严重地影响了秦国的农业生产，严重地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质量。在秦国的租赋徭役制度中，赋重于租，徭役又远重于租赋。随着占有地盘的扩大和战争的增加，秦国对百姓的徭役也不断加大，徭役制度也不断败坏。

商鞅变法，着力改变当时国民弃农经商，“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的现象，颁布命令：“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致力于耕织者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对经商及荒怠农业者没为官奴婢。同时，加重关市之税，不许商人贩卖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以迫使商人弃商归农。政府对任何不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打击，对任何有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鼓励。秦国政府对农业税征收实物，并且税率比较轻。同时加重关市之征，加重酒肉之征，对游惰之人也课以重税。战国时代，修建了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进一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秦国规定由国家独占山林川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中央设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设“左采铁”、“右采铁”管理采矿冶铁。

手工业以冶铜和制陶最为发达。发明了铬盐氧化处理兵器的新工艺；建筑材料颇具特色，瓦当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战国初期，秦国经济比较落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比其他国家迟缓。秦国在秦献公七年（前378年）才“初行为市”，开始发展商品经济。不久，秦国将都城自雍（今陕西凤翔）迁至栎邑（今陕西临潼），西接戎狄，东连三晋，大大便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秦国对外来商人采取较为优厚的管理政策，以加强物资交流。秦国对外来商人实行“布吏制度”，即外邦来的商人入境，必须以符传谒见主管官员，经批准后才能从事贸易活动。尽管秦国法律苛严，但对外来商人的处治却比较轻。秦国法律禁止秦国民众与外来商人进行珠玉交易。法律还禁止官吏私自经商牟利等。

铸币业由各级政府控制，禁止民间私自铸钱。

战国秦钱多随军事而流布，与六国商用流通者绝少，故多发现于秦军经略六国之通路。如由秦入蜀之“金牛道”，由秦入楚之“商於道”，由秦入韩魏之“易阳道”等，故钱重而流布范围甚小。钱型多为大钱（钱径在3厘米以上）。在陕西咸阳、四川茂汶等地也发现了秦国时期的半两，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了七枚半两。秦灭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布币、刀币等旧币，将方孔半两钱作为法定货币，中国古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了，一直沿用到清末。

和周人不一样的是，嬴秦人的“上帝”崇拜多为泛神泛示，以上帝为代表的诸神，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及鸟类都是他们的祭拜物。有人以此认为，当时嬴秦的宗教水平只能是处于一个“低层次上”，“世俗性”很强，“综合地反映了秦文化的混合特质，秦族固有的游牧民族多神教和西戎文化是秦文化的基础”，在《汉书·郊祀志》中，把它和东方的齐鲁分为两大宗教体系。其实在嬴秦这里，所谓的“世俗性”，正是关注自我的表现，这也正是嬴秦宗教崇拜的一大特征，并且处处体现出日常生活情况，和东方诸国体现的“帝王将相”完全不一样。文献记载中，嬴秦人的多神崇拜还是比较简单的，材料也不是很多，也仅是片言只语。

畤祭是嬴秦的一种特殊的祭祀方式，只是由于文献记载不多，前人对于其祭祀过程、祭祀时需要些什么、目的是什么等等都不是很了解，所以对畤祭研究得不多。据《史记》司马贞“索隐”：“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明显的，这是嬴秦的一种祭天的仪式，实际上，在周人的祭祀中，也有祭天的仪式，但是很少看到有畤祭的记载。或者就是没有这种祭祀的仪式。

秦国人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穿着以黑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在东汉历史学家编纂的《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都崇尚黑色。所谓五行、五德学说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学术观点。主要指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种德性。这五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用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替。

秦国的军旗为黑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对应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军旗便于隐蔽，耐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把黑色定为秦朝的国色。

嬴秦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玉石、丹砂、铜、铁等储量十分丰富，为冶炼兵器、制造战具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嬴秦的青铜器生产到春秋晚期就已经和南方的青铜器制造形成鼎立的局面。另据最新的考古资料表明，在秦地发现了春秋时代的铁器，这在当时的诸侯国中还是比较早的。中原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人工铁器是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大墓，时代是春秋早期。除此之外发现的铁器都是在秦国地区，主要有陕西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秦墓，出土铜柄铁剑一件；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出土铜柄铁剑一件；凤翔雍城春秋晚期偏早秦公一号大墓出土铁铲、铁插等；凤翔雍城马家庄春秋中晚期宗庙建筑遗址出土铁插；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秦墓出土铁器二十三件。这几批出土的铁器中，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出土铜柄铁剑、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秦墓出土的铁剑经过检验是块炼铁渗碳钢。秦公一号墓和雍城马家庄的铁器是生铁铸件。和中原诸国相比，秦国的铁器不仅数量多，时代也都比较早，可见当时秦国铁器冶炼和使用水平还是很高的。

