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汉语词汇。拼音：dà yī tǒng “大一统”不同于“大统一”单纯就地域统一作为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该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从政治、军事、经济起到地缘互补的巨大优势效应。

“大一统”不同于“大统一”单纯就地域统一作为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该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从政治、军事、经济起到地缘互补的巨大优势效应。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 周 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明 康海 《粉蝶儿·贺登科》套曲：“栋梁材自有非常用，好保护万岁千年大一统。”

郭沫若 《屈原》第二幕：“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

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字不是形容词“大”，而是动词“尊大”的“大”，“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是万物（包括政治社会）的本体，“一统”的本义是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从而使这一政治社会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因此，最初的“大一统”概念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地域宽广、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

“大一统”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国家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已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是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理念。后来才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中国关于国家统治观念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由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分裂动乱，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的秩序社会。孟子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天下定于一”，认为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荀子则认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显然这都是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但他们都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真正系统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是汉代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是说，封建的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变的。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具有适应这种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只有上下统一，才能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应握有一统天下的权威，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潜藏着大一统的身影。老子主张以“一”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大一统从此有了本体论。

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颜师古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李斯更是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汉书·王吉传》中称：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一统的原始意义正是消灭对手，由帝王一人统治天下。

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的李白赞叹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的李贽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依赖。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有秦朝、西汉、东汉、西晋、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关于北宋是不是大一统王朝在史学界尚有争议。

1、中国的中原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这里东有大海，西有青藏高原和荒漠，北有西伯利亚高寒区，南有南海和热带高温区，因此中原地区自然成为亚洲东部的地理中心。与此同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们，在数千年间始终能够创造出领先的文明与文化，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层出不穷，从而进一步形成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科技中心和政治中心，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2、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到秦始皇书同文，中国人始终使用象形文字符号体系（准确说是拼形文字），汉字有着非常稳定的信息传输性能（几千年前的字都很容易认得），而且能够超越语音进行信息交流，并极大地促成不同地区之间的认同。

3、中国人有着对“中”的崇拜或偏爱。“中”的字义为，中间，内里，半，中等，适中；中央（央字义为当中，尽，恳求），中心；中庸；是（中听、中用）；古代盛筹的器皿；通忠；姓氏。中原地区处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这里能够看到的最明显的天象之一就是北斗星的绕极旋转（北极星为天中，黄帝族的图腾星就是北斗星，并以“斗为帝车”），这种天象给古代中国人的启示就是要在大地上建立一种四方环绕中央的社会结构。相传武王伐纣胜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确定天下之中所在地，最后选定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洛阳为中土。这个选择可能有着实测的依据，因为洛阳与东海之滨和青藏高原边缘的距离大体相等，洛阳与燕山山脉和长江的距离也大体相等。

有趣得是，河图、洛书的结构也是一种中心与四方的关系，包括四方与中心，八方与中心。总之，中国古代特别注重中土、中原、中州，中原与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及由此而扩展延伸的四海、九州、神州、天下。

4、中国人很早就拥有大一统的哲学理念和政治抱负，例如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以及历代有识之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

5、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物品交易和交通建设、驿站建设。《尚书·旅獒》记有：“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诗经》有赞美周代国道平坦笔直的诗句，秦代的国道四通八达，唐玄宗时的国道两侧栽种着果树。而且，古人还有祭祀道路神的习俗，《宋书·礼志》注引崔实《四民月令》：“祖，道神也。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6、中国古代统治者长期采取怀柔远方异国、同化异族的政策，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和大中华文化圈。

近年来，全球化正在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中对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意涵的讨论尤为热络。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是指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运行过程，无论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信息传递、原料能源的提供、管理和组织的实施等都实现国际化运作，等等。有人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推广和扩张，是现代文明从西方社会向全球的扩展和漫延；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逐步一体化的过程。人们对全球化的讨论多则重其经济或文化方面，对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范式着墨不多。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且正在推动着现代化社会和世界秩序的重组。

