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学派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告子、子华子、詹子（詹何）、它嚣、魏牟等皆为杨朱学派。庄周受其学说影响，并不是旧时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启发。《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杨子原名杨朱，又称阳子居或杨生（《庄子》中有阳子居，《吕氏春秋》中有阳生，一般认为即杨朱的别称），魏国人（一说秦国），他本人是位隐士，有关他的生平及著作，已无法详知，但阳子居创立的杨朱学派却是客观现实的阐述了人本的发展意义，对各学派都有影响启发，直到今天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还可以用杨朱学派思想进行阐述，如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均具有指导意义；但正如同任何所学学说不可全面引用只可借鉴使用一样，知其精华善加使用与取舍发扬必将惠顾今人。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无著述流传，其言论事迹散见于 《孟子》、 《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因史料不足，难以把握它的思想体系和发展概况；但可以肯定，它的主旨是从个人本位出发，提倡“贵己”、“为我”、“轻物重生”，视个人感官的物质利益高于一切。孟子以杨、墨作对比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抨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韩非亦批评这一派人为“轻物重生之士”（《韩非子·显学》）。可见该学派与儒家和法家在伦理观和教育观上的严重分歧。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等皆为杨朱学派。子华子曾说： “全生（六欲皆得其所宜）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屈辱偷生）为下。”（《吕氏春秋·贵生》）詹何对楚王问“为国”曰： “何闻为身，不闻为国。”（《吕氏春秋·执一》）他们的言论《庄子》亦有记载。论者谓“杨朱一派的后学，可以自由来往于庄、杨之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348页）。

墨子的极端道德主义，超出了人的极限，杨朱起来反对他。

杨朱取为我，提出全性保真。如同老子对宗教提出质疑，杨朱正式的开始对道德起源的反思质疑。

他认为人性的道德只是外物，人性本是如水，至清至纯，土扣之则浊，道德是习惯风俗强加于人身上的习惯，可以说是最早的从心理角度，发现近代达尔文演化现象的思想家。他很悲观的指出，既然道德是虚无的，那么该如何选择方向，他的弟子子华子仅仅是从个人身体出发，一切有利于生存的都采纳，一切违背生存的都要求抛弃，庄周放自然，绝仁义，回归自然。盖出于杨朱，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不利于汉代独尊儒术的需要，也就随着墨家一样，消失于两汉之间了。甚至唯一的留存物《庄子》亦被一个儒家性格的人裁剪。更印证了两汉刘政权充分考虑了杨朱学说的合理性，表面是尊颜氏之儒，以孝治天下来取代东周消亡的鬼神文化，实际真正的枢纽指南乃不传之秘术，以杨朱主义为总纲进行阴毒化，妖魔化，蓄奴化。

老子主张“身重物轻，无为而治”，杨朱发展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观点，形成了“贵己”、“为我”的学术主张，成为中国最早主张个人主义思想的学术宗师。在战国时期，杨朱的影响力非常大，孟子在世时，曾抱怨说：当时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墨子，就是拥护杨朱。其思想可谓甚嚣尘上，与墨学并为显学。

杨朱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如何实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学派的思想核心。

由于“为我”的观点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杨朱的思想主张曾遭到过孟子的激烈批评。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孟子·尽心上篇》），将杨朱描绘成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其实是对杨朱“为我”、“贵己”本意的曲解。

此后有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皆为杨朱学派。都是杨朱学派的发扬与继承者，他们主张名实逻辑、推理、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吕氏春秋·重己篇》）；“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篇》），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

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亏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无知状态。如果六欲不能得其宜，受尽委屈和侮辱而活下去，这叫做“迫生”。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亏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吕氏春秋·贵生篇》引《子华子》）。

詹何是主张“重生”而“轻利”的（《吕氏春秋·审为篇》）。他们并不是纵欲恣情的享乐派，而是想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当即采自子华子、詹何等人的学说。

很奇怪，在2500年前，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杨朱的个人主义，就是墨翟的社会主义，分为对立的两派。世界上的人类也是不是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在道商谋略学中，道商核心“五图”理论的根基，就是代表虚无的“无极图”（老庄派的虚无学说），代表实有的“有极图”（杨朱的贵己学说），有无相生，互相融合，于是，道学最终产生了“君人南面之术”的黄老帝王学说。

