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3月11日），小字佛厘、佛狸伐。出生于平城东宫（今山西省大同市），鲜卑族。北魏王朝第三位皇帝（423年12月27日～452年3月11日在位）。明元帝拓跋嗣长子，母为明元密皇后杜氏。

北魏道武帝天赐五年（408年），拓跋焘出生于北魏都城平城的东宫，生父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嫡长子拓跋嗣。拓跋焘出生时，体态容貌与常人大不相同，他的祖父道武帝拓跋珪十分惊奇，高兴地说：“将来能达成我的事业的人，必定是这个孩子啊！”

天赐六年（409年），道武帝拓跋珪去世，拓跋焘的父亲，即皇太子拓跋嗣继位，是为明元帝。

泰常七年（422年）四月初二日，明元帝封拓跋焘为泰平王，并任命拓跋焘为相国，加授大将军。同年五月，拓跋焘监管国事。十一月，拓跋焘亲自统领六军出镇塞上。明元帝生病时，命拓跋焘总管朝中事务。拓跋焘聪明大度，应付裕如。

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初六日，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拓跋焘正式继位，成为北魏第三位皇帝，是为北魏太武帝。

始光元年（424年），拓跋焘即位不久，柔然汉纥升盖可汗大檀就率领六万骑兵攻入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杀掠吏民，抢劫财物，攻陷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故都。拓跋焘率轻骑讨之，亦陷入重围，全赖殊死拼战，才使柔然兵退。柔然的侵扰牵制了北魏力量，使其无力进一步征服其他割据政权，更无力南进，与刘宋王朝争强。拓跋焘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如果不先征服柔然，就会腹背受敌，陷于困境。他不顾太后和众多大臣的反对，在崔浩等支持下，决定北征柔然。

始光元年（424年）九月，拓跋焘大集士卒，治兵于东郊，准备北征。十二月，拓跋焘亲征，以平阳王长孙翰率军出参合，自领一军进屯柞山，与阿伏干率领的柔然骑兵相遇，斩首数千，获马万余匹，大胜而归。

始光二年（425年）十月，拓跋焘再次治兵于西郊，大举北伐，东西五道并进，大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带十五日粮越大沙漠进攻，柔然可汗大檀惊慌失措，率众北遁。这两次北伐虽然并没有使柔然受到致命打击，但使得柔然对北魏的侵扰有所缓和。

始光二年（425年）大夏的立国者赫连勃勃病死，其子赫连昌继位。拓跋焘闻知勃勃诸子相攻，关中大乱，遂乘机西伐。

始光三年（426年）九月，以司空奚斤领一军袭蒲坂，宋兵将军周几领一军袭陕城，进逼关中重镇长安。十月，亲领大军奔袭统万城，行至君子津，天气暴寒，河水冰冻，拓跋焘遂帅轻骑二万从冰上渡河，兵至黑水，离统万城仅三十余里，正是冬至日，赫连昌在宫中大宴群臣，突闻消息，上下惊恐。赫连昌匆促领兵迎战，大败而退，城门未及关闭，魏军乘势攻入西门。赫连昌退入宫内，紧闭大门，拓跋焘见一时难以攻下，遂于第二天分兵四掠，获牛马十余万头，徙民户万余家而归。与此同时，另两路魏军亦先后占领弘农、蒲坂、长安。

始光四年（427年） ，魏军攻大夏都城统万城时，拓跋焘将主力埋伏在山谷中，以少量骑兵直抵城下，故意示弱，诱固守之夏军脱离坚城，当夏军出城追逐时，又采纳崔浩分兵潜出袭其后之计，大获全胜，俘虏赫连昌，赫连定即位于平凉。