另外，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使用黄金的数量很少，似乎是习俗不喜黄金。相反，在嬴秦地区，近年出现了很多的黄金制品，主要有甘肃礼县被盗掘的秦公大墓出土了一批棺饰金箔制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西汉水对岸的赵坪遗址出土有金柄铜剑等金器；凤翔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大墓在盗掘之余还出土了金带扣等金器；凤翔马家庄春秋中晚期秦宗庙遗址祭祀坑出土金马具等饰品；宝鸡益门村M2春秋晚期秦墓出土金器204件组，重量达3.15公斤。所出土的金柄铁剑的柄部饰有蟠螭纹、兽面纹，纹饰上的目角用绿宝石和原始的玻璃珠镶嵌。

在秦国西北，分布在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有大荔（在今陕西大荔东南）、绵诸（在今甘肃天水东）、月氏（在今甘肃祁连山以西、敦煌以东地区）、乌孙（在今甘肃敦煌一带）、撇（在今甘肃陇西东南）、朐衍（在今宁夏盐池一带）、乌氏（在今甘肃平凉西北）、析支（一作赐支，在今青海贵南西北沿黄河一带）及义渠等。其中以义渠比较强大。秦人在西周时，还被华夏族视为“夷狄”。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称秦人为“狄夷”；秦商鞅也说：“始秦戎翟之教”。但在春秋以后，秦人已完全接受了华夏族的文化及礼仪，参与大国争霸，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为秦人兼并的诸戎也随秦人一起融入到华夏族中，如义渠人。当然，这一进程是长期的、缓慢的，而且有先有后。

在秦国西南，分布在今四川省的，有蜀、巴、直（即蔑萌，今四川剑阁东北，广元南，宝轮院附近）、丹犁、榨都（在今四川汉源一带）、邓都（在今四川西昌一带）、柞（在今四川天全一带）、冉磐（在今四川茂汶一带）、契等。其中蜀最大，有今四川省西部长江上游以北地区，并兼有今陕西省西南一部分地；巴次之，有今四川省东部地区。

义渠，是中华民族极古老的一支古代民族，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分布于岐山、梁山、径水、漆水之北（今甘肃庆阳及径川一带）。随后义渠内迁，逐渐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西周末年，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国先后同强秦经历了400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

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径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如躁公十三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川。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战国初，秦国乘义渠国内乱，派兵攻打义渠，并平定义渠内乱，义渠便臣服于秦。此后双方时战时和。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史记·秦本纪》惠王十一年的记载：“十一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义渠君为臣”。公元前318年，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对秦成威胁秦国。为了除掉后顾之忧，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大举攻伐义渠，先后夺得义渠二十五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立为国君，其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稳定后方达30余年。公元前271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

公元前451年秦派左庶长在南郑（今陕西汉中）筑城，当是为了防蜀。公元前441年秦的南郑反叛，应该与蜀有关。到公元前387年，蜀攻取南郑（《史记·六国年表》）；同年秦伐蜀，攻取南郑。这时蜀北向和秦争夺南郑，又东向和楚争夺土地。公元前377年，蜀伐楚，攻取兹方（今湖北松滋），楚因此修建扦关（今湖北宜昌西）来防御蜀。自公孙衍的合纵失败以后，秦、齐两大国又开始各谋兼并土地。秦国自从秦惠王即位以后，进一步图谋对外扩展，建立“王业”。在如何建成“王业”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张仪主张进攻韩国的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索图籍，挟天子以今天下”；而司马错反对“攻韩劫天子”的方案，认为徒然得到“恶名”而得不到实利，主张首先攻灭西南“戎狄之长”的蜀国，认为“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可以“利尽西海”。而且巴蜀可以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这时恰巧蜀国和苴国、巴国间有战争。原来巴与蜀长期为仇，因为苴侯和巴王友好，于是蜀王就伐苴，苴侯出奔到巴国，向秦求救。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了司马错、都尉墨等人从汉中经石牛道伐蜀，蜀王亲自率兵到蔑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秦军，失败逃走到武阳（今四川彭山），被秦军杀死，蜀国就灭亡了。接着司马错等人又攻灭了苴国和巴国，俘巴王。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力大增。商鞅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他建议用尊魏为王的办法来麻痹魏惠王，把各国的攻击目标引向魏国，解除魏国对秦国的威胁，同时孤立魏国，进而有效地削弱魏国。由于商鞅的离间，魏国成了众矢之的。在魏国众叛亲离的同时，商鞅加紧了对魏国的武力攻扰。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被齐国击败。马陵之战是魏国从来没有过的惨败，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一段时间内，由于秦国采取比较灵活的策略，首先确定了削弱魏国的正确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斗争。其次，避开了过早地同魏进行正面的大战，从而赢得了时间，在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做好了同魏决战的必要准备。第三，秦国采用了中立楚、韩，联合齐、赵，孤立和打击魏国的正确策略，使魏国四面受敌，被动挨打，连遭惨败，不得不向秦国割地求和。这样，秦国不仅收复了部分河西失地，削弱了魏国，而更重要的是，对魏战争的胜利使其积累了外交经验，增进了向东方扩张的信心。