战国时期古籍中之杨朱

《孟子·滕文公》：“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尽心》：“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庄子·应帝王》：“杨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响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杨子居窜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骈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而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庄子·{月去}箧》：“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庄子·天下》：“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鸠鸮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

《庄子·山木》：“杨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症状，其一人美，恶者贵而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

《庄子·徐无鬼》：“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庄子·寓言》：“杨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艺机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杨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闻，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杨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荀子·王霸篇》：“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

《韩非子·显学篇》：“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

《韩非子·说林》：“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韩非子·六反》：“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

秦汉古籍中的杨朱

《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淮南子·氾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趋舍人异，各有晓心。”

《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趍舍之相合，犹金石之一调，相去千岁，合一音也。”

《淮南子·俶真训》：“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

《说苑·政理》：“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鸮高飞不就污池，何也？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午，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说苑·权谋》：“杨子曰：‘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亻业}子曰：‘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扬子法言·五百》：“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

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虽属于道家，但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一）论生死、轻富贵：

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　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子华子的一段故事：“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厘侯，昭厘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

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厘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戚不得也。’”子华子的持论取譬，完全是“天下不若身之贵”的老命题，反对愁身伤生，也是杨朱贵生重己的本义。这无疑是杨朱派的人物，但若细味贵生篇所载的他的一段“全生”的议论，我们即可发现其未严守家法而倾向于庄子。这段有名的议论是：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义不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全生”之说，近庄子外、杂篇所讲的道理，且这一人物，亦见于庄子外、杂篇，其学派性是不很明确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詹何。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詹何的一段故事：“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又执一篇载：“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从其“重生”“为身”看来，他显然是杨朱派的人物；但庄子也载他的话，庄子后学并没有排斥他。

总之，杨朱一派的后学，可以自由来往出入于庄、杨之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二）贵己：

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为了明白贵生的道理，我们且举三段引文如下：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 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善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弗’字衍）。”（贵生）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生死存亡之本也。”（情欲）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喑，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这样看来，圣人是懂得声色滋味的人，“古人得道者”就在于“声色滋味能久乐之”（情欲）。感官生活的情欲被肯定为人生的最高意义，如果“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就“与死无择”，丧失“生”的意义了。从这一原则出发，一切有目的的活动是否对己有利乃是评判行为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下面，个人主观的利害关系乃是客观价值上的唯一标尺：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重己）

因此，客观的事物对于人生是有意义的，但其全部意义仅在于对一己之生命有利，对个人的生命有利，这种利益决定人和事物关系的意义与价值。

物是感官情欲的来源，也是一己利益的来源，它仅是利己的手段，而不包含个人以上的社会的目的，如果拿“物”或“天下”来和人身相比，“论其轻重”，则生与身为重，而物与天下为轻：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本生）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所以为，而轻重得矣。”（审为）

因此，“轻物”并不是无条件的把感官情欲加以全部否定，而是有条件的加以适当的节制，“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在这里，杨朱派的学说不是如孟子说的邪说，也不是一般人说的纵欲主义。

（三）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节）欲。”（重己）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生）之斧。”（本生）

这二段话都把“欲”与“生”对立起来，并在绝对的意义上否定了“欲”。

“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本生）

“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重己）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瞻，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情欲）

这里所述的“全德”的圣人，已经不是杨朱所讲的“圣人”，而完全似老、庄一派所讲的“真人”，“贵生”已变成“养生”、“长生”。

（四）据说是为我。

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后世道教推祖“老子”，视道家学派为“本家”，虽杨朱既属道家，但庄周斥杨朱；又且杨朱无著述传世，即使曾有著述，而《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早已亡佚，而后世道教又何得而与杨朱学说相联系？盖杨朱虽无著述流传，而《庄子》中之《缮性》、《让王》等篇，《吕氏春秋》中之《贵生》、《不二》、《执一》等篇，《淮南子》中《精神训》、《道应》、《诠言》、《氾论》等篇，以及《韩非子》、《说苑》、《法言》等古籍中均记述或发挥有“杨朱”思想，道教便是从这些古籍中吸取杨朱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道教以“贵生”为根本教义之一。

