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约前1152年—前1056年），姓姬，名昌。商时为西伯，亦称伯昌，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人。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武王之父，周朝奠基者。

姬昌之父季历励精图治，对周国周边的戎狄部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周国势力的不断扩张，引起了商王的猜忌。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族势力，以封赏为名，将季历召唤到殷都，名义上封为“方伯”，号称“周西伯”，为西方诸侯之长，实则软禁了一段时间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周人葬季历于楚山。

季历死后，姬昌继位，是为西伯昌。

《唐语林·卷二·文学》载：“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姬昌勤于政事，广罗人才，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拜吕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发布“有亡荒阅”的律令，规定奴隶逃亡就搜捕，谁的奴隶归谁，不准藏匿逃亡奴隶。于是诸侯叛纣而往归姬昌。

《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效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风气，使周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在治岐期间，姬昌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

姬昌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周国。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商纣王发明了名为炮烙的酷刑，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油的铜柱上，一滑倒就会跌落到火坑里，顿时皮焦肉烂，死于非命，但商纣的宠妃妲己看见此惨状却笑个不停，所以商纣就一直强逼犯人这样做，以博得妲己一笑。姬昌很是气愤，诸侯和人民无不痛恨的咬牙切齿。姬昌向纣王表示愿意献上周国洛河西岸的一块土地，以此换取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西伯的要求，废除了炮烙之刑，姬昌得到了天下百姓的爱戴。

姬昌受封为三公，拥有雍州之域，势力扩展到江汉地区（丹江汉水流域），诸侯归附者有六州之众。

周的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

周国大臣散宜生重价购得驺虞、鸡斯之乘、骊戎文马、有熊九驷及有莘氏美女给纣王。纣王大悦，“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此之多！”于是下令赦免姬昌出狱，赐给弓矢（shǐ）斧钺（yuè），使姬昌得专征大权。

《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

此时姬昌也还是一介诸侯，却已成为天下诸侯们的道德楷模。西伯昌断虞、芮之讼，也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周人将这一年称为西伯昌受命元年。“告邑”的命名无疑也有着秉承这一制高点的意义。诸侯纷纷拥载，于是西伯昌称王，史称周文王。

清华简《保训》篇是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篇中讲述“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从《保训》简里，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周文王五十年，崩，享寿九十七岁，葬于毕。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周文王受命二年，周讨伐犬戎，受命三年，伐密须，受命五年伐邘，受命六年伐崇，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后顾之忧。

周文王六年，周灭崇（今西安市户县境内），建立丰邑（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筑灵台，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称丰京。

接着周文王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天下诸侯多归服于周，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之先声；而《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则有着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影响了今天的文化基质……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保训》，“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礼记·文王官人篇》提出了“六征观人法”――这是一套记载最完备、最系统、最成熟的鉴别人才的方法，既是“观人术”、相人术，又是“官人术”、用人术。周文王教导太师用来考察人品之高下、评定才能之优劣的“六征观人法”，对于后世识别人才、考察人才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周公、孔子、庄子、吕不韦、曾国藩、刘劭、诸葛亮等识人、相人大家，无不深受文王“六征观人法”的影响。孔子非常推崇周王朝的开拓者文王、武王，判断是非曲直往往以文武之道为标准。他曾说过“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评判人、鉴别人的观点，集中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中。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数不胜数。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周礼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为人们对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种向往，意义是积极的，抽象意义的周文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后世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把文王当成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孔子就特别推崇文王，他做梦都想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

《诗经·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

孔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

孟子：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韩献子：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

季札：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淮南子·修务训》：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

曹操：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

孙权： “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

彭羕：西伯九十，宁有衰志。

唐太宗问：“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是助纣为虐。使纣得志天下，流毒百姓，文王为也，何不仁之甚乎？孰若直辞正谏以匡其志？”虞世南答：“夫机者动之征也，非圣人弗能见也。于时历数虽改，殷众尚强，纣刚猛暴虐，饰非拒谏，岂文王所能动乎？及文王既殁，武王为主，周公佐之，太公为将，犹且还师孟津，曰纣未可伐。故圣人见机而作，动必万全，不疑滞于物以失机也。于时纣恶未稔，三人尚存，文王屈道事之，盖时宜也，龙蛇之蛰四是其义乎！故《左传》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圣知时也。’ ”

《旧唐书·太宗本纪下》：昌、发启国，一门三圣。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上·列传第一百三十五》：栾布哭彭越，义也；周文王掩骼，仁也。

《新唐书》：栾布哭彭越，义也；周文王掩骼，仁也。

苏辙《历代论》：文王用人，其广如此，而坚何尤焉！

张居正《帝鉴图说》：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于枯骨，况于人乎？”

《史记·殷本纪》称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但顾颉刚否认姬昌是纣之臣子，王慎行则指出先周与殷商的关系只能是方国军事联盟的形式，西伯昌与商王纣也只能是周方军事首领与方国联盟最高军事统帅的组织关系，而绝非后世“大一统”观念中的君臣名分。

司马迁称“西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相传在上古时，伏羲氏创造先天易（先天八卦），神农氏创造连山易（连山八卦），轩辕氏创造归藏易（归藏八卦）。后来，据说经过姬昌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

也有观点认为，周文王时六十四卦早已存在，“文王演《周易》”并不是指重《易》八卦、演绎出六十四卦。商代之《易》已经使用六十四卦占断，是以七八不变之数为占；周代之《易》同样使用六十四卦，却是以九六变数为占。“文王演《周易》”演的并非《周易》之卦, 而是《周易》之数。还有观点主张，《易》中的爻辞不是文王而是周公所作。更有人认为，无法确定文王和周公是否是《周易》的推演者。

周文王陵位于咸阳城北6公里处渭城区周陵镇周陵中学内。周文王陵底部周长310米，高11.8米，墓前有清代毕沅所立的碑石。陵丘保存基本完好，献殿、木牌楼经过修葺和彩绘。

周陵是传说中的周文王、周武王陵，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方将其作为周代陵墓，但学术界则认为是秦代陵墓。唐宋以来，历代政府均有在周陵祭祀周公的习俗，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手书“周文王陵”石碑；民国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前来谒拜周陵，设祭植树，西京筹备委员会在此栽植了大量柏树，周陵似乎已成定论，名副其实。但考古界、历史界却认为，按西周墓葬制度，王族墓穴十分集中，不封不树，没有任何地面标志，历史上从未被人盗掘。但是，咸阳原的陵冢“皆大作丘垅，多其瘗芰，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因而分析周陵应在周原遗址或西安市长安区、鄠邑区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