在秦惠文王一代，张仪对秦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张仪，魏国人，是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思想，受到秦惠王重用，拜为秦相。张仪上任后，首先“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拉拢魏国不过是他连横活动的一步棋。张仪在连横之初曾指出：“夫秦之所以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魏国是合纵的核心，楚国是合纵举足轻重的砝码。魏国既服，如果进而制服楚国，合纵自然会失去根基和力量，难以取得成效。

当时，楚联齐抗秦，使秦国的发展大受影响，因此破坏齐、楚联盟是秦国关键的一步。张仪随后将连横目标转向楚国。张仪以口头承诺的商於之地六百里作为齐楚断交的条件。不能得地，遂发兵击秦，但却两败于秦，楚的汉中也为秦所有。这样，就使秦国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消除了楚国从南方来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向关中，这对秦国迅速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于是继魏国之后，楚国也成了张仪连横政策的俘虏。张仪在秦惠文王一代的外交，不管是弱魏还是弱楚，目的都是为了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张仪的贡献也集中体现在这里。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死，秦昭王立。魏冉是昭王之舅，他在任相期间，积极推行蚕食韩、魏，削弱齐、楚的外交战略，秦国的领地得到很大的扩展。秦昭王十二年，魏冉任用著名军事家白起为将，加紧向韩、魏攻伐。伊阙之战，秦大败韩、魏联军。这是韩、魏同秦交战以来遭受的最惨重的损失。此时，齐国大有称霸天下之势，诸侯震恐，燕国就暗中联络各国准备联合伐齐。秦昭王看到这正是操纵各国削弱齐国的大好时机，于是在前284年， 秦参加联合伐齐，联军分兵多路攻入齐国，齐国全面溃败，齐湣王也被杀死。遭受这场打击，齐国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魏冉认为魏国是天下之“中身”，攻击中身首尾必救，不如击楚。前279年魏冉派白起大举攻楚，一举攻下郢都。楚顷襄王不得不迁都陈（今河南淮阳），楚国从此也失去了抗击秦国的能力。楚国既败，白起又转攻三晋。魏国在秦国的打击下，疆土被大量蚕食，失去了抵抗能力，到了昭王末年，能与秦国相对抗的只有赵国，秦昭王即位以来，魏冉主张通过蚕食政策达到兼并的目的，这种政策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综观秦昭王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成绩是最主要的。在不断对韩魏的攻伐中取得了大片领土，同时积极策划和参与削弱齐楚的活动，削弱了这几个国家的实力，从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上逐渐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对秦的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范雎“远交近攻”战略的具体步骤是：先迫使地处天下中枢的韩、魏与秦结好，挟此以威逼楚、赵，使楚、赵屈服，进而慑服远方的齐国。远方的齐国依附后，秦国就可以放手兼并与秦接壤的韩、魏二国的土地了。韩、魏之中，范雎主张先取韩，因为“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秦要去心病，必先拿韩开刀。范雎还提出“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的战略。即注重以离间手段分化、瓦解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婚姻关系混乱。“始秦夷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儿媳“抱哺其子与公并倨”。父子的同室而居，说明秦人的婚姻关系尚处在比较原始的群婚时期，或者可以说并未与中原各国一样建立起一夫一妻制。正因为此，夫妻名分自然也就无法确定。在早期的秦国历史上，并没有邦君之妻的名字在史书上出现，更不用说她们的相关事迹了。在商鞅变法之后，才“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这说明，此前的秦人惯于男女无别，并未有固定的夫妻名分，因此史书上也不见邦君之妻的名字。

秦人的这种婚姻习俗及社会生活中母系残余的存在，尽管经过商鞅变法，令别男女，也即建立一夫一妻制，但人们的两性观念并不可能立即改变过来，婚姻关系的混乱状况也不会立即消失，秦人的贞节观念依旧非常淡薄。秦人对男女婚姻关系的态度是原始的、自然的、开放的，或者说，正因为秦人的思想观念还未受到中原各国所推崇并严格遵循的“礼俗”所限制，他们对于男女间的自由结合、离异，持有满不在乎的态度，甚至视为理所当然。

秦国在丧葬、宗教祭祀、婚姻、宗法、秦俑和《日书》中所反映的秦人的不同于中原礼乐文化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礼俗文化。秦人在丧葬时尚西，屈肢葬，这是和东方诸国最明显的标志。秦人的殉葬方式、墓葬随葬品的组合和中原也是不一样的。在宗教崇拜上，秦人和中原也不一样，崇尚的是多神教，对祖先神没有放在最主要的位置。祭祀时，有自己特殊的祭祀仪式——畤祭。宗法关系上，秦国没有中原的嫡长子继承，而是选贤与能，充分利用有能力的人。秦尚武的礼俗在军礼和游艺上也有着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