神麚三年（430年）拓跋焘再攻大夏，夺取安定、平凉、长安、临晋、武功等地，尽得关中之地，自此大夏名存实亡。

当拓跋焘大举攻夏之际，柔然见魏军方有事于西方，又屡屡侵扰边界，神麔元年（428），柔然骑兵万余攻入塞内，大掠边民而走。因此，拓跋焘决定再行北伐柔然。

神麔二年（429）四月，拓跋焘治兵于南郊，分军遣将，平阳王长孙翰领军自西道向大娥山，拓跋焘领军自东道向黑山，同会于柔然可汗庭。五月，东道魏军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骑奔袭。大檀弟匹黎先闻有魏军来攻，帅众欲来救援，恰遇西道魏军到达，被魏军击溃。

拓跋焘率魏军沿粟水西行，六月，到达离平城三千七百余里的菟园水，魏军分兵搜讨，东至瀚海，西至张掖水，北越燕然山，原来受柔然控制的高车诸部也趁机摆脱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三十余万落之多，所获牛马百余万匹。七月，拓跋焘引兵东还，回到漠南，闻东部高车屯驻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人畜甚众，遂遣左仆射安原等领骑兵往攻之，招降东部高车数十万落，将他们劫往漠南北魏控制地区。十月，魏军凯旋回到平城。

延和元年（432年）后魏攻打北燕，燕主冯弘送小女儿（即左昭仪冯氏）进宫和亲。

延和二年（433年）魏朝又攻占了宋、魏之间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大夏灭亡后，北凉向魏国称藩，后魏封北凉国君沮渠蒙逊为凉王。

太延二年（436年），魏军攻克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燕灭亡。

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亲征北凉，以南凉的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为向导，兵不血刃降服北凉诸镇，国君沮渠牧犍在内外交困之下，带文武百官面缚出降。北凉灭亡。

从神麚四年（431年）到太延五年（439年）的九年中，拓跋焘先后将大夏、北燕、北凉这三个国家消灭，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将柔然、吐谷浑以外的北方诸胡统一于魏朝大旗之下。

一些向西远遁的柔然部落发展成为威震欧洲的阿瓦尔人。

拓跋焘推行的政治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安定，推进了鲜卑（有学者主张锡伯族就是鲜卑族后裔，但证据不充分）封建化的进程，但拓跋焘毕竟是封建帝王，没有摆脱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聚居于湟中，其后渐分布于秦、陇，杏城镇等地。后魏平定关中后，在这里设置军镇，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大魏政府迁徙泸水胡人，加重其赋税。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

起义爆发后，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攻取新平（今陕西省彬县）、安定（今甘肃省临泾县）；一路向东南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威逼长安；盖吴自领一军攻取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插渭北，准备进攻长安。拓跋焘急忙调发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又令将军长孙拔调集并、秦、雍三州之兵屯守渭北。

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袭击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在汾曲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为秦州刺史，先后攻取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犄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盖吴派使臣赵绾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河、陕，形成对北魏南北夹攻的态势。

在关中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由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自领主力进攻薛永宗。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大军兵临汾曲，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壁垒，隔断薛永宗和盖吴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至洛水桥（今陕西省大荔县）。盖吴闻讯后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再次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援救，但未能如愿，八月，盖吴被叛徒所杀，起义军被镇压。

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只从统治者的得失利弊去选择对待人民的做法，只将人民视为服务统治者的工具。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舟只利用水，却不在乎水。

柔然在魏朝建立之初就是其大敌。拓跋焘十二岁便远赴河套抗击柔然的入侵，把边塞军务整顿的有声有色。

始光元年（424年），拓跋焘即位后不久，柔然可汗牟汗纥升盖大檀率六万骑兵进犯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拓跋焘率轻骑赴击，被柔然军包围达五十重，拓跋焘声色刚毅威严，不为所动，这才稳定了军心。后北魏军射杀柔然大将於陟斤，柔然乃退。

始光二年（425年），拓跋焘整顿兵马，突袭柔然，大破柔然军队主力。从此，拉开了魏朝对柔然的战略大反攻的序幕。

神麚二年（429年），拓跋焘分兵两路，取道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和大娥山，大举攻打柔然。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军长途奔袭，出奇制胜，很快就抵达栗水（今蒙古西北翁金河），俘虏敌军甚众。这次的战果十分辉煌，被称为北魏破柔然之战。

