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是一部魏文侯时李悝制定的律法，但它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律法，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律法。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人物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变法，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约成书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该书已失传。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6篇。

《法经》是一部魏文侯时的律法。《法经》的制定者是战国著名人物李悝。他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李悝在变法中制定了《法经》。《法经》既是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对变法成果的肯定。它不仅对魏国，对中国的法律也有极大的影响。

《法经》共分六篇三个组成部分，即盗、贼、网（或囚）、捕、杂、具。前四篇为“正律”，主要内容是治盗、贼。《盗》法是保护封建私有财产的法规；《贼》法是防止叛逆、杀伤。《囚》是关于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是关于追捕犯罪的法律;《杂》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是一篇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定罪量刑之法。

《法经》是李悝在相魏时编纂的。李悝虽然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但是其老师却是孔子的嫡传弟子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子夏精于“务外之学”，是“务外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要是“重礼”和“博学”。李悝虽然跳出了其师的儒家门墙，但是却还是继承了其师的“重礼”思想。如《法经》在废除世卿世禄的同时，却又正式确认了与封建等级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宣布“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自一以上者诛”。此外，“丞相受金左右伏诛”，按董说注云：“刑不上大夫，故诛左右。”

据史书记载：李悝相魏，“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汉书·艺文志》注曰：“（李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由此可见，著《法经》是身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改革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为了“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从其内容上看，《法经》的指导思想就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再结合《法经》在《杂律》中对于“逾制”等罪名的规定。

从产生的时代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法经》是李悝为魏文侯师时编纂的，从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经》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而《十二铜表法》，是于公元前450年制定完毕，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

《法经》与《十二铜表法》虽处于同一时代，但由于两者所处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渊源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法经》产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农奴制社会转型时期，可以认定《法经》及《法经》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其内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经济关系所制约的。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到《法经》的史料是由《晋书·刑法志》记录下来的三国时期陈群、刘劭等人撰写的《魏律·序》，其中有这样的话“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晋书·刑法志》对《法经》有更加确切的说明：“是时（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随后《唐律疏议》中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法典，造《法经》六篇。”《唐六典》注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至明末，董说在其编著的《七国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东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对《法经》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自此之后，战国时代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便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但是，对于《法经》是否存在及有关《法经》材料的真伪，始终有学者有疑义，认为李悝著《法经》，战国时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记》、《汉书》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说在《七国考》中所引的桓谭《新论》在南宋时就已散佚。因此怀疑《法经》是后人的伪作。对此，中国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统的论证了《法经》的真实存在。其中何勤华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对《法经》亦应如此。”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

地主阶级为多。侵犯人身，甚至犯上作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这都是统治阶级唐律疏议捕亡”，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据《晋书·刑法志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封建等级制度。这些规定，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设立的。

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对判罪定刑加重或减轻的规定。

《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史记》，《通典·食货二·水利田》。

根据内容和篇幅，《法经》形成以下六大体系：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

《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

《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

《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网法》又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

《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等。《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法经》的产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都还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所谓简朴性，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从现存有关《法经》的史料来看，《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如董说在《七国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内容“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议》中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见《法经》中也有相当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而且《法经》把维护私有财产权的《盗法》立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某些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一如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以刑事手段来调整而已。

从后人转述的只言片语中，仍是可以看到“拾遗者刖”这样以刑罚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因此笔者认为推定《法经》含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从内容上，可以认定整个《法经》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从结构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从其在魏国变法的最急切之处入手，先规定《盗法》、《贼法》；为了劾捕盗贼，再规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将其他一些罪名统统收入《杂法》，最后将相当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总则的《具法》列为尾篇。可见李悝在法典结构上还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高峰时的水平，尚处于比较凌乱的阶段。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法经》诞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十二铜表法》更是诞生于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两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带有人类早期文明原始、野蛮的色彩，并在其条文中显露无遗。虽然《法经》摆脱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以刑统罪的刑法体系，改为以罪统刑，但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却没有丝毫转变。

《法经》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首先，它继承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的各种肉刑如笞、诛、膑、刖、宫等，还规定了大量的连坐刑，如夷族、夷乡等；其次，“重刑而轻罪”。《法经》中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刖”，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为盗心焉”。以上两种表现，无疑使《法经》抹上了浓厚的暴力杀戮的色彩，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虽然李悝在变法中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方针，并且在《法经》中演变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并为后来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为信条。但是这种法治与在《十二铜表法》中呈现出来的西方“法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这种‘一断于法’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观念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在中国，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词。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法却凌驾于社会之上，可用以确定和保护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在《法经》中，有“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的条文，还有“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的条文，都不能说不严厉，对奴隶社会的礼制原则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些“法治”措施击溃了奴隶制等级秩序，却又带来封建等级秩序。封建社会仍是等级特权社会。而法家的“法治”观最终仍是为“人治”服务，毫无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法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肯定。

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也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第三、《法经》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后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汉代的法律，都受到它的极大影响，它为历代封建法典所宗。

关于《法经》，法律史学界主要对以下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是《法经》的真伪及明末董说《七国考》关于《法经》引文的真伪；二是《法经》的性质，即《法经》究竟是法典还是著作。

《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七国考》:“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洪武七年刑部尚书等官刘惟谦《进大明律表》：夫自轩辕以来，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渐著，其详弗可复知。逮魏文侯师于李悝，始采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序：自魏文侯以李悝为师，造法经六篇，至汉萧何定加三篇，总谓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