道教义理，首重“生”字，反复演说求生、好生、乐生、重生、贵生、养生、长生之道。可以说道教教义主不开这个“生”字，它是道教义理的中心。检阅道教围绕“生”讲的义理，在贵生的范围内与杨朱之言极为相似，几乎读道教谈“生”的经书，每每就会联想起杨朱之言。如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便强调重生、贵生：

“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太平经合校》卷四十）

“夫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为人。人者，凡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与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不复起行也。”（《太平经合校》卷九十）

“公乃生，生乃大”，“道大、天大、地大、生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生居其一焉”，“多知浮华，不知守道全身，寿尽辄穷；数数，非一也。不如学生”。（《老子想尔注》）

至晋代，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行世，此经明确提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道教的首要教义，此经在明《正统道藏》中被尊为首经，比《道德经》的地位更为高出。南北朝以后所出经典，更多将“生”与“道”紧密联结，“修道”与“养生”相依相守，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如：

“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太上老君内观经》）

“一切含气，莫不贵生，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于长生”。（《太平御览·道部·养生·太清真经》）

“道人谋生，不谋于名”。（《妙真经》）

“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坐忘论序》）

“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集仙录》）

“夫所谓道者，是人所以得生之理，而所以养生致死之由。修道者是即此得生之理，保而还初，使之长其生”。（《天仙正理真论》）

道教的“贵生”教义，多所吸取杨朱思想，这是十分明显的。

（二）、“全性保真”是道教清修派的基本守则。

道教讲究养生，幻求长生，谈到己身之修炼，则处处不离“全性保真”，亦即所谓修“性命”。道教认为人之“性”有天赋之性与气质之性，“命”有形气之命与分定之命，“全性”所指的“性”腹是指天赋于人的纯真、善良、朴质之心性。《性命圭旨》说：“何谓之性？元始真如，一灵炯炯是也。”养性才能立命，性成始能命立。性之造化系乎心，性受心役，故“全性”即保全天赋纯真善良的心性。修道折基本途径就在于全先天之善性、保先天之真性。只有全性保真，才能长生。道教经典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说很多，如：

“孰观物我，何疏何亲？守道全生，为善保真。世愚役役，徒自苦辛。”（《太上老君内观经》）

“治生之道，慎其性分，因使抑引，随宜损益以渐，则各得适矣。”“夫养性者，欲使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而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不作，此养性之大经也。”（《黄帝中经》）

“道性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故即是海空。海空之空，无因无果。无因无果，故以破烦恼”。（《云笈七签》卷九十三《道性论》）

“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夫道者神异之物，灵而有性，虚而无象”。（《坐忘论》）

“所谓安乐，皆从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诸法空，乃名安乐。”“夫一切六道四生业性，始有识神，皆悉淳善，唯一不杂，与道同体”。（《云笈七签》卷之九十五《仙籍语论要记》）

“长生之本，惟善为基。人生天地间各成其性。……夫明者伏其性以延命，暗者恣其欲以伤性。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所以营生以养其性，守神以善其命。”（《集仙箓》）

道教的全真派，尤以“全性保真”为其宗旨。虽言性命双修，而实以修性为主。“全真”之名，实际即源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金代王重阳创全真派，其《立教十五论》中第二条便要求“参寻性命”，第十条要求“紧肃理性于宽慢之中以炼性”，第十一条要求“修炼性命”。《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诀》中解释“性”说：“性者是元神”、“根者是性”等等。并说：“修者，真身之道；行者，是性命也。名为修行也。”“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见《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归根到底，所谓修行，就是全性保真，使真性不乱而长生久视。全真派经书中言“性命”极多，如：

“论炼性：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则琴可矣。又如铸剑，钢多则折，锡多则卷，钢锡得中，则剑可矣。调炼真性者，体此二法，论超三界”（《重阳祖师论打坐》）。

“性定则情忘，形虚则气运，心死则神话，阳盛阳阴衰，此自然之理也”，“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可谓不出户而妙道得矣”（《丹阳修真语录》）。

“夫吾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以谦和为德，以卑退为行，以守分为功。久久积成，天光内发，真气冲融，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郝大通金丹诗与论》）。