从始光元年（424年）至太平真君十年（449年）的25年间，拓跋焘13次率军进攻柔然，击溃高句丽等柔然附属部落，扩地千余里，后设六镇抵御柔然入侵。终于使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边疆息警矣”。从此之后，柔然一蹶不振。这是既汉武帝重创匈奴之后，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崔浩历仕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朝，无论是平定北方、西域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崔浩的谋策都对大魏军队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崔浩官至司徒。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谋略的大家，却不善自谋。他自己笃信道教，就讽喻魏太武帝灭佛。拓跋焘言听计从，寻个机会在全国大杀和尚，毁灭佛寺。而当时后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信佛的人不计其数，崔浩此举得罪了一大批鲜卑贵族。加之崔浩主修国史时，又直书其原，不避忌讳，内容涉及大魏王朝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文人喜功，崔浩又把国史铭刻于石碑上，费银三百万，方一百三十步，想使内容万代流传。

鲜卑贵族、诸王以及嫉恨崔浩的群臣纷纷上言，惹得拓跋焘怒不可遏，这位还未完全开化的胡人武夫，他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魏朝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魏书》评价：“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后世研究魏史的专家，无不对崔浩被诛一事深加推究，以为此事件是魏朝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

确实，崔浩掌权后，“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提高了汉人高门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鲜卑勋贵的跋扈。但是，从本质上讲，崔浩的所有行动皆是服务于魏朝皇权统治，只是在后期因一直受世祖宠信而“得意忘形”，最终竟敢于和太子争任官员，“校胜其上”，完全忘掉了道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宗旨。虽有如许“闪失”，笔者认为，拓跋焘也不是一直深思熟虑地想杀掉作为“汉族”的崔浩。一向以来认为世祖杀崔浩是鲜卑贵族报复汉族的种族矛盾的暴发的看法是化简为繁，小题大做。

拓跋焘晚年，酗酒成性，喜怒无常。崔浩以往触动了很多北魏权贵们的利益。崔浩此番修史立碑的举动，让北魏权贵们感到耻辱，于是就有人状告崔浩修国史“暴扬国恶”。在众多北魏权贵们的鼓动下，魏太武帝族诛崔浩而赦免高允，事后，拓跋焘也常常因此后悔，认为不该杀崔浩。

神麚三年（430年），大宋皇帝刘义隆北伐，魏朝将士王慧龙、韩延之、安颉等人率军顽强抵抗，反击宋军，宋军无力抵抗，北魏先后攻克金墉、洛阳、虎牢、滑台等地。此为后魏南朝第二次大战（第一次为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同南朝刘宋的大战）。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南朝宋经过元嘉之治后，国力昌盛，使得宋文帝刘义隆幻想”封狼居胥“。于是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秋七月，宋文帝刘义隆下诏北伐。刘宋前期进展顺利，夺取了济州，进兵围困滑台。但是到了十月，北魏拓跋焘准备反攻，先派猛将陆真突入重围，安抚滑台守军，随后，一举击溃了刘宋东路军的王玄谟所部。从洛阳东进的拓跋仁击溃了刘宋中路军的到坦之所部、梁坦所部。拓跋焘进兵东平，迫使刘宋军队放弃了济州。拓跋焘命令诸将，可以不顾坚城在后，兵分五路，大胆的向南长驱直入，纵深穿插：拓跋仁从洛阳出兵直趋寿春，长孙真直趋马头，拓跋建直趋钟离，拓跋那直趋下邳，拓跋焘亲自率领中路军攻向邹山。北魏对外号称拓跋焘的中路军有四十万人，而刘宋认为拓跋焘的中路军有十万人。在鲁郡太守崔邪利投降拓跋焘之后，拓跋焘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了孔子。拓跋谭歼灭了胡崇之等人的三座大营，又在一夜之间击溃了臧质的大军。拓跋仁攻破了赵淮防守的悬瓠，攻破项城，大破刘康祖所部，俘获胡盛之、王罗汉等人。到了12月，拓跋焘抵达瓜步，拓跋仁抵达江西，拓跋那抵达广陵。这几路北魏远征军，都是在同一天来到了长江的岸边，“其军锋杀掠不可胜算”。除了几座坚固城池之外，凡是北魏远征军所经过的城邑，刘宋几乎都“望尘奔溃”，投降北魏的人，更是不可胜数。刘宋方面也自知“北伐败辱，数州沦破”、“诸将奔退，莫不惧罪”、“百守千城，莫不奔骇”，于是，宋文帝刘义隆被迫遣使向北魏求和。拓跋焘几路远征军虽然都进兵至长江北岸，但魏军还不具备渡江灭亡南朝的条件，并且北方人不习惯南方气候，军中爆发疾疫，于是北归。北魏听闻盱眙有积粟，欲抢夺来作为北归之资，但在臧质、沈璞等人的抵抗下，攻城不克，损失惨重。而疾疫愈演愈烈，已经呈现“疾疫死者甚众”的北魏军队在大量的掠居民、焚庐舍之后，回到了魏国。

至此，拓跋焘实现了“饮马长江”的志愿，而刘义隆只落得了“仓皇北顾”。

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戮过多，常常在杀完人之后后悔莫及。

由于刑罚严酷，国内曾经几度政治混乱。后又在中常侍宗爱的煽动下，逼死了景穆太子拓跋晃。

正平二年二月甲寅日（452年3月11日），宗爱怕被太武帝诛杀，先下手为强弑杀太武帝。拓跋焘时年四十五岁，在位二十九年，葬于云中金陵，庙号世祖，谥曰太武皇帝。

始光元年（424年）正月，设置右民尚书。

神麚元年（428年）三月，设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

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诏令各征镇大将依照品第等级开府，以设置佐吏。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县县令为万年县令。后又恢复原称。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政，设置通事四人。又选各曹良吏，在东宫办公处理事务。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因为各曹官吏过多，裁减其员。

太武帝即位后，善于审时度势。他在采取战争手段的同时，根据形势，也力争通过通使、贡赐、联姻，缓和与敌对政权间的矛盾，建立友好关系。太武帝统治的30年间，北魏和柔然、刘宋、大夏，北燕、北凉，互通使节，相互贡赐财物的事实不胜枚举。相互联姻，也不乏其例。如神麚元年（428年），太武帝把俘虏的夏国皇帝赫连昌迎至首都平城，不仅供奉丰厚，封爵为王，并将其妹始平公主嫁给赫连昌。在此之前，太武帝已纳赫连昌的三个妹妹为妃，并立其一妹为皇后。

延和二年（433年），太武帝派使臣册封北凉君主沮渠牧犍为王，并将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纳沮渠牧犍之妹兴平公主为昭仪。

延和三年（434年），太武帝以西海公主嫁柔然可汗吴提，并纳其妹为夫人。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率军伐宋，直抵瓜步。在胜利形势下，他主动遣使求和、请婚。他以其孙示宋使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缘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表示了他要通过联姻，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太武帝采用联姻、通使、贡赐等手段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正的。

拓跋焘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能有效地使用战争和和平手段，足见对经济，思想文化建设也很重视。他说：“财者，军国之本”。他懂得物质财富是关系到战争胜负，政权存亡的大事。《魏书》记载：“世祖继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倍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他根据其统治区民族众多，生产方式不一等情况，坚持实行不改变各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政策。既重视汉族人民农业生产，也重视少数民族的畜牧射猎习惯。通过发展农牧业生产，征收人民租调，接受各族朝贡和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来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

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纳税人户。另外，太武帝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太武帝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太武帝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

神麚二年（429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太武帝“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麚年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太武帝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太武帝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太武帝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百姓负担起到积极作用。

太武帝特别重视军队建设。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剽悍的性格和高超的骑射技艺。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北魏克敌致胜的重要工具。太武帝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屡下诏令，申明纪律。他对战争中“尽忠竭节”，“蹈锋履难”的将士，或升官进爵，或赏赐以人口、牲畜及金银、古玩、缯帛等物质；对违犯军纪者，则给予严惩，虽亲贵重臣，也不宽贷。如鲜卑贵族丘堆，明元帝时以军功封侯，太武帝时封公。