自冷战结束之后，由于政治、经济、技术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型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着调整。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开始的。为什么全球化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才开始？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用武力实现世界大一统了。

当今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世界帝国”图谋的根本之处在于它的和平性格。中国是被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但是加入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却是完全自愿的。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人类扩展政治秩序的主导方式是大一统。尤其是在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建立和扩展政治秩序的方式至今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在西方，武力政府及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也一直是建立、维持和扩展政治秩序的主要方法。在西方，威斯特伐尼亚条约为中央集权的、绝对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合法性。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起源于一些国家试图用暴力的方法通过武力征服他国来建立一统到底的世界帝国。日本用武力试图拼凑“东亚共荣圈”，是用暴力和一统的办法来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一个典型事例。“用武力的批判”来建立世界大一统更是其中的极端。为什么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的扩张不被称为“全球化”？它们都是靠暴力来实现一体化。全球化的“包容度”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它对封闭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可能是非常不宽容的。

全球化反映了整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不仅在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国家之间，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已经消失；而且，伴随著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国际化，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正在冲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森严壁垒。　全球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其涉及面之广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因为世界的发展方向就是从分散走向一体化，虽然其中不乏一体化后又分裂的事例，但总体上人类无疑是在走向一体化的。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因为它几乎不受任何一方或个人的左右，也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因为它反映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转变。全球化，尤其与中国的相关性而言，其所蕴涵的真正意义在于其所推动的由中央集权大一统向联邦主义的转变。全球化蕴涵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的构建、统合和维持的方式。而这方面的发展需要在对全球化的研究中特别加以关注。

分权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遍及各个领域，而治理单位又趋向小型化，整合和分权在同时发展。以欧盟为例，它的一体化程度很高，但成员国内部的分权倾向同样强烈。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近20年来一直在搞分权，英国前两年向地方议会转让了重要的立法权力，比利时已经很小，可人们还想分。这种分权对于理解全球化和分权倾向的关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中央”这个概念在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事务中绝对不可能像其在中国事务中那样，成为一个如此至关重要的概念。

全球化及与此相联的全球性制度变迁是客观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全球化即是过程，也是结果。从过程看，全球化不仅是主体间的利益、意义交往过程，也是主体不同行为规则的冲突、相容与共同性新规则的建构过程。全球化不仅指人类经济联系的世界化及各发展主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在世界交往中的被认可、合法化；同时，也指作为普遍交往基础的共同交往规则——制度文明的产生、发展、形成、转换。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中，制度文明对全球化具有特殊意义。

全球化也是一股巨大的拆解中央集权的力量，虽然也为在特定方面的中央集权提供借口，如加强对某个行业的管制。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权力被国际组织（世贸组织，国际刑事法庭等，奥运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民间部门（private sector）所分享。全球化意味着“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传统国族国家的地位愈发不重要。全球化极大地模糊了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线，重写了国家主权的概念。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与繁荣改变在第三世界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边界。各国国家可以选择加入，或是退出。公民的流动性的增加（移民、留学、工作、旅游，为迁徙注入了国际因素），意味着政府束缚能力的降低。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合。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以后，国家主义开始向联邦主义转变。其特征是各种地区与国际性组织纷纷涌现，其中著名的有联合国、欧洲共同体等。苏联在解体之后开始向邦联转变。前苏联的成员国变成了一个名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邦联。欧洲共同体变成了欧洲联盟，其一体化的速度也相应加快。这两次转变都是以某个强大的极权国家的垮台为转折点的。许多原来是独立的国家，为了共同安全、经济一体化和（或）人权保护，结成某种类似于联邦制的国家组织形式。联邦与邦联，不仅是一种政体形式，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形式。联邦与邦联越来越普遍的这一趋势，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扩大，而是国家形态的转变。以联邦和邦联为形式的联邦主义正在超越国家疆界的限制，走向世界舞台，成为缔造国际组织的一种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