“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钟吕传道集·论大道》）。

“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郝宗师道行碑》）。

“形依神，形不坏；神依性，神不灭；知性而尽性，尽性而至命。乃所谓虚空本体，无有尽时，天地有坏，这个不坏，而能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也”（《性命圭旨·性命说》）。

全真道的教义，在理论上实际上是阐发杨朱“全性保真”的思想。全真道虽曰“利人”，实则仍是“贵己”。如果说全真教义是杨朱思想之再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外物伤生，勿为物累。

杨朱思想以存我为贵，物可养生，故不可去物，而要享用之；但，虽不去物而不可有物，不可积聚物，“有”将累于“形”，外物伤生。道教亦倡说“虚其心”、“实其腹”，吃饱喝足就够了，不要有过多聚敛财富的欲望，那是有害于生的。道教与杨朱思想实质上是相同的。这种认为外物伤生，因而主张勿为物累的思想，在道书中多有反映。如：

“士能遗物，乃可议生。生本无邪，为物所婴，久久易志，志欲外，无能守以道为贵生”（《太平御览》卷六六八《道部·养生·黄老经》）。

“长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济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善摄生者也”（《太清真经》）。

“神在则人，神去则尸，盖由嗜欲乱心，不能忘色味之适。夫修其道者，在适而无累，和而常通”（《集仙录》）。

“八音五色不至耽溺者，所以导心也。凡此之物，本以养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为患，故圣贤垂戒”（同上）。

道教贵“守和”，提倡“九守”，即守和、守神、守气、守仁、守简、守易、守清、守盈、守弱，所讲教义，主要便是不以外物而累形伤生。

“老君曰：轻天下即神无累，细万物而心不惑，齐死生即意不慑，同变化即明不眩。……无为即无累，无累之人，以天下为量。”（《云笈七签》卷九十一《九守·守仁第四》）。

“老君曰：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比之身即贱。故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蔽寒，适情辞余，不贪多积。……故知养生之和者，即不可悬以利；通乎外内之府者，不可诱以势。无外之外至大，无内之内至贵”（《守简第五》）。

“老君曰：古之道者，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弗欲而不拘，心有弗乐而不有，无益于情者不以累德，不便于性者不以滑和，纵身肆意，度制可以为天下仪。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馀天下而弗有，委万物而弗利，岂为贵贱贫富失其性命哉。若然，可谓能体道矣”（《守易第六》）。

著名道书《坐忘论》亦对这一教义有所阐发，说：“夫人之生也，必营于事物，事物称万，不独委于一人。巢林一枝，鸟见遗于丛苇；饮河满腹，兽不郄于洪波。外求诸物，内明诸己，己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当，不任非当之事，事非当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毙于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于生无要用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馀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

道教斋戒殊多，其思想亦多源发于“不以物累形”，认为贪求外物则有害于生。

（四）、制命在内，我命由我

道教认为外物伤生，人们过分追求名利声色，违反自然之性，便会由外物牵着鼻子走，由外物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能够不去物、不有物，对外物需求适当，顺自然之性，不逆命，不贪求，不羡名，不要势，无求于外，对他人无所损害，自己亦无所畏惧，便能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这叫做“制命在内”。道教炼养派自来主张“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以己身炼养来取得延命长生。如：

《西升经》曰：“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在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非效众人行善，非行仁义，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爱欲，万物即利来，常淡泊无为，大道归也。”

《太一帝君经》：“求道者使其心正，则天地不能违也。舍色累而不顾，避荣利而自远，甘寒苦以存思，乐静斋于隐垣，则学道之人，始可与言矣。”

《真诰》：“修于身，其德乃真。君子立身，道德为任，清净为师，太和为友，为玄为默，与道穷极，治于根本，求于未兆，为善者自赏，为恶者自刑，故不争无不胜，不言无不应。”

《秘要诀法》：“夫道与神，无为而气自化，无虑而物自成，入于品 之中，出于生死之表。故君子黜嗜欲，隳聪明，视无色，听无声，恬淡纯粹，体和神清，希夷亡身，乃合至真。所谓返我之宗，复与道同，与道同者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而况于人乎？”（《云笈七签》卷四十五）。