神麚元年（428年），他与司空奚斤奉命率军追击夏国皇帝赫连昌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斤兵败被俘消息，竟弃兵而走。太武帝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太武帝下令“夷其三族”。

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盖吴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太武帝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

另外，太武帝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箭伤，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太武帝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太武帝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非常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拓跋焘继位之初，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力。加之，拓跋焘所宠信的崔浩深信道教，在崔浩的诋毁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在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拓跋，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而且在拓跋焘皇帝镇压盖吴起义的同时，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的传播。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当时，一字多义的现象非常多，很容易让人们在阅读时产生歧义。为此，拓跋焘还主动下令创造了一千多个新字。拓跋焘还下诏说，“黄帝在时，命令仓颉按照动物的行动轨迹制作文字。从那之后，我中华之文字就可以随意更改，小篆、隶书、草书和楷书一起并行在世间。正因为如此，典籍越有年头，在传习的过程中也就越容易产生错误，使得文体发生错误，读者难以理解意思。因此，从今之后，朕决定全国上下都以楷书为制式字体，文章书写永远都要用楷书。”

拓跋焘的这一举动，极大地方便了文化典籍的世代流传。

拓跋焘率骑兵抵达统万城外。狂风大作，飞沙漫天，赫连昌借着风势猛攻魏军。拓跋焘一边在逆风中率军抵挡（他亲自杀死了夏军大将斛黎文），一边派遣精锐骑兵从左右两侧绕到夏军的后方，顺风而击，大败夏军。

在夏军溃败后，拓跋焘决定穿上夏国的军服进入统万城，一探虚实。拓跋齐劝阻无效。于是，拓跋焘、拓跋齐还有数名魏军将士，换上了夏军将士的服装，跟随着夏军的溃兵，进入了统万城。然而，有的溃兵曾看到过他们换衣服的场面。统万城守军在获知这个消息后，关闭了所有的城门，防止混入的魏军出城。拓跋焘、拓跋齐等数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混入了夏国的皇宫，拿到了一些女人穿的裙子。到了晚上，他们把这些裙子互相系好，并把一端系在槊上，把槊卡在城垛上。趁着夜色，他们沿着这些裙子，顺利的滑下了巍峨的统万城城墙。

拓跋焘生性节俭，车马衣服饮食，只要刚好够用就行。他从不吃山珍海味，从不给他所宠幸的嫔妃们赏赐华丽的衣服。

赫连勃勃性情奢侈，在建造的夏国首都——统万城时，城高十仞，其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宫殿更是台榭高大，飞阁相连，雕镂图画、绮绣、丹青。拓跋焘对左右的随从们说：“像手掌一样大的小破国家，竟然如此滥用民力！如果不灭亡，还有天理吗？”

大臣们曾经请求拓跋焘增高京城的城墙并且修造皇宫，并说：“《易经》上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萧何有曾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皇宫不够壮丽不足以显示皇帝的威严。’”但拓跋焘却反驳道：“古人曾说过：‘在德不在险。’赫连氏蒸土筑城却仍然被我消灭了，难道是城墙不够高的原因吗？天下还未平定，正需要民力，建造宫室的事情，我是不做的。萧何的话，说的不对。”

北魏将领韩茂跟随拓跋焘讨伐赫连昌，大破敌军。但随后，赫连昌收拢败兵龟缩于统万城，坚守不出。于是，拓跋焘对诸将说：“现在如果穷兵极武的强攻统万城，这不是吊民罚罪、抚慰百姓的办法。明年，我当与诸位爱卿一起攻取它。”于是，北魏军队迁徙民众而还。

拓跋焘在平定赫连昌之后，带领众位将领进入赫连昌的府库，命众将可以任取金玉。众将都把金玉抱了满怀，一名叫公孙轨的将领却不伸手拿金玉。太武帝于是亲自取金玉赐给公孙轨，并对公孙轨说：“你可以说是面临财货而不贪，我之所以对你格外赏赐，是要向众人彰显你的廉洁。”

拓跋焘曾经热衷于下棋。有一次，古弼入宫有事上奏，遇上太武帝和给事中刘树下棋。古弼侍奉坐了很久，不能得到机会报告。于是起身，跑到在太武帝面前揪住刘树的头，拉下床来，用手打他的耳朵，用拳头打他的背说：“朝廷不理事，实在是你的罪过！”太武帝变脸放下棋说：“不听取奏事，是我的过错，刘树有什么罪？你快饶了他！”古弼将事情详细报告。太武帝惊异古弼的公正耿直，并没有追究他的以下犯上之罪，并且同意了他的上奏，将土地赐给百姓。

事后，古弼醒悟道：“臣子在君主面前逞其心志，是有罪的。”于是，古弼前往公车门，取下帽子打起赤脚，弹劾自己请求治罪。太武帝派遣使者召见他。等他到达后，太武帝说：“你戴上帽子穿起鞋子。我听说建筑祭祀处所的时候，跛着脚而修筑，端正帽子而敬神，神赐给他福禄。如此说来你有什么罪过？从今以后，如果利于社稷，有益国家便于民众，即使困顿仓促，你就尽管行事，不要有所顾虑。”

拓跋焘大阅兵，将要在黄河以西狩猎。古弼留守，诏令把肥壮的马匹给予骑乘的人，古弼命令给予瘦弱的马匹。拓跋焘大怒道：“尖头奴（指古弼），竟敢限制我！我回朝廷，首先斩杀这个老奴。”古弼的属官恐惧担心被杀。古弼告诉他们说：“我以为侍奉君主使狩猎不至于娱乐游逸，罪过是小的。不防备意外，使敌寇放肆，罪过是大的。现在北方部族很强盛，南方敌寇没消灭，用狡猾的心愿窥伺边境，是我所忧虑的。所以挑选肥壮马匹预备军事需要，做不测事件的长远考虑。如果使国家有利，我为什么逃避死亡呢！英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劝说。如若降罪，这是我的罪恶，不是你们的过失。”拓跋焘听说后赞叹说：“有如此的臣子，真是国家之宝！”赐给古弼衣服一套、马二匹、鹿十头。

后来，拓跋焘在山北狩猎，大量捕获麋鹿几千头，诏令尚书调发牛车五百辆去运输。不一会儿，拓跋焘对随从的人叹气道：“笔公（指古弼）必定不会给我车，你们还是用马来运送麋鹿吧。”于是拓跋焘等人返回。拓跋焘等人行走一百多里后，收到了古弼的奏疏送到。古弼在奏疏中写道：“今年秋季谷粟成熟，麻菽遍布田野，猪鹿偷吃，鸟雁侵扰，风暴所消耗，早晚相差三倍，乞求怜惜从缓，使农民能够收割运载。”拓跋焘对左右的人说：“笔公（指古弼）果然如我所预测，可以说是国家重臣。”

南朝宋刘义隆的将领到彦之、檀道济频繁进犯淮、颍，大相侵掠。王慧龙竭力反击，屡摧其锋。到彦之在给友人萧斌的信中曾这样讲，“亡人（南朝流亡到北朝的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讶之。”

于是，刘义隆决定使用反间计。在反间计中，所言：“王慧龙因为自己劳苦功高，但是却没有得到升迁重用，对朝廷十分怨恨，暗地里与宋军勾结，并要执司马楚之南叛，如今现在正在等待着刘宋的北伐，一旦有所机会就立刻南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之后，立刻否决了重臣们的猜疑，说此事绝对不可信，一定是宋军效仿齐国人来离间乐毅的手法。为了表示对王慧龙的信任拓跋焘亲自修书一封说“刘义隆害怕将军就如同害怕老虎一般，要用反间计加害于你，我心中自然有分寸。将军可以尽管放心，不要担心外面的风尘之言。”刘义隆的反间计没有成功，于是只好派遣刺客吕玄伯进行刺杀。