《元气论》：“仙经云：‘我命在我’。保精受气，寿无极也。又云：‘无劳尔形，无摇尔精’。归我精默。可以长生。生命之根本决在此道。”

《悟真篇》：“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道教吸取了杨朱思想，这是事实，但由于儒家斥杨朱，孟子骂杨朱为“禽兽”。故千载以下，使杨朱在社会上名声极坏，实际上那只是儒家的偏激之见；但这便使得道教对杨朱素少直接宣扬，以避攻击。而实际上杨朱思想已被道教吸融于其教义之中。

杨朱是个怎样的人? 杨朱是先秦道家的一个著名人物。古代文献中有称为“阳子居”或“杨子”或 “阳子”，都是指杨朱一人。古代阳、杨通用。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庄子》中记载着 他向老子求教之事：杨朱谒见老聃，请教明王之道，说：“假如有这么个人，禀性聪慧，精明强干， 处事果决，明察秋毫，悟性极高，并且学道精勤，永无懈怠。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与明王圣帝相匹敌呢?” 老聃冷笑一声：“若是将这种人比作圣王，实在可笑，这种人犹如工匠苦役， 心灵怵惕，形容憔悴。虎豹之皮华贵而有文采，所以成为人们围猎的目标；猕猴窜跳敏捷，身上总带着绳索；狗能捉狐狸，所以项圈不离脖颈。精明强干的人与这三种动物有什么不同。他们若可比明王，三种动物也可比明王吗?”

杨朱听罢老聃的话，容颜变色，恭谨地问：“那么明王之治究竟什么样子?” 老聃回答：“明王之治嘛，功盖天下而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诱化百姓，让他们行善去恶，借来万物造福百姓，而百姓并不知道，还以为是我自然如此；明王将功绩归于万物，不突显自己的名声；与万物同体，游心于虚通之境。” 《庄子》中关于杨朱与老子关系的另一段记载是这样的： 杨朱前往沛地（今江苏沛县）拜访老聃，恰巧老聃已离开沛地前往秦国。杨朱南下，老聃西行，二人邂逅于梁国（在今河南开封附近）。老聃打量一番杨朱，仰天长叹，说： “从前我以为你是可教之徒，今日再见，知你已不可教了。” 杨朱默然不答，跟从老聃西行。到了旅舍，杨朱为老聃端来洗漱用具，服侍老聃梳洗已毕，这才将鞋脱于门外，以肘、膝代步，爬行至老聃面前，极其谦恭地问：“刚才我想请教夫子，但您行走不辍，我怕耽误您的行程，所以未敢问。现在您有空闲了，我想请教夫子，我错在何处。” 老聃说：“你一副飞扬跋扈的样子，谁敢和你在一起?要记住这个道理：廉洁清贞的人，犹如污辱的样子；盛德圆满的人，犹如德行不足的样子。” 杨朱一脸严肃，说：“杨朱敬奉尊命。” 杨朱南下之时，威仪赫赫，每到旅舍，主人亲自迎送，男主人为他拿着坐卧的毡席，女主人手持梳洗用的毛巾，原先坐在地板上的客人避席而走，生火取暖的人不敢靠近暖炉。蒙老聃的一番教诲，杨朱返回时是另一幅景象，他使自己完全混同于一般的俗人，在旅舍里客人们都争着与他并肩而坐。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当是没有疑问的。《庄子》和《韩非子》记载了杨朱去宋国时的一个故事： 杨朱前往宋国，住在一家客店里。客店主人有两个侍妾，一个长得漂亮，一个长得丑陋，奇怪的是，丑陋的侍妾其地位在另一个之上。杨朱问店主人这是为什么。店主人说： “漂亮的自以为漂亮，不知进取，我已忘记了她的漂亮；丑陋的谦下有礼，况且丑陋是自然生成，我已忘记了她的丑陋。” 杨朱听罢，深有感触，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力行贤德而去掉自以为贤德的傲慢意识，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重。” 杨朱要弟子们谦下的教诲与上述老子对他的训诫相一致，杨朱继承了老子的思想。 主张老子的“身重物轻”，杨朱发展了老子这方面的思想，形成“